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什么是“毛泽东哲学”，如何给“毛泽东哲学”命名是研究和阐发毛泽东哲学的关键，但“毛泽东哲学”的命名和统摄毛泽东哲学的核心范畴的获得，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是从哲学史实际和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失序与意义失落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在“秩序”建构和“意义”形塑的哲学观视域中来命名“毛泽东哲学”和把握其合理内核。毛泽东哲学的贡献和意义恰恰在于成功解答了中国社会秩序问题和人民的生存、生活意义问题，重建了中国社会治理秩序和生活意义世界，而这个秩序和意义的世界又正是以“人民民主”为合理内核和总体性范畴来建构和统领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核建构的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毛泽东哲学，也因此而具有世界意义，与现代世界哲学形成有效对话，成为合理的世界哲学理论形态。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哲学就是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秩序重建和意义重塑的民族危急时代产生的。毛泽东哲学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时代课题作了总体性解答，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其思想影响和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国界，跨越了时代，深刻改变了世界。但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如何合理命名“毛泽东哲学”，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毛泽东哲学”命名之难与几种代表性的命名活动之考察
对“毛泽东哲学”的命名，向来充满争议和困难。王南湜教授曾指出，毛泽东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在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毛泽东自己的特有的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人们又通常将这两种哲学置放在一起，特别是将毛泽东特有的哲学纳入到教科书体系之中，这往往既导致了教科书体系逻辑上的不自洽，也使得毛泽东独特的哲学思想被遮蔽”。所以王南湜试图从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的双重视角、双重逻辑去说明毛泽东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一致性或实质上“不是同一种哲学”。王南湜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双重视角、双重逻辑论的思路固然道出了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命名活动的困境，但困境却有待破解。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的理论话语、文本确实与其实践活动之间有一种“矛盾”性内在张力关联存在，但不能说“不是同一种哲学”，因为理论和实践、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本来就存在一种张力，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可能完全一致，现实世界的持续变动一定会引起理论解释活动的修正。因此，必须还得从“哲学观”和对毛泽东哲学的核心范畴的确立上去澄明毛泽东哲学。
从对“毛泽东哲学”的通常命名或设置来看，除了如“斗争哲学”、“民粹主义”、“唯意志论”和“心理主义”等的理解路径可“悬搁”外，比较普遍的有三种。一是毛泽东哲学的“儒学化”理解，夸大传统思想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和在毛泽东哲学中的地位，夸大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哲学的异质性;二是以比较便捷的方式把毛泽东哲学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是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论框架出发，把毛泽东哲学看作是一种近代认识论或苏式教科书的仿制。这三种理解命名因其过于简单、取巧、轻率，既不能探明毛泽东哲学的真相和说明其价值，也与毛泽东哲学智慧极不相称而引起普遍的失望。
面对“毛泽东哲学”命名之困境，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引入新的理论范式和视角来迫近、深达毛泽东哲学的本真。如“人学”、中西哲学融合、实践哲学等，甚至也有从结构主义视角、后现代视角来重新观察和命名毛泽东哲学的。这些新的命名活动都在表明毛泽东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其中比较有影响和值得关注的是从实践视角来赋予的毛泽东实践哲学、实践智慧的命名，如李佑新教授认为，“以实践哲学的范式来重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更能贴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但实践视角和实践哲学的解读对于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当代价值、世界影响以及“人生意义”维度，还有值得推进和深入之处。
因此，必须在新的哲学观视域中命名“毛泽东哲学”，寻求毛泽东哲学“吾道一以贯之”的且能使毛泽东哲学的独特创造、影响、意义得到合理理解的内核。
提出一种哲学命名，首先应该澄清其前提和方法，“毛泽东哲学”的命名须基本满足如下理论和方法上的条件:一是须以符合哲学活动的目的和哲学史实际呈现出来的哲学观来进行命名，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确定一个哲学家的核心范畴和理论。这是命名的基本前提;二是对“毛泽东哲学”的命名既要切合毛泽东哲学的实际内容的总体性，在毛泽东哲学总体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中确定其名称，做到名实相符，也要能兼容目前的各种外围的命名，使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亲和性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把它放到合理的位置，甚至不能以毛泽东本人个别情况下的个别论断为根据;三是这个命名能充分合理地解释毛泽东哲学的世界性影响的事实和意义。否则，各自抓住毛泽东哲学的某方面或毛泽东本人某种情况下的论断(如“哲学就是认识论”)，自然难以圆融通达，使毛泽东哲学晦而不明。
在此，通过引出新的哲学观视域——哲学是“秩序”建构和“意义”形塑的活动——和对毛泽东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范畴的探寻，尝试对“毛泽东哲学”提出新的命名:毛泽东哲学是以“人民民主”为核心范畴的关于“秩序”与“意义”的世界哲学理论形态，从而不仅使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得到应有的合理说明，又能以此统摄毛泽东哲学各方面的独特理论创造——如自觉能动性、实践智慧、矛盾特殊性等，充分阐释毛泽东哲学影响和改变世界的那种奠基性的东西，走出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困境。
二、“秩序”与“意义”的哲学观视域中的毛泽东哲学
从哲学史看，哲学致力于为宇宙、历史、社会“理”出一个秩序，探索什么是有意义的值得过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之有序、人生之向“善”的追问可谓哲学之“大同”，提供社会秩序和人生意义也就成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思想家们所谓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生、人生境界等都是对秩序和意义的运思，哲学家们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未来的思想引领都以一种秩序和意义为根本和目的，且只有哲学才能承担这项任务、满足这一功能。无论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有多大的差别，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即凡是有深刻、广泛影响的哲学理论都会聚焦于人类生活秩序和人生意义，为人类良序“善治”和“良善的生活”而不断上下求索，反之，如果没有提供这种秩序和意义，都不会被称为重要的哲学家。
“天下”秩序和人生意义是哲学探寻“良善生活”的基本内核。仅仅只有秩序而缺乏生活意义，这种秩序是不稳固不长久的，长治久安的一定是天下归心，这是古往今来哲学的应有之义。“现代性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生成之前，人类生活秩序及其意义是由整体性的超越秩序所提供和保障的。”“这种超越性的整体，不仅是现实社会秩序的根据，而且是人心秩序和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是有限人生种种活动被赋予意义的终极关切”。中、西方哲学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所探寻和奠定的“秩序”与“意义”系统，成为人类文化的活的灵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雄称霸，礼崩乐坏。面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如何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成为先秦诸子百家致思的客观现实动机。诸子百家学说虽有不同，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其“多出于救世之弊，注重当前世界、现实人生，是对政治的积极回应”，都是在提供治国安邦方法，提供救世与救心的良方，都希望为秩序和权威提供原则和论证，重建社会生活的实际秩序，从而达到天下一统、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通过重新解释传统的礼乐来重建超越个体的“仁义之序”和成就有意义的人生，从而成为后世社会的主导思想。柏拉图在给狄翁的朋友和同伴的第七封信中指出:“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如何治理城邦，克服智者派的价值虚无主义，实现城邦的正义，成为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和思考方法，突出了哲学与大众的矛盾和对正义秩序、灵魂意义的理想追求。
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提供的“秩序”和“意义”体系囊括了人类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制度与精神。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所提供的“秩序”与“意义”系统，曾经为维系人类生活的有序运行和从根本上化解人生难题做出了规范，但这些理论体系在西方现代性以来都遭遇到深刻的危机和挑战，无论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变局”总体性危机还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都在要求新的秩序和意义体系的建构。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都是以关怀人类生存、关注“意义”构建、合理安顿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根本动机的。
中国哲学在“轴心时期”所创造和阐发的“天下”秩序和人的意义价值系统，千百年来为整个民族所认同、遵循和践行，但在现代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一步步剥落，终而崩解。自强运动，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努力，都没有真正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形成为“人民”，自然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提供系统的秩序和意义理论并付诸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没有起来，人民还是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中国社会还是一盘散沙，根本看不到希望和前途，人的价值更是不可能得到实现和发挥。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一切理论和实践都要以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为指针。在世失其序、精神萎靡的情况下，需要熟悉中国实际、把握时代精神、带领民族振兴的理论创造，重建秩序重塑意义，毛泽东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创造。这一理论创造提供的正是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意义体系的重塑和创造性转换。
毛泽东哲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和人的意义理论，为苦难中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一整套现代中国秩序建构和意义获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哲学提供的秩序意义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召唤、组织人民，以社会历史的主人翁姿态和主体性意识担负起天下兴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责任，走民主和团结的路线，经过“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走出晦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现实。概括地说，就是走出一条“人民民主新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和社会，创造出充盈敞亮的意义世界。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三、毛泽东哲学提供的秩序和意义体系的核心范畴——人民民主
毛泽东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哲学的人民性，为人民所共知。“人民性”、“人民主体性”这些概念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人的自觉能动性和主体性，但“善治”和“意义”还是晦而不明，还不能作为毛泽东哲学的“一以贯之”总体性范畴。毛泽东哲学的“秩序”、“意义”维度只有“人民民主”范畴才充分表达出来。毛泽东哲学的“人民民主”内在包含着人民主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善治”良序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意义追求，“人民民主”才是毛泽东哲学的总体性核心范畴。
(一)“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简单的命题却富有深刻的哲学意涵，包含着对人民“善治”秩序和人民“良善的生活”意义世界的追求。
人民民主首先是“人民”作为整体主体性的“在场”。“毛泽东的‘民主’贵在‘人民’二字，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是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称为“上帝”，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人民是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认知主体，“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可长期以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声影被埋没、权利被轻忽、尊严被践踏，人民也没有团结和组织起来，自觉到自身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哲学的“人民民主”把“四大阶级”凝聚为“人民”整体，凝聚为新型人民政党、新型人民军队、新型人民政权，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使“人民”概念成为政治与伦理的耦合概念。人民树立起自身的权威，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确立，才有可能建构属于人民的良序。
人民民主是全面的实质的有效民主，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善治”。人民民主不同以往任何形式的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人民民主是实质民主，人民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实现广大人民自身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参与、监督制约公权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新就新在人人起来负责。也只有人民民主，才能真正让人民起来。人民民主是有效的民主，民主不是摆设，民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民主形式，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和时代课题的，是为了达到秩序上的“善治”。“民主最多能够为政府提供程序的合法性，而善治能够提供的是实质的合法性。”
“人民民主”同时意味着意义的生成、觉解和意义世界的构建。“人民民主”并不只是一种秩序建构，同时还是“意义”生成和精神变化。“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目的”即意义的“理想性追求”。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不是把人生理想、意义建立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而是建立在人民自身的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毛泽东哲学“人民民主”确立人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一套崭新的人生意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提供的人生意义的具体内涵: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一是“人民主体”为人的意义生成提供了理论前提。这个主体的内涵是全面的，既是认识主体，更是劳动实践主体、历史主体、价值主体，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人，不是抽象的理性主体。二是在人民民主社会里，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充分发挥，自觉到自己是历史、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革命和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人民的生产、生命活动不再是异己的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人民广泛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人人起来负责”的主体性和主人翁意识，既是表明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也是人民的人生意义的发生和实现，社会发展、国家共同体不再是与自身无关的或仅仅是“肉食者谋”的事情，而是人民的永恒事业。中国人民从自身感性生活和感性活动中自觉到主人翁精神和主体地位，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种屹立的姿态不仅是指民族独立，更是精神上的强大和信仰的高远。
(二)“人民民主”是毛泽东哲学“一以贯之”的概念，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简练表达和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遵循，是统摄其他创造性思想的总体性概念。通过“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创新，不仅回答和解答了时代课题，在“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中，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能引领中国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建设新世界，为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为构建新的人民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善治”和中国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属于人民的世界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的创造性概念、命题，如实事求是、能动性、改造主观世界、矛盾辩证法等，都能在“人民民主”为核心概念的周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哲学视域中，无论是改变世界的感性实践活动还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都不过是人民主体的“谓词”;“人民民主”既是人的意义本身也是人的意义实现途径，人民主体地位、主人翁意识的唤醒和确立，这是人的意义的确立，如果没有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尊重人民主体意识，则那些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意义的言说和理论主张都是抽象的虚幻的甚至是欺骗的。因此，确立这一以“人民民主”为内核的“一以贯之”的秩序和意义理论体系，那些加诸于毛泽东哲学的各种污名，就不得不偃旗息鼓。
(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而“人民民主”这面光辉旗帜，是由毛泽东哲学对秩序和意义的理想性追求与理论表达擎起的，毛泽东哲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社会达成善治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奠基思想;毛泽东哲学主张: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通过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实现人民民主，构成完整的“人民的治理”善治体系，是“善治”和“良好的生活”的一体证成，这才是作为人民生命、社会主义生命意义上的民主，即是从建章立制、人文化成的“超越性”意义上来重塑秩序和意义，根本契合“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道者人所共由”，人民民主就是人民之道，人民民主才是实现人生意义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间正道、天下大道。因此，只有在“秩序”和“意义”的哲学观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及其对现代政治文明、政治哲学的再造之功。
四、作为世界哲学合理形态的毛泽东哲学
人民的觉醒，人民对美好生活、公平正义的追求，既是时代呼声、时代精神，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理当成为哲学的主题。毛泽东哲学正是对时代课题的解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哲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民主”为核心范畴，成功解决中国社会秩序问题和人民的生存意义问题，提供了以“人民民主”为合理内核的系统的“秩序”和“意义”理论，这既是真正反映中国人民的基本愿望和要求的思想，也符合和反映了世界人民对良序“善治”“优良的生活”的理想追求，从而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同、响应和实践运用，人民的正义事业也总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援(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争取人权的斗争)。正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创造和实践，毛泽东哲学具有世界哲学品质，是现当代世界哲学的合理形态。因此，须从世界哲学、未来哲学的视域来深化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彰显毛泽东哲学作为世界哲学合理形态和对人类秩序与意义重构重塑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对世界哲学贡献了高超智慧和人民性终极关怀。毛泽东哲学突破了旧有的哲学框架和叙事方式，创建了人民史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知与行达成统一，贡献了“人民民主”理论和经验，开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哲学智慧的“新生面”;毛泽东哲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熟练运用辩证思维艺术、驾驭复杂现实问题、准确把握和引领事物发展趋势的战略眼光，不仅用人民的语言、风格、气派解释世界，诗思合一，而且深刻改变世界;毛泽东哲学智慧植根于人民，正如柏拉图的“太阳善喻”把“善”喻为“太阳”一样，毛泽东以人民的苦难为念、以人民得解放为任，视人民大众为“上帝”，人民也认毛泽东为“心中的太阳”，哲人风范在毛泽东身上达到了新的标杆。
毛泽东哲学无论是在毛泽东年代还是在当代都有深远的世界性影响。毛泽东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与意义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对此政治家与学者多有论列，如庄福龄先生著的《睿智传千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远意义》、薛广洲教授著的《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等。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哲学在世界哲学上赢得的广泛深刻的影响，既表现在对专业哲学家的启迪并能与之形成有效对话，甚至与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也有某种互观性，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哲学对人类现实社会运动，政治秩序、人生意义的建构和塑造的深刻影响。无论是职业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学生、企业家，都受益于毛泽东哲学智慧的启发并学会思考。因此，毛泽东哲学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文化、区域的界限，成为当代的“我们的同时代人”。毛泽东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之所以留下如此巨大的身影，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哲学的人民性和对人类秩序、意义的理论表达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人民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精神。
毛泽东哲学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有深刻的启示和教益。全球治理秩序问题与人的意义问题是世界性问题，也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问题，是根本问题，“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在此情况下，中西方哲学都以政治哲学、伦理学为第一哲学(赵汀阳、列维那斯)。真正的哲学在根本意义上都应不断回应时代呼声，为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提供一种“秩序”和“意义”。当前，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人民都普遍存在着对全球社会治理秩序的担忧，都普遍感觉到意义的失落。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和意义体系正因为缺乏“人民民主”而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败，个人也苦于原子式个体的孤独、虚无和宗教式“处境的幻觉”;在当代中国社会在急速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秩序和意义体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现代性问题凸显出来，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失范，价值虚无化，人生的无意义感”。因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充分阐发和借鉴毛泽东哲学，构建既有秩序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未来社会的秩序体系和意义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所要“立”的就是“意义”、“开”的就是“良序”，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走人民民主的道路，人民民主与人的意义、价值追求与历史活动的统一，是人类走出“世失其序”、意义坠落的命运的惟一选择。
（简介：彭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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