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在此摘要刊登吴冷西同志所著《十年论战》一书中第三章的内容，回顾毛主席1957年11月率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同时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诸如战争与和平问题、议会道路问题等等，在国际共运内部还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影响最坏的，是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其“20大”上抛出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例如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例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
一方面是苏共带了坏头，另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政治上、政策策略上都很不成熟，所以各种错误观点一时难以消除、各方的意见难以统一。但是，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国际共运又急需加强团结。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毛主席为了促进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合作，包括促成两个宣言的签署，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极大的灵活性。同时，鉴于苏共当时的地位和威望，对于苏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毛主席也采取了灵活的方式。而且，毛主席当时还在努力维护苏共的形象和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可见毛主席的胸襟和智慧。
当时，影响国际共运团结的，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抛出了“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这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分歧和混乱，也助长了各国兄弟党中一些反斯大林的情绪。毛主席在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对斯大林问题采取“先抑后扬”的策略，先指出斯大林的一些缺点、不足，然后指出斯大林问题属于国际共运内部同志之间的分歧，这样就把赫鲁晓夫挑起的反斯大林情绪捂了回去。
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从1917年开始实践十月革命的道路，到1957年的时候，已经处于一个曲折的路口。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当时的政治策略和斗争艺术，是十分有益的。
后来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意孤行、顽固到底，各国兄弟党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很多党都跟着苏修跑、攻击中共，1960年代、1970年代国际共运出现了更大的曲折。痛定思痛，我们认真回顾1957年时候的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当时是怎样捍卫原则、又是怎样发挥灵活性的，极其必要。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祝贺十月革命40周年，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参加后来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有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时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苏共首先提出来，并邀请毛主席访苏。毛主席提前赴苏是要为大会准备一个好的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从11月6日起，中苏两党代表团各出几个人开始讨论苏联的第二稿和我们的初稿。双方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到11日才完成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随后交给各兄弟党。
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间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
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以后，多次跟赫鲁晓夫接触，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还谈到会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
毛主席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很强大。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20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12年，还有8年就够20年，我们应该争取这8年里面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毛主席问赫鲁晓夫，你看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说，是这样，赞成你的意见。
毛主席第一次同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交换意见，是在列宁山体育馆召开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在开会前和开会后都同哥穆尔卡谈话。在交谈中，哥穆尔卡提出宣言草案一些措词太尖锐等。另外，哥穆尔卡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不赞成搞国际机构，像第三国际那样。
毛主席没有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是也考虑到他的意见，对宣言草案做了一些适当的非原则性的修改。
11月15日晚上，毛主席到莫斯科郊区别墅区波兰代表团住地拜访哥穆尔卡。哥穆尔卡不赞成“美国独霸世界”的提法。
哥穆尔卡说，他有这样的感觉，这次会上，今天的委员会中，是大家攻波兰一家。毛主席就开玩笑地跟他说，你说大家攻你一家，也可以说是波兰一家攻大家。我们跟苏联同志就争论了五天才拿出一个共同草案来，但这个共同草案里面还有分歧，一直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可见是可以商量的。
哥穆尔卡说，总有这样的感觉，感到压抑。如果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的话，波兰党就不能在宣言上签字。
毛主席说，不同的意见还是可以商量，彼此做些让步，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取得一致。我们还是协商一致解决问题，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11月8日，毛主席和英共波立特、高兰谈话。毛主席主要是讲了国际形势现在发展到一个转折点，他列举了十件大事，也就是后来毛主席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发言中讲的十件大事。还谈了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讲要准备两手。波立特和高兰都表示赞成，不过他们强调，英国还是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下一届政府可能是英国工党上台，工党上台对和平过渡更有利。
当天，毛主席又和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谈话。多列士表示赞成苏共的第二稿。他认为，提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通过选举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很小，应该准备用暴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
毛主席问多列士：如果要你们签字怎么样?
多列士说，我们不准备签字，但是我们可以提意见。对宣言中间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战略路线这些问题我们要提意见，但是我们还是不签字为好。党的威信不是依靠在宣言上签字来提高的，而是靠工作来提高的。
11月9日，毛主席同法共杜克洛谈话。这次谈话跟同英共第二次谈话一样，主要是听杜克洛介绍法国和整个西欧的情况，问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法属非洲的情况，荷兰、比利时、共同市场、西德军国主义等情况。
毛主席说现在赫鲁晓夫对兄弟党的关系比过去好一些，相互之间可以讨论问题。现在苏共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我们希望他们稳定，对他们还是要采取帮助和支持的态度。我们对苏共的缺点也还是批评的，并不是赫鲁晓夫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只在内部批评。
11月9日，毛主席又和英共波立特和高兰谈话，主要是请他们介绍英国的情况。他们介绍了英国保守党、工党的情况。当谈到他们自己党的时候，波立特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大反斯大林。
毛主席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当然不对，但你们党减少一点党员也不坏，这样你们党更结实、更坚强了。那些动摇分子本来就是修正主义，这一下暴露出来了，隐藏在党内反而不好。法国党不准备签字，意大利党也不准备签字。英国党不一定非在宣言上签字不可。中国党代表团准备建议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党都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12个党签字。现在波兰党还需要说服以后才能签，如果他实在不签，11个党签也可以。南斯拉夫党过去就讲过不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勉强。
12日和16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主要是听他们介绍印度的情况、尼赫鲁的情况和中印关系。
毛主席说，在亚洲，中国党和印度党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我们应该经常交换意见。我们两个国家经济上落后一些，但是两国人民要求革命的情绪比较强烈，有弱点也有优点。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主席说，不要认为一定是欧洲先革命成功，然后亚洲革命成功。历史已经表明，不是欧洲发达国家先革命成功，而是欧洲不发达的国家先革命成功。苏联当时也不算是发达的国家，比起西欧来讲是落后很多，东欧也比较落后，但是这些国家先革命成功了。中国在亚洲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更不用说跟西欧、北美比了。但是中国革命也是先成功了，不要以为自己落后就自灭志气。
18日晚上，毛主席才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做了一次长谈，从晚上10点钟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两点钟，谈了四个钟头。
毛主席同陶里亚蒂谈话，主要是了解意大利党内的情况，意大利农村的情况，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以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大主教民主党、保皇党、法西斯党等的情况，还了解了罗马教廷的情况。毛主席还同他交换了对西方国家政治家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看法，比如他们是不是非常自信，是不是觉得万事如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有什么看法。谈这些情况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毛主席不断地提问题，请陶里亚蒂逐一介绍，毛主席非常用心听。
毛主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人民阵线，意大利将来可不可以有一个过渡，先成立人民阵线的政府，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就是社会党的左派，然后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说，这也有可能，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纵论兄弟党关系与世界大势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主席除了跟兄弟党会谈，还在12党全体大会和60多个党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三次发言。
第一次是毛主席和哥穆尔卡、英共、法共、印度共产党接触之后，在11月1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时做了一次即席发言。着重讲了为什么中国党要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道理。他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现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毛主席说，中国党过去对苏共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些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毛主席的第二次讲话，是11月16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当时各兄弟党对宣言经过反复讨论，虽然没有最后定稿，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毛主席说，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间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16日以后，就召开68党大会。68党大会是从16日开到19日。毛主席在会议结束之前，18日发表了一次讲话。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毛主席讲到，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接着毛主席就列举十件事来论证国际形势到了一个转折点。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1945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事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1953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21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毛主席说，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
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毛主席说，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到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4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人。
毛主席说，纸老虎是我1946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
毛主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的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主席又说，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
毛主席说，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都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毛主席在18日讲话的第三个问题是团结问题
毛主席说，这次会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60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股朝气。毛主席说，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哥穆尔卡17日在大会上讲话时说，应该以苏联为首，这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自然形成的)。
毛主席说，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12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不在12党宣言上签字，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向西方世界贷款，要美援。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美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按：第一个宣言是指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字、征求了60多个党的意见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第二个宣言是指有64个党签字的和平呼吁书，也叫《和平宣言》)。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13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13个变成12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宣言上签字的。
毛主席还说，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一个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12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主席说，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在17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毛主席说，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的，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的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12党会议不就是谈判吗?60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毛主席说，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毛主席还说，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谈谈怎么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争论和协商一致
起草委员会开始是由中苏两党的代表组成。从11月6日以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加上南斯拉夫党的代表都参加了，又吸收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代表参加。这样，一共有15个党的代表参加起草委员会。后来，又扩大为60多个党都有代表参加。
当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我党代表把各国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认为，既然起草委员会发生这么大争论，苏联又这么紧张，可以更多地听听西方国家兄弟党的意见。于是他亲自同英国党、意大利党、法国党交换意见。
毛主席分别问他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怎么样?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如果没有大的震动，比方说世界大战，要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所以要充分利用议会。毛主席说，有没有可能在最后大震动到来的时候，可以通过议会夺取政权?英国党说，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法国党也说没有把握。意大利党说，到大震动来的时候，议会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
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毛主席认为，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当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进而夺取政权。
苏联党竭力要求我们照顾苏共“20大”通过的决议，说那是他们党的路线，不能变动。最后，毛主席认为可以作适当的妥协。他在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时明白告诉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的意见都说了，你们坚持不能接受。现在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给你们，把我们的意见说清楚，这样在会上就可以通过宣言。
毛主席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跟赫鲁晓夫会谈时说，既然你们一直坚持要写，感到确实需要，那么我们可以照顾你们。现在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照顾照顾你们。赫鲁晓夫听后非常高兴。
由于代表团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最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也叫《莫斯科宣言》。总的来说，整个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是成功的。大家就整个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对保卫和平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及对兄弟党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原则，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志式的话别
对这次莫斯科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各兄弟党普遍感到满意。
苏联共产党是感到满意的。赫鲁晓夫在11月19日晚上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跟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在这种时候很需要听到中国党的声音，很需要中国党的支持。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哥穆尔卡。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且他离开莫斯科之前，率领波兰代表团成员，到中国代表团住地——克里姆林宫向毛主席辞行。
毛主席说，我还想提点意见供波兰同志们参考。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的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
哥穆尔卡说，他也赞成这个意见。
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1957年)，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毛主席诚恳地对哥穆尔卡说，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10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上要自觉，切不可以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想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地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
哥穆尔卡说，首先我感到你的经验很丰富。我们现在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毛主席说，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廷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廷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哥穆尔卡表示，我们对你这一切好意都完全接受。要真正判断我们政策是否正确，还得有一个长的时间。
毛主席说，是的，是这样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自己要观察自己，人家也要观察你，党内有人要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哥穆尔卡说，毛泽东同志呀，你总说你主观，但从你说的话来看，并没有什么主观主义。
毛主席说，今天谈得很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相之间都需要支持。赫鲁晓夫也需要我们支持。
哥穆尔卡说，我们波兰特别需要你们支持。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是为辅，但还是要支持的。我们是互相依靠，不是互相依赖。
11月20日晚，毛主席启程回国。苏联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到飞机场送行。在去机场途中，毛主席跟赫鲁晓夫同坐一辆车。
在车上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说，现在宣言是达成协议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发现有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办法。
毛主席说，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效果都不好。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
赫鲁晓夫当时也表示同意。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国际刊物办起来以后，不要成为互相争论的刊物。
赫鲁晓夫说，完全赞成，完全赞成。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1月21日早上回到北京。
第二天晚上，在毛主席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
毛主席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12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我们在莫斯科实际上工作了18天，连头带尾一共20天，工作相当紧张。这次会议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采取的方法是协商一致的方法。
毛主席还说，宣言中间有关哲学一段是我们有意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接触、谈话，包括苏联党在内，包括赫鲁晓夫在内，感到他们的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辩证法。宣言上加了一段，我在会上也讲了。但是，别人是不是听进去了还得看，是不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还得看。我们大部分意见都讲了，但是有些意见也没有完全讲，我们还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问题统统讲开。
毛主席说，本来关于苏共“20大”我们跟苏共的意见分歧，除了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和平过渡问题过去没有讲，这次讲了，而且把我们的意见系统地讲了，写了个备忘录。宣言也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虽然文字上的表达跟我们还有差距，但是可以接受。对苏共目前也只能要求他们达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次也基本上是两面都讲，战争一手、和平一手，战争的可能性、和平的可能性也讲了。这次讲的基本上他们也接受了。
毛主席说，但是还有两个问题这次会上我们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里面，认为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当然是根据五项原则办事，这是不错的。这是中国和印度首先提倡的，后来万隆会议也肯定了，并发展为十项原则。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决照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没有和苏联展开来争论，只是在宣言的文字修改上我们提了一些意见，经过一些修改，觉得还可以，就没有再展开来争论。
毛主席说，再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来不及跟其他兄弟党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没有展开来讨论。不过这也好，问题不可以一次讲完，还可以留一些，以后再慢慢讲。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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