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他对罗广斌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哥哥是兵团司令，你有可能活着出去。所以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罗广斌
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和他们交流。1949年1月17日，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江姐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获得了不少信息。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向罗广斌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1949年9月，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人员进行有计划的屠杀，情况变得危急起来。狱中党组织加紧了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希望能获得营救。民革川康分会负责人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能够出来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用一定的武装力量突袭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武装劫狱。
经过狱中党组织核心成员许晓轩、谭沈明等人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出狱，与党组织和周从化联系，对白公馆和渣滓洞人员进行营救。谭沈明要求罗广斌为了狱中的数百同志“忍辱负重”牺牲自己，罗广斌虽不情愿，但同意执行。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作出了结论，对狱中党组织要求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争取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并相约不管谁以后活着出去，一定要为罗广斌“悔过”出狱的问题作证。后来，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时间也不允许了，狱中党小组决定停止执行这个计划。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达到了高潮，罗广斌带领白公馆的十几个人越狱脱险。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回到重庆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他不能相信刘国鋕、许晓轩、谭沈明他们已不在人间，他更无法忘记战友在狱中、临刑前给自己的重托!他拿起笔，把那些无数死者生前的强烈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报告，交给了重庆市委。
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罗广斌在报告一开始写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接着他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一)案情发展，主要讲《挺进报》事件经过;
(二)叛徒群像，讲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变革命原因;
(三)狱中情形，讲狱中斗争情况;
(四)脱险人物;
(七)狱中意见，狱中难友总结的八条意见。
《报告》五、六部分现已遗失。
但万幸的是，第七部分中使人震撼的“狱中意见”被保留了下来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八条嘱托”是针对1948年敌人“围剿”《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敌人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而确定的。因为这两件事给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了沉重打击。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尽管叛徒只有极少几个，但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因为这些人的叛变，使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摧毁。
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面对惨痛损失，他们认识到领导人叛变和组织大破坏，根本的原因是堡垒内部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和党内教育的缺失，党员理想信念的淡漠，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监督，滋长了消极和腐化意识。如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半个月后，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
为了把狱中同志们总结的教训转达给党组织，他们相互叮嘱：不论是谁活着出去，都一定要向党报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革命先烈惦念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党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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