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评法批儒”运动是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下展开的，不知其人，不论其世，就不会得出公正的判断。本文为人民大学哲学院杨澜洁博士对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的访谈，通过对过往事件，尤其是对运动直接参与者杨荣国先生的回顾，使我们看到：“儒法运动史”研究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建设的有机环节，“杨荣国的批孔文章，从撰写到发表，都没有经过‘四人帮’的渠道”是杨先生在自己的思想理路中得到的结果;其次，“学术总是要为政治服务，”“总是政治斗争的产物”，那些声称拒绝的人，无非听从了其他召唤，或者不自知，或者不明言。本文的节选原载《北京青年报》，现得到杨澜洁博士授权，由保马将完整全文在微信平台发表，谨致谢忱!】
杨澜洁：李老师，我读过您与萧箑夫先生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也读过杨海文老师写的文章，知道您与萧先生在写作这本著作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例如还有诗歌唱和的情节。在1949年以后，哲学界出版的几套哲学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冯友兰先生编写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任继愈先生编写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等等。但是，对于八十年代上大学的这一代读者来说，对他们来说或许影响最大的是您与萧先生合编的这套《中国哲学史》，因此我也很想了解您编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
李锦全：首先我想谈谈关于历史分期的问题。我想，史学界和文学史界对于历史的分期，大概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近代”自鸦片战争始、五四运动被视为现代的开端;“五四”以后到解放(1949)以前这段时间，可以称为现代;1949年以后被称为当代。当然，从194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历史也存在分期：第一个分期是从1949年到文革前十七年;第二个分期是十年文革的特殊时期;第三个分期是从1978年到二十世纪末。众多的历史分期，使不同分期阶段的问题显得复杂，每一个时期都存在不同的国情和具体情况，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只能成为相关时期的反映。例如，在十七年期间，中国哲学史的成果当然要以任公(任继愈)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作为标杆，但同时也有几所大学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编写工作，北京大学在此时期就编写过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而在1978年以后，我跟萧老师就开始合编《中国哲学史》。
杨澜洁：您能谈谈与杨荣国先生的交往情况吗?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发现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两个人的研究做得不错，一个杨荣国，一个冯天瑜。但是在您的书中我发现有好多细节您“故意”隐去了，因此想当面向您请教。我甚至还曾经读到过杨荣国写“评法批儒”的文章，我家里还收藏了一本1973年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我对其中的故事充满了好奇：杨荣国先生是怎么被“挑中”成为“评法批儒”的代表学者的呢?我还读到他与刘节老师交往的一些事，上次到广州也参观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故居，陈先生去世之后，杨荣国先生也还住过了他的故居。
李锦全：我在书中写过，杨荣国在文革中算是“三起三落”。杨荣国这个人，与陈寅恪的个性、经历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寅恪出身于传统的家庭，具有传统背景。而杨荣国是从纯粹的革命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原本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死得早，他母亲本来希望他继承父亲的生意，不愿意儿子去念书。而杨荣国却认为可以“教育救国”。在当时的中国，“救亡压倒启蒙”是一个普遍的声音，大家都在想什么方法可以救国?杨荣国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于是他大学念了教育系，认为教育将来可以改变中国。他从上海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跑到长沙，结果发现工作现实并不理想，“教育救国”这条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才发现“教育救国根本行不通。在当时来讲，杨荣国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当时很多的学生运动，他都没有参加。但是，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的社会气氛已经不同以往了，长沙的政治气氛变得浓烈起来，在七七事变以后，杨荣国受当时社会气氛的影响，一边当中学教师，一边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与学生一起，为救亡宣传，宣传抗战。后来，在长沙大火以后，他只好逃到西南，也是主要做抗战宣传的工作，他是193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因此他的情况，与陈寅恪是很不一样的，跟冯友兰也不一样。冯友兰是外国留学回来、受西方影响很深的学者，陈寅恪是受传统影响很多的学者，而他(杨荣国)呢，却是受革命思想很深的人，他跟冯友兰、陈寅恪不仅观点不一样，受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进步文人”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郭沫若是在当时给国民党给三厅【保马编者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乃是抗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郭沫若任厅长，受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做宣传的，而杨荣国后来也去了重庆，跟着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等人学习。
杨荣国初到重庆的一段时期，工作是不稳定的，他后来对女儿说过，在重庆时，除做党所安排的统战工作外，还要为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而奔波。他遇到困难时曾在翦伯赞家中住过三个月左右，生活上得到翦伯赞及其夫人戴淑婉的细心关照。他说到有一次吃饭时，翦伯赞看他头发长了，马上关心问他：“身上没有钱吧!”说罢即刻将钱递给他，要他吃完饭后去理发。这是兄长般的爱护，也是同志式的真情，使他深受感动。他当时穷困的情况，后来他对女儿说，当时穷得断了一条裤头带也无钱去换买，真是困难极了。
1942年秋天，杨荣国得到吴泽的帮助，到当时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计政班当教员，这个职位原是吴泽的兼职让给他的，讲授的课程是经济学与财政学。经济学从讲商品二重性开始;财政学讲国民赤字财政，讲四大家族。
他在计政班中教学的情况，当时有一位在班中听他讲课的学生，1950年在土改中遇到他的女儿时说：“你父亲讲课很生动，常常用不少例子来讲解政治经济学中难理解的名词，同学们很喜欢听他讲课。他讲课湖南口音很重，一次在讲到国民经济命运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所控制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时，他说：这下搞得好，搞出卡壳来了!在那个年代，敢于这样公开地谈论四大家族，我们认为大胆，这种分析也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杨荣国讲课特别受到学生欢迎，但讲四大家族却得罪了当权的统治者。一年以后，他被学校解聘了，又回到了失业的行列。
杨荣国到重庆，这两三年是他经历最困难的时刻，工作不稳定，生活难以维持，但他对学术研究工作并没有放弃。他其实不是搞哲学的，他研究历史比较多。他主要研究历史上中国怎么受外国侵略的，研究这方面比较多。侯外庐有一本《人的追求》，里面也提到了杨荣国。杨荣国在重庆的那一段时间里，跟侯外庐、跟翦伯赞是很亲近的。后来国民党说三厅里面的共产党人比较多，就取消了三厅，成立了文化共同委员会。因此，郭沫若、侯外庐、杨荣国等人，他们研究的立足点就是爱国、进步，这跟冯友兰的学术研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进步派”对冯友兰的六卷本《中国哲学史》是有意见的。当时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中央的高层，虽然也兼任国民党的政治部主任，但对冯友兰的反对，就不是学术问题领域中的反对，而是政治路线上的态度的反对。按当时共产党的路线来讲，冯友兰是站在国民党那一边的。冯友兰的书里虽然也写爱国，但是冯友兰的“爱国”是把国民党作为执政的主体来讲的，与共产党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分歧不是学术分歧，而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当时冯友兰是拥护蒋介石的，他认为国家也应当统一，但是这个统一也应该只有一个最高领袖，就是蒋介石。为了“大局”，周恩来还专门下过结论，认为抗日时期，国民党不是主要敌人，共产党应该批评右倾投降主义，不应该主要批评冯友兰这类人的观点，于是下了结论认为冯友兰还是爱国的。
在我看来，只要是在中国，学术与政治问题就始终掰不开。学术总是要为政治服务，不管你是不是拒绝，结果总是这样。为学术而学术，总是不可能的。从近现代来讲，学术总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因此杨荣国他们与冯友兰的分歧看起来是学术意见不同，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问题。杨荣国在抗战时期听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座，讲到了政治斗争的问题，讲座的大意是全部哲学史都是作为唯物论和唯心论对抗的。这个材料当时是不公开出版的，只是油印本。我虽然一直也没对照到讲座原文，但是意思是没有错的。杨荣国的观点就来自于这个讲座。
所以，在我看来啊，很多学者其实都是没有自己真真正正的观点的，很多都是由其他人的观点引发而来，冯友兰在六十年代写过两本《中国哲学史》，这算是《新编中国哲学史》的前身，里面也写这样的观点，认为哲学是两种政治斗争的哲学。这两本跟任继愈的四卷本基本是一样的观点，后来的七卷本观点又“倒回去”了。
我讲的意思是，不管是什么人，都是无法对抗世界和时代的。冯友兰是个典型，他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写的东西不一样，后来他的观点又倒回去了，因此对冯友兰这个人的评价就很有分歧。有的人肯定他，说他在大的政治环境之下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骂他，说他改变自己的观点，没有原则。到底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因此，如果有人要写现代、当代哲学史，对冯友兰怎么评价，要好好考虑。他的这两本书，属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成果，但是观点也都是充满了两个“斗争”的观点。所以，在当时来说，无论是谁，不管是杨荣国也好，冯友兰也好，任继愈也好，谁也好，在五十年代都持这样的观点。对他们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从1949到现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环境，变化太大了。各个学者，写的东西都跟大环境是不能脱离的。存在决定意识，大的环境决定学者的思想。但是，是不是有例外呢?有。陈寅恪就是这样的“异类”。当时陈寅恪说，我不学马列，跟毛公(毛泽东)和周公(周恩来)申请，不参加政治学习。另外呢，陈寅恪也不是清华派，不是清华国学院的人。
杨澜洁：您与方克立老师的渊源还挺深，这后来也是您与他共同从事现代新儒家课题研究的缘由吧?
李锦全：我不光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还是我的“上级”呢!好多人以为我是杨荣国的学生，其实不是。我不是哲学系毕业，而是历史系毕业的。我1951年毕业，我的老师是刘节，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也是刘节先生给的评语。我1951年大学毕业，当时刘老师希望我留下来(教书)，可是，1951年刚好赶上全国大学生统一分配，各个机关缺人，全国的大学生都必须统一分配，各个大学不能自己留人，于是，我被分到中南文化部，工作地点在武汉。文化部里面有几个处，其中之一是文物处，文物处的处长，就是方克立的父亲，我是科员，他是处长。因此我跟方克立的渊源很深，很亲密。在文物处工作的时候，我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考古人员学习班，参加的人员都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首届考古班出了不少人才，被称为考古界的“黄埔一期”，这个班里的同学很多现在成为了全国各地博物馆的馆长。所以我只好说我是一个杂家(笑)，并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也搞历史、搞考古。
杨澜洁：后来您回到中山大学为什么没有回到历史系，反而到了哲学系呢?
李锦全：1954年的时候，全国撤销“大区”，重新“分流”。我于是面临是否要重新分到中央文化部的选择。这个时候，刘节老师提出希望我回来。当时，因为“大区”撤销、人员分流，如果我要回到中央文化部，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我想，我这个人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在文物局当干部的经历，似乎证明我不是个当官的材料，终于还是选择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后来，全国哲学系都经历了被归入北京大学的时期，直到1956年，几个大学才开始慢慢恢复建设哲学系。中山大学在1957年准备开始恢复哲学系时并没打算让我去哲学系，可是1957年“反右”开始后，哲学系的几个骨干陆续被定为“右派”分子，哲学系几乎没人了，于是，在1960年，中山大学决定把杨荣国调到哲学系当系主任，杨荣国原来在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工作，刚好哲学系强调马列主义研究，教员都是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没人研究中国哲学史，于是决定将历史系整个中国思想史教研组都搬到哲学系来，于是，我跟杨荣国就这样到了哲学系。
杨荣国于1953年来到中山大学，直到1978年8月去世，他和大多数教师一样，固定在一个单位工作后，成为中大的终身教授。杨荣国初到中大时，党籍尚未公开，是以民主党派民盟成员进步教授的身份出现。当时中国古代史的八大教授中，除了他之外，基本都是旧派学者，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有的可能受封建思想教育的影响还多一些。系主任刘节，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第二期学员，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 他平时对人谈话时提到王国维、梁启超，必然恭敬地称呼静安先生、任公先生，而不说老师的本名，这是旧时尊师重道的一种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提出要批斗陈寅恪，他表示愿意代替老师挨批斗，这与当时学生普遍在批斗老师，恰成强烈反差。杨荣国从前在湖南念书，一度跟着李达学习，后来李达去了武大，他来了中大。我跟杨荣国的结缘从此开始，我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与他在同一个教研组工作的同事。他当时是教研室主任，我是教研室的教师。我的教学课程，从古代史转到中国思想史，于是又转到中国哲学史，越来越抽象了!或许，这只能说，我并不是个专家，而是个“杂家”吧!
杨澜洁：您曾经在书中写过，您与杨荣国老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参与了不少理论工作，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锦全：刚开始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梁效”还没有成立，只是处于准备成立阶段，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例如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资料。那个时候能加入“梁效”的班子，学者们也是感到很高兴、很光荣的，那可代表中央对自己的肯定。到了1974年，开始掀起“儒法斗争”，我们到北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学者们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待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接见。这些政治局委员中有“左”“右”的区别，“左”的这头是“四人帮”，“右”的那头是李先念等。当时会上王洪文、张春桥都简短地发了言，江青讲得最多，你别以为江青这个人很凶，她可真是个不错的演员啊，她在会上非常活跃，讲话最多，态度最好。学者们一排一排坐在座位上，江青依次来到大家面前，每个人都握手，问问大家都是来自哪个学校的?态度很好。我现在都还可以说，我可不只见过江青，我还跟她握过手呢!后来清华大学请杨荣国去做报告，迟群、谢静宜还陪我们吃中饭呢!这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梁效”、归结到杨荣国的身上去。身处那个时代的学人，包括冯友兰先生，都天真地认为参与这项工作是一项光荣的事，甚至还愿意去给江青当顾问。而评法批儒运动中很多理论宣传资料，虽然写的是某某工人，但实际上都是大学者、大知识分子。
杨澜洁：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您是作为助手跟着杨荣国老师参与的吗?当时他的观点变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李锦全：当时按照杨荣国的观点，先秦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有没有呢?很难说。后来，毛主席委派迟群主持召开法家著作会议。江青关心这个问题，她说，儒法斗争不止是先秦有，汉代也有;不单是古代有，现代也有，将来也有，永远都有。儒法斗争跟阶级斗争一样，永远都要有。杨荣国本来认为，先秦肯定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他也不确定存不存在儒法斗争，但是会议开完以后，“认识”统一了，认为儒法斗争汉代以后也是一样要存在的。在四人帮打倒以后，他告诉我：“在法家著作会议以后，有人捡到了我的会议材料。材料里写着，当时我对于要将儒法斗争搞到底，表示怀疑。”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回忆起这个法家著作会议，虽然在会议上我并没有发过言。但是我必须坦承的讲，哪怕是同样经历了法家著作会议的我，也同样不会怀疑、不会反对当时会议的观点。
这促使我思考，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史，难度就在于，在研究学者的思想时，必须要搞清楚，哪些思想是他真正的内心表达、哪些思想是他迫于当时的时代压力而做出的妥协和附和，什么是他的“真思想”，什么是“假思想”?所有的人，在当时绝对不敢讲对儒法斗争的意见，到了某个历史阶段过去之后，才敢回忆起自己的真实想法。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也是持这样的观点。他在《三松堂自序》里说得很清楚，他当时看到批孔，立刻想到或许不止是要批孔，而且更要批尊孔。自己可是尊孔的标杆，于是为保安全，赶紧自己写两篇批孔的文章，表示自己的转变，表示自己要参加到批孔的行列中。冯先生讲得真实，这就是当时大部分学者的心声。
杨澜洁：如果从“影射史学”的角度看，批林批孔运动不止是对孔子和尊孔的批评，还“影射”到周恩来和林彪。您作为当时的一个“见证者”，能回忆一下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吗?
李锦全：四人帮要把“批林批孔”，定义成对“封建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林彪复辟资本主义，而孔子代表奴隶制，于是，批孔子，就代表批封建主义、批倒退，刚好把批孔跟与批林彪、批刘少奇联系起来。这与批吴晗《海瑞罢官》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孔子梦周公”，这是倒退的，不仅孔子要批，周公也要批，批林批孔批周公，名义上是批古代的周公，但是周公“影射”的就是周恩来。这就是“革命派”与“保守派”关于的“政治正确”的路线斗争，周公代表保守派，批他，你就“政治正确”了。
杨澜洁： 对，这样的问题更多涉及到毛泽东对于评法批儒运动目的性的判断，或许也涉及到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李锦全：1991年，武汉开过一个“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会议，邀我写了一篇文章，会议后出版了一本《毛泽东与传统思想》的讨论文集。在1991年毛泽东思想仍然存在极大的威信，在会议中很多人对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是持极大肯定的观点。但是，对于一直坚持矛盾两重性的我来说，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存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态度转变问题。这样的态度转变，我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涉及到毛泽东对于政治大局势的判断，涉及到对于自己权威的大判断。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强调要为天地立心，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强调救国救民之道，强调自强不息的顽强奋斗精神。可是，他对于“为天地立心”的理解，是认为天地应当服从于我的。于是，在解放后，他的思想节奏出现了偏差，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变为主观任意性，从辩证唯物论转变为主观唯心论。于是他在解放后开展一系列的运动，推翻了从前自己对于传统的态度，造成了很多错误，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晚年，主观自信膨胀，早年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对于他还产生了负作用，“帮了倒忙”。
杨澜洁：伴随着文革十年中政治环境的变化，杨荣国先生的际遇也是几起几落，他的思想观点在文革期间也是数次发生变化的。
李锦全：以杨荣国所在的中山大学哲学系为例，1966年四五月间，学校里就已经加强了政治学习，内容就已经是在讨论和批判吴晗、邓拓等人文章，在学习会上大家的精神都感到压抑。在此期间，杨荣国因是学校党委常委，政治学习一般不在教研室参加，所以不知道他当时的感受，不过他对时局的紧张，大概也有点预感，不知是否由于老朋友翦伯赞等受到点名批判?他此时尽量保持低调，亦不和外界书信往来，即使接到朋友的信件亦不回复，可能是怕牵连或另有顾虑，他日常表现还是很平静、但精神上似乎是有点压力。正当杨荣国在家里感到有点落魄时，却不知哪里空穴来风，由北京传来小道消息说，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说杨荣国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革命学术权威。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其中任何一个成员讲的话，对社会上都有广泛的影响。所以，戚本禹说杨荣国是革命学术权威的流言传播后，虽然真假难辨，但总体上对杨荣国有利，给他带来由“落”复“起”的机遇。
杨荣国在家中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又遇到新的情况。1967年，当群众组织分裂成两大派时，出现一个干部站队问题，即是各单位不是属于打倒的“走资派”，又不能正式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的干部，要表态支持哪一派。当时杨荣国表态支持“红旗派”，并参加其中一些活动。但是，到了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清除了中央文革，戚本禹虽然还积极活动了一个时期，到了1968年初，江青还是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揪出来了，王、关、戚先后被关进监狱。于是，杨荣国也被人怀疑，是否与戚本禹有什么关系。好在他在“文革”前夕批判吴晗、翦伯赞时已相当警醒，断绝与北京方面朋友一切联系，当传来戚本禹的讲话时，他也没有去打听消息或作出什么反应，所以当有群众组织想调查他与关锋、戚本禹的关系时都抓不到什么把柄。
不过，杨荣国站队时选择支持“红旗派”，却是一大失算，当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在王、关、戚事件后，由于江青、康生采用以“极左”来反对“反极左”的策略，广州两大派斗争的形势出现逆转，原来被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的组织“红旗派”落败，而被视为保守组织的“东风派”掌权，1968年8月中旬，有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中大。支持“红旗派”的中大副校长马肖云和杨荣国等，都被抓走。杨荣国被认定为操纵“红旗派”的大黑手，并在中大校内放电影的露天大广场开批斗会，将他们几个人的手掌用墨汁涂黑，举起来示众。
杨荣国二起二落真是落到“黑”了，似乎再难以翻身，但“文革”的风云，却往往难以预料。能促其三起的契机，据说是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消息来源是中大在粤北坪石天堂山“五七”干校学员，有一次在乐昌县听毛泽东讲话录音，有人听到讲话中点出尊孔有郭沫若，反孔则有杨荣国、赵纪彬的名字。杨荣国之所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陈伯达一伙想用“称天才”的“和平过渡”方式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失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努力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里讲到唯心论和先验论和唯物论的反映论，因而也提到要学点中国哲学史。庐山会议上传出毛泽东的《意见》之后，给杨荣国的“三起”带来新的机遇。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刘元彦、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来到中大，认为有杨荣国主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比较合适，可以修订出版。当时杨荣国答应下来，他在指导下，由原来执笔的我和吴熙钊负责修改工作。修改稿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1972年10月在北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再修正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而在1973年大概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请杨荣国写《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至于何人授意，在当时是不能问的。文章写完几个月后没有消息，但到了8月7日，《人民日报》突然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并在全国各大报纸转载，各电台广播。内中情节，颇有传奇色彩。
如果要说杨荣国文章发表的内情与最高指示有关，在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亦可以提供一点旁证：书中说到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又就批孔问题谈到，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或许这些给了江青一伙在舆论宣传上的可乘之机。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刚好迎合江青的需要。现在看来，这段记述中有对读者产生误导的成分，认为文章的撰写，是由江青、姚文元一伙，听到毛泽东讲批孔后授意杨荣国炮制出来的，其实，杨荣国的批孔文章，从撰写到发表，都没有经过“四人帮”的渠道，甚至文章见报时朱永嘉也大感意外，说明“四人帮”一伙还没有和杨荣国扯上关系。不过，“四人帮”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他们见杨荣国的文章在全国造成的声势和影响，结合毛泽东批孔讲话和指责林彪“尊孔反法”，觉得需要紧跟形势。上海方面，据复旦大学潘富恩后来提供的情况，说杨荣国的文章发表后两三天，他大学55届的同学金维新，当时在《解放日报》当理论部主任，急匆匆跑来约他写了一篇先秦儒法斗争的文章，完成稿在8月22日以醒目的黑体大号字的标题：《一场势不两立的大论战——先秦儒法两家斗争的阶级实质》作为重点文章发表。标题下还加上编者按语，这是《解放日报》想配合《人民日报》的文章造声势，接着在九十月间，由北大、清华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写出大量“儒”和“法”的文章，并以此影射攻击周恩来，这就给人民误导，认为杨荣国的文章是“四人帮”授意炮制出来并为“帮”所用的。
杨澜洁：有学者认为，现代新儒学的思潮，有很多不同的代表人物，例如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甘阳的“彻底重建”、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肖箑父的“哲学启蒙”等观点都成为现代新儒学不同时期的标志。而在您的学术思考脉络中，您不仅关心明清启蒙的问题，同时您对现代新儒学也表现出极大的重视。您与方克立老师还共同主持了现代新儒家的课题研究，这些学术思考和参与的工作都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那么您对现代新儒学的态度，在儒学启蒙的观点上，是与萧先生的儒学启蒙观念相呼应的吗?
李锦全：是的。明清启蒙，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我也考虑了明清启蒙对宋明理学的很多反面的评价。对宋明理学的评价怎么样，是无法统一的，这无关是非对错。这涉及到我们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没有确定的答案，所有的价值都是处于不确定性之中，我当然反对宋明理学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态度。当然，这也无法说谁对谁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的标准会发生各种变化。立场不同，评价也是不同。这样的原则，也体现在郭沫若、侯外庐、杨荣国这些人身上。杨荣国的问题也是如此，他过于相信毛主席，他不是投靠了四人帮，而是四人帮利用了他。他的问题在于，把四人帮当成了党中央。这也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而是他过于相信，江青真正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因为每一次江青的讲话，都从来不说自己的思想，而是永远在讲毛主席的思想。那自然会造成很多的迷思。
杨澜洁：学界有一种说法，您与杨荣国先生后来产生了一些分歧，这是在什么立场、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
李锦全：其实杨荣国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他提出一个观点，内容由我来完成的。我并不是他的学生，但是我长期担任他的助手。但是他的很多观点，都太紧跟毛主席，我觉得紧跟过头了。举个例子说，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观点，有人认为是诡辩论，也有人认为是辩证法。杨荣国在《简明中国思想史》中，认为公孙龙是诡辩论，后来，在评法批儒运动中，他坚持紧跟毛主席，于是在1973年修订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中，给自己的观点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当时，由于评法批儒，法家思想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而当时又流行一种“名家”与“法家”都是政治正确派的观点，于是“白马非马”自然不能再成为诡辩论，而是要成为辩证法的最好例子。杨荣国提出要修改自己观点的意见，我是不能同意的，我提了个意见，说，你当年的《简明中国思想史》，重印多次，影响很大，如果在这一个修订版中把观点都进行了这么大的改变，这样对于自己，也不是一件能说的过去的事。听了我的意见以后，杨荣国竟然说：“李锦全，你这不是提意见，是对抗党中央”!哎呀，他的话一说，我的心里立刻就不满了，只好默不作声。不过我心里想，党中央管得到这个吗?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他过于紧跟党中央，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再后来，他就再也不要我给他写东西了。如果要说“交恶”，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这个事件，我从来没跟其他人说过，今天当是一次“破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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