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文艺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大家深刻意识到，“无论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如何不同的作家，已必须而必然地要接触到血赤淋漓的生活的现实，只有向这现实中深入进去，才有民族的出路，也是文艺的出路。”1作为文艺界的重要力量，戏剧界最先对全面抗战作出回应。1938年初，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率先成立并发表《宣言》主张：“对于全国广大民众作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各种各样的戏剧。因此，动员全国戏剧界人士奋发其热诚与天才为伟大壮烈的民族战争服务实为当务之急”2。
1 “旧瓶装新酒”的提出和讨论
戏剧界在贯彻执行为抗战服务这个主题时，首先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乡村教育和文明开化程度尚未达到能够理解新文学之时，新文学根本无法打动乡村民众。上海话剧团在抗战初期曾走入苏南乡间宣传抗日政策，但是具有空前热情的话剧家们却不得不面对乡民对剧目不了解以及演出装备在乡间无法施展等问题3。话剧的成长得益于新文学运动的滋润，它植根的土壤是都市文化，最早的观众群体也仅仅限于都市知识分子。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区域性差别，在话剧的乡村之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话剧的失利让文艺界开始重新调整思路，再度思考戏剧如何为抗战服务这个问题。于是，文艺界热烈讨论的“旧瓶装新酒”和“利用旧形式”方法被引入戏剧界。
在戏曲界，欧阳予倩较早开始思考“利用旧形式”来改革戏曲。早在1929年，欧阳予倩在《民众剧的研究》4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同一时期的红色苏区，在瞿秋白等人的倡导下，“普罗文艺”逐渐成为苏区文艺的发展目标。在戏剧活动中，如何处理话剧与戏曲的关系成为苏区文艺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经过试验，苏区戏曲工开始尝试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达到“文艺大众化”目的。不过受政治和战争的阻隔，苏区的经验并没有在国统区产生影响。1937年11月16日，由田汉和马彦祥主编的《抗战戏剧》在汉口创刊发行。该杂志的创办目的是研究“如何使戏剧运动负起这一个神圣的使命(为抗战服务)”5。对于当前紧迫的戏剧任务，以穆木天为代表的戏剧界认为“演剧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广大的民众”，也就是要实现戏剧的“大众化”。而如何实现大众化，其关键在于“一方面是内容要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相适应，二是形式方面要能接近群众的理解力”6。环顾当时的戏剧界，最接近群众的戏剧形式莫过于旧戏。在田汉等人的呼吁下，一批新文学家投身于旧剧改革中，开始探索、实验“旧瓶装新酒”和“利用旧形式”的方法。
瞿白音是较早开始从事“旧瓶装新酒”的戏剧家之一。他以“实地的工作经验证明了，以旧剧的形式装抗日的新酒，确为广大的观众所了解，所喜悦，而尽了艺术应尽的宣传鼓动与组织的作用。它在民众中间有极大的极深的潜伏力，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它得到的效果比新剧还要大”7。瞿白音的成功给文艺界和戏剧界带来鼓舞。于是，旧戏一时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新文学界也开始抛弃成见，接受其作为一种新内容的承载形式而存在。田汉强调说“新兴话剧当然是我们主要的宣传利器”，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全国民众各层对于旧歌剧与杂技依然较为熟习和亲近，也是无可否认的现象。”8据他的估计，当时全国的京剧、地方戏演员多达五十万，全国受戏曲影响的观众更是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全面抗战的爆发为戏曲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机，于是，戏曲界人士无不摩拳擦掌，意欲实现戏曲的新发展。
2 “旧瓶装新酒”的实验和问题
“旧瓶装新酒”和“利用旧形式”被文艺界寄予如此高的期望，那么，戏曲界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其实，方法并不复杂，主要以不改变戏曲的基本形式为前提，在内容和思想上作相应调整，编演抗日主题的现代戏和时事剧，通过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将抗日道理灌输给民众。这种编演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海派戏剧。早期的文明新戏就曾经利用戏曲的唱念做打来表演时事剧。不过文明新戏是戏曲艺术和话剧艺术的结合，非纯粹之戏曲。利用纯粹的戏曲形式来表演时事题材是由红色根据地的戏曲家创造的。三十年代初，受“文艺大众化”思想影响，苏区戏曲工利用京剧、地方戏的艺术形式表演一些革命题材戏，如东河戏《活捉张辉瓒》、采茶戏《活捉侯鹏飞》等。早期苏区戏曲工的“旧瓶装新酒”是将传统戏的剧情挖去，然后填入革命故事，唱腔和表演改革则不是很多。后来在演出过程中，他们逐步摸索出一些规律，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尝试在舞台程式、音乐唱腔上作一些改动。一些戏曲作品的舞台设计已经有了现代戏曲的雏形。9可惜受战争影响，苏区戏曲的成果未能得到有效宣传和推广。全面抗战爆发后，戏曲界重新开始试验“旧瓶装新酒”的方法。
田汉、瞿白音、欧阳予倩等人是“旧瓶装新酒”方法的实践者。在他们带动下，戏曲界积极地排演了一批反映抗战的新戏，如西安秦腔班子里的《爱国奇女》、汉口皮簧班子里的《卧薪尝胆》、扬州班子里的《马寡妇除奸救国》、重庆川班子里的《汉奸之女》、欧阳予倩创作的桂剧《渔夫恨》、柯仲平等创作的《查路条》等。这些作品获得了初步成功，在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有成功，自然也会有失败。失败之剧目往往没有起到宣传抗战之作用，反而沦为滑稽戏。如京剧《大战卢沟桥》一剧，“宋哲元出台来还唱了一板，再加上些纸扎的战具，于是弄得看戏的人都笑了”10。
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过程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只是一种机械的形式与内容的嫁接。如果形式上没有创新，那么必然与内容发生抵牾。欧阳予倩在创作《渔夫恨》时就意识到，如果采用桂剧来表演，那么必须要在表演上做出改进才能适应剧情的需要，否则会产生负面效果。所以《渔夫恨》“第一场就不是旧戏原有的形式”，“是受了话剧的影响，决不是旧瓶装新酒”11。回顾这一时期的戏曲界，高才如欧阳予倩、田汉辈毕竟不多，能够出入新旧戏剧者更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戏曲工在贯彻“旧瓶装新酒”方法时只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旧戏的模子，强行塞入时代的呼喊。所以这样的改革不但无法保存戏曲的艺术本真，而且也无法达到“戏剧大众化”的目的。随着问题不断涌现，被抱以希望、委以信任的“旧瓶装新酒”和“利用旧形式”的方法也逐渐受到戏曲界和文艺界的质疑。
刘鹤云发现，“假如我们要装入抗战的内容，将现代的化装道具移入旧剧里去，这一定要损失了它本有的美点而成非驴非马的东西。因为现代的军器，不是像刀枪一样可以舞的，鼓励、激昂的台词不是皮黄的旋律所能唱的。因此它虽能接近民众，然它能给我们用的地方并不见得多。”12加入时代元素，本意是为了表现抗战主题，但是，由于形式的限制，戏曲无法为现实主题提供更贴切的表演阐释空间。丁玲并不是戏剧家，对戏曲也不甚了解，但她以局外人的身份都感觉到：“旧形式应该被利用，已经不是今日的问题，现在待商讨的是如何选择和改良。”13抗战之初爆发的文艺革命热情带有些许盲目性，它忽视了艺术发展的规律。直到问题出现，热情消退，文艺界和戏曲界都开始反思“旧瓶装新酒”和“利用旧形式”方法的正确性。从1938年的狂热到1939年的冷却，“旧瓶装新酒”终于迎来了另一次被关注。1940年，在重庆召开的戏剧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光未然在介绍1939年的戏剧运动时就指出：“一年以前是旧形式利用问题。在西北前方的工作同志以动员民众的迫切需要，常常不加选择地运用旧形式。这种尝试成为风尚。在北方的鲁艺、剧协、文协已经开始讨论其得失。”14
其实何止是延安鲁艺，在大后方，最先倡导“旧瓶装新酒”的田汉也与文艺界开始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作为理论家和实干家，田汉始终认为戏曲的“旧瓶装新酒”完全能够成功，因为他自己的剧作就获得了成功，所以面对当时一些失败的剧目，他依然保持乐观。他说道：“这次洪深先生用正确的抗战理论配合了史实编的《昭君和番》就是用汉戏形式演出的⋯⋯可见旧形式加入了新思想也一样发生力量的。而且，旧瓶子装进了新的酒，不但酒没有坏，连瓶子也变新了。”15田汉的自信并不能化解文艺界和戏曲界的忧虑。李一非总结了抗战以来剧场的戏曲剧目，发现除了一部分与抗日内容有关的戏外，“多数演的还是《三娘教子》、《掛印封金》、《盘丝洞》、《八腊庙》、《法门寺》、《二进宫》、《探母》、《别窑》、《捉放曹》、《珠帘寨》。一场场的满座，能单怪一般人的麻木吗?”他认为：“旧形式不能完全容纳新内容，是件铁打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而忽略了旧与新间的过程上是由渐变到突变，由运用旧形式而克服旧形式的真理。”要想利用好旧形式，就必须要做出改变，完全按照旧形式来演出新内容肯定是行不通的。针对“旧瓶装新酒”，他列举了“穿什么服装?画什么脸谱?走什么台步?说什么口白?要不要对打?弹不弹纱帽翅?”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那么作品内容必然为形式所累，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他主张对戏曲的表演作适当改进，“为容纳需要的内容，毁弃一部分程式都是无碍的”16。从本质上看，田汉和李一非的观点并不矛盾。田汉对“旧瓶装新酒”方法的支持并非是守旧，而是希望通过渐变的方法来改变戏曲的落后性，从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在1940年召开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田汉再次重申：“要说我们一两年的研究尝试，或是看过人家一两出‘改良旧剧’便对旧形式的运用做下否定的结论，是不免稍欠妥当，或是太急躁的。⋯⋯今天我们去运用旧形式，把新内容装进旧形式里去，这本身便是旧形式的否定。因为形式同内容是有机的关系。你把新内容装进旧形式里面去，旧形式要起质的变化，经过相当融汇、扩大的过程，他也将变成适合传达新内容的新现实的形式，那就接近了新形式。”17李一非希望抛弃“旧瓶装新酒”也并非主张就此彻底抛弃戏曲，而是希望打破“旧瓶装新酒”方法的束缚，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
对“旧瓶装新酒”和“利用旧形式”的反思、批评，说明抗战文艺和抗战戏曲在文艺大众化这个目标的推进中面临困难。尽管文艺界和戏曲界已经意识到旧形式的利用无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但是救亡图存的宣传需要又迫使文艺界必须要找到一种更为适合现代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文艺形式。于是文艺界开始思考能否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的艺术形式来满足当前文艺形势的需要。这就是戏剧界关于民族形式建构大讨论的前奏。
3 民族形式建构之尝试与失败
其实，就在戏曲界讨论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文艺界也在激烈地讨论“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以胡风为代表的新文学界组织了一场讨论会，针对旧形式利用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聂绀弩、仲方、奚如等人都对旧形式的利用表示某种程度的认可。但是作为新文学界的代表，他们还是反对对旧形式不加批判的利用。胡风在总结这次讨论会时认为，对旧形式的过分利用实际上背离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启蒙路线，它“把启蒙运动卑俗化了”，这种宣传方法是“狭义的功利主义，它底危险，是往往不能成为推进行动的真正的动力。”18在胡风等人的讨论会之后，通俗读物编刊社也组织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会。通俗读物编刊社不赞成胡风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启发民众，向民众宣传全民抗战，所以利用旧形式是必须的。如果对旧形式进行新文学式的改动，恐怕难以达到宣传效果。19由于双方的出发点不同，所以都难以说服对方。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本是针对共产党的思想工作提出的，但是它恰好也切中了当前文艺界和戏曲界所面临的症结。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旧形式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比如戏曲的“旧瓶装新酒”出现了很多不成功的作品，所以文艺界亟需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形式来适应抗战的需要。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建构问题的争论在戏曲界也引发了反响。20“旧瓶装新酒”已经被视为前途暗淡，戏剧界也迫切地希望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来承担抗战宣传的任务。那么究竟该从何做起，以哪种艺术形式为基础来建构民族戏剧。这在戏剧界也产生了不同意见。为了能够从理论上寻找到新的突破，1940年，在桂林、重庆，由戏剧春秋社先后组织了三次“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田汉、葛一虹、阳翰笙、欧阳予倩等文艺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陕北、孤岛、敌后根据地、大后方。各路戏剧家聚集在一起，尝试以各自的经验和理论主张寻找戏剧的出路。
在座谈会召开之前，身处陕北的张庚发表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一文。在文中张庚提出话剧“学习的中心应当转移到中国自己的旧遗产上面来”。21张庚的本意是希望话剧能够吸收戏曲的艺术元素，使其接近中国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能够更加大众化。但这一观点却引发了大后方戏剧界的反对。1940年6月20日，在重庆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葛一虹、黄芝岗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葛一虹认为张庚的观点“可能陷入了民粹主义的偏向”22。针对葛一虹的观点，对延安剧运有一定了解的光未然就认为，“反对这一口号的某些解释发生民粹派的偏向是对的。但过于强调文艺的一般性即国际性也容易发生另一偏向。”对于民族形式的建构，他认为当前文艺界“对于旧形式有的认为那都是死去的东西，或者一口咬定是封建的毒素。因此说创造民族形式与旧形式完全无关，研究旧形式便是‘开倒车’⋯⋯这一些看法，我觉得都还有值得商讨的地方”23。光未然对陈伯达、柯仲平等人在延安试验的秧歌剧非常赞同，认为这种对旧形式的改造是大众化和民族化的结合。光未然的观点在第二次座谈会上得到了阳翰笙的支持。阳翰笙认为：“旧戏地方戏不就是我们今日要求的民族形式。不过根据民族新现实的需要加以改造，可以产生民族形式的重要因素来。”24对旧剧的肯定，甚至认为它可能产生出民族形式的重要因素，显然是以民间形式为中心论调的体现。对于阳翰笙的观点，胡风认为：“我觉得今日旧剧改革最大可能也只能处理历史题材，不容易甚至不能处理现代生活的题材⋯⋯要希望被改革的旧歌剧正确反映历史真实这一点企图马上能成功，我看没有把握。”25与胡风观点相呼应的还有夏衍。同日在桂林举办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他以反问的口气质疑：“有一种‘中心源泉’论，就是有人说：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应当是民间形式。换句话说：是民族形式从民间形式中产生出来。照这样说来：戏的民族形式是要从花鼓、草台、目连戏中产生了?”26而聂绀弩则在会上主张：“因为旧形式也当然可以表现用新观点来处理的旧题材。旧剧中如《杨家将》《薛平贵》等剧，都是美好的东西，只是里面有了什么‘托梦’等神化的成分而已。只要我们重新写过，用正确的观点，把杨家将、薛平贵还原成‘民族英雄’‘革命人物’，再以改良的形式来表现，不是就成为合乎原则的民族形式了么?”27会上众人尽管对旧形式的态度不一致，但是他们共同认为“民族形式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经过许许多多的磨练、实验，渐渐才能形成”28。
其实，不论是赞同以旧戏为基础，进行民族化、现代化的改造，还是反对以旧戏为基础生成民族形式，双方都认可戏曲中具有可以改进的元素，同时也都意识到戏曲在“旧瓶装新酒”中出现的问题，为之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是，座谈会以及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戏剧民族形式的文章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指导意见。
从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来看，所谓的“民族戏剧”，其实是希望能够在话剧和戏曲之间选择一个更好的结合点，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既要能够反映现实，同时又要能够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接受。为了避免座谈会流于理论的空谈，在第二次座谈会上，田汉邀请了贺绿汀等音乐家参加。音乐家的加入本应让这场民族戏剧的讨论具有更加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贺绿汀等人提出的“乐器西洋化，形式中国化”的“民族乐剧”口号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无法付诸实践。民族戏剧形式座谈会本意是希望能够顺应民族形式讨论的风潮，整合戏剧界的人力，集中众人的智力，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戏剧。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这个议题的理论基础缺乏，所以会议最终并没有形成什么卓有成效的理论见解。
民族形式论争和戏剧民族形式探讨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纲领。但是，从现代文艺思潮史和戏曲思潮史的角度来审视这场运动，它却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29。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之后的文艺工作和戏曲发展点明了方向。此后，延安的戏曲界开始在平剧院试验带有延安特色的戏曲改革模式。这标志着中国戏曲现代化进程的开始。
1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日。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2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原载《抗战戏剧》，1938年1月第一卷第四期)，《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3 1946年，由国立编译馆编写的《中国戏剧史》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写道：“他们演出的情况很简单：灯光、布景、道具都是就地借用的，有时因受环境的限制，无灯光、布景、道具，有时连演员也是就地拉夫。因为中国农民知识水准较低，他们欣赏戏剧的态度和城市人根本不同，只要剧情热闹，有刺激性，他们便认为是好戏，什么灯光、布景、道具，他们都还不曾注意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4 苏关鑫编：《欧阳予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5 《抗战戏剧·创刊词》，《抗战戏剧》第一期，1937年11月16日。
6 穆木天：《抗战戏剧大众化》，《抗战戏剧》第一期，1938年，第5页。
7 瞿白音：《新伶人》，转引自洪深：《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洪深文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56—157页。
8 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田汉文集》第十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9 关于苏区戏曲改革的特色，笔者已撰文进行论述，参考拙作《苏区戏曲艺术探析》，《戏曲研究》第八十八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10 李一非：《旧剧的整理与运用》，田汉等：《抗战与戏剧》，独立出版社，1939年，第37页。
11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戏剧春秋》第一卷第二期，1940年12月1日。
12 刘鹤云：《从旧剧到新歌剧的建立》，《战时艺术》第二卷第二期，1938年。
13 丁玲：《略谈改良平剧》，《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四期，1938年12月。
14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前会)》，《戏剧春秋》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
15 田汉：《谈战时戏剧的新与旧》，《抗战与戏剧》，第37页。
16 李一非：《旧剧的整理与运用》，《抗战与戏剧》，第40—42页。
17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会)》，《戏剧春秋》第一卷第三期。
18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原载《七月》第三卷第一期，1938年5月1日。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19 《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记录》，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一集》，第59页。
20 易庸认为：“戏剧上民族的问题是由整个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而来。”易庸：《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春秋》，1940年第一卷第二期。其实抗战时期的戏曲思潮一直与文艺界的主流思潮密切联系，既并行，又独自演变。
21 张庚：《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三期，1939年。
22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前会)》。
23 同上。
24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会)》。
25 同上。
26 蓝馥心、姚平纪录：《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戏剧春秋》第一卷第二期，1940年12月1日。
27 同上。
28 同上。
29 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61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