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
红军爬雪山的情景
丁晓平
无论从政治史或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史或新闻出版史的范畴，长征真正成为“世界语言”，成为“英雄创世纪”，成为一种人文精神，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毛泽东。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中共党史和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就与长征有关。《红军长征记》就是这次征文的成果。
《红军长征记》，原名为《二万五千里》，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共收录长征亲历者100篇回忆录，附歌曲10首等，讲述红军长征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闻、感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作品。今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红军长征记》。
斯诺来访
但至今依然还有像李月波、莫休、曙霞等人，或许因为化名或许因为早早牺牲，依然生平不详。
新闻出版不仅是市场，更是战场，是阵地。其实，新闻出版的市场就是战场。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毛泽东深谙此道。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5年底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对中共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的同时，还进行了新闻封锁。九年来，无论是国外的媒体，还是国内的报刊，有关红军和毛泽东、朱德的报道满天飞，且大多是攻击“赤匪”的谣言和污蔑之词，尽诋毁之能事。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36年春天就开始酝酿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做好对外形象的宣传工作，把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告诉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
1936年7月，因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把红军长征宣传出去，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7月13日，刚刚抵达保安才两天的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刚刚到达的斯诺。第二天，他又出席了欢迎斯诺的大会。随后，他在15日、16日、18日、19日、23日与斯诺进行了深入交谈。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同时，毛泽东还向各部队发出电报，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红军将士们的积极响应，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首先带头写作，如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张云逸等。作政治工作的陆定一、李一氓、萧华、王首道、熊伯涛等身体力行。
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也纷纷响应号召，许多拿枪杆子的人，如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都立即行动起来，拿起手中的笔杆子，写自己的长征故事。但至今依然还有像李月波、莫休、曙霞等人，或许因为化名或许因为早早牺牲，依然生平不详。
童小鹏在通知发出第二天的日记中这么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童小鹏在日记中所说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诺。他热情高涨，一个人就写了《离开老家的一天》《粤汉路边》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残酷的轰炸》完成于10月7日。
“原始形态”的长征
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毛泽东曾经应允为《长征记》撰写“总述”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两百多篇文章，约50多万字。
毫无疑问，这些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文献价值迄今为止也是最高的，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呈现了长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态，字里行间闪耀着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
但在征文启事发出后，红军总政治部具体负责《长征记》的编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铅花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没有人敢给确信。然而到了八月中旬，有望的氛围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兴奋，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因为“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编辑还以安慰地语气特别指出：“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时，收获满满。他说：“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长征记》的部分内容的复制件。
1937年1月21日，斯诺在北京协和教会作《共党与西北》的报告时说：“他们的长征，这段历史是太伟大了，我不能用几句话来叙述它。共产党中有几十个人合写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征记》，但是还没有叙述完全……”
当然，《长征记》也还有遗憾，这场征文活动，可谓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但中共中央和军委最重要的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等，均没有撰写文章。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毛泽东曾经应允为《长征记》撰写“总述”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的确，缺文成了永远的缺憾!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征稿时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尚在长征途中，所以《长征记》收入的只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章。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出版工作，还有一些曲折。自毛泽东“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的电报和信函发出后，红军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长征记》编辑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梦秋，整体工作则由徐梦秋负责，并由其负责最后统稿。
《二万五千里》
此处的小超，是否是邓颖超，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多篇，约50万字。丁玲在1937年4月15日写的《文艺在苏区》一文中生动描述了她在编辑《长征记》时的愉快心情：“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蠕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经过半年的努力，至1937年2月22日，《长征记》完成了初步的编辑工作，共收入董必武、杨成武、耿飚、舒同、萧华等40多人的110篇文章、10首红军长征歌曲和5个附录文件，并将书名确定为《二万五千里》。书稿编辑完成后，并没有付印出版，编辑委员会仅仅抄存了极其少量的内部誊清稿，目前考证存世的仅有两部。一部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部，一部则在1937年上半年经由中共地下交通渠道交给了在上海负责恢复白区工作的冯雪峰。
《二万五千里》为什么没有及时印刷出版呢?因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丁玲也随红军主力去了陇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二万五千里》的出版印行工作就暂时搁置下来。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红军的宣传工作并没有停止。当时通过党内交通员王尧山或者董健吾等，将《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带到了上海,交给了冯雪峰。
冯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4月由张闻天和周恩来派往上海，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兼管文艺工作。他拿到《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后，原本打算尽快在上海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于是，他就通过摘选、节选、缩编的方式，将书稿中的篇章内容陆续传播出去。比如，此时在上海出现的《从江西到陕北》《第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等单行本图书，其基本内容大都摘录自《二万五千里》。
1937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时，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与方志敏的手稿《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一起，交由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党外人士谢澹如保管(瞿秋白部分遗稿也由其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澹如担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1962年去世后，其子女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等一批革命文物捐献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分为上中下三册，手工线装，绿色马兰纸护封，上册225页，中册262页，下册252页，共计739页。书稿中既有用圆珠笔抄写的，也有用复写纸誊印的，且正文中有诸多用毛笔、红钢笔和铅笔修改的字迹。
从目录来看，当时选定的文章共计110篇，但实际收入的文章仅95篇，其余15篇或被删除或被注明空缺。其中用毛笔删除的3篇文章分别是：唐天际《湘南游击队》、张震《畑安之役》、张雄《毛儿盖到河西》;用铅笔打上“×”号并注明“有×的都缺”的12篇文章是：艾平《再占遵义》《看谁先到》《抢渡北盘江》《一个团一个师》《鲁东渡》《火焰山》《“猓猓”投军》《老娘也要戳他一竿子》《隔河相望》、陈士榘《五个子弹》、小超《三十个》、张平凯《几个见识》。此处的小超，是否是邓颖超，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正式出版
《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内部印制以后,朱德总司令曾亲笔签名赠送一套给埃德加·斯诺。斯诺后来带回美国,现珍藏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从1936年8月于保安发出《长征记》征文启事，《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经过六年时间的等待，迟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32开本，共412页，收入文章100篇，其中上册42篇，下册58篇，附录红军歌曲10首，比1937年《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少了10篇。经比对，具体篇目依次如下：彭加伦《出发的前夜》、定一《珍重》、谭政《突围的一天》、彭加伦《胜利后的一幕》、唐天际《湘南游击队》、文彬《朱总司令炒肚子》、张雄《毛儿盖到河西》、张际春《铁屁股》、小超《三十个》、张平凯《几个见识》。
《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内部印制以后,朱德总司令曾亲笔签名赠送一套给埃德加·斯诺。斯诺后来带回美国,现珍藏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毫无疑问，《长征记》的征集、编辑为斯诺后来撰写《长征》提供了第一手的真实素材，也达到了毛泽东发起这项征文活动的目的。后来，斯诺根据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记录，结合已经看到的《长征记》征文初稿，撰写了《长征》(Long March)。
斯诺的《长征》最早以分两期连载的形式发表于1937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它的中文则由复旦大学学生、《文摘》杂志主编之一的汪衡最早翻译，在《文摘战时旬刊》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题分五次连载(从1937年11月8日开始至1938年1月18日结束)，并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单行本图书《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世界上第一部“长征”图书。
后来，斯诺把《长征》作为第五篇收入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与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一起成为该书最为核心最为宝贵的内容。正因此，《红星照耀中国》成为至今人们了解20世纪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必读书。需要说明的是，汪衡译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得到潘汉年、刘少文等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人员的帮助，阅读了冯雪峰那里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增写了很多内容，比斯诺笔下的《长征》更加丰富翔实。
从“内部发行”到公开出售
在第四次印刷时，该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红军长征的历史，就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间传奇，长征精神因此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腾。
但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却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从战争年代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举，为加强中共党史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成立了党史资料室，由缪楚黄负责编辑内部刊物《党史资料》。
此时，军队和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机关、学校都急需革命历史和传统的教材，《红军长征记》自然是再好不过的精神食粮。1954年2月，《党史资料》就将其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从第一期开始连续三期进行了重印，并在文前增补了《毛泽东同志长征诗》(即《七律·长征》)和《毛泽东同志长征词》(即《清平乐·六盘山》)。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党史资料》刊出后，在党内产生积极反响，纷纷要求将此“不得外传”的“党内文件”公开出版。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并再次对全书内容重新进行了增删和修订。
新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32开本，15个印张，30万字，同时增绘了双色套红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略图》。但本书却只收录了《红军长征记》100篇中的52篇文章(含陆定一和贾拓夫写的《长征歌》)。全书篇目次序也重新做了调整，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但同时增补了廉臣(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邓发)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缪楚黄所写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附在书末。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初版时，还特别说明：“本书暂时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内部发行，不公开出售。”但仅仅三年时间就连续印刷了4次，发行73万册。
在第四次印刷时，该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封面也由原来的白色套红印刷改为四色彩印。红军长征的历史，就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本课堂，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间传奇，而长征精神因此逐渐成为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战胜困难、勇敢前进的精神图腾。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二万五千里》鲁迅纪念馆珍藏的誊清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朱德签名版《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也以《红军长征记》原书名再版，续写了红军长征历史叙述史的新传奇。
今年，为献礼建军九十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按照1942年原版《红军长征记》重新录入文字、重新排版和装帧设计，以横排简体汉字形式再版该书。在充分尊重1942年原版《红军长征记》的基础上，对一些错误进行了考证和订正，对个别篇目的个别内容作了删改，并对删改内容的篇目作了说明。本书还对红军长征中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相关背景作了描述，以期对全书内容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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