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回到“历史情境”的导向中获得了新突破，但同时在这种视社会为背景性因素的研究中面临结论趋同的困境。社会史视野就是要打破这种困境。社会史视野下的“当代文学”，是要将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作为重新理解那个时期历史和文学的一个切入点。可见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不仅包含了美的文学性，还有真和善的价值判断。
本篇是保马推送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系列第四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六期，感谢萨支山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大致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洪子诚先生的两篇重要文章《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以及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对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对延安时期之后的“左翼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渐成主流的叙述框架下日益萎缩的状况得到改变。前者是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建构进行清理和辨析，将之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后者则是以解构的方式探寻文本中存在的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裂隙，进而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建构方式。粗略地说，二者分别在处理“当代文学”特殊的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各提示了一种研究思路，随后它们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路径。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会发现，它们在处理这一时段文学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如何”、“怎么”形成这种样态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其原因是它们并不对政治意识形态做同样的“还原”，在那里政治意识形态似乎是一种静态的乃至是抽象的存在，被固定在几个经典的文本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上。因此读多了这类研究成果，就会有结论趋同的感觉，似乎结论已经摆在那里，所需要的只是具体的聪明和精彩的文本分析。
事实上，这是当下“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困境，看似是回到“历史情境”中，但因由文学之外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情境”并没有被充分打开，因而这样的情境仍然是某种规定情境。如果认识到“当代文学”的文学实践与政治实践、社会实践的密切关联——许多作家是以文学实践的方式来从事政治和社会实践，甚至本身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实践者，那么在讨论这一时段文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将这些政治、社会实践作为背景性的因素来考察，而是还要深入其中，建立一种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理解框架，并反过来确认文学和历史之关联。对“当代文学”的解释，有赖于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但不幸的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往往流于某种立场的争辩。因此，强调“社会史视野”，是希望能够将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从相对狭窄和抽象的文学/政治的解释框架中解放出来，进入到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还原政治、社会改造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鲜活有效的感知经验。就文学实践而言，它会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而言，它亦提供了一种认知和评价的坚实的基础。比如说在谈论孙犁小说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从现代文学史抒情小说这一脉络来梳理，以显示历史的某种承继和连续;即便是在“当代文学”的“规范”下来谈，亦可以从孙犁与“当代文学”短篇小说写作中所推崇的“冲突/考验”模式的差异来论述孙犁的边缘化，从中可以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小说样式的要求与规范。这样的研究看上去能很方便地将孙犁的写作纳入到“当代文学”的文学/政治的对立框架中，孙犁的边缘化也就意味着政治对文学的一种压制。但如果我们能够从一种更广泛和深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话，就会发现孙犁的这种抒情性写作恰恰是呈现了最为具体的政治内容。几年前我们去山西太行山根据地和冀中根据地。武乡和砖壁，是八路军总部曾经的所在地，群山沟壑之中，缺水少粮，我们惊叹八路军是如何在这么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得以存活并发展壮大的。如果没有对基层的深入，没有切实有效地将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军民关系没有达到所谓的鱼水情这样的状态，根据地肯定是存活不下来的;而在河北冉庄，地道遍及整个村子，那是整个村庄都被动员起来了。这时候，再去阅读孙犁的《荷花淀》、《山地回忆》和《吴召儿》，就会感受到小说中的那种健康、乐观的日常生活所带来抒情性，并不仅仅指向美学风格层面，更是呈现了根据地民众在被动员组织起来后的精神面貌，而这当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接下来要追问的就应该是，在抗战如此严峻的情势下，这种发自内心的乐观、抒情性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在对比上世纪40年代“国统区”创作那种“沉重”、“阴郁”的色彩，以及胡风所批评的“客观主义”倾向的时候。
因此，“社会史视野”意味着在讨论孙犁以及有着相似经历作家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将对文本的思考置于当时具体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中;另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当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的叙述因由某种原因被简化或固化时(比如根据地经验被抽象地归纳为“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还原有关这个社会结构的叙述所应对的具体内容和感知经验，这是我们重新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而文学写作，恰是因由作家是以这种感知经验为最重要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问题，故而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能寻找到一些在历史档案材料中并不容易发现的鲜活的感知经验和精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试图重新理解文学，理解政治，重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所谓重新理解文学，是要将文学重新放回到产生它的那一片生活土壤中;所谓重新理解政治，是要将抽象的政治还原为当时具体的社会和生活要求。这样才能理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陷入一种二元对立中。
“当代文学”中许多作家，如赵树理、柳青，他们的文学写作是和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改造实践紧密相连的，因而必须要突破“文学性”的框架来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能理解他们的文学写作。从分析的角度，我们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强调审美价值区隔于功利价值和政治判断，但从综合的角度上看，文学的丰润圆满，除了美之外，正因为它包含着真和善的价值判断。
在一些描写“土改”与“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一个被普遍诟病的地方是，许多小说被认为是依照中共相关的政策文件的论述来写作的，而不是听从生活的直接感受，这违反了“文学规律”，有“图解”的嫌疑。若干年后，浩然对这样的指责有一个回应，大致是他承认中共的集体化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却不认为他小说中所描写的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这里浩然是点出了一个要害，那就是所谓的“图解”“按政策文件论述来写作”这样看似是从“文学性”角度展开的批评，实际上背后是以政治正确与否为标准的。这样的争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却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政治、政策、生活、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那一代作家来说，政策、生活、文学之间的差别和距离，并没有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有那么大，它们交融、交汇的地方要远大于它们的差异。他们投身到土改、合作化运动这样巨大的社会改造实践中，是在动态之中来理解生活的，因而政治、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于生活的存在，而是蕴含着变化的生活，或者说政治是溶解在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许多研究者在解读周立波《暴风骤雨》时注意到小说的开头是一个外来的工作队乘马车进入到村庄展开土改工作的场景，而《山乡巨变》中也有一个外来者主导的叙述视角，认为这隐喻着“土改”与“合作化”是一场由外而内、至上而下的，由政权主导而并非农村自然而然产生的社会变革，而文学写作，因由其诉诸的是感知经验的可理解性，因而，二者在文本中的裂隙就会造成“土改”与“合作化”的合法性危机。《创业史》虽然没有工作队进入，但围绕梁生宝与梁三老汉哪个形象更真实丰满的争论，所指涉的同样也是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难题，不但是文学的，同样也是这场变革过程中遭遇到的难题，如何将这场在外部表象形态上看来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社会变革实践转化为农民自下而上的内在诉求?我不太认同文学只是通过叙述的手段来缝合二者间裂隙的说法，而更愿意认为，这些作家，同时也是这场变革的实际参与者，他们如何在实践中完成这样的“转化”;其实，说这场变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并不十分准确，农村中就有许多自觉要求变革的为人公正能干事的“带头人”，如河北五公村的耿长锁，山西平顺的李顺达、郭玉恩等。当然，更多时候，这种内在欲求是需要被激发出来的。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正有一段斗争地主时“说理”的情节：“刘锡元(地主)那老家伙，谁也说不过他，有五六个先发言的，都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叫大家看，看看是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下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帐，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帐?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这个说‘……反正我年年打粮食给你送’，那个说‘……反正我的产业后来归了你’……那老家伙发急了，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不知道谁说了声打，大家一轰就把老家伙拖倒。”
这一段对话能让我们了解被压抑的变革欲求被激发出来的具体过程，这是“老直理”对“账本的理”的胜利。阶级理论是以“老直理”的方式呈现的，看似抽象的阶级理论在现实和小说里打通了农民最质朴的生活感觉，并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让他们能直起腰来做人，这正是“土改”这场变革在农民内心的真实感受。
同样，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被表述成同“自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所谓“自发”的单干道路，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则需要一种超越“自发”的“自觉”。而这，恰被认为是外在的强加或违反“自然”的行为。那么，作为具体的政策的执行者和作家，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发”和“自觉”这两个词背后分别蕴含着的历史动能?如何处理其中的矛盾呢?赵树理的《三里湾》是中国第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他当然深知农民对单干发家的热情，他说即使大部分单干农民都不能发家，但农民的眼睛里却只有那些发了家的人;同样他也在郭玉恩等人身上看到那些有公心，能干活、威信高的“带头人”的优秀品质。《三里湾》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注意到小说是从“扩社”开始写起的。事实上，作为山西长治地区的试点合作社，赵树理是全程参与了川底村合作社的创办工作的，那为什么赵树理不从创社开始写起，而从扩社开始写呢?在赵树理的理解中，要想让农民自觉自愿加入合作社，除了阶级觉悟、集体意识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有经济利益的保证，而创社一年，合作社取得了成功，粮食产量都超过了单干户和互组组，因而从扩社开始写起，就使得农民自愿入社有了一个看得见的经济保障。其实，我们看范长江对郭玉恩农业合作社的报道，就会发现其重点也是放在如何有效的提高管理水平，保证农业丰产以吸引农民入社的。而我们如果只从抽象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脉络来关注《三里湾》，便无法确切地来理解赵树理的写作以及农村集体化运动展开的具体进程。
上述例子中，作家在叙述故事时提供的鲜活的感知经验可以让我们感知到作家在参与具体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他们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在他们那里，政治、政策、文件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落实为具体的工作和生活。当政治意识形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并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时候，对文学的解读，就不能仅止于指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裂隙，更要将它们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作为重新理解那个时期历史和文学的一个切入点。这是我对“社会史视野”的一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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