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下旬，曼德勒会战令后，日军在曼德勒方向按兵不动，而向腊戌、八莫、密支那急进，十余天进占密支那，中国远征军就近回国的退路被完全切断。4月30日，远征军收到命令各自撤退，部队分成了多路迂回撤退。如今，从高处遥望，曼德勒城平静安祥。来源：新浪图片
曼德勒会战背后上演的美、英、中三国政治宫心计，使得本可能团结一致的中国远征军，领导混乱，沦为了蒋公谋权的踏板。
《敦刻尔克》乃是本周最受关注的电影。当然，普通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不怎么关注该段历史。这部电影之所以吸引眼球，有一大半原因是不久前吴京刚刚举着国旗好好教训了西方雇佣军。当大反派嘲笑中国人“东亚病夫”时，吴京恶狠狠地手起刀落：“那是以前!”让人一下子觉得穿越回了霍元甲。……
当然，除了这句台词冰冷生硬外，全片可圈可点之处为数不少，十分具有大片范儿，五十几亿的票房也是吴京不断努力的最好回报。可就是这部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电影，老外居然不给排片，令人愤慨!
更令人愤慨的是，明明是德国军队赶鸭子似的撵得英国佬玩命狂奔，诺兰却厚着脸皮把它描绘得无比光荣正确。就这居然还想在中国大卖，真是欺我无人!大抵哈罗德·亚历山大，这个“发电机计划”(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军事行动代号)的英军指挥官，会以“跑路”彪炳史册。敦刻尔克跑路坑了四万法国陆军，缅甸跑路又坑了十万中国远征军。相比较这两大功绩，突尼斯战役什么的都微不足道。聪明的中国网友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梗，这是我们抵制《敦刻尔克》的绝好理由。
其中当然少不了周小平同志。在他的授意下，乃妻王芳撰写了雄文《抵制电影<敦刻尔克>，是一个民族的自觉和自重》。其中说道：
《敦刻尔克》电影所表现的是英国在亚洲抵抗日军的英勇神武。但实际上，这部片子却是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粉饰英军的同时，更是埋葬和无视甚至是抹黑了中国人的英勇抵抗。
当时，英军以曼德勒会展(按，应为“会战”)为要挟，强迫10万中国远征军在乔克巴为英军撤退充当肉盾和炮灰。……(参见周小平的微信公众号“今日平说”9月5日的推送)
这真是继“东海带鱼养殖业”之后又一起严重的意识形态事故!王芳同志振振有词地批判《敦刻尔克》“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不禁令人想起前段时间《文艺报》有文章痛骂台湾学者李欧梵“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言归正传，既然王芳同志提到了中国远征军和曼德勒会战的事情，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军队第一次参加远东盟军作战就如此狗血?——不惟中国远征军与英军在战役攻防上缺乏协调，就连物资分配也沟通不畅，这是因为亚历山大长了兔子腿，还是另有隐情?
中国远征军 图片来源：网络
仅剩的对外交通线
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背景。
大家知道，1938年秋日军攻占武汉、广州，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南岳军事会议称之为“中期抗战”)。按照日本政府对形势的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从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对此，“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这也就是说，日本人要从全面进攻，转向封锁国民政府的对外交通，促使蒋政权从内部瓦解。
“黄金十年”辉煌掩盖下的中华民国却是一个连基本工业生产能力都不具备的国家。比如直到抗战前夕，我国石油、钢铁、机械、车船等几类重要战略物资的自给率仅分别为0.2%、5.0%、23.5%、16.5%，1936年关内各省石油总产量只有327吨，而仅钢铁一项每年即需进口646474吨。国民政府不仅没有上述战略物资储备了，就连子弹和枪械配件储备也没有。按照王正华的统计，《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的统计，1932年到1934年，子弹进口净值达33662186关两，年均1122万两。面对这样的对手，是谁都能想到封锁它的外部交通线。
那时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大概有五条：
第一条走华南，由广州经粤汉铁路输送到内地。1938年10下旬，广州沦陷，这条交通线被切断。
第二条走桂越公路，它由越南北部进入广西。1939年11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占领南宁，切断桂越公路。
第三条是连接云南和越南的滇越铁路和滇越公路。说来这条交通线跟我们的《敦刻尔克》还有点关系。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第1军仓皇逃回英国后半个月，即1940年6月21日，法国投降。日本趁机威逼法国维希傀儡政府，并于当年9月抢占越南北部，切断了滇越铁路和公路。
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政府最依赖的实际是这第四条交通线：走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连接苏联的西北交通线。然而1939年8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彻底玩弄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1941年4月13日，在纳粹的撮合下，又是莫洛托夫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加之一个多月后，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援助于是告吹。
第五条：滇缅公路。
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条获取外援的交通要道，也是日本人必须切断的补给线。云南从大后方倏然变成了前线。
滇缅公路路线图 图片来源：网络
1941年12月10日，日军飞机炸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英国人在印度支那失去了海军的保护，缅甸危在旦夕。形势危急，英国人需要中国军队保护，中国人也需要滇缅公路获取外援，远征军的问题浮出水面。
丘吉尔的小算盘
珍珠港事件才几天，1941年12月22日到1942年1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会上，罗斯福总统建议分别设立中国战区和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当然是蒋公，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则由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担任。
蒋委员长和韦上将，一个管中国大陆一个管南太平洋，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这个划分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当中却包含了一个大的隐患：处于两个战区之间的滇西缅北谁来负责?
这两个战区是罗斯福建议成立的，但滇西缅北到底算在中国战区还是南太平洋战区，华府自己却没个准头。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在起草的备忘录中，建议中国战区的范围，“应包括缅甸的东北部，以及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凡是合作国部队可能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说，滇西缅北算是蒋公的地盘。但罗斯福总统在审批时，却特意删掉了“缅甸东北部”，把它划给了英国人。
华盛顿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才两天，《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就满怀憧憬地鼓励美国人民，“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因为“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
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对日作战固然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政要已经在盘算战后的国际格局——“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荷、法帝国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谁将填补这一权力真空?肯定是讨厌的俄国人。那么谁最有可能“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站在我们这一边”?
更何况美国高层十分清楚已成惊弓之鸟的英国驻军大概是什么货色：就凭他们也想挡住日本人?马歇尔之所以把“缅甸东北部”划给中国战区，正是出于军事的角度考虑：缅甸对日作战只能依赖于中国军队。
对此，丘吉尔后来在《二战回忆录》里还酸溜溜地说道：
在华盛顿时，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
仅凭这副酸样，我们也会疑惑，这位老牌殖民主义者能同意马歇尔的安排吗?
记得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曾在1942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这样写：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戴师长之所以这样写，是出于一个典故。他在附记中写道：
武侯南征北返，缅人留之，武侯慰之云：我还重来。缅人询以重来之期，武侯指缅中不开花之草云：此草开花，余重来矣。自武侯回国后迄今，所指之草并未开花，去岁忽然开花，而缅人亦早知王师应到达矣。
当年诸葛亮南征孟获，得胜而归。历经1700年，中国军队再次南征，忽闻缅中芳草突然开花，有此吉兆，能不令戴将军豪气盎然，亟思重建武侯功业?
但不知道戴安澜将军此时是否意识到，“缅草开花”这一异象对于他，对于整支中国远征军其实远非吉兆，而是大大的凶兆?
戴安澜说武侯南征至缅，绝非空穴来风。有学者就考证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中的“不毛”二字，不是指“不毛之地”，而是缅甸八莫地区的音转。另外，根据孙克刚将军《缅甸荡寇志》的记载，当时中国远征军行进至距八莫七十多里的庙堤时，发现了明代万历十二年三月所刻的碑碣，上面记录了大明征西将军刘綖与当地土司的誓词。中国内地与缅北地区的联系可能不见得早到三国时期，但明清“改土归流”推及此处，应该于史可据，当地居民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则更是不争的事实。戴师长的诗作暗示了，一旦华军入缅作战，“苦于殖民统治久矣”的缅北人民能不箪食壶浆以待王师乎?
戴安澜将军 图片来源：网络
戴安澜、孙克刚等将军知道这个情况，远在伦敦的丘吉尔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这个铁杆帝国主义政客后来曾有一句名言而为许多中国人厌恶：“中国人想要收回香港，除非我从他们裤裆底下钻过去。”(大意)罗斯福想着打败日本人以后可以拉拢国民党中国制衡苏联人，丘吉尔则想着打败日本人以后怎么还能维持他们在南亚的殖民主义统治。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大英帝国首相不无担心地表示道：“在这一切后面，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这又会使我们必须排除的种种灾难和挫折更严重起来了。”
关于英国人猥琐行径，美国驻印特使约翰逊便一针见血：“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守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或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让步”，他们“想既收复缅甸又不对将来的政府形式承担任何义务”。这番话反映出中英两国对于缅北战略位置的不同评估：中国政府想奋力守卫缅甸，以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英国政府却在担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宁可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也不愿意中国人上树摘桃。
罗斯福总统之所以修改马歇尔的方案，把缅北划出中国战区，乃是出于政治考虑，以向英国人妥协。于是，滇西缅北作战呈现出这样一副怪性状：一方面战役的实施必须依靠十分想守卫那里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战役的最高指挥权却落在了不想守卫那里的英国人头上。或者说得再确切一些，不打算守住缅北的英国人却死命想要获得缅北战役的最高指挥权。
至此，政治考量与军事现实发生了分离。
蒋公的计谋
为了拉拢中国，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邀请蒋委员长出任最高统帅。次年1月2日，蒋委员长就十分感动地表示：“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为了显示诚意，委员长也做了一件令罗总统十分感动的事情。两天以后，即1月4日，他便电令正在美国游说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让他面请罗斯福，指定一名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着手组建参谋部。这等便宜事，美国人当然好说好说。
关于人选资格，蒋公有两个小小的要求：
1、其军衔必须是中将以上，因为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所派代表均为中上将级;
2、此人不一定非要熟悉东方故实，只要其有品行与热心即可。
堂堂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军衔总不能低于苏联顾问，这个要求很好理解。有趣的是第二个要求，既然这位美国将军来华的任务是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组建参谋部，那么应该尽可能了解中国情况才对，蒋公怎么强调“此人不一定非要熟悉东方故实”?
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便指出：蒋介石是“希望接受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心领神会的宋子文当即向美国陆军部提议，来华之参谋长“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越不了解中国情况，当然越方便蒋公操纵，这个道理十分简单。问题是，精明的美国人能轻易上套吗?
参谋长来了，不过这人肯定不会是“不熟悉东方故实”、“不过问中国的现状”的橡皮图章。他不仅曾在美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服过役，对中国的腐败问题有深刻洞察，更与时任副团长，也就是后来的陆军参谋部长马歇尔保持有良好的私人关系。
至于这位史迪威大人的权责，其中有一条特别耐人寻味：
在蒋委员长统筹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自愿交与指挥之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总计划应受韦佛尔(韦维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
有此安排，大概是因为美国陆军部认定，协调中国战区和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协同作战，将是史迪威同志的一大职责。对于美国陆军部的考虑，蒋委员长十分爽快。3月8日，史迪威甫一到中国，便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及远征军总指挥，具体负责指挥入缅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6军。好一副服从大局的样子。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将军 图片来源：网络
事实上，就在任命的次日，蒋又给宋子文去电：
据敌广播，仰光昨午已被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则在缅英军，宜亦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
把这段话翻译成通俗语言：“缅甸作战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扯皮，指挥权必须统一。我们的人是你们英国人的四倍多，总不能你们来指挥我们吧?你们英国人不听我指挥，行，美国人的面子总要给吧?”于是乎这一刻，蒙在鼓里的史迪威将军注定要成为蒋介石与英国人讨价还价的砝码。
抱着这样期许，蒋委员长特意训令宋子文先就此事与罗斯福总统接洽，并由罗斯福总统转商丘吉尔首相，正所谓“以夷制夷，以美逼英”耳。蒋公的计谋不能说不高明，与前面一样，其实施难度只有一个：美国人不上套。
罗斯福对此洞若观火，他才不会因为缅甸这种小事开罪英方呢!准此，罗总统用“史迪威权限甫得英方之同意”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打发了宋子文。于是我们看到，滑头的罗斯福总统以骑墙主义的态度，促使缅甸战场上的盟军有了两个互不统属的指挥机构，这不仅坑了中国远征军，也坑了他的同胞约瑟夫·史迪威。
委员长戏耍“跑路将军”
史迪威是美国军界的“中国通”，但仅凭他在中国的表现看，这个“中国通”对中国官场之道实在不怎么“通”。得到委任状的他，想必心情是十分舒畅的。或者说，这一张委任状着实让他对蒋公感激了好一阵子。正如他在3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用冷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尽管他们加给我种种限制，但他们应该给予本应得到的称赞。”是这样吗?
很不幸，史迪威刚刚走马上任，就碰到了新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也就是本文开头那个被王芳同志猛烈批判的“跑路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史迪威记录道，“我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而“跑路将军”则显得神气活现，“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在相互鄙视的氛围中，双方开始了就缅甸盟军指挥权的协商，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讨论的结果呢?待到山花烂漫时，蒋公丛中笑!
2月27日，蒋公便在昆明部署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事宜时，命令“第5、6两军暂归杜(聿明)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亚历山大是胡敦的继任者，他的指挥权是重庆授予的!但亚历山大不知道，没过几天，蒋公又在重庆当面授意史迪威“管好自己指挥的部队，不要与英国人打交道”!于是乎，满以为自己能够指挥中国军队的亚历山大突然看到“石头缝里钻出个史迪威”;同样满以为自己能够指挥中国军队的史迪威也着实“厌恶了一把亚历山大”。
哈罗德·亚历山大 图片来源：网络
双方的争论闹到了美英两国的最高层。3月19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罗斯福却坚持没有这回事：“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次日，他又去电告诉丘吉尔：“指挥权问题尚未澄清时，他(蒋介石大元帅)不容许他们(第5军、第6军)全部调到缅甸。”并建议“指挥权问题在此告一段落”。换句话说，不要什么统一指挥了，各管各的吧!
这下亚历山大被恶心坏了，他岂能甘心煮熟的鸭子飞掉去?3月24日，此人亲自飞到重庆向蒋委员长讨说法。蒋公十分爽快地许诺亚历山大，“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蒂威尔(史迪威)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为了让亚历山大放心，他还特意让宋美龄给史迪威塞了一张条子：“在华盛顿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前，缅甸最高指挥权将交给亚历山大。”3月28日，志得意满的亚历山大一飞离重庆，就赶到眉苗地区面告中国远征军参谋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
表面上，亚历山大取得了他与史迪威斗争的胜利。然而，驻缅中国军队参谋团和各部队始终没有正式接到相关命令。……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远征军在乔克巴拼死抗战时，英国人莫名其妙地跑掉了。
倒霉蛋史迪威
挨蒋公涮的当然不只是亚历山大，更有倒霉蛋史迪威。
美国人有谓，蒋氏的雄心壮志是把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他绝不可能放心把作为其嫡系的第5军、第6军交给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早在1月份，当蒋委员长刚知道“美国拟派史迪威中将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时，就于21日、22日拍电报给宋子文，提请他注意与美方接洽：“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接受统帅的命令而行事”，并特别叮嘱他，此乃“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事实上，还在史迪威来缅甸与亚历山大撕逼之前，老奸巨猾的蒋公亲缅甸的腊戍地区，面授机宜。他指示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杜聿明就问：“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委员长答道：“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 作为蒋校长的好学生，杜军长立马心领神会。
史迪威赴缅到任后，曾以中国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礼节性地拜访了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没过多久，杜聿明又以同样的身份拜访了多尔曼-史密斯。总督当然是十分懵逼的。他不解地问杜聿明，“你怎么跟史迪威担任同一个职务?你们到底谁是总指挥?”杜聿明狡诈地笑笑：“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远征军既可能归当地英军统一指挥，又可能独立作战;远征军内部既可能由史迪威负责，又可能由杜聿明等人负责。他们究竟应该听亚历山大呢，还是听史迪威?不知道。走笔于此，我仿佛看见了蒋公那得意的笑……
史迪威很快就会感到，蒋公肯定不会想象的那样“值得赞赏”。比如同古作战，史迪威曾计划主动出击，以第5军主力协同驻扎在同古的200师，夹击来犯的日第55师团。但第一路军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则主张放弃同古，史迪威当然不干。于是，杜司令长官越级上报蒋委员长，不，蒋总裁，总裁亲自授意杜司令长官撤离同古。
同古会战时拥挤的交通 图片来源：网络
姑且不论史迪威和杜聿明谁更正确，从长远看，蒋公的直接干预只能使本来就混乱不堪的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更加混乱不堪。史迪威在日记中便抱怨自己仿佛一个木偶，总被蒋公连线操纵：“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蒋介石)说‘做好进据仰光的一切部署’;他在接到一份悲观的报告后，又下令在彬马那(平满纳)就地驻扎。”他终于感觉到这份活实在不是人干的：
他们(杜聿明、甘丽初等人)感到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讨好大元帅，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毫不客气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了——或者是干脆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不理不睬，不去执行，或者是伪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仅仅同他们谈话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
史迪威当然不见得能带领中国远征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亚历山大、史迪威、杜聿明或罗卓英相互欺瞒、各耍一套的指挥系统，却足以保证中国远征军“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更大的失败”。
英军无能乎?将士无能乎?权谋使然也!
只记得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曾对军阀统治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十分肯定中国人民勤劳淳朴，并坚信只要政治清明、指挥得当，中国军队将是不可以战胜的。历史证实了史迪威的洞见!只是他不会想到，那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对手恰恰是他的祖国。
申明：
1、出于微信阅读方便，本文删去注释;
2、在《抵制电影<敦刻尔克>》一文推送次日，王芳即发申明，称上述错误是自己笔误(见下图)。笔者当时没有看到这份声明，谨向读者诸君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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