原编者按
近期，保马推送了关于鲁迅早年美术观与相关问题的研究，今日推送涂昕老师的文章《鲁迅“博物学”爱好与对“白心”的呵护》一文，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文学活动、为人为文有更加丰富的认识。
本文对鲁迅所“情有独钟”的“博物学"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白心"予以阐述。“白心”既可被理解为偏正结构的“纯白之心”，也可理解为动宾结构的“自白其心”，不过都是指向一种与世界相沟通的“大心”。正是出于对“白心”的呵护，鲁迅寄希望于持有“白心”的儿童，对儿童童话、玩具、生活方方面面都予以重视;同时，鲁迅在翻译童话时,对其中包含"博物学"方面的内容用力用心、求真求美，其间更是有着将文学与"博物学"相沟通的美好用心，试图将人牵向文字之外更细腻更广阔的生活世界。
本文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感谢《杭州师范大学学报》授权保马推送。
鲁迅“博物学”爱好与对“白心”的呵护
文 | 涂昕
鲁迅的《高老夫子》里有两个相互照应的有趣细节，似乎很少为人注意。小说一开头提到高老夫子“还在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椹吃”。[1]短短一句话，展示出他在童年时代也曾拥有天真活泼、与自然欢洽无隔的性情。然而成年之后，却成为一个将自己名字改为高尔础以攀附“大文豪”高尔基、谋教职只为“去看看女学生”的丑态百出之“伪士”。他登上讲台上了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落荒而逃，忙乱间“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教科书也失手落在了地上。“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道：桑—桑科”[2]童年的他曾经与桑树建立过亲密的关系，如今这重重的一击，却起不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了，因为他早已忘却和丢失了童年的那颗心，全然认不出自己纯真时代的伙伴了。
高老夫子这个形象，以及通过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桑树”细节所暗示出的童真及其后来的消逝殆尽，令人想起鲁迅早年的论文《破恶声论》里曾经谈到那些胸中“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的所谓“志士英雄”，鲁迅说与其听他们道貌岸然地吹嘘如何“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这里的“白心”，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动宾结构，即“自白其心”，也就是袒露自我的“内曜”和“心声”。鲁迅在此文一开头就说自己“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继而解释说，“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3]。而在鲁迅看来，这能打破黑暗沉寂的心灵光辉(内曜)、能脱离虚伪奸诈的内心呼声(心声)都来自一颗未受任何腐朽文明污染的“纯白”的心灵，所以我们又可以把“白心”理解成偏正结构，也就是后文所谓“朴素之民，厥心纯白”[4]的那个“纯白之心”。
鲁迅在《孤独者》里借魏连殳之口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也就是说，每个人最初都有一颗“白心”，“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5]换句话说，“希望”之所在，就是要保存好那一颗最初的“白心”，不让它因为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污染而消磨损耗得所剩无几。《野草》里的《风筝》一篇，回忆“我”当年嫌恶十岁内外的小兄弟喜欢风筝，觉得“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有一次竟然把弟弟正做着的风筝折断、踏扁，“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我”看到一本外国的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6]成年的“我”称自己当年的行为是“精神的虐杀”，似乎说得过于严重了;然而对于鲁迅来说，童年的那一颗“白心”是如此的珍贵，它原本需要人小心地呵护、不断地滋养，而“我”竟然如此粗暴地对待——正如先前所说，既然“白心”关联着“内曜”、关联着“心声”，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会把对它的打击和摧残，看作是“精神的虐杀”而每每感到“惊异和悲哀”[7]了。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能呵护和滋养“白心”;我们在鲁迅日记中常常能看到他收藏关于玩具的书籍，例如西泽笛亩的玩具艺术研究《玩偶图篇》[8]、《世界玩具图篇》[9]、《日本玩具图篇》[10]，梅原与惣次等所绘画册《乡土玩具集》[11]，永泽谦三的《玩具工业篇》[12]，江南史朗等人所绘画册《土俗玩具集》[13](分五次购齐十册)，有坂与太郎的《世界玩具史篇》[14]，月冈忍光等所绘画册《玩具绘集》[15](分六次购七册)，久保田米所著《玩偶篇》[16]以及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创作的木刻画集《南华玩具集》[17]等。
当然鲁迅不仅仅留意玩具，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关注。他收藏有《儿童的版画》[18]、《少年画集》[19]等儿童绘画作品;也购读关于儿童的研究著作，1913年9月从日本相模屋买回英国张伯伦的《儿童》一书[20]，1928年1月16日从内山书店买回日本松村武雄的《童谣及童话之研究》[21]，并且还翻译过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22]和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23];日记书帐中出现得更多的是各国的童话，这些童话主要来自日本和德国，也有英国、苏联、捷克、丹麦等 [24]。
鲁迅还特别重视童书的配图，他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到上天空，他想潜入蚂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25]“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切实的知识”，其实正是对一个“博物学家”的要求。
除了喜欢阅读童书，鲁迅本人也动手翻译：他译过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狭的笼》、《鱼的悲哀》、《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古怪的猫》、《两个小小的死》、《为人类》、《世界的火灾》、《爱字的疮》、《小鸡的悲剧》、《红的花》、《时光老人》等十三篇童话[26]，以及三幕童话剧《桃色的云》[27];荷兰作家望·蔼覃长篇童话诗《小约翰》[28];《鲁迅译文全集》也收入了署名许霞(许广平)译的德国女作家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短篇童话集《小彼得》，此书由日本林房雄的译本(1927年东京晓星阁出版)转译而来，原本是鲁迅选给许广平用以学习日语的，许广平译出初稿之后，鲁迅“大加改译”后出版 [29]。另外他还翻译过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萌芽》、《旅人》、《月光波》、《金合欢树之别》、《傀儡子的外套》、《幻影船》、《宵星》、《春天》、《温室的窗》、《紫花地丁》、《病在野间的小鸟》、《岸呀、柳呀》等十二首童谣。[30]
这些童话都包含有大量动植物描写，鲁迅在翻译这些涉及“博物学”方面的内容时，有着格外的讲究。这种“讲究”，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一个是，对这些动植物的译名力求精确——
在《小约翰》的“引言”中，鲁迅交代自己对动植物名的翻译，是先从《新独和辞书》中查出日文名，再从《辞林》中查中国字，查不出的20余种则写信让周建人在上海查考更详细的辞典。[31]之后鲁迅又专门写了一篇《动植物译名小记》，对《小约翰》中颇费踌躇的20多种树木、花草、昆虫、禽鸟、鱼和菌类的译名作了一番解释。他与三弟周建人7次信件往返以商讨译名，后者从德国动物学家赫尔特维希(R.von Hertwig，1850—1937)和植物学家施特拉斯布格(E.Strassburger，1844—1912)那里查来学名再转为中国名，并对照杜亚泉等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除此之外，鲁迅还参考了英国真司腾的营养学著作《化学卫生论》，以及《本草别录》、《玉篇》、《博雅》等中国古籍。[32]
翻译《桃色的云》时，他也另附一文仔细介绍对动植物所采用的不一律的翻译法：(一)用见于书上的中国名，如“蒲公英”、“紫地丁”、“胡枝子”;(二)未见于书上但有地方俗名的，用地方俗名，如日本称为“月见草”的译为北京话“月下香”;(三)有中国名但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如不用“败酱”而用“女郎花”、不用“鹿蹄草”而用“铃兰”;(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如“钓钟草”、“雏菊”;(五)意译西洋名的，如“勿忘草”;(六)音译西洋名的，如“风信子”。动物名则多明确，少有斟酌难定之处，只特别交代了“雨蛙”和“土拨鼠”两种。[33]
鲁迅在其早年的论文《科学史教篇》中，曾经盛赞那种“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34]的精神，他对动植物译名严谨认真至此，也是对一己价值观的践行。在《二心集·几条“顺”的翻译》里，鲁迅批评周太玄先生翻译《生物学浅说》将其中一个人名误作了两位时曾说，“要讲生物学，连这些小节也不应该忽略”。[35]实际上在鲁迅看来，不仅仅是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需要这样的态度，人文艺术乃至人类思想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这样一份至真至诚的热情、专注和投入，以激荡出个人的“神思”、“心声”与“内曜”。为孩子们翻译童话，有着以身作则的连小节都不忽略的责任感，在在见出呵护“白心”的恳切愿望。这是一层意思。
鲁迅对动植物名的翻译特别重视，还有另一层原因。他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在很多篇“译后记”里都强调后者“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梦幻，纯白，而有大心”[36]，“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37]他“对于一切的同情，和荷兰人蔼覃(F.Van Eeden)的《小约翰》(Der Kleine Johannes)颇相类。至于‘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38]这里反复强调的，就是那样一颗“纯白”、“纯朴”、“纯洁”的“赤子之心”，都可与《破恶声论》中的“白心”相通;在鲁迅的理解里，这颗“白心”是很“大”的(“纯白，而有大心”)，因为它有着“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的“对于一切的同情”、“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也就是说，这种“大心”、“对一切的同情”，不光局限于对待自我以外的其他人，也在于我们人类(“人间的疆界”)以外的万汇百物(“大旷野”)——所谓“与造化为友”，“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39]。而这份“大心”，在爱罗先珂的童话以及蔼覃的《小约翰》里，正是以生动地描绘、用情去体贴大自然里丰富多彩的动物、植物的方式来呈现的。而鲁迅对这份“纯白”的“大心”有所感应、视若珍宝，一丝不苟地求索动植物译名，正是用这种方式向其致敬。
鲁迅除了对译名求“真”以外，也格外求“美”：上文已经写到在《桃色的云》中因为语言“美丑”的缘故，一些植物用日本名不用中国名。再比如一种蓝色的小野花“露草”，“在中国叫鸭跖草，因为翻了很损文章的美，所以仍用了原名。”[40]妙伦的《小彼得》里有我国并不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茛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也为此”，鲁迅嫌“獐耳细辛”这名字太古板，则从日文名“雪割草”意译为更富诗意的“破雪草”[41]。鲁迅多次说“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 [42]、不够“优婉”[43]、“不易作天真烂漫的口吻”[44]，所以“最不宜于译童话”，无法表达“原作的从容与美” [45]。说到语言文字，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法简单地下一个结论，这里不拟深究;所谓“急促”，不够“优婉”和“天真烂漫”，自有其深因，仅仅从我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来说，当文字不急于奔向预设的“目标”，而愿意在天地万物之间停驻、流连时，就会有一种“从容与美”。正如周作人说能做好文章的人“爱惜所有的意思”，“随时随处加以爱抚”：一如风不肯让万窍虚度，时时鼓动大大小小的洞穴同时呐喊歌唱，又如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46]
扬之水先生谈《诗经》中有丰沛的山水草木、鸟兽虫鱼，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诗之‘为物也多姿’，而由这多姿之物展示出一个纷繁的世界，更由这可见之纷繁而传达出一个可会可感、深微丰美的心之世界。‘物象’，归根结底表达的是‘心象’。而诗所特别具有的深致、委婉、温柔敦厚的品质，诗之伸缩包容、几乎具有无限潜能与张力的语言，正是由‘物象’与‘心象’的交织与混融来成就的。”[47]
鲁迅看重文学中有一个“博物”的世界，即是对 ‘为物也多姿’有所领会;而为这个“博物”世界中的花草树木仔细挑选一个美好的译名，是尝试着将文学与“博物学”更好地沟通起来，即所谓“由这多姿之物展示出一个纷繁的世界，更由这可见之纷繁而传达出一个可会可感、深微丰美的心之世界”。鲁迅当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博物学课程、给植物学家铃木圭寿做翻译，用别人眼里“似乎是浪费”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植物的讲义”[48]，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吧。
周作人也曾表示过类似的意思：介绍英国动物学家汤木生(J.A.Thomson)的《秋天》一文时，赞叹其“能够将科学与诗调和地写出”[49];称法布耳是“科学的诗人”，他的《昆虫记》是“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50];对“诗人兼科学家”的程鹤西所著《农业管窥》十分喜爱，说它“于学理与数字之间，仍多有文学兴味存在”[51]。特别值得作一参照的是，周作人翻译文学作品，也跟其兄一样，对“博物学”方面的内容有着特别的重视。比如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除了周作人翻译的版本，还有丰子恺和林文月的，略一对照，就会发现周氏的译本有着远为细致精心的注释，与正文形成极为美妙的互文关系——比如解释一些古怪的动物名由来：“裂壳虫系直译原义，乃是小虾似的一种动物，附著在海草上边，谓干则壳裂，古歌用以比喻海女因恋爱烦闷，至将身体为之破灭”。[52]谈及子规(即杜鹃鸟)的叫声，作注补充说：“子规初啼的时候，声音还是艰涩，但到了五月，仿佛是自己的时候到了，便流畅起来了。”[53]对各种花木的注释尤为周详，再加上文辞古雅，读来真是爽心悦目，任取一段为例：“胡枝子原文作萩，但中国训萩为萧。盖是蒿类，并非一物。《救荒本草》有胡枝子，叶似苜宿而长，花有紫、白两色，可以相当。‘萩’字盖是日本所自造，从草从秋，谓是秋天开花，有如山茶花日本名为椿花，从木从春会意，非是形声字也。”[54]
将文学与“博物学”相沟通，一方面能让这个文字的世界更大、“有大心”，另一方面，它牵引人朝向文字之外广阔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每个人具体的情感记忆。鲁迅为翻译《小约翰》多方查考动植物译名，有时候即便得知书上的学名，依然无从想象其具体的形色;而另一些时候，文字转换之间，唤起的是可亲可感的旧时经验：“虫类中的鼠妇(Kellerassel)和马陆(Lauferkalfer)，我记得在我的故乡是只要翻开一块湿地上的断砖或碎石来就会遇见的。我们称后一种为‘臭婆娘’，因为它浑身发着恶臭;前一种我未曾听到有人叫过它，似乎在我乡的民间还没有给它定出名字;广州却有：‘地猪’。”[55]在介绍《桃色的云》中动植物译名的文章最后，鲁迅谈及日本的“七草”，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涉及民俗的“博物学”小品来读：
“七草在日本有两样，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为芹，荠，鼠麯草，繁缕，鸡肠草，菘，萝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于《万叶集》的歌辞，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麦，女郎花，兰草，朝颜，近来或换以桔梗，则全都是赏玩的植物了。 他们旧时用春的七草来煮粥，以为喝了可避病，惟这时有几个用别名：鼠麯草称为御行，鸡肠草称为佛座，萝卜称为清白。但在本书却不过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没有关系了。秋的七草也一样。” [56]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翻译《枕草子》时，对“嫩菜”一词也有如下注释：
“原文‘若菜’，指春天的七草，即是荠菜、繁缕、芹、芜菁、萝菔、鼠麴草、鸡肠草。七种之中有些是菜，有的只是可吃的野草，正月七日采取其叶食作羹吃，云可去除百病，避邪气。”[57]
动物、植物，看似微不足道，往往为胸怀“大志”者所忽略。然而对于另一些有心人而言，它们作为造化所生之具象，沟通着广阔的天与地，其成长繁衍、开花结果，传递出的都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草木虫鱼，如今似乎已经成为风雅之士赏玩的对象，然而在人类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它们实际上与百姓生活、民间生计脉脉相通，博物之学与风俗民情，原本就是难分难解。周作人当年鼓励青年多读风土博物志，“本意实在是想引诱他们，是的，我老实的说引诱，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微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不敢去劳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58]
注释：
[1]鲁迅：《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76页。
[2]鲁迅：《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83页。
[3]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页。
[4]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2页。
[5]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93页。
[6]鲁迅：《风筝》，《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88页。
[7]鲁迅：《风筝》，《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87页。
[8]《玩偶图篇》，[日]西泽笛亩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9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39页。
[9]《世界玩具图篇》，鲁迅日记中又作《西洋玩具图篇》，[日]西泽笛亩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9页。
[10]《日本玩具图篇》，[日]西泽笛亩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额出版，《玩具丛书》之一。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68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九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28页。
[11]《乡土玩具集》，[日] 梅原与惣次等绘，昭和九年至十年(1934—1935)东京白与黑社木刻彩印本。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13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日记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67页、547页。
[12]《玩具工业篇》，[日]永泽谦三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2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提及此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74页。
[13]《土俗玩具集》，画册，江南史朗等绘。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东京白与黑社木刻彩色印本，十册。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60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九月四日、十二月十七日，《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四月三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47页、第550页、第567页、第587页、第600页。
[14]《世界玩具史篇》，[日]有坂与太郎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75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09页。
[15]《玩具绘集》，[日]月冈忍光等绘，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白与黑社木刻本，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39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五月六日、六月二日、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五日、十月十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600页、第606页、第610页、第616页、第618页、第626页。
[16]《玩偶篇》，[日]久保田米所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9页。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603页。
[17]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86页。
[18]苏联美术书，参见杨永德、杨宁：《鲁迅最后二十年与美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09页。
[19]鲁迅曾在《日记二十二[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提及此书，《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54页。
[20]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7页。
[21]参见鲁迅：《日记十七[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66页。
[22]《鲁迅译文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46—55页。鲁迅曾在《癸丑日记[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提及翻译此书，《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83页。
[23]《鲁迅译文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7—71页。鲁迅曾在《甲寅日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及此书的翻译，《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1页。
[24]鲁迅在日记、书信及其它地方提到的童话大致有(不包含鲁迅本人翻译的)：[日本]高木敏雄《高木氏童话》(日记1917.10.2)、池田大伍《支那童话集》(日记1925.8.11，书信360328致增田涉)、童话作家协会编 《日本童话选集》(日记1927.11.4)、武井武雄童话《兰姆兰姆王》(日记1929.2.17)、佐藤春夫童话《插图本美代子》(日记1933.11.14)、恩地孝四郎等诗画集《海的童话》(日记1934.8.26)、内田百间童话《国王的脊背》(日记1934.9.16)，[德国]的格林兄弟《格林童话集》(日记1929.6.16，7.6，12.10，1930.1.25)、《格林童话》(日记1934.9.10)、豪夫的《豪夫童话》(日记1929.7.6)、贝林斯·高德福鲁格林《神仙与鸟》(书信290420致李霁野)、至尔·妙伦童话《真理之城》(《真理之堡》(日记1930.4.30)、德恩哈尔特《自然史底国民童话》(《朝花夕拾·狗·猫·鼠》)，[英国] 巴雷的《开新顿花园里的潘·彼得》(日记1929.5.7)，[捷克] 恰彼克的《达先卡——小狗的成长》(日记1934.6.8)，[苏联]《苏联童话集》(日记1933.1.14)、《熊之生长》(《小熊是怎样长成大熊的》，书信350408致赵家璧)，[丹麦]安徒生童话集《旅伴》(日记1924.10.29)，还中文的《世界宝玉童话丛书》(1932.6.23，9.2)、《稻草人》(《〈表〉译者的话》)等。
[25]鲁迅：《看图识字》，《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7页。
[26]前九篇收进《爱罗先珂童话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与1922年7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四篇则放入爱罗先珂的另一本童话集《幸福的船》，1931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参见《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440页。
[27]1923年7月北京新潮社将单行本列为《文艺丛书》之一出版，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1934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参见《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2页。
[28]1928年1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参见《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页。
[29]该书由上海春潮书局1929年11月出版。参见《鲁迅译文全集》第五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6页。
[30]前十一首是《蕗谷虹儿画选》中的配诗，该画册1929年1月出版，为上海朝花社所编美术专刊《艺苑朝华》之一种(第1期第2辑)。最后一首译于1929年，未曾发表。参见《鲁迅译文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80页、第286页。
[31]参见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9页。
[32]参见鲁迅：《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10—113页。
[33]参见鲁迅：《记剧中人物的译名》，《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15—216页。
[34]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6页。
[35]鲁迅：《几条“顺”的翻译》，《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51页。
[36]鲁迅：《〈池边〉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7页。
[37]鲁迅：《〈狭的笼〉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4页。
[38]鲁迅：《〈鱼的悲哀〉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6页。
[39]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6页。
[40]鲁迅：《〈春夜的梦〉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8页。
[41]参见鲁迅：《小彼得·序言》，《鲁迅译文全集》第五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6页。
[42]鲁迅：《〈池边〉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7页。
[43]鲁迅：《桃色的云·序》，《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5页。
[44]鲁迅：《〈鱼的悲哀〉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6页。
[45]鲁迅：《〈池边〉译后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7页。
[46]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11页。
[47]扬之水：《诗：文学的，历史的》，《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28页。
[48]参见夏丏尊：《鲁迅翁杂忆》，《大家小集·夏丏尊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63页。
[49]周作人：《科学小品》，《周作人文类编·人与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9页。
[50]周作人：《法布耳〈昆虫记〉》，《周作人文类编·人与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3页。
[51]周作人：《农业管窥》，《周作人文类编·人与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12、114页。
[52]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台湾版)，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70页。
[53]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台湾版)，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69页。
[54]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台湾版)，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88页。
[55]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8页。
[56]鲁迅：《桃色的云·记剧中人物的译名》，《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16页。
[57]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台湾版)，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12页。
[58]周作人：《风土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408—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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