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一：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有效干预和无效干预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一：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有效干预和无效干预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以武汉文革运动进程为例

老田　　

　　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有着一个独立于官僚体系的造反派组织，以及由这个组织所主导的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本文以口述史资料为基础，从造反派的境遇和视角，来呈现文革的政治博弈内容——文革的支持力量(文革派)与反对力量(反文革派)之间的博弈内容与过程。

　　从造反派的视角出发去呈现文革历史的优点，能够在造反派群体自身境遇的基础上，去呈现反对文革的力量组成及其策略选择集合，弥补已有的文革史中间的常见缺陷：未能恰当地区分文革中间相互对立的力量及其策略集，这一问题导致的重大疏漏是遮蔽和掩盖反文革派对文革进程的主导作用。从这个研究目的出发，武汉文革比北京和上海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上海文革进入1967年之后，反文革派的民间力量(保守派)被整合进造反派组织中间去了，使得上海后续文革博弈过程显得独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大为不同。而北京的文革运动较为切近地处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干预之下，反文革的民间力量(保守派)一开始就发育不良，这也是有别于全国的特殊状况。在多数地方和多数情况下，反文革力量始终在组织和力量方面占据优势和上风，这才是全国文革的普遍状况，武汉文革进程，恰好是与这一状况相一致的。

　　在本文中间，先从毛泽东介入或者干预文革进程的角度出发，简单梳理文革的演进过程。然后，以造反派的角度，去呈现反文革派的力量与策略选择，揭示出文革十年期间真正主导运动进程的力量。最后，从群众作为政治主体的角度，去对照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与解放政治的潜能。

　　一、毛泽东对文革的有效干预与无效干预

　　在官方文革史学中间，坚持文革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结论，这除了体现出一种以个人作用去解释历史和政治的方法论之外，较为具体的意图是掩盖反文革力量的优势地位及其表现。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文革过程走向，去检验毛泽东到底如何有效地干预了文革进程，以此去对照作为文革特色的造反派及其批判活动与毛泽东个人的关系。

　　1、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

　　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是试图通过学术批判活动来建设吻合新制度需要的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其中史学领域的学术批判最受他本人关注;在学术批判中间涉及到清官是否能够调处社会矛盾以及统治阶级是否有着采取让步政策的自愿，这两个主题都涉及到被统治阶级的政治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问题。但是，这个批判活动难于展开，毛泽东本人所欣赏的年青人如戚本禹、姚文元等所写的文章，往往难于发表和传播，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却受到官场强势人物的庇护，不仅中宣部周扬等人以权力介入学术批判去支持“权威们”，彭真为了保护吴晗甚至单独出台了一项政策——“二月提纲”，在这项政策中间，彭真为了实现庇护吴晗的目的，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要“有计划地造成一场混战”把郭沫若和范文澜拉出来陪斗，第二项策略是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很搞笑的是，彭真要批判的左派除了戚本禹等人之外，还包括写文章与吴晗商榷的邓拓)。而且，除了官场的阻力之外，作为学术批判对象的权威如吴晗、翦伯赞和罗尔纲等人，都不愿意认真回应学术批判。借用法国学者布迪厄有关学术场域的分析，毛时代中国学术场域的大资本(权威们)，除了受到权力的过度庇护之外，还对真正的学术争论和交流不感兴趣，这与市场上垄断企业的行为模式有着高度一致性：首先关注的是市场垄断地位而不是技术进步。[1]

　　文革期间各种人物及其言说，在政治博弈中间进行相互塑造，名实脱节现象较为严重——口头上说的和心里想要做的差别很大。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为使其免遭批判单独出台政策，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词进行粉饰，实质要做的确实混战一场和掉头来批判批评者。在后文革时代的官方史学中间，重新翻转了对这一轮学术批判的估价，把小资本说成是具有投机心理并得到过过度扶持的“棍子”，比附为权力粗暴地干预学术自由;这样的定论在1965年3月3日邓小平就说过，依据这个看法，在毛时代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小资本拥有着过度的话语权和传播机会，能够非正当地威胁大资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以机会主义策略介入学术竞争还能够取得胜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显然是因为小资本得到权力的过度扶持而大资本得不到类似的支持，这恰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已有的事实都是相反的状况：按照毛泽东的观察，学术场域中间主要特点是党阀支持学阀，目前看到的证据都是权力支持大资本而不是小资本，这使得学术批判确立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努力无法持续下去。在各地省市委主持的学术批判中间，选定的批判对象往往是与高官们有着个人冲突或者不恰的学界人士，而不是因为学术方面的问题。这些状况，使得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革方法无法持续下去。[2]

　　应该说，毛泽东对文革最初设计，是彻底失败了，这是1966年8月份之前的主要事实。

　　2、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干预——支持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

　　1966年6月上旬，各地依据刘少奇等人的安排，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除了选定各地高官们不喜欢的人作为揭发批判的对象之外，还在学生和教师中间进行分类排队，预备“抓右派”，这两个方面的安排，都受到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批评，在北京更发展为激烈的“驱赶工作组”的浪潮。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经过六天时间的考虑，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支持学生对于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的批判，然后，重新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于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之后次日在报章上公开发表。　　

　　此后，依据毛泽东的要求，政府高官和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出面接见群众和讲话，支持群众的结社权和对于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批评权。1966年10月，依据文革小组与北京高校少数派座谈的结果，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这实际上是把文革早期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进行的政治行为模式(曾经被毛泽东本人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和“五十天白色恐怖”)，宣布为彻底非法。在这样的支持之下，造反派从早期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打压的少数派，成长壮大并于1966年冬天在高校里成为占据优势的组织和力量。　　

　　首长公开讲话，肯定符合政策和道德标准，都能够起到支持群众的有组织批判意识的作用

　　1966年7月底至8月初，毛泽东对于文革进程的干预，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型，放弃了他对文革的最初设计，转而支持群众组织起来去批判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后，通过学术批判形成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设计，被支持群众批判政治异化及其人格化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所代替，这是全新的运动模式。这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重大干预，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对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有着明确批判意识的有组织群众力量，这股力量在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明确支持下，逐步壮大，成为整个文革期间反文革派的坚定对立面。

　　文革小组的角色，近似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监督人和执行人，由此也受到反文革派的痛恨和针对。针对怀仁堂会议对文革小组的发难，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凌晨讲话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这段话在两个方面都是很准确的，文革小组的职责就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及其通过的“十六条”，同时，官场中间反对文革小组的势力实质上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所有针对小组个人的反对策略都不过是掩饰。

　　这第二次干预的有效性体现在：民间对官场的批判性力量能够生存下来并成为参与政治博弈的一股力量。全部的反文革派力量及其采取的策略集合，都是针对着造反派组织力量及其策略的回应，为此，反文革派力量还确立了对支持造反派力量的具体策略，这成为整个文革政治博弈进程的基本特点。

　　3、毛泽东的第三次干预——应对党政干部罢工的局势

　　在造反派力量壮大之后，学校中间的保守派在1966年秋冬天陷入瓦解状态，当权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员对政治无感的工人和农民去反对学生的策略也累遭批评，并且由于已有禁止调动警察和军队去镇压学生的政策，各地当权派对于文革的积极反对策略大多归于无效，由此开始了消极反对策略——主要是离开工作岗位并不再担负管理职责。

　　当权派在1966年冬天的反对策略接近于罢工，这迫使毛泽东要么让步使其满意，要么重建全国性的第二个指挥系统。毛泽东被迫选择了重建第二指挥系统的方案，由此，军队从国家机器的后台走上前台并在新的指挥系统中间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关于“军队支左”各项决策的真实背景;同时，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同时为了避免生产停顿起而“接管”基层的生产指挥权，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之后就被称为“夺权”;同时还争取前党政官员参与新的指挥系统来发挥作用，这个称为“亮相干部”;这三部分人后来是新成立的革委会的“军干群三结合”组成部分。

　　在来不及成立革委会的省份，往往迫于形势选择“军管”，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这段时间，压倒一切的新问题是党政干部罢工引起的秩序担忧，军队作为唯一的有组织力量需要出台担负主导角色，有组织的群众也是一股力量需要为秩序恢复做出贡献，也尽力争取前党政干部参与进来。这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三次重大干预，这一次干预不是主观设计出新的运动内容，而是针对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找出答案——哪怕是应付式的答案，而这个问题的设定则是由反对文革的党政当权派设定的。

　　在湖北省和武汉市，自1966年10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不久，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从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之后，就提出“三道防线”的策略：把年轻力壮的小干部组成第一道防线去抵挡学生造反派的冲击，把中层干部组成轮流值班的班组——这是“第二道防线”——去搪塞学生提出来的尖锐政治问题，最高级别的大干部大都穿上军装躲进军队招待所形成所谓的“第三道防线”，在这三道防线形成之后，近乎百分之百的党政干部脱离领导岗位，形成了实际上的干部总罢工态势。[3]轮流值班的中层干部，都不敢或者不愿意就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政治表态，这会被视为官场叛逆而遭到集体仇视;各种表态往往止步于经济上让步——“经济主义妖风”就是这么刮起来的，上海陈丕显的策略交代是“经济上的要求不要顶”，群众组织只要是要钱要物都无条件满足;而湖北张体学更为主动和积极地指出：娃娃们起来革命，多给几个钱，热闹些。

　　在上海，市委干部连同其家属都逃走一空，仅仅把柯庆施和张春桥两家丢在市委家属院里。[4]在湖南省，唯一坚持工作岗位、不以罢工进行对抗的省委书记只有一个，所以格外受到毛泽东信任：“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5]从这一点出发，毛预备借重章来解决湖南问题。

　　党政干部选择总罢工，逼迫文革升级到重建第二指挥系统的地步，这是文革最后陷入混乱的关键步骤。对于各个文革参与者群体来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意外，对于当权派来说，这个重建指挥系统的选择，等同于把各级政权作废了，绝大多数官员由此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这在官场形成近乎一致的利益剥夺感受并加剧了共同的反文革意识，也由此催生了一种自动代表官员共同利益的努力，1967年2月16日发生在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就是基于官员共同利益的一次表达，其中谭震林的言论准确最契合了当权派的痛楚：你们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革命四十年落个妻离子散。

　　对于造反派来说，作为政治异化的批判者角色，不超越自身的经验和认识水平，但作为秩序维持者角色，则与其批判意识的指向有着根本性矛盾——此时重新提出了如何实现政治整合并团结保守派群众和当权派多数的问题，而且，造反派自身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学生，对于管理事务相对陌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准备;而对造反派更为严苛的挑战则是：如何对待有形或者无形的政治利益?在政治地位和利益分化的驱动下，造反派是否会如当权派那样自动地吻合社会分化规则的作用?

　　文革由此走入了不可控状态，一是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剥夺过多引发的激烈对抗，二是作为文革主体的造反派群众骤然进入了一个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新领域。当然，如果如毛泽东那样把文革视为“一次认真的演习”的话，那么，想要揭示的社会问题和缺陷的那个演习要有相当深度才行，这样隐含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全面和系统的暴露机会，从而也会产生更高程度的认识价值。

　　4、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无效引导——关于团结大多数问题

　　1973-1974年毛泽东曾经在党内发起“三大讲运动”，希望干部逐步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求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大会上公开讲述自己对三个方面的认识。

　　在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中间，不仅是当权派，就是造反派都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正确对待政治博弈的对手——保守派群众和当权派多数，从而能够为政治整合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在政治整合过程中间成为不自觉的障碍。如果把正确对待保守派和当权派作为重要的检验尺度，可以看到造反派与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重要差异和分歧。

　　造反派的大多数，往往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这是其长处，造反派能够敏锐地看到政治生活异化的消极面以及推动政治异化的两个人格化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其局限在于未能超越这个批判意识去争取与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团结，在团结和互信的基础上去推进批判意识和问题的解决，而往往是在批判意识的趋势之下，得罪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多数，推高其对抗性和相互不信任程度，使得问题无由解决，这在造反派占据上风和优势时期——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期和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一段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了敦促造反派做好团结保守派和当权派的工作，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做过一些引导工作，但没有取得大的效果。1966年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姜文品和李玉桥撰写了《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和团结多数的》，这个经验由中共中央(1967)1号文件转发给各地群众组织，希望造反派做到“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6]结果收效不大。一位武汉造反派头头回忆说[7]：当时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文件，小报上也转载了，但我们认为对资反路线的批判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政策执行的时机还没有到，因此就没有办法落实。到了1967年3月份，毛泽东亲自批发了天津延安中学按照教学班实现大联合的经验，以及贵阳棉纺厂按照行业和系统大联合的“归口大联合”经验，也都没有奏效。

　　由于造反派未能及时而自觉地形成团结对立面的问题意识，此后中央在政策调整和执行方面的力度更大，变成了中央脱离造反派的认识而采取独立行动，在对待保守派和当权派方面形成了双方的认识落差和政见分歧。由中央介入和处理的革委会人员组成方面，早期成立的革委会都没有保守派的代表，在1967年夏天预备处理武汉问题时，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事组的“六二六电报”中间，已经有了结合保守派进入革委会的意思。到了1967年9月，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革委会应该吸纳保守派的代表。此后成立的革委会中间，基本上都做到了吸纳保守派代表，据曾经担任周总理联络员的老李回忆，1968年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时期，对造反派组织“八三一”、军队支持的组织“辽革站”和支持东北局和省委的组织“辽联”，都同等对待，每个组织进入省革委会的常委名额都是五个;辽宁省只有鞍山最早成立革委会未包括保守派，结果反而是鞍山的形势不太稳定。[8]

　　5、“三凑合”的革委会以及文革陷入博弈僵局

　　在革委会组成中间吸纳保守派，各地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干部大量进入革委会还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各地造反派非常不满，一些造反派认为革委会不是“三结合”而是“三凑合”，认为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状况还是造反派受压和无权，依然保留着对革委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拥护革委会的群众说革委会好得很，但是，反对的人就说“革委会好个屁”，在群众中间出现普遍的好派与批派的对立。文革前期当权派和保守派的错误未经批判和审查解决，未来还有可能历史重演，对过去批判意识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担忧，都使得造反派不肯轻易搁置这个批判意识。

　　在武汉，因为七二〇事件的缘故，就没有结合百万雄师的代表进入革委会，因此保守派认为革委会只代表一派而不代表他们，现在，是从前的保守派对革委会怀有激烈的批判意识，说革委会只是一个“派委会”。革委会一经成立，就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挑战，难于建立工作权威，缺乏权威又导致难于顺利地进行管理工作，这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

　　除了在革委会之外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服从之外，在革委会内部也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成立革委会之后，各地主要是军队干部和前党政干部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革委会内部的主导群体对于参加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也怀有强烈的派性不兼容，时刻想要创造条件去之而后快，这就从内部威胁到了革委会的稳定性和权威了。

　　革委会所隐含的内在冲突，及其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是文革陷入博弈僵局的集中体现。九大政治报告主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提出希望，也算是准确针对了革委会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革委会中间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对于革委会内在的冲突，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把造反派赶出去，同时还把基层革委会搞垮和换血，结果是清楚的，在很短时间内，各地基层的革委会就被派出去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瓦解和架空，而作为基层革委会成员的造反派骨干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这是1969年九大之前的普遍状况。

　　6、镇压造反派与向右破局的占优选择

　　文革进行到成立革委会之后，对立的两派现在处在难于共存的博弈僵局中间，恰好处在调处僵局的领导地位上的高官群体，是具有管理成本“厌恶型”特点的军官群体，加上他们自身又是带着强烈的派性不兼容思路来处理问题，这就使得对造反派的压制远超维护秩序的必要限度。

　　进入1968年之后，当时的中央政策要求，是要支左的军队干部实现“支左不支派”和“一碗水端平”，这相当于是追求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据以超越博弈僵局。但是，绝大多数地方在革委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军官，是选择与保守派紧密结合把造反派镇压下去的破局方式，这是“向右破局”的选择;最为极端的向右破局出现在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和支左军官马文波等人联合占少数的保守派(王海蓉、唐文生等保守派只有100多人)，把占据外交部绝大多数的造反派中间1600余人(造反派占据全外交部2200人中间的1700人左右)，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结果外交部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帮子官老爷算是好人了，绝大多数人被少数人打成了反革命。[9]只有少数地区如上海，实现了向左破局。

　　全国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徐州，先选择了向右破局，后来又转过来选择向左破局，第三次才选择均衡，结果是两年内先后成立了三个革委会，当地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说：支得好、踢得对，一年一个革委会。(第一个革委会“支派”占优，此派偏保;第二个革委会“踢派”占优，踢派是造反派。第三个革委会是按照中央要求实行两派联合的。)毛泽东本人对徐州问题先后有四次批示，并依据徐州的经验对革委会稳定条件有一个评论：“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10]

　　从全国的文革历史看，破除博弈僵局的方向选择，绝大多数省区是选择与保守派联合去镇压造反派，“向右破局”成为首选。作为例外的“向左破局”只有上海与河南，河南省是因为第一书记刘建勋出面支持造反派的批评权，同时引导各级干部正确对待批评意见，因此，成立革委会之前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程度就比较低，在革委会中间双方也能够相互合作。

　　上海的情况则是全国最特殊的，在1966年年底王洪文等人所在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顺利地吸纳了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多数成员，此后赤卫队头头几次想要重新拉起保守派队伍都未能奏效，使得1967年之后的上海文革中间再也没有保守派的有组织力量出场。在此种态势下，上海的当权派理性地选择放弃与造反派的对抗态度，选择政策所要求的“检讨、亮相与参加三结合”的三步走策略，以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许诺与造反派紧密合作的保证，获得重新返回权力中心的机会，结果到了1967年夏天，上海大多数厅局级干部都获得了“解放”与参加“三结合”革委会的机会。河南与上海的“向左破局”结果，通常被称为“造反派掌权”，河南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当权派在第一书记引导下当权派较少选择与造反派对立，而上海局面的出现则是保守派群众被造反派“团结”之后的结果。上海作为例外状况，可以视为实现“向左破局”所需的前提条件——造反派能够较好地团结群众中间的大多数(特别是团结保守派的大多数)。

　　在一定程度上，“向左破局”的权力格局中间，包括反对文革的当权派，较晚成立的革委会中间还包括保守派成员，这是一个相对的“均衡”局面。而选择向右破局的结果，虽然没有在革委会中间直接地清除造反派代表(1969年中央下文规定：凡属要撤销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席位需要报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杨道远1971年就被关押审查，但到了1979年才开除其职务)，但实际的权力格局中间已经不包括造反派的政治代表性。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反复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针对的现实就是：革委会成立之后，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专干分裂和阴谋诡计那一类事情，结果是1968年确立的革委会体制，在那伙人主导下演化成为较为纯粹的军事管制了，从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看，这伙人在变革完各级革委会之后已经接近于要搞“枪指挥党”了。

　　7、官场怨气与“五七一投机收益”

　　1968年革委会成立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对文革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官场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怨气，造反派虽然也怀有强烈不满但未得到多少机会表达并产生实际影响。恰好，在革委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军队高官们在林彪集团把控的军委办事组的支持下，得以随心所欲地镇压造反派和发泄自己的怨气。到了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在一股怨气驱使下的高官们的共同立场，检验出一个新的潜在投机收益——通过镇压造反派等文革派力量去满足官场情绪，从而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性。

　　在随后发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献中间，较为具体地剖析了奠基于文革博弈僵局的巨大政治投机收益——一个人如果能够满足官场对于文革的不满情绪，那么他就当然地获得代表官场多数的领导权，由此可以奠定毛后时代的政治领导地位。依据林立果等人的判断：“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一个社会中间总是有些人会感到不满意，由此隐含着政治方面的变革可能性和潜在政治利益，文革的特殊性是官场很多强有力的人物有了共同的不满，这一点许多人都能够看到，林立果等人也看到了——“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但是，要通过适当的投入去获得最后的产出，这是林立果所无法做到的，但后来其他具有各种优势条件的高官沿着这个努力方向成功了。　　

　　文革的主要特点是独立的造反派组织及其对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批判，这遭遇到绝大多数当权派的憎恶和反抗，党政官员群体于1966年年底学生造反派组织占据优势时期选择罢工，结果导致第二指挥系统的重建和绝大多数官员丧失权力和地位，这个剥夺感的强化过程，加剧了当权派群体对于文革的憎恶和反抗，由此，形成一种官场共识和代表性生产机制——谁能够有效地体现官员们的意志和愿望，谁就能够获得官员多数的支持，并奠定毛后时代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份潜在的巨大政治利益，事关毛后时代的政治格局，姑且命名为“五七一投机收益”，1970年代几次大的政治变动，都直接与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有着因果关系。

　　在文革博弈僵局形成过程中间，当权派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策略：从当权派自身与造反派的博弈中间所产生的各种政治不兼容策略，这近似于消极策略;而通过镇压造反派和打压作为文革符号人物来迎合官场的多数意愿，建立自身在官场中间的代表性，则是追求“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积极策略。从1970年代的政治演进状况看，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积极策略，先后有几波高官选择并实施过：1970年庐山会议上是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三位大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联手实施过;1974-1975年是邓小平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张爱萍)实施过;1976年10月则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通过“粉碎四人帮”来实施的。　　

　　为了守护通过粉碎四人帮而获得的巨大投机收益，华国锋等人还是做了很多安排，不过没有奏效就是了。1977年把陈丕显调来湖北主政，为了获得陈丕显的支持，竟然支持他一个人把湖北省委整个的常委班子干掉，常委除了韩宁夫留用之外，其余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统统调离，省委书记赵辛初调国家计委副主任，副书记宋侃夫调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副书记王克文、赵修、姜一调山西、吉林、陕西省任副省长。不过，陈丕显似乎认为华国锋不像最后胜利者，还是选择了支持邓小平。谭启龙因为在浙江翻案，1976年被毛泽东处分赋闲之后，也一样被迅速启用去青海任第一书记，上头也一样支持他个人整到整个省委班子，[11]谭后来也没有选择支持华。同时，派萧华去兰州军区整到冼恒汉(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只是没有积极附和胡乱平反的举措，并未明确反对给制造“青海二二三屠杀事件”的赵永夫平反，只是说这个案子原本是中央下文件定性的，由军区出面推翻中央文件在程序上不合道理，这样就被边缘化了;此外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换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有悖常理的过度支持，或者无节制换人，都服从于再分配权位以巩固五七一投机收益的需要，不过，结果都未能争取到贴心的支持者，最后投机收益易手的后果还是发生了。1973年开始，某元帅通过掌握军队的机会，大量开后门照顾干部子弟参军，这也是在官场市恩买好的举措，任志强就是在这轮走后门过程中间参军的，[12]“开后门”的受益者确实不算少，惜乎未能造成吸纳支持者维护新局面的结局。

　　在一定程度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之所以出现偏离会议主题并仓促地对许多文革重大事件采取颠覆性处置的方式，也肇源于文革“台下派”与“台上派”基于政治投机收益的竞争。胡耀邦等人策划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被吴冷西准确地解读为“向马克思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样的狂悖举措被台下派视为重大威胁：这是某个高官群体试图以此造就垄断全部投机收益的最后策略，为此，他们也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去争取官场一些人的支持，这个基于投机收益再分配的恶性竞争，直接导致一些严重损害政权合法性的草率翻案选择(例如为在街头杀人的百万雄师翻案就导致武汉市民的极大反感)。此后再以法律、规则、公正和政治代表性论证合法性出现了困难，导致此后合法性论证只能够退守“三个有利于”了。

　　因此，理解革委会成立、大规模群众运动终止之后的文革走向，需要考虑文革两派共同塑造的博弈僵局的实际存在，也要考虑处置僵局的军队干部自身的“管理成本厌恶型”特点，还需要引入当权派群体对于文革的憎恶态度以及由此所隐含的“五七一投机收益”，这几个重要因素是很多重要趋势和事件背后的动力所在。正是因为遮蔽对“五七一投机收益”的竞争性追逐行为，官方文革史和1970年代的党史写作，是在甩开了最重要的解释因子之后完成的，由此，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充满着巨大的随意性。

　　8、“五七一投机收益”争夺预示着毛后时代的政治走向

　　如果说造反派组织起来对于当权派及其机会主义的批判，可以称之为“群众造反”的话，那么，官场多数基于憎恶群众批判和权位剥夺而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则预示着与“五七一投机收益”争夺相关的根本性政治变革，这意味着会有一场标准的“贵族造反”。

　　对于贵族造反的潜在能量和趋势的认识，作为文革象征的符号人物，张春桥和江青等人对此心知肚明，早已经有了“当烈士”的心理准备。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之后，就已经被官场视为异己力量“必欲去之而后快”，不仅在上海市委当权派逃离市委家属院时期被丢下不管，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安亭事件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江青在1973年就与张玉凤说过，自己的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将来砍头坐牢，这个我不怕;二是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点。也就是说，因为支持过群众造反事业，张春桥和江青都明确认识到自己成为整个官场的对立面了。　　

　　对于自己早已经成为官场公敌，张春桥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女儿张维维的说法是可信的：“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1976年还对女儿讲“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13]更早在1967年7月，张春桥与南京两派头头谈话时，就讲过：“要是刘、邓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要一起杀，曾邦元、文凤来一起杀，你们在座各位也要杀，哪能这一派要杀，那一派不要杀，当然那时可能有人会投降，但是有的就是投降他也不要，因为你们两派是造他反的呀!他对造反派就那么宽大吗?如果你们是坚定的造反派的话，怎么能不想这些敌人呢?当然他们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你们这两派呢?监狱在等着你们。我们就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复辟，就是要想这个问题。”[14]　　

　　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为了突出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正面形象，把四人帮写成各种蛮横的形象，这只是一种衬托新主角出场的文学描写手法，并不符合实际，更有悖于真实历史背景中间的力量对比。在1969年5月1日，张春桥讲了一句话“武汉反复旧不对，搞复旧也不对嘛。”就被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大骂“有的人把手伸到武汉来了，我要斩断他的黑手。”1970年上海血防会议时张春桥重复过这句话，曾思玉和刘丰还为此联名向中央写过控告信。[15]应该如实地说，张春桥等人确有反对当权派无节制地镇压造反派的言论，但他的看法和批评意见，对于各地占主导的军队干部影响甚小。

　　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张春桥亲自感受到了整个官场对于他的怨气，很受震动。会后对上海市委打招呼说：以后上海要稳着一点，让辽宁去出头。[16]也就是说，被官场针对的张春桥等人，实际上在官场内部说话很难起作用，除了威信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立场与多数官员对立，所说难于奏效，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整个官场视张如同寇仇。1975年邓小平主政之后，据邓力群回忆，不是四人帮在进攻，而是邓小平特意成立了国务院政研室，预备以此为基础去夺取四人帮分工管辖的舆论宣传权力,据邓力群所说邓小平要夺四人帮的权力是绝对必须的：“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这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简而言之，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17]

　　1974年年底开始，毛泽东眼睛白内障严重，一度失去视力，直到1975年7月23日由唐由之主刀做手术后，才恢复部分视力。在毛泽东丧失视力期间，主要是由业已投靠邓小平一方的王海蓉和唐闻生两人负责向毛泽东通报信息，依据此种有选择的信息毛泽东只能够对现实做出很少的不准确干预。据程中原等人的研究，1975年毛泽东所做的文艺批示(后来被解读为批判四人帮的文艺政策)，主要是依据邓小平等人私下里找人写信或者送材料给毛泽东而做出的，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批评，是依据邓小平等人选择的信息而做出的。[18]

　　1970年代较为准确的背景是：官场的力量对比不利于文革派，而文革派也居于收敛态势，处于进攻位置的是邓小平等人，1974年夏天查出毛泽东活不过两年之后，尤其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相对明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的不可避免了，毕竟，民众大多数不觉悟，而官场近乎一致地反对文革并且形成了共识和一致。如果不是邓小平过分张狂地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或许会延续1973年邓小平再次出山之后的安排，实现和平过渡。此后毛泽东选择一个既没有军方背景，也没有深厚资历和威望的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似乎并非为了身后政局平稳过渡，而是为了实现与邓小平划清界限(1965年毛泽东就说过“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经历了华国锋的过渡之后，邓小平不再有堂堂正正的接班人身份，回到权力中心就不再是光明正大地回来，而是走后门回来了。如果这个结果是可以事先就预料到的话，显然是毛泽东“挖坑”坑邓小平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对邓小平怀有初始好感的知识精英中间，邓小平也很短时间内就耗竭了自己的合法性光环，1989年就已经从正面形象转为负面形象了。这不能说与毛泽东挖坑“坑人”毫无关系。

　　9、毛泽东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干预了文革?

　　从这个简单的文革过程回顾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领导下的文革小组，对于造反派的政策调节相对有效，无论是1966年支持造反派组织的壮大和崛起，还是1968年开始出台各种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都取得了效果，后一个抑制政策信号还被各地掌权的军队干部放大执行了。当然，对于造反派的政策引导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这主要体现在造反派群体往往持有明确而坚定的对政治异化的批判意识，政策要求造反派要对当权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和团结保守派，这恰好是造反派的批判意识锋芒所指的两大群体，造反派大多数对此未曾接受，很多造反派至今依然不接受这两个方面的政策，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对老官僚恋恋不舍、和稀泥;因为1968年出面弹压造反派多是周恩来出面，甚至还有人据此认为周恩来是与“新文革”有着深刻矛盾的“旧政府”代表。

　　观察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干预当权派的各种政策要求，基本上未被接受。全国只有一个省委书记——河南的刘建勋——在1966年根据中央要求出面表态支持造反派的批判活动。在1967年决策“军队支左”后，各地军官基本上都不是“支左”而是“支保”，还往往把造反派看做反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在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中央政策要求对两派“一碗水端平”，除了安徽和陕西之外，大多数省区都是支持保守派去镇压造反派的，结果既损害到革委会的稳定性，也把造反派推到极端的对立面上，使得他们始终持有一种坚决反对和批判当权派的强硬态度。这导致革委会的不稳定和缺乏工作权威，这又往往需要由中央出面召开会议做思想工作来协调，而周恩来往往就不得不出面主持这样的工作。

　　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官场高层之间出现了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的各种竞争性的高官组合，后来出来至少三波追逐投机政治利益的浪潮，这不仅直接决定了文革的结局，还成为官方文革史写作的要点——遮蔽这一部分内容还成为今天官方文革史的政治任务。应该说，对五七一投机收益的追逐是完全自主的利益导向行为，已经使得政策调节完全无效了。

　　也就是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强势群体的各种政策调节与引导，都是失败的，中央政策想要让当权派干什么，百分九十九的情况下是不奏效的。文革期间对于当权派的打击，仅仅在剥夺多数当权派权力地位方面产生过效果。

　　如果周恩来不是与毛泽东一样，站在多数当权派的对立面上，试图对他们的派性和追逐投机收益的行为有所遏止，就不会被累垮了。如果周恩来是如同文革后官方所说，站在反对文革的立场上，那他肯定会比邓小平更轻松——可以一边玩桥牌一边当总理的，也不会比林彪集团的几位大将活得累。累还是不累，是由个人与官场潮流大方向的关系来决定的，顺着潮流走肯定不会累，要逆着潮流做一些挽回工作，哪怕是很少的挽回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以此而论，官方文革史写作中间，把毛泽东作为解释文革史的主要动力，说文革是领导人错误发动、反动集团利用的界定，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就参加文革的主要群体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政治博弈而言，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文革，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反党集团决定的，而是基于自身的体验和选择。其中决定文革进程的主要力量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恰好，这两部分人的行为和策略，都是对立于毛泽东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自主选择。

　　[1]对于最受到毛泽东重视的历史学术批判方面的详细考察，参阅老田文章：毛泽东教授的历史研究生戚本禹，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redman/2016-05-13/113193.html

　　[2]同上

　　[3]对魏绳武的访谈，2007年8月

　　[4]《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6]董学章：中央批转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的内情，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7]对“武汉钢二司”勤务员柳英发的访谈，2015年7月

　　[8]对周总理联络员老李的访谈，2004年7月于南昌

　　[9]参阅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 毛泽东：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1] 参阅《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12] 据任志强回忆，叶剑英安排的“走后门”参军，当时有相当大的规模，和他一起在济南军区参军的“官二代”，占据整个的新兵连队。参阅《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13]《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第273-275页

　　[14]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P》赴京代表整理：《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转引自网址：http://www.71.cn/2012/0410/512809.shtml

　　[15]《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劭正茂整理，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16]对王洪文政治学习辅导员肖木的访谈，2009年9月

　　[17]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8]程中原等：《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见：程中原：二十四次谈话，网址：http://www.hprc.org.cn/gsyj/rws/lsqy/200909/t20090911_30627_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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