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刘之争及文革中对刘少奇的保护
闫文洋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表面上看，二人的话是话赶话赶出来的，都有些气话的意思。但这次再道歉承认错误，已不可能化解二人的争执了，而且也没有认错的机会了。毛泽东说出了刘少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话，给刘少奇定了性。刘少奇说出了“不怕下台”的话，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趁热打铁，第二天，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他给这篇文字加了一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于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使用了极其严重的词语，如“白色恐怖”、“何其毒也”，并翻出了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的旧账。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表明毛泽东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了。就在他写这篇文字的当天，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那是刘少奇批发并写了批语的文件。
8月6日，毛泽东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出席全会。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决定》还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的翻天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的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与毛泽东的设想，基本是一致的，运动的发展也正是这样。在这个时间点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了其对文革的认识，是其他人不可企及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7人增至11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新进入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刘少奇的排序降到了第八位，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副主席，但以后只称林彪为副主席，不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作为中国的二号人物，做了8年的接班人，长期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仅仅凭一次会议，地位就轻易地被改变了，手中相应的权力也被剥夺了。那些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定为毛刘“权力斗争”的人，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呢?“权力斗争”必须有斗争的双方，必须有公开或私下的较量，但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后来毛泽东也说“刘邓”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少奇甚至连基本的抗争都没有，完全服从了中央决定，认真地去写检查做检讨去了。或有人说，刘少奇手里没有掌握军队，不可能与毛泽东抗衡。然而，既然大家都知道没有“权力斗争”的本钱，刘少奇能不知道?实际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忠诚，不低于其他任何人。他们之间的问题，只是任何二个人之间都会发生的问题。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武则天与吉顼一段对话，是这样的：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这段话说出了人世间一个普遍的真理，任何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了，都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发生一定的争执。
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与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既得服从毛泽东的指示，还得表现出自己的主见，而两者往往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接班人首先得服从领导，这是不言而喻的，谁会让一个天天和自己对着干的人接自己的班呢?其次，他还得自己有主见，有不同的或更好的主张，因为这代表着他的能力，关系到团体或社会的发展和前途，谁都不想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一个能力差的人。所以，自古太子难当，就是由于其使命本身是有一定矛盾的。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有了更大的权力，这必然会和毛泽东产生一定的分歧。如果事事请示，则失去了分一线、二线的意义，而且也给人工作能力不强的印象。其中的难点，是对某个问题大小的确定。一个问题，刘少奇认为不用请示，先按自己的意图处理了，可事后毛泽东觉得不对，怎么办?立即纠正过来，可以。一次两次行，但若次数多了，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还有威信吗?而且，他处理的事情，不是晚上是吃火锅还是下面条的小事，每一件事几乎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下达到执行，是复杂且庞大的，怎么能随便更改?
实际上，毛泽东在退居二线之后，是尽可能不去干扰一线工作的。久而久之，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自信自然会越来越高，不请示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些在平常的时候都不是事，但有了问题之后就是事了。毛泽东说刘邓搞“独立王国”，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他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可见他自己也清楚，导致“独立王国”的，主要还是“一、二线”这个客观原因。
毛刘之间的矛盾，是权力斗争吗?不是，是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能力不同产生的纷争。自延安整风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基本上没有想代替毛泽东的人了。建国之后，饱读史书的毛泽东，在建章立制的过程中，肯定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可能地不留下给人可乘之机的制度盲区。或许这些不为外人所知，但在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特别文革这样严重的混乱时期，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说明这套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刘少奇已经被指定为接班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与毛泽东“争权夺利”的。他们之间的问题，在其他人身上也同样出现，只是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位置敏感，显得突出罢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他主办的《群众反映》刊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创办的。他说：那时的秘书室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的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作出了批示，这让他们就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戚本禹回忆录，223页。)后来，他们就创办了《群众反映》刊物，同时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说起刘、邓反对毛泽东的“事实”，人们往往会举出著名的“不让讲话”、“不让开会”的例子，其实那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让开会”说的是邓小平，网络上版本不同，有说是没有通知的，有说是通知了但说没空可以不参加的，没有大的区别。按照惯例，不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是可以不参加的。因此其根本问题有二，一是有没有惯例，二是重要不重要。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许多会议是不参加的，往往是会后把文件报送给他批示。至于重要不重要，则是个人认为的问题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怕毛泽东干扰已经开展的工作，这还是分一线、二线带来的问题。偏偏1964年底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刘少奇“四清”搞的“后十条”，搞的“桃园经验”，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毛泽东要利用这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让讲话”说的是刘少奇，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网络上有说是刘少奇直接提出来，让毛泽东少发言。更多的是说在会议上二个人的争执，对毛泽东而言，刘少奇当众与自己顶嘴，打断自己的发言，差不多就是不让自己“讲话”。但在刘少奇看来呢，毛泽东的发言明显偏离了他预定的轨道，甚至要彻底更改他在“四清”中的做法。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气愤，是以不顾自己的位置，不顾对方是毛泽东，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
在进行“社教”的初衷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对存在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在1963年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甚至说“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以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社教运动”中，这年的冬天，派妻子王光美去偏僻的乡下蹲点几个月，搞出了“桃园经验”。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明显增加了搞“四清”的力度，批评“后十条”，认为太过平和，必须修改;同时积极推广“桃园经验”。8月，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刘少奇挂帅。
想一想就能理解，刘少奇辛辛苦苦搞“四清”，正轰轰烈烈进一步发展的时刻，毛泽东要来泼冷水，否定他的工作方法，能不生气吗?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阶段是他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威信最高的时候。他与毛泽东顶嘴，或者不让毛泽东讲话，往往被说成是与毛泽东“争权”。笑话，在这个级别上，顶几句嘴就能“争权”了?
与毛泽东公开顶撞，给刘少奇的命运带来了彻底改变。首先，毛泽东否定他搞“四清”的一些方法，是正确的。他推广“桃园经验”，要派大量的工作组进驻，根本没有操作性。在方式上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地下工作”模式，结局如同“反右运动”一样，存在扩大化的问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而这样做，在毛泽东看来，不会达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用现在反腐败流行的话说，刘少奇的办法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其次，刘少奇一时气愤，与毛泽东争执，他只感到了自己没有被尊重，没有想到这样是对毛泽东的极大不尊重。因为他处在接班人的被动位置上，二者相比，他的自尊远远不如毛泽东的重要。
其实毛泽东对此也是挺郁闷的，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江青在文革的时候跟我说，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主席觉得挺纳闷的。主席对江青说，以前，刘少奇对他不是这样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是很委婉的说的。而现在是我说一句，他就顶我一句。(戚本禹回忆录，339页。)
现在很多材料都说，毛泽东撤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就是在这次争执后产生的，这应该是确实的。不过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对刘少奇不满了，应该就有了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的想法。把二人此时的争执，说成是毛泽东凭一时之怒，不分是非，打倒刘少奇。而为了打倒刘少奇，又发动了文革，则是别有用心了。这样说，一是给人毛泽东心胸狭隘的印象，二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引到“权力斗争”的方向去。
一个问题，毛泽东能不能打倒刘少奇?一个领导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来发现不合适，要撤换他，难道不可以吗?另一个问题，刘少奇有没有错误?先抛开别的不说，就二十三条时与毛泽东的争执，刘少奇的表现就可以说是不及格。刘少奇使性子，拒绝主持会议，与毛泽东公开争吵，莫说他是接班人，就是其他人，也是不应该的。唯一的解释，是刘少奇真生气了。这固然可以说他是真性情、直肠子，没有藏着、掖着，没有搞阴谋诡计。但他是谁呀?他不是普通的人，是一个大国的未来领导人。这样就不行了，因为他是不能随便说话、随便动怒的。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最辛苦、最忙碌的应该是刘少奇了。在文革之前，做决策的是毛泽东，而去落实执行的第一人是刘少奇。当然，在他被打倒以后，这个苦差就由周恩来承担了。自延安中央分兵以来，刘少奇一直工作在最前沿，处理着中央繁杂的日常事务，到1959年，正式担任了国家主席，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此后承担的责任更大，做的工作更多，自然也就更辛苦。1963年社教运动中，为了摸到第一手的情况，刘少奇派妻子王光美去偏僻的乡下搞“四清”。而他此时已积劳成疾，夜间容易掉床，于是便打地铺睡在地上。以后成了习惯，直到去世，都是睡地铺的。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潸然泪下，鞠躬尽瘁，不过如此。
然而，刘少奇在人们心中的口碑却极差，一直戴着“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成为新中国最冤屈的人，并且至今没有被真正“平反”。这里说的“平反”不是组织上的，而是人们意识中的。这是因为，人们总把他放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然毛是对的，那刘自然是错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对头是蒋介石，那么在建国后，毛泽东的对头就变成刘少奇了。而且崇拜毛泽东的人，往往又走了一个极端，基本上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刘少奇的头上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大众心理，不禁让人怀念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故而对刘少奇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更加反感了。
那么，在刘少奇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左还是右?是路线错误还是工作失误?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至今没有理清楚。但有一点是无误的，那就是刘少奇的工作能力超强，在中共中枢这种强人众多的地方，能够主持日常工作近二十年，并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就证明了这点。当然，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干的活越多，犯的错误就越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刘少奇肯定也犯下不少错误。不过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基本上都是工作方法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什么路线问题。诚然，如果这些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无疑会发展到路线问题的方向去，只是这种预见，往往只有毛泽东拥有。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里给刘少奇定的“三宗罪”：六二年的“单干风”，六四的“二十三条”之争，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组”。仔细分析一下，都不过是面对具体问题时的正常应对。前面的两个问题已经分析过了，“派工作组”是对还是错，还是和在彭真的问题一样，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如果从发动文革的立场去看，那就是错误的;如果从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立场去看，则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刘少奇没有违反组织程序，决定都是中央常委会集体讨论通过，并且汇报给毛泽东的。也许正是刘少奇做的种种事情符合组织程序，要打倒他，才给他定个“路线错误”帽子的。
北京大学乱了之后，新北京市委6月3日派去了工作组。在当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李雪峰提出的文革“八条要求”，此后工作组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先见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让前来求见的刘少奇回去，已经表示了对他工作的不满。种种信息表明，毛泽东此时是反对派工作组的。但在7月21、22日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是否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邓小平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大声驳斥了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提议，因此会议对撤销工作组依然是否定的。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自然是必须服从会议决定的。
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排名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邓小平则从第七位升到了第六位，李雪峰也进了书记处，并在其后几年的时间里得到重用。做最后决策的刘少奇被降职了，坚决支持派工作组的邓小平却升了一位，开始派工作组并提出“八条要求”的李雪峰也升了职。这是让人费解的，说明毛泽东在“派工作组”这个问题上的纠缠，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进一步烧热文革这把火。
有人说刘少奇忽左忽右，这是存在的。其原因是他的执行能力强，而预见力差，往往看不透问题的实质。无论从革命事业还是从个人角度说，刘少奇是十分崇拜毛泽东的，加上他是执行者和继承者，这就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想努力把毛泽东的意图实现，并且往往到了“过”的程度。建国后刘少奇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用革命的手段再将其变为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他是保守的，对合作化运动也不积极，认为“冒进”了，被毛泽东来了个反“反冒进”，批评了一通。此后在“大跃进”“人们公社”运动中，刘少奇就积极起来，“浮夸风”“共产风”与他的关系很大。当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后，他则紧张的要命，62年的“单干风”，很有些慌不择路的样子。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后，则又认为阶级敌人非常强大，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是以在“四清”中采取了些很左的措施。这一切，都是预见力不足的表现，而预见性，则是毛泽东认为一个合格领导人最重要的能力。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是有动机的。说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是难以找到其动机的。他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权位?他已经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必要横生枝节。为子孙后代谋经济利益?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在改开后也没有听闻他的后人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说明他和王光美对子女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读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常常会被惊呆，“艰苦卓绝”四个字，是时时贯穿其中的。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的方法之一，是“政治挂帅”，用“共产主义”“人民解放”等口号来凝聚人心，克服那些天大的困难。因为那时的共产党人，除了“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别的本钱。在建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情况，要实现工业化，还是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在一定的时期内，强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必须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艰苦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这就决定了，在建国后的政治生态中，必须一直是偏左的，否则，就达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目标。
“政治挂帅”必须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因此便有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左”和“右”两个派别。一些犯错误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右倾”，有资产阶级思想，准备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顶逻辑不那么严谨的帽子，使用起来却是十分顺手。工作中犯了错误，可以扣上这顶帽子;给领导提意见，也可以被扣上这顶帽子。彭德怀被打倒时是“右倾”，刘少奇62年是“右倾”、64年是“形左而实右”，林彪叛逃后也被定为“右倾”，但他们的问题一样吗?总之，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人们的错误，原因都可以向这里推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间长，又是文革开始被打倒的，所以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便责无旁贷地独自承受了。这件他可能至死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
对于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内心对刘少奇是亏欠的，这从他对刘少奇的保护就可以看出来。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的口气便缓和了些，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样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就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的厉害，是为了改。”
9月14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0月23日，刘少奇根据修改后的检讨提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再次承担责任。
10月24日，毛泽东谈到刘邓问题时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刘少奇交谈时，特意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时说：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戚本禹回忆：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的事件。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
1967年1月6日，毛泽东阅刘少奇1月5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做公开检查的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1967年3月初，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二位能赤城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10日，毛泽东复信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这里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自以为是的文人，其实是在害人。他的信，代表着刘少奇的民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此后，对刘少奇批判明显加大。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态度变化即源于此，其实并不完全属实，因为从他对刘少奇的保护来看，是没有改变的。不过在文革这个他认为最重要的运动正轰轰烈烈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对刘少奇平反，给予正确评价的。毛泽东可以对刘少奇宽宏大量，可别的人呢?特别是文革的得利者，无疑是要把刘少奇批倒批臭，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他们想必也清楚，不翻出所谓的“历史问题”，仅仅凭刘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是不可能把刘少奇置于死地的。
1966年8月11、12日，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诬告材料转告毛泽东。同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但这些都被毛泽东搁置起来了，章士钊写信之后，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材料的搜集整理立刻提速了。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同时，对刘少奇批判的文章相继出现，批判力度大幅升级。3月23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的很好。”这篇文章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直接罗列了刘少奇的许多讲话和著作。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谁都明白指的是刘少奇。文章发表在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和四月1日的《人民日报》。3月29日，毛泽东阅王力、关峰报送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认为很好，但删去了文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此文也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5月4日——7日，毛泽东三次审阅王力、关峰起草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8日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才算直接点了刘少奇的名。
与此同时，1967年4月以后，天津南开大学、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了“揪刘联络站”，后来又联合其他组织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要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到7月，他们发出了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安装了高音喇叭。多时有几万人，在人行道上安营扎寨，昼夜不停地对着中南海放高音喇叭，甚至有人以绝食来要挟。但他们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因为毛泽东指示，对刘少奇不搞面对面斗争。
从1967年5月到1968年8月，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控制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到1968年7月下旬，刘少奇的“罪名”基本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10月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1969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终年71岁。同时，王光美则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其实，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被打倒，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毛泽东对他的人身安全一直都是保护的，他没有被关进监狱，一直都有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陪伴照顾。他是因病去世的，当然，要是不被打倒，也可能不会去世的。在那个盛行搞“喷气式”批斗会的时代，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保护，以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很可能早死于疯狂的批斗现场。那种疯狂，在毛泽东后来的讲话里可见一斑，1968年5月11日，他说：“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
从现在的资料看，这种疯狂的批斗会并没有降临的刘少奇夫妇身上。对刘少奇的群众批斗会只有一次，是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里进行的。为了解除造反派对中南海的包围，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方案，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纪念大会，同时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批斗会不许外面的人进来，只有中南海里的人参加，不能发生武斗。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实况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纪念大会后拆除帐篷小屋，所有人都撤回原单位。这个方案报告了毛泽东。这次批斗会很平和，没有“喷气式”，没有武斗，其中邓小平还是坐着的。此后，刘、邓的事情就过去了，运动没有再冲击到他们。
应该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保护还是很到位的。但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坚决的，因为这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与否。毛泽东把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王力、关峰《<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发表，定为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认为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因此面对“文革”执行者们罗织来的刘少奇“历史罪状”，毛泽东只能默认让步，改变原来的想法，同意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其实对刘少奇而言，这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依旧享受一定的待遇，住在中南海原来住的地方。在外面把刘少奇批倒批臭都可以，却反对在中南海对刘少奇批判，更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武斗。后来，还是林彪1969年10月的“一号命令”，借“战备疏散”的名义将病重的刘少奇搬出了中南海，“疏散”到了河南开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逝世了。
摘自《毛泽东是如何走向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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