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930三湾改编到十一开国
不是有了想法，就能够实现。不是有了一个党，就注定意味着成功。关键是要有正确的道路、科学的方法，把群众正确的组织起来，去共同达到人民的目的，实现人民的意志。“三湾改编”是中华民族解放和革命建设伟业的正确起点，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解放和发展人民事业的方法，这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是一粒种子，人民好比是土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相结合，生根、发芽、开花。”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湾改编的重大意义，怎么估量和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人，都是难免要有私心的。在公权利的道路上，有了私心作祟，不免就会在人民事业的道路上掉队。而没有私心，大抵就是两种人，出于不屑，和产生自觉。出于不屑，是从富家子阵营中因天人情怀脱离出来的人，富贵生活，他知道、他见过，他不为富贵萦怀，他知道什么才是更有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且至死不渝。这方面，如马克思，如恩格斯，如卡斯特罗，如目睹人间不平和国家苦难拍案而起的俄国贵族子弟、中国前清民国时代的官商子弟(这里典型的如彭湃，潮汕大地主家庭子弟，毁家纾难，将家中全部地契债条全部焚毁，让贫困农民安心种他的田，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闹革命)。产生自觉，是天然如白纸、直接触本质、比较而信服、浑然如天成的革命理想现实主义者，如毛泽东，如周恩来，也同样如前面提到的革命导师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这可以交叉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不是所有代表都真心重视这个党成立的伟大意义。
比如刘仁静取代邓中夏成为一大党代表。这里不为先烈讳笔，邓中夏当时不打算去，竟然是要参加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这样，北京代表才有了相对稚嫩的学子刘仁静作为两代表之一。比如陈公博成为广东的一大党代表，是因为陈独秀任大学校长，正为争取款子修校舍无法脱身，于是派了陈公博。而陈公博则把开会当成了新婚旅行，受到会议期间法国巡捕闯入搜查这个惊吓后，干脆连南湖会议也没参加，就带着新娘下了杭州。比如周佛海，开始重视，后来不珍惜，之后在广东当大学教授月工资240个大洋，按规定要交70多元作为党费，有点舍不得，第二任妻子杨淑慧从养家糊口角度一鼓动，周佛海就任周恩来再劝也“义无反顾”地脱离共产党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从一介山里娃娃成长为人民领袖，成为撬动地球转动的时代航标，正是他的经历造成的，正是他的家国情怀造成的，正是他始终把问题的本质放在心中最突出的位置造成的。就在1920年代，庚子赔款留学、政府赞助留学、官商赞助留学的出国潮中，在青年学子出国热中，可知的历史资料中，当时的毛泽东是极少数在这思潮中有冷静思考的人。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还是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不能直面解决问题的突破方式，都可能是言不及义的。因此在送新民学会同学赴法留学过程中，孤独但不消极地留了下来，决心搞清楚中国的国情，从现实国情中找入手解决问题的起点。
最初的国共合作，毛泽东之所以会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党内2号人物，陈独秀的副手，根本在于他自觉赞成国共合作，是党内当时极少数认识到这是“掺沙子”改变国民党性质、主动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机会。
就像他在后来的八七会议上批评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共产党人只是‘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国民党这座‘空房子’里面去，而不是自觉、主动地加入国民党内去当‘主人翁’，去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大权”。
同样，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早就认识到主动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的人。
早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就明白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在广州、武昌为全国各地培养了800多名能文能武的革命骨干。
1927年6月，大革命失败在即，毛泽东在武汉给湖南来的同志开会时，就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坚决与敌人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保存革命力量的两个策略：一是投军，二是上山。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旦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1927年8月7日，大革命失败，中共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就军事工作和农民土地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瞿秋白赞扬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三湾改编
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在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而秋收起义才是第一次打出共产党军队旗帜的武装起义。而南昌起义之所以在后世看起来如此伟大，则更在于秋收起义的深刻总结，开创了人民武装建军方式的正确道路。
从政治意义上讲，旗帜是关键，旗帜是高地，旗帜才是人心所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秋收起义才是代表共产党政治自觉的伟大起义。
广州起义，是南昌起义的尾声。因此，三大起义，南昌起义伟大在首义，秋收起义伟大在高度的政治自觉。而政治自觉才是事业开创的正确第一步。
我们要牢记南昌起义是人民武装建设的起爆点，同样要牢记秋收起义才是人民武装和人民事业的正确起点。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让他去上海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去上海住高楼大厦，要到山上去结交绿林朋友。”随后，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湖南，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直接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共产党军队的旗帜。
关于起义举什么旗的问题，8月12日毛泽东曾给中央写信，“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8月18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的不能再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总指挥卢德铭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组织何长工等同志设计了有镰刀斧头和五星标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这一样式的旗帜，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和卢德铭(途中牺牲)带领残余部队转移。面对白茫茫笼罩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能到哪里去?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认为，几千年中国历代王朝都剿灭不了“山大王”，反动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也剿灭不了革命的“山大王”。1927年9月21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决定，工农革命军向湘南进军。9月25日，通过地下党汇报，正式了解了井冈山情况，同时接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信使宋任穷传来的密信，“起义军如有困难，可以到宁冈落脚，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据此，前敌委员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决定上井冈山。
此时，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部队普遍思想混乱，对前途丧失信心，逃跑公开化。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使部队出现枪比人多的情况，行军时一个人背好几条枪。
疾风识劲草，板荡见英雄。此时，才见到毛泽东真金价值的伟大。对比张国焘，长征中掌握八万红军闹分裂，失败后竟公然叛变投奔蒋介石当特务、当反共特务培训班的老师，真是云泥差距不足比，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地之下。
毛泽东自觉如古良帅名将，带着脚伤步履艰难，战士们扎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忍着疼痛，边走边同战士亲切交谈。吃饭时，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吃完饭，第一个站起来，说，请连长点名，从我带头。有人要公开要当逃兵，军官要镇压，他阻止，说，你要走可以，不拦着，但是把枪留下，中国革命总会胜利的，留这感情在，来日好相见。这一切一切的表现，战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深深感到了这个“头儿”和古往今来的高官老爷有根本差别，是自己人。精神上，毛泽东已经开始占据战士的心，成为真正的精神核心。
按照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回忆，1975年10月1日，也就是历史上三湾改编日子(1927年9月30日)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床榻上对他们回忆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的时候，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指余洒度，三湾改编后不久逃跑)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散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议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9月29日，部队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到达三湾村，开始研究整军问题。前敌委员会在协盛和杂货铺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根据他和战士的交谈，和陈士渠、叶挺部队老战士韩伟等人的交谈，和何挺颖的交谈及何挺颖的建议，综合自己的想法，提出了“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建议。前敌委员会经过从白天到第二天黎明的长时间辩论，最终形成了共识，通过了这个建议，形成了决策。
这个决策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使党不仅在形式上掌握了军队，更在思想上、精神领导上掌握了军队，使党的领导真正触及到了部队基层战斗单位——连一级。支部建在连队上，党员掌握战士思想，进行思想动员、政治动员、战斗动员，这就根本克服了古往今来军队必然有的军阀主义倾向，真正成为了无私为了人民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军队，按照后来毛泽东在总结长征胜利时的说法，这支军队就是人民的战斗队、宣传队和革命思想的播种机。
按照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逻辑，党掌握了枪，枪就成了党实现人民意志发展人民事业的坚强武器和柱石。党用枪开辟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壮大党的力量，党、枪、根据地的正向循环，最终波浪式地将革命成果不断推向全国，实现了中国解放和人民事业新的光辉起点!
9月30日，秋收起义部队正式宣布整编。部队由一个师的编制调整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700余人，1000余条枪，45匹骡马。针对一些人离队情绪严重，毛泽东宣布了“去留自由”的政策：不愿坚持革命要回家的人，可以发路费回去，但是枪必须留下。毛泽东1965年回忆说“当时要走的人，他们都是参加秋收起义，不是坏人，因为吃不了苦要回家，只好让他们走，事情不要做的太绝。”
毛泽东，用理想信念和革命目标纯洁了革命队伍。
从此，这不再是一直残兵败将部队，而是一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革命队伍了。
在此前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也在进行类似毛泽东的部队整训工作(但缺少支部建在连队上的主张)，这是井冈山会师后，朱毛红军能迅速形成强大合力和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罗荣桓回忆说“‘三湾改编’使这支革命军队获得了新生，其重要特征是铸入军魂，就是铸入政治灵魂！”
这，就是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光辉起点!
尾声，古田会议到开国大典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起点，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党、建军、建政(根据地建设)理论的系统化。
正确思想完全确立，不是一次正确决策就能完成的。其后的波动是必然的，正确认识从诞生，到突破种种错误和迷惘认识的包围，必然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历史惯性的消除，从来都是需要反复斗争和时间冲刷的。
三湾改编后，官兵不知为谁而打仗的思想仍普遍存在。红军官兵成分普遍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其固有的自私、保守、散漫和极端化思想倾向，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
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不是所有的党的干部和部队指挥员一开始就能有正确认识的。古田会议前，红军中长期存在着“军事和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军事要领导政治”等错误观点。特别是从旧军队过来很快就当上干部的一些人，把旧军队习气带入红军中，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
同样，这个时期的中共中央毋庸讳言也是不成熟的，对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指导往往是不明就里的“拍脑袋”决策。如著名的“二月来信”，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认识，要求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在红四军中很大消极的影响，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
激化，在1929年5月初，刘安恭作为中央特派员进入赣南闽西根据地后。
刘安恭很快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自认为高明的刘安恭，对毛泽东正确主张横加指责，挑起关于政治建军原则的争论，认为红四军规章制度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土里土气，统统应该废除。他以下克上，硬性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主张成立正式军委。甚至，刘安恭在军队中制造“拥护中央派、反对中央派”的言论，制造朱毛对立，并导致两人间争论日趋激烈。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大在龙岩城一所中学里召开。陈毅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前委作了报告，否定了成立军委的意见，提议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同时，陈毅对朱德和毛泽东提出尖锐批评。但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议决议案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德 “书面警告”处分。
会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受到很大刺激。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工作汇报时，毛泽东愤然地说，要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很快，毛泽东闹起了急性疟疾，重病缠身。
期间，毛泽东曾有这样的感慨“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这是因为，三湾，只是起点。此后的波折，必然有，也必须有。
违背了毛泽东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红四军很快陷入了思想混乱、工作被动局面。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主动要求到上海报告工作，临时主持前委的朱德召开红四军“八大”，由于采取极端民主化等做法，导致会议连开三天，议而不决。最后，在罗荣桓提议，朱德“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的表态赞同下，通过了《敦请书》，请毛泽东复职。毛泽东病中复信“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此时的陈毅，受苏区外群众对“朱毛红军”赞叹和全国性影响的巨大刺激，和汇报中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出人意料地对毛泽东工作经验充分肯定的震撼影响，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在周恩来主持规划下，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原则，强调前委仍应以毛泽东为书记。
返回根据地的陈毅，主动到毛泽东住所，请毛泽东复职，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
1929年12月28日，大雪初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曙光小学)隆重开幕。
陈毅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了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善益、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敌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由于毛泽东在事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成熟，所以，会议只开了2天时间就顺利结束，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三万余字的九个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编入《毛泽东选集》。
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是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决议案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决议案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要求。
古田会议创造性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运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把三湾改编确立和铸造了人民军队军魂，真正巩固了下来，奠定了中国特色人民武装制度建设的坚实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开辟了思想建党的成功之路，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
由于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的开创性贡献，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及由以上来源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真正掌握在了党的领导之下，党建思想、建军思想、根据地(国家)建设思想，从此正式成型。
同样是波浪式前进。即使后来有了超级“刘安恭”(王明错误路线)的长时间干扰，这正确的建党、建军、建根据地的思想也没有被真正破坏过。而且，在这一系列正确思想形成的健康力量的影响下，在毛泽东的领导和主持推动下，经过同种性质、更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这正确思想在全党全军全部根据地得到充分贯彻。在这正确思想凝聚的全党全军全部根据地的革命洪流冲击下，全国人民也波浪式得到了深刻精神滋养和教育，最终，仅用三年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解放了中国大陆沿海，建立了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开辟了人民事业兴旺发展的新起点。
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延安整风，一脉相承，其确立的建党、建军、建政一系列原则，永不过时，永远是先进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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