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75至77问杨继绳：对饿死人问题毛、刘两人谁看得更重等三编
75问杨继绳：对饿死人问题毛、刘两人谁看得更重
《墓碑·第28章、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杨继绳的言下之意：毛泽东对饿死人看得很轻。
毛、刘两人究竟谁看得重，不是你杨继绳一句话可以作断的，必须让事实作证。下面就让杨继绳自己提供的信息说话!请看，《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一、信阳事件·8》：
一、刘少奇对“信阳事件”的批示
“我们(李坚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时间1960年4月)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
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
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二、毛主席对“信阳事件”的批示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三、泾渭分明的两个批示
少奇接到的以王从吾名义写的报告，如果采用的是于桑调查的60万饿死人数字，那就意味着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了。可是，身为国家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他，一不向毛主汇报，二不召集有关部门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当然，只要个人能独立担当，解决好问题，这些都无所谓。但是，他是怎么担当的呢?就是大笔一挥，作了一句不痛不痒的 “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的批示，说了一句大空话。空话得到的回应是“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空话取得的效果,——如果李坚回忆的两次调查数字当得真，那就是：4个月后，饿死人数字在4月份的60万基础上增添了40万，变成了整整100万!
《墓碑》：“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
毛主席接到饿死人报告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一句“请刘、周今日即看”，实际是“请刘、周今日上午即看”，因为，下午就要开会商量处理办法。也就是说，救灾的程序在毛主席看到报告后，就立即启动了。刘不但必须立即看报告 ，而且看过以后，必须立即派人送周恩来。两人看过报告，就必须思考救灾办法，准备下午发言。下午几位领导一商量，具体的救灾措施和行动也出来了：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将这两个批示和它们取得的效果一比较，对饿死人问题，毛主席与刘少奇，谁看得更重还用多说什么吗!
76问杨继绳：饿死人问题真的是禁区吗
《杨继绳三驳孙经先》：大饥荒对于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不可谈论的禁区，家里饿死人也不敢说 是饿死的
《墓碑·前言》：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当局下令销毁资料之说，已被孙经先证实是杨继绳造的谣言(《57问：为何造谣“周总理销毁大饥荒证据”》)。
看下面杨继绳自己说的，饿死人问题也谈不上是什么禁区，并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事。
《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四、至少饿死300万》：“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
《墓碑·前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
杨继绳提供的这两条信息足以说明，饿死人问题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已不是什么禁区了。当时的造反派揭批走资派，追究饿死人责任就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省长张体学在公开谈，造反派也在公开谈，这算什么禁区!?所以，杨继绳的改开前是禁区之说，又是在胡说八道。即使文革前是禁区，设禁的也只能是走资派!要不，文革中为何会破这个禁批走资派?
再说，从《墓碑》中提到的当时有关饿死人问题的地方上报材料、中央派出的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以及中央领导的有关批示，没见杨继绳说过，有一个文件加了密。根据《墓碑》所说，当时的信阳、通渭、荥经等地方的问题，都是大张旗鼓进行的公开处理。对谁保了密!?谁说过要保密?
杨继绳在《通渭问题》中写道：“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这口气，好像是他立了一件盖世奇功似的。
可是，接着他又写下：“ 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
通渭县几十万亲历的老百姓和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算，单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和医疗队就有378人。他们都是外地人。难道他们都没有带眼睛和嘴巴?难道当局把他们的嘴巴和眼睛都封锁了!
77问杨继绳：为“祸”的人没去 “大饥荒”怎么收的场
《墓碑·前言》：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几千万人饥饿而死”，这里就不说了。
“完全是由于人祸”，也就是“十分人祸”了。
为了证明他的这个“十分”，他引证“权威”气象资料和“权威”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话说得这样绝对，“十分人祸”应该是牢不可破的“真理”了。不过，可能连他自己感到这个权威气象资料和权威气象专家还有点不权不威吧。所以，赶紧又来了一个补充，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
这样一来，他的这个“十分”就等于买了“双保险”：没有天灾，自然是十分人祸。有了天灾也不妨事，他照样可以依据“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 的“定理”，认定是十分人祸!
杨继绳这个论断虽说非常“高明”。不过还是有那么一小点点无法兼顾到：人祸是人在作恶为祸，去祸的唯一办法也是根本的途径就是去“人”，“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不除掉庆父这个人祸，鲁国的国难就没有完结!
可是，摆在杨继绳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国家元首都是毛主席，这个他认定作恶为祸的人，与国家的命运一直不弃不离，执政整整二十七年之久。请问：为什么在这三年以前他不为祸，在这三年以后也不为祸而只在这三年内为祸?
一句话，这惨过古今中外任何一场惨祸的三年人祸，为祸的人未去，这祸是怎么去掉的!?十分人祸的“祸”，连半分也没去掉，这大饥荒怎么收的场!?
依理推之，大饥荒它能收场吗!它只能愈饥愈荒而愈大饥愈大荒，而不断升级为“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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