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50年代白色恐怖—1951义民中学案》，在相关人口述历史的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台湾义民中学案政治受难者的生命故事，发掘冰冷的历史和数字之下鲜活真实的“人”。反抗者们在严酷的肃清中告别了这片他们为之奔波的土地，黄贤忠行刑前的微笑穿越时空而来，他们墓碑上的尘土应当被仔细拭去，正视史实、不再扭曲是我们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
梦想永远铭记，生命从未终止，所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同在!
感谢台湾夏潮联合会李中老师授权保马塬创首发。
50年代白色恐怖—1951义民中学案
李中
按：因自2014年起参与“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白色恐怖口述历史采访计划，我与两位友人在2016年应邀接下台湾“人权博物馆”的“毕业歌—1950年代义民中学案特展”文案。先前的采访计划着重在个别受难者的生命故事，展览文案是首次以案件为轴来叙写，也是“义民中学案”首次将所有相关人串接在一起的呈现方式。
这个过程是一场与台湾主流意识型态的斗争。为了避免叙事者主观论断，文案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着重以受难者经历来呈现他们的精神样貌。然而，即便未刻意突出任何人物，仍被认为有意将共产党人视作英雄;在评审过程中，也一度出现台湾历史学者因对冷战、内战这段历史的排斥而强迫修改的荒谬。
刊登于此的版本主要参考未经评审意见且未删减前的内容，希冀贴近受难者与家属欲表达的原本样貌。文中关于基隆中学案和黎明华的多数内容出自《幌马车之歌》与《红色客家人》，谢谢蓝博洲先生不吝提供。
一、义民中学案
1951年7月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中坜支部姚锦等叛乱案”(简称义民中学案)共涉及11人。案首姚锦与徐代锡、邱兴生、黄贤忠等人遭枪决，同案被捕的还有姚锦之妻麦锦裳、黄贤忠之妻杨环、丁洁尘、樊志育，学生徐代德、刘鄹昱、范荣枝，分别被判刑5到15年不等。姚锦与部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墓碑直到1993年才陆续被发现于六张犁。
姚锦、黄贤忠于六张犁的墓碑(摄于2016年)
拨云见日六张犁
1993年5月20日，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曾梅兰为了寻找同为受难人的哥哥徐庆兰的墓，在台北市郊六张犁公墓的乱葬岗中，发现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遭埋身之处。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简称“互助会”)获报后，动员幸存的政治犯及家属，在荒烟蔓草中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民间挖掘工作。持续直至6月上旬，共挖掘出201座牺牲者墓石。由于六张犁墓区现场的发现，在终止动员戡乱后，台湾执政当局首度被迫承认确实存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肃清的事实。
1993年5月，六张犁挖掘现场(互助会提供)
1952年6月18日遭枪决后尸身一直下落不明的两位义民中学老师—姚锦与黄贤忠，靠着老难友的一把小铁铲、一只用来抹洗墓石泥泞的水桶，出现了。
牺牲者埋身处发现后不久的一日早晨，在狱中受姚锦之托照顾学生的难友张敏生，打了电话给徐代德：
【“啊!你们两个老师的墓碑都找到了，为什么你们三个学生都没有人来?”】
张敏生跟姚锦曾共处一个牢房，姚锦被枪毙前最不放心的，第一个是他在台湾无亲无故的老婆;第二个就是他的学生们。当时涉案的三个学生还未出社会，不晓得将来要怎么谋生，姚锦希望张敏生出狱后能多照顾他们。所以张敏生常说，这是一种受“托孤”的心情。徐代德遗孀涂贵美在访谈中提到，“张敏生出狱后，就找到范荣枝、徐代德、刘鄹昱，对我们一直很照顾”。
徐代德获消息后，代表义民中学受难学生，立即赶赴立法院参加由时任立委的林正杰与“互助会”发起的公听会。该年9月，“互助会”在树林的海明寺举办追思法会，近千名幸存的政治犯及牺牲者家属出席，吊挂在现场的旗布幡上写着：“义魂沉埋四十年”“拨云见日六张犁”。
义民中学成立
1946年，旧“新竹州”十五大庄之信仰中心“褒忠亭(新埔义民庙)”捐资成立义民中学。1946年6、7月间，校长朱盛淇邀集甫来台的姚锦协助办学，招收初中部学生。学校在9月成立，应聘为教导主任的姚锦，实际上代理校长职务。义民中学因姚锦办学绩优，获台湾省教育厅嘉奖，而于1953年核准增设高中部，此时的姚锦却已遭枪决于马场町。
老师们
范荣枝：
【“由于私立学校的学费比较贵，加上学校会要求学生捐款，我在二年级下学期时准备休学。姚老师特地到家里跟我父亲说，“他在学校的成绩不错，那学校就给他奖学金”“你给他念书吧，这个学费我帮你免掉”。除了学费，交通费也是一笔负担不起的开销，姚老师得知后便让我和赖锦尧同学住在他的宿舍里。】
刘鄹昱：
【“从1946年义民初级中学开办以后，姚先生就教我们史地。他教学很认真，每堂课以前一定要把上一堂课学到的“清算”一下。试卷答案有错的地方一定改得很详细。有一次在历史的试卷后面给我用红铅笔批上“勤奋可取”四个字。”】
范荣枝：
【“二二八事件后好几个月，陆续有几个外省老师来学校教书。私立学校的校长有权力僱用教员。黎明华、钟履霜、黄贤忠、徐迈东、丁洁尘，这一批来教书的外省人都是姚老师聘僱的。印象里，义民中学的外省老师教起书来都非常优秀又用心。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抱着社会主义思想来的。”】
刘鄹昱：
【“黄贤忠老师很有文采;黎明华老师可以很生动地演出曹禺的《日出》;徐迈东老师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讲得非常生动;姚锦老师会讲一些时事。”】
范荣枝：
【“黎明华是地理老师兼任音乐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教唱的抗战时期的爱国歌曲，像流亡三部曲、陕北民歌等。一般地理课是枯燥的，唯独黎明华能让我们不打瞌睡。一堂课是45分钟，他大概花30分钟用图说的方式讲课完成进度。其他时间，他就笑笑问，“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啊?”“有啊!”听完我们的回答他又问，“怎么?哪里好看?”“打内战啊!”接续我们的回答，他就用这10分钟讲时事，配上像说故事一样的讲解，大家都身历其境听得入神”】
刘鄹昱：
【“教我们国文的是钟履霜老师，也是广东梅县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可是学问是很好的，教材是选郭沫若的“奔流”“水牛赞”还有史诺的“血染伏尔加河”等等。】
刘鄹昱：
【“学校有一间钢琴室，黎先生经常在弹旋律优美的曲子，上台北师范时才晓得是“少女的祈祷”。有时候听到黎明华、钟履霜、徐迈东三位老师引吭高歌合唱雄壮的歌曲，现在猜想也许是“国际歌”吧。”】
1949年7月8日，义民中学第一届毕业纪念摄影(涂贵美提供)
红色青年黎明华
日本投降后，姚锦在广州同黄素贞、萧道应夫妻(两者为白色恐怖“基隆中学案”政治受难者)认识，在这一层关系下，应聘了串起桃竹苗地区包括义民中学在内进步青年的重要人物黎明华到校任教。
黎明华(1923-1997)，广东省梅县客家人。1942年冬天，参加丘念台领导的抗战组织东区服务队，因此认识了队中的台湾青年钟浩东、蒋碧玉、萧道应夫妇，以及许多爱国的客家青年，如徐新杰(徐迈东)、徐森源等人。1944年初，离开东区服务队，转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因东江纵队主力北撤而归乡。1946年11月，来台谋职，先后在台北商校、基隆中学、义民中学等校担任教职员。后来投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领导桃竹苗客家地区的农民运动。
萧道应、钟九河、许灿煌、钟浩东、吴文华(左起)筹组医疗服务团，准备回祖国参加抗战(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提供)
黎明华的回忆录提到他在义民中学的活动是多方面的：
【“以辩证唯物观点和方法向学生和教职员解释时局和各项事务，购买当时合法发行的报刊杂志如《观察》、《文萃》、《民声报》、《公论报》及一些小册子，供师生借阅。我个人还专注对姚锦的思想影响”】
黎明华很快就跟同为客家人的教职员打成一片。该年暑假，通过他的协助，姚锦招聘了原在基隆中学任职的徐新杰、钟履霜两位教师。三位教师努力提升学生成绩并团结教职员，主要为打破二二八以来的省籍隔阂，并积极协助姚锦在地方上树立领导权威。
桃竹苗地区工作的展开
1947年9月，以钟浩东为领导的基隆中学支部成立。同年10月下旬，陈福星、洪季樵、洪幼樵陆续到过义民中学。后由张志忠与黎明华联系，重新恢复组织关系，就此开展中坜支部与杨梅支部工作。隔年8月，姚锦经黎明华介绍入党，中坜支部主要通过姚锦发展，同时还吸收了因南京五、二〇事件逃亡到台湾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孙晓薇做预备党员，两人皆由黎明华单线领导。在徐新杰、钟履霜、孙晓薇离开义民中学后，学校又新聘了丁洁尘、黄贤忠两位老师，后来这两人都由姚锦吸收入党。1948年下半年，中坜支部组织由义民中学扩及中坜农校以及邱兴生任教的内坜国民学校。1946年6月，邱兴生正式加入支部工作，组织关系上由黄贤忠领导。
在义民中学期间，黎明华利用暑假同张旺、范新戍、周耀旋到杨梅、湖口、新埔、北埔、苗栗、大湖了解民情、风俗、结识朋友。与张志忠见面后，黎明华传达下乡家访要义，并部署姚锦、张旺、宋增勋，往沿海之大园、观音、新屋拜访学生家长，从而熟识环境，并做宣传工作。黎明华除两次与姚锦同往沿海地区，也自行往龙潭、关西、芎林、北埔、新埔等地巡查与家访。
案发的证言
中坜支部的组织开展，在义民中学优良办学的积极掩护中逐渐扩大。然而内战的局势烽转，三大战役的烟硝已经悄然漫过海峡彼岸，逐渐形成地下党“隐蔽战线”与国民政府“另一个战场”的攻防。
1949年8月，“基隆中学案”爆发后，调查局透过被捕的地下党员口供，循线逮捕“省工委中坜支部”姚锦等人。
范荣枝：
【“1949年开始，在台湾的地下党接到指示。姚老师提醒我们的任务方向是：“为了迎接大陆的解放，你们几个年轻人现在要做是大量培养群众，用各种方式协助整体社会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台湾的时候，要尽量防止国民党破坏工厂、学校、机关。””
“韩战之后，情势变得紧张。姚老师提过：“义民中学已经很多不是这个学校的人来。””
“我们是到1951年初才自动要求加入组织。“好，你写一个报告来。”姚老师同意了，但他私下跟我说所谓的报告就是自传。但是他叫我不要说成是自传。我们三个人交出报告没多久之后，姚老师提供了党纲和更进一步的内部文件，要我们看完再补一些心得，写在报告里头。”
“没有多久，义民中学再度受到很大的威胁。姚老师告诉我，他已经被特务盯上了，“你们最好少来，要嘛，你一个人来就好，他们不要来。”又过了一个多月，他说情势很不好，要我们暂时不要去找他”
“我赶紧把所有该还的书籍都还给他，不敢把东西留在家里。到了7月暑假时，我想把《中国通史》还给姚老师，《中国通史》是禁书但不是党内的书，所以我之前很大胆地留着。”】
黎明华流亡前托姚锦交给范荣枝的《中国通史》开明书店版(许孟祥摄于2014年)
涂贵美：
【“徐代德说后来姚老师叫他们不要再去找他了。”“他听到范荣枝讲，要还书给姚老师的时候，才发现姚老师的义民中学宿舍被封条封起来，从窗户看进去里面全部都翻得乱七八糟的。”】
范荣枝：
【“一抵达他家便发现，正门被封条给封了，从窗户看进去，矮书桌上堆满东西。我心想：“糟糕!姚老师已经发生问题了!””“从姚老师家离开后，我跑到刘鄹昱家里。他已经知道姚老师昨天晚上被捕了。“我们有没有问题啊?”心里忐忑不安，明知道得不到答案，我依然心慌地问了刘鄹昱。我还跟他说，姚老师前段时间提过已经把“那个东西”(指自传)处理掉了，不会有问题。我也跟徐代德提到这件事，并建议三个人暂时躲一下。接着，我赶忙回到家中，挖开谷仓里用来隔间的泥砖，把书和一些东西藏进去。包括那本没有机会还的《中国通史》也藏在那里。当时有些不是禁书的就寄到我堂妹那边去，十年出狱后才把它拿回来。”】
涂贵美：
【“他们知道老师被抓了。后来刘鄹昱也被抓了。徐代德是第二个被抓的学生，半夜在自己家的通铺睡觉的时候被抓。”“第三个被抓的人是范荣枝。”】
范荣枝：
【“过没有几天，听说刘鄹昱被抓走了。”“刘鄹昱会被抓是因为义民中学一个叫做郑生财的老师，他以前是我的导师，他带刘去抓掉的。这件事让我和徐代德真的紧张啦，这表示一定有问题了嘛!于是我们就分别躲起来了。”
“躲没几天，有一天早上我在富冈车站买票，以前的同学在车站卖票，他跟我说徐代德被抓了。”“买好票准备去台北，我碰到徐代德的爸爸。他问我“你们干什么东西!”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大概没有甚么事啊。你放心啦，如果有事，什么人都没办法，没有事就会回来。”其实我没有把握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希望他不要白费心思。谈完话，我们便一同搭往北上的火车，即使在同一台车上依然不敢站在一块。”
“当时真的想躲，也单纯地以为躲远了就不会被找到。躲了几天，1951年8月10号，我戴着学生帽，穿着台北师范的制服搭车回到湖口车站。那几天刚好是大拜拜。一下车，碰到爸爸挑着一大担子，里头是准备杀猪的东西。60岁左右的爸爸正在工作的身影，看在准备跑路的儿子眼里，格外心酸。我接过他的担子来挑，一起从湖口火车站走路回家。一回到家就问他：“有没有人?”他说：“有啊，昨天派出所人员来看我们的大猪啊!”我特别跟他交代，“万一有事情，你一定不要利用关系送钱或怎么样的。”我知道思想的问题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找关系只会被敲竹杠而已。”
“当天，趁着夜深人静全家熟睡之时，警察包围了家里外围道路。当时没有大马路，由派出所一位姓张的警察带了5、6个人用步行的方式进来逮捕我。当局逮捕的理由千篇一律，他们为了怕事情传开，就故意说：“他没有事，只是为了学校的事情，过两天就回来了。”其实我事先已经跟爸爸提过可能会被抓。那天大姊也刚好来家里，她还伸手来拉我。拉不回的这双手，一别就是十年啊!”
“逮捕后被带到杨梅拘留所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少年监狱，那边是内政部调查局临时的调查站。一路上我没有被铐，有两个人看管我，他们故意把手枪放在小袋子里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不要跑哦!”押送时，与堂哥在车上巧遇，但不敢跟他说什么，连多看一眼都不敢，就怕牵连其他人。”
“抵达新竹看守所的时候是早上，我和樊智育以及同样是湖口人的温胜万，3个人关在一块。到了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姚师母在走廊上照顾丁老师的两个孩子;一个是4岁的贝贝，一个刚满周岁。她抱着孩子过来我的房间外面，靠在特务用来查看房间内部的小洞说：“范荣枝，范荣枝，姚老师要跟你讲话。”我一听到马上就趴下来。关在斜对面的姚老师也趴在地上，利用房门下方用来送饭的小洞，透过姚师母传话。姚老师说“你的东西被拿到了，你要承认。”完蛋了!姚老师这句话让我突然像被雷打到一样。原本以为没有东西落在他们手上，打算硬拼，听到这件事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回去了。”
“姚老师、黄老师、刘鄹昱都在第二区，他们比较有机会讲到话。我这区和我同案的是邱兴生、徐代德。邱兴生是小学教员，我们原本不认识他。后来知道邱兴生吸收了两个人、徐代锡吸收一个人。我忘了徐代锡吸收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后来跑掉了没有被抓到。”
“我们8月被抓，隔年6月先判。姚老师是6月17号被拉出去，18号被枪毙。”
《民声日报》，1952年6月19日，星期四，第一版。
“拉出去的前4、5天，开了一个庭，为了重审丁老师跟黄老师的事情。因为姚老师是主犯，开他的庭也会顺便把我们，包括我、徐代德、邱兴生给叫出去。那天大概3、4点突然叫我们开庭。听到开庭还以为要宣判，让我们很紧张，谁也无法保证不会被枪毙。惯例上，如果是宪兵进来带走的人，百分之百是等着隔天被枪毙的。但我们出去时，奇怪!大门居然没有宪兵。”
“看到第二区那边的人出来了，我立刻跑到姚老师旁边，刚好看守拿了手铐过来，我就自己凑过去，趁机跟姚老师铐在一块。从看守所到法庭的10几分钟，是与他最后的谈话。“我这几天要走啦。”姚老师说。姚老师是有思想准备的人，对于离开处之泰然。”““我对你有一点内疚。”当姚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回想起自己的世界观从来不是被谁强行灌注，而是在啓蒙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对于此刻的处境当然无怨无悔，就坚定地告诉他：“没关系啦，我们自愿的。”““你们好好地在外面，还要保重身体，台湾应该也不会久。”他认为台湾很快就会解放。唯一挂念的是在台湾举目无亲的姚师母，要我想办法接济他。”
“要枪毙前一天晚上，几个人被送到外面的独房，虽然说是独房，但从遗书看起来，好像有几个人是关在一块的。包括邱兴生在内，大部份人的遗书，都是那晚在那个环境下写的，看得出潦草。黄贤忠老师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枪毙，所以事先分了好几天写下遗书，甚至请同房的石玉峰帮他画了画像。石玉峰也以徐代锡的老婆寄来的明信片画下徐代锡的儿子。”
图八：绘有徐代锡之子的明信片上。(徐名盛提供)
“我们当时是最后一批、最严厉的时候，所以大家都抱着一定要死的决心。因为有这样的决心，5、6个月期间里看到有人被拖出去枪毙、隔天又是谁先走一步，对这些事情是痲痹的。”】
二、政治受难者生命故事
姚锦（1909-1952）／麦锦裳（1921-2013）
麦锦裳、姚锦(黄晓珊提供)
姚锦与麦锦裳皆为广东顺德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经济系肄业的姚锦任教于广东省女子职业学校时与他的学生麦锦裳结婚。
姚锦赴台后协办成立义民中学。应聘成为教导主任，实际上代理校长职务。1946年底，麦锦裳抵达台湾，两人一块住在学校宿舍。黎明华在回忆录中提过，向来认真严谨的姚锦为人正直，很受教职员和地方人士尊重。二二八事件时，身为义民中学唯一一位外省老师的姚锦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义民中学教职员与学生均全力保护他。
1951年7月两人同时被捕。姚锦的学生赖振尧曾以麦锦裳姪子的名义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民众服务处陈情，谓报载，政府订定切实疏通在监人犯办法第二项“关于已决人犯之疏通”第二款“修正戒严地区间犯临时处理办法。”符合保释相关规定，期政府准予保释，然未获同意。
广东顺德人是我们对姚锦的第一印象。然而台湾的后人前往姚锦成长的村子寻访关于他的生平时，赫然发现姚锦从未到过此处，这里甚至没有过姓姚的人。关于姚锦的真实身份与事迹，再也无从得知，他为世人留下的只剩下理想与志业了。
黄贤忠（1920-1952）／杨环 （1929-2017）
黄贤忠，广东省陆丰县甲子镇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结识陆丰支部书记郭坚，开始了与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共同发动抗日宣传。并在就读惠来县立中学时，加入“惠来青年抗敌同志会”。
1946年夏，黄贤忠只身来台，任职于台北工业职业学校(今台北科技大学)。1948年初经友人介绍赴义民中学展开新的教职生涯。同年7月结识了刚从台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桃园宋屋国民学校教书的杨环，两人展开恋情。12月，经姚锦吸收加入省工委地下党中坜支部，重新恢复组织关系。
1950年，杨环与黄贤忠的结婚照(黄新华提供)
1950年夏，黄贤忠与杨环结婚。隔年，义民中学案爆发，夫妇同时被捕，彼时杨环已怀有8个月身孕。两个月后，杨环于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产下一名女婴，以夫妇两人的姓，取名黄杨。同时寄望命运乖舛的婴孩，能够像黄杨树那般虽成长艰苦却卓绝地活着。
黄贤忠在狱中诗作“绝命诗”与遗书，为他献身社会的历史任务及使命，留下“不悔”的脚注。他给来台前在大陆出生的儿子伟民的遗书写着“为了理想而死，没有什么遗憾!尔父已把整个生命和精力献给社会和人民了，你一定会原谅阿父的!”更是对生命与思想的最后表白。
徐代锡（1916-1952）
徐代锡(徐名盛提供)
徐代锡出身佃农家庭，在经济困顿的环境下，仍奋力完成学业。他任职中坜镇公所干事时，工作表现优异，极受长官赏识与器重;尤其负责农村业务，对农民生活的困苦感同深受。在当时战后的时空背景之下，徐代锡受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之理想所吸引，用功阅读相关书籍，希望能对台湾前途发展作出贡献。
他在狱中写下家书予其幼子徐名盛：
【“好孩子!我不能在家与妳和妈妈一共团圆的生活，不过是我的不德所为!感觉抱歉得很，请你原谅罢!在学校时做个好学生认真用功读书，将来能做个好国民，同时在家多多听从你妈妈的教训，顺从及有孝与你的妈妈，以报答你母之厚恩。以上是我所盼望的。最后祝你安康至发展。”】
他在狱中写下给妻子李玉风的家书：
【“故乡!是我生长的地方。远望之，有山有水，亦有情人，在于旅外之人，无不思慕与思念的。失去了自由的我在囹圄中，惟有每天诵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罢了。千里飘泊一家像浮萍似的暂住在外，真彷彿盲人骑了瞎马，前途茫茫一点没有把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骑马回乡，跟随你团聚呢?”】
徐代锡于1952年4月14日写给妻子李玉风的遗书(徐名盛提供)
邱兴生（1929-1952）
邱兴生，原名黄兴生，桃园县中坜客家人，出生于1929年。日据时期就读开南工业学校，需具父籍而暂认邱阿春为养父，因此改名邱兴生。开南工业学校毕业后，在内坜国民学校担任教员。
1946年6月，邱兴生正式加入支部工作，组织关系上由黄贤忠领导。1948年下半年，中坜支部组织由义民中学扩及中坜农校以及邱兴生任教的内坜国民学校。
邱兴生于狱中写下4封遗书，分别写给祖母、母亲、胞姐及其5位弟、妹。他在给祖母的信中写道：
【“我老实说我在死前对于死毫没有惧怕，反而感觉我已尽了人生之重担而轻松了。我的人生观是硬的!不知失望和忧愁的。我对于自然是喜的，所以我对于我的死，完全是快乐的!所以我要谨请祖母不要挂以为我是苦。”】
徐代德（1932-1999）
徐代德是佃农家庭的长子。入学义民中学后，思想逐渐受到启发。但从不谈论与姚锦或其他老师的互动，也从不将所读的书带回家，故家中无人知晓徐代德从事之事。根据其妹徐玉妹回忆，“阿德哥读初中时便常面惕“一定要读初中”，知识才是改变生活的契机。”
出狱后，徐代德的生活圈以老同学为主，逐渐有换书、论时事，或其他活动。因为有机会接触外国报纸，徐代德成为身边其他政治犯取得信息的来源之一;也使徐代德不曾脱离政治。
1968年陈永善(陈映真)等叛乱案时，徐代德因交从甚密而做好了再次入狱的心理准备，却又于1976年陈永善出狱后、改版《夏潮》时，不定期供稿，接着，1976年陈明忠刘建修等案、1979年李庆荣案等，又几乎入狱。
多年来换过不同工作，其中“写作”可说是徐代德微薄解决经济问题，与参与政治的重叠点。徐代德有坚定的政治主张却不外露，1999年徐代德过世后，人间出版社出版了徐代德耗费多年编写而成的《背德的帝国：美帝国主义发展史话》，或许堪称其一生心之所志与戮力之总结。
徐代德与妻子涂贵美(涂贵美提供)
范荣枝（1932-）
范荣枝出生在台湾竹东，因家境贫困而从未想过自己有读书学习的机会，机缘巧合进入义民中学就读。就学期间受到老师们的启发，从社会科学、《社会进化论》、《大众哲学》开始，慢慢培养起思想基础。对老师们的教学印象至今仍旧深刻。教导国文的黄贤忠和钟履霜在课堂上讲解时事并介绍鲁迅、巴金、矛盾的文章，透过文学作品让范荣枝关心社会、建立人生观。黎明华在课堂上教的《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也成为范荣枝与刘鄹昱在狱中一同教唱其他狱友的歌曲。1950年考上台北师范学院之后，范荣枝依然经常回义民中学，持续与姚锦保持紧密联系。当时范荣枝已经阅读姚老师给的书籍，包括《矛盾论》、《唯物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经济社会学》。
范荣枝坐牢期间，姊姊出嫁了，只有年迈的父母两人守在家中，家中无法改善的贫穷更是可以想象。10年刑满出狱后，乡下的老家仍是用泥土砖头搭的连同猪舍共四间瓦房。屋内的格局、摆设完全没有改变，桌子仍然是他从小用的那张破桌子，凳子也断了一只脚。因此范荣枝毅然决然接下父母的农活，留在家里耕田。几十年来，与太太一同辗转熬过辛苦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主要靠亲戚与狱中较合得来的难友，像张敏生、刘建修、陈传枝等人协助建立社会关系。
刘鄹昱（1933-2010）
就读义民中学期间，刘鄹昱担任学艺部部长，指导老师是黎明华。据他自承，就学时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在日后坐牢、生活遇到折磨时都以“长征精神”勉励自己。
刘鄹昱被捕后在狱中抄唱义民中学老师教唱的歌曲，歌词有“打垮美国狼，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反动势力连根拔。”另首有“我们工人有力量，造成枪礮送前方，为了新中国彻底解放。”被提起公诉，获判无罪。
出狱后，刘鄹昱到哥哥在日本开的餐馆工作，并在这段期间以同等学力考上名古屋的中京大学国文系(日本语文学系)，每天白天上课，下课就工作到隔日清晨。遇到店休，就到中古书店搜寻书籍，所以有非常多的如：马列全集、各种版本的毛语录、中国歌曲录音带、一些小红书等。为了纪念“五四”，刘鄹昱在离开日本前将这些东西整理成五十四箱，可惜因身份关系，后来仅由女儿带回文学类如鲁迅等的作品。
刘鄹昱的女儿提到：
【“他的一生都为了狱中五年而活，他清楚记下义民中学的经历、保存狱中同志交代的事情。他将同志们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作为历史纪录。即便脑瘤手术失败，身体瘫痪了一半，他仍靠着一只手、一只视力不好需要借助放大镜的眼睛来完成回忆录。”】
刘鄹昱以梦人为名在徐代德的毕业纪念册留话(张立本摄于2016年)
樊志育（1923- ）／丁洁尘（1926-2011）
樊志育与丁洁尘同为东北大学学生。1948年5月，甫毕业的丁洁尘离开动荡的东北，随兄长赴北平。樊志育在局势不稳的考量下也离开沈阳赶赴北平。6月，两人结婚后，丁洁尘在北平找到了一个教师的工作。樊志育在时局动荡出路无着下，进一步寻思着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1948年7月1日，樊志育只身抵台。几经波折下在新竹县的中坜中学谋得教职。彼时，义民中学正在招募教师，在代理校长姚锦的协助下，樊志育也帮妻子找到来台的工作。丁洁尘于是在9月13日抵台，进入义民中学教书。同年11月，丁樊夫妇加入姚锦组织的读书小组，研读进步书籍，并讨论与判断时局的变化。
义民中学案爆发后，丁洁尘与樊志育夫妇双双被捕，连同1岁半的儿子和刚出生4个月大的女儿也无法幸免，一家四口全数入狱。判决确定后，两个幼孩在育幼院中度过漫长的没有父母的10年。
1961年夫妇出狱，丁洁尘通过难友任显群的帮助下，在稻江商职找到了工作。樊志育则在难友方宗英开的中央出版社当店员，尔后参与创办《国华人》月刊，其著作丰富，公认为早期台湾广告学的先驱。
麦锦裳、丁洁尘、杨环合影(左起)(黄晓珊提供)
三、迟来的遗书
2012年9月14日，中坜支部案受难人与家属在彼此的联络号召下，于台北市天成饭店举办了“同学会”。家属说：
【“这一顿迟来的团圆饭，我们等了整整六十年……。”】
义民中学案牺牲者姚锦、黄贤忠、徐代锡、邱兴生，在1952年6月临刑前夕分别写下遗书数封，这些遗书竟被“收押”了六十年。直到2012年，家属陆续接获档案局狱中家书的申请信，才得以看到他们四人赴刑前的遗言。然而，仍有许多居于大陆地区的家属，数十年不弃，仍在苦苦找寻亲人的下落。
同牢难友石玉峰在军法处看守所为黄贤忠绘制的画像，以及黄贤忠写下的《绝命诗》四首(黄新华提供)
邱兴生遗书(黄崇一提供)
时隔一甲子
黄晓珊：
【“我看着母亲(麦锦裳)从陈旧而布满灰尘的木楼梯爬上阁楼，小心翼翼地把黄老师(黄贤忠)的牌位给请下来。直到今天我还对那一日的印象感到非常深刻，小杨姐姐一见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问了妈妈，牌位上的那个人是谁?”】
黄新华：
【“小学时，我由母亲(杨环)改名叫“新华”。在我印象里，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我到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导寺，里头有两面牌位，我当时并不清楚牌位上头写的黄贤忠是谁。直到后来，母亲才告诉我，那是我的生父。”】
黄新华：
【“大约十年前，我看到父亲行刑前的照片，我很讶异，他是微笑着的，是什么力量让他那么坦然的面对死亡?又是什么力量让他放下新婚一年多的妻子与襁褓中的女儿?2012年6月，直到我拿到迟了六十年的遗书，终于明白：那是“大爱”，那是对人民、对社会的大爱，让他义无反顾，一如他在遗书中所写的“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1993年，六张犁埋骨现场的消息通过海内外媒体的报导，终于让黄贤忠遗落在中国大陆的儿子黄伟民通过香港朋友取得了一张台湾《中国时报》的报导。新闻纸上写着黄○忠，让他燃起一丝希望。
2012年8月，黄伟民委托友人来台至六张犁寻访父亲下落，巧遇曾为黄贤忠拣骨的土公师，终于通过义民中学受难学生徐代德遗孀、时任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的涂贵美，找到了黄新华。彼时，刚收到父亲遗书不久的黄新华，在震撼之余遂即前往陆丰甲子探访从未见过的异母兄长，以及父亲青年时代成长、奔波和告别的大地。
黄新华与哥哥黄伟民。(黄新华提供)
时间相隔了一甲子，从海的另一边为甲子故乡带回黄贤忠的消息，时已罹癌的黄伟民，在兄妹团圆不久也撒手归去。直到临终前，黄伟民一直保存着那张透露着黄贤忠下落的旧报纸，即便早已泛黄破烂不堪。
黄新华：
【“一切都像梦一样，时隔一甲子，我回到甲子镇，找到我的亲人，我唯一的哥哥已是癌末，兄妹相见只是泪两行。时代的悲剧，两岸的亲人，都因父亲的牺牲，度过艰辛的岁月。”】
六十年后的奶粉
邱兴生在狱中写给胞姐的遗书中，最后一段写道：
【“我在这里得了一个记念，就是黄贤忠先生得了一个女儿说为给我做记念而当爱我的女儿名为黄杨，她的母亲现在还在看守所四十六房名杨环，望指导照顾，有时也可送牛乳等。”】
2012年，邱文夫探望杨环与黄新华(黄新华提供)
2012年，邱文夫在收到兄长的遗书后，决意寻访黄贤忠的遗孀及遗孤女。8月15日，两人终于得以见面。他依着邱兴生遗书所托，探望并带去两瓶奶粉，完成兄长的遗愿。彼时，那位女婴黄杨已经是当祖母的年纪了。
涂贵美：
【“邱兴生没有结婚，他在遗书里边写，说黄贤忠将女儿认他当义父，有空可以带去奶粉。姪儿几年前拿到遗书，找到黄新华，带去了两罐奶粉，说：“这奶粉，六十年后才送过来。””】
四、从崎岖山路走向未来：家属回响╱回想受难者
2016年办于徐代德桃园富冈家中的义民中学案同学会。李中、涂贵美、徐名盛、范荣枝、黄崇一(左起)在会后合影(张立本摄影)
牢狱后，由于逮捕经验、经济问题或各种个别因素，受难人及他们的家庭往往谨慎地生活着。局势变迁，社会与政治变化巨大，受难人也将内心思想藏了起来;遑论早于1950年代枪决的受难者，它们的遗书甚且迟到了六十年。以上种种，使得受难人心境、感受、政治抉择等，都难以接近或还原，即使家人也不见得知道。
徐名盛(徐代锡之子)：
【“父亲受难时我才两岁多，我对父亲可说毫无印象;但从父亲的遗书中流露出为正义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凛然正气，让我心痛泪流，同时也感受到父亲不能尽人子人父之责的遗憾与悲痛。遗书中父亲对我的期盼与关怀，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父爱。”】
涂贵美：
【“以前徐代德跟我讲事情，我都没时间听，也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直到他去世后，我开始去“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帮忙，才真正开始接触这些历史。听老同学们说到徐代德的往事，更感觉我先生徐代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黄崇一(邱兴生之姪)：
【“社会一直在变化，对人的判断也会变化。但是我们今天只求还原史实，不要再有扭曲。”】
黄新华：
【“我要用曾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看到的一段话，来向所有的受难者致敬。它是这么说的：梦想永远铭记，生命从未终止，所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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