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二：文革博弈僵局的形成与向右破局的占优选择(当权派对造反派系列镇压过程)
从武汉文革的进程看，民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文革反对派力量，是一个显著特点。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批判，在各个时期和阶段，都遭遇当权派假手保守派实施的镇压，也就是说，反文革派力量对于造反派的镇压过程，是贯穿文革十年的主要特点。造反派领袖吴焱金在四十年后回顾说：走资派在文革期间的两大主要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1]
以具体的造反派个人为例，可以看到造反派对立面极其强大，是反文革派在为造反派塑造其曲折的命运。武汉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二号头头胡厚民，在1967年3月17日晚上被武汉军区下令逮捕，关押至7月19日，毛泽东面见陈再道时当面对其下令，指名要求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才得以出狱。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结合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入他所在单位后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逃出来之后去山东取经，后回汉发动“反复旧运动”(1969年4-5月);1970年在“中央学习班”被作为重点批判，随后再次被关押审查，至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才得以释放，随后被安排结合进湖北省总工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被保守派捆绑游街，并由保守派执行“群众专政”关押审查至1977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组长之后，转交公安局关押审查至1983年，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0年刑满前夕死于狱中(1967年和1970-1974年被关押期间均折抵刑期)。胡厚民在文革前是一个优秀的先进工人，还是预备党员，在文革期间参与组织造反派组织并成为领导人，没有任何个人错误或者罪行。
胡耀邦时期专司审查造反派头头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贾处长说过，武汉的造反派是相当纯的，审查造反派是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一路审查下来的，当然也少不了历史和家庭出身问题审查。确实武汉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当中，党员多、劳模多成为一个共同特点。四人帮垮台后，赵辛初有一次讲话提到，武汉的造反派与四人帮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在思想上受的影响比我们要深一些。[2]
从造反派所遭遇到的镇压性质看，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内容：第一个阶段是习惯性镇压;第二个阶段是报复性镇压;第三个阶段是投机性镇压。在这三个阶段的镇压中间，可以检验出反文革派力量强大和对文革进程的主导作用，以及他们在文革各阶段的策略选择。
1、当权派的习惯性镇压
文革期间造反派所遭遇到的镇压，第一个阶段是习惯性镇压——当权派习惯于把一切对自己的批评意见都看作反党右派或者反革命，不加思索地把自己看作是党和政府的化身，对一切质疑自己的声音，都倾向于选择镇压手段进行处置。
在1966年5-8月份之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以反右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在教师和学生中间搞“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派”，同时依据北京刘少奇、李雪峰等人创造的“反干扰”经验，集中打击对此一做法提出批评意见的学生和教师。这个时期属于习惯性镇压阶段。
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评，往往只是针对其个人的私利和公权力私用和滥用，但是，当权派却往往把这一类批评视为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或者颠覆，视为对政府的颠覆。在这种思路的背后，是一种把当权派个人私利与公权力象征进行全面捆绑的“社鼠策略”。
《韩非子》中间记载了一段对话，说到官员作为代理人与权力所要求的公共性之间的诡异关系，两者之间很难进行彻底切割：“故桓公问管仲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害。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在社鼠策略的反面，造反派进行简单的颠倒，把当权派自身与一切有关公权力的象征都进行切割，这就是通称的“扣帽子”——往往把当权派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反分子”，或者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这样，从当权派的社鼠策略出发，造反派以切割策略加以回应，结果出现了在批评权的不同策略博弈中间，都出现了以“个人崇拜”所表现的话语对立。当权派和保守派往往强调自己的“红”，来反对造反派的批评权，反过来，造反派则把当权派及其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与“红”的象征进行彻底切割，然后就说批判对象那些当权派是“黑邦分子”。
1966年9月湖北省委借陶铸之口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差不多的时候，陈毅在回答造反派质问时说：有人说张彦背后有大鬼，张彦背后就是我，我的背后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11月举行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副总理谷牧说“十七年来工交战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些把自己与毛泽东相互捆绑的策略，目的是为了反对造反派的批评权。反过来，造反派给湖北省委书记(文革初期以及调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则是针对性的策略，这一策略是对“社鼠策略”的简单颠倒。在群众的相互辩论中间，清华四一四派提出的“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也一样从属于社鼠策略，目的在于反对团派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批评权。
在镇压造反派规模最大的“批清运动”中间，通常是把造反派说成一贯主张“三反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人民解放军)“三重建”(重建党、重建政府、重建军队)。这与上述社鼠策略一样，也是把自己与党、无产阶级司令部、政权和军队这些象征，彻底捆绑在一起，有且只有这样，在遭遇到批评意见的时候，就可以毫无逻辑过渡地把批评者说成是反革命。
“社鼠策略”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1981年之后正式的法庭庭审中间，这个策略的内在逻辑依然被看做完全有效而得到广泛应用。成都工人造反派邓新国(三结合时期是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审判庭上被诉篡党夺权，邓一拍桌子说：我的革委会副主任是毛主席批准的，你法官的官帽子是怎么弄来的?
2、对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
文革作为毛泽东所说的一场认真的演习，演习参与的各方都获得出场机会，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进行表现，这是文革的主要特点，1967年年初参加支左工作的老军头也一样。
在1967年一月底依据“军委八条命令”开始执行“军队支左”任务之后，军队干部开始深度接入到文革中间来了，他们也按照自己的选择去选择阵线和策略，结果出现一个自上而下的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来称之为“二月逆流”，也有些地方军队镇压造反派是三月份实施，这股潮流也有称之为“三月镇反”的。这个时期，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的造反派及其组织，作为反革命对待，军队发布命令解散造反派组织并抓捕造反派领袖。这个时期的镇压，是报复性镇压阶段的第一个议程。
很多老军头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运动并镇压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原因。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在检讨中间有一个很具体的自我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支左之后，大多数老军头都是“支保吃左”。陈再道说他这么选择的实际理由是：“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3]
据武汉军区子弟老李回忆：军区文革初群众起来之后，陈再道、孔庆德和叶明的大字报比较多，叶明是因为分管文革很多群众抱怨他不支持革命，孔庆德是因为分管作战事务与罗瑞卿的“大比武”单纯军事观点有关系，而陈再道则主要集中在男女作风问题上。一月底军队支左之后，先是在军内把造反派抓起来，然后才到地方抓人的。[4]由于各地军头们都选择镇压造反派，很快中央就在1967年4月6日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各地解散造反派组织并抓捕其领袖的政策缺口被堵塞了，由此开始了镇压形式的改变。武汉组织了以各单位“武装基干民兵”为成员的“红武兵”，以这个组织为核心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然后开始以武斗方式围剿造反派组织驻地和宣传据点，官方文献承认在1967年6月的武斗中间，杀死造反派一百多人，杀伤数千人。[5]这是报复性镇压的第二个议程。军队不能够直接抓人之后，就策划和支持“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以此去对付造反派。
不仅陈再道如此，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军内开展四大和群众运动之后，很多高级军官都受到群众运动的强烈批判，空军的吴法宪、总后的邱会作莫不如此。空政文工团的刘小姐去找叶群哭诉：说她们几个保吴法宪的人是少数，无法回单位，一回去就被骂做“保皇狗”。不仅在单位内部极其孤立，就算是在外面刷一下存在感，由于人少都搞不成。最后是叶群帮助出主意：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的保守派一同演出，叶群再拉林彪到现场观看以示支持。结果，1967年5月13日军内保守派“刷存在感”的演出，被多数造反派给冲了。1967年上半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日子都很难过，各人在本单位都有很大的民愤，受到多数人的批判，直到五一三事件之后，叶群林彪直接介入支持拥护他们的保守派，他们的日子才好过起来。五一三演出未能成功，后来两派都在七一这天安排了演出，林彪只观看了军内保守派的演出，此后，军内造反派逐步走下坡路，叶群因此得意地说“解决军内那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6]
由于军内高官们强大的反文革情绪，结果是全军文革小组无法稳定地开展工作，支持造反派批评权的萧华和徐向前，都被林彪撑腰的几位大将搞垮并边缘化了，同时军内造反派在1967年五一三事件之后逐步瓦解。720事件之后，先成立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参加的看守小组，后来发展成为军委办事组，这个转变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权力转移过程。丁凯文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及其所代表的权力嬗替过程，其功能性作用是：“(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7]
当然，这个夺权之所以顺利实现，是因为党政当权派罢工之后，维护秩序的工作迫切需要军队的有组织力量起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间，稳定军队指挥系统有着高度必要性。毛泽东曾经批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行为，说“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8]正是利用毛泽东对于现实的秩序担忧，林彪集团的大将们边缘化了全军文革小组，并实现了夺权。1968年“三二四事件”之后，傅崇碧、杨成武和余立金三人倒台，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队权力更高程度地集中到了林彪集团手里，他们一伙把持了新成立的军委办事组，然后通过各级支左军队干部之手操持革委会的政策执行过程。这两次集权的背景很是诡异，第一次集权是在军内搞垮支持军内群众运动的徐向前和萧华，第二次集权是1968年的“三二四事件”，这个新的权力机构高度密集地配置了历史上同一个山头的老军头，同时他们在镇压文化大革命方面还有这高度的一致性，从事后这一伙人的作为分析：他们较为一致地野蛮镇压干部和群众，站在官场多数和群众多数的对立面上。
上面是军委办事组，下面各级革委会也都是换上了军队干部，这就使得办事组操控全国局势的能力，大为上升。到了1968年9月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地方革委会中间也是军队干部占据主导地位，“全国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9]
此后，中央层次是军委办事组，下面是对文革持有强烈报复心理的军头们在各级把持革委会，后续文革局势和革委会内部的演变状况，就是这一拨人在那里实际起到决定作用。1968年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其中造反派代表名额约占40%左右;而先行成立的各单位的基层革委会中间，造反派代表占据了更大的份额。1968年夏秋季，派出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各个基层单位，在最初阶段还是执行消弭派性促进联合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工宣队和军宣队就改为镇压造反派为主了，相应地，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也进行了换血——工宣队大量改为保守派成员担任，由此开启了对造反派更为系统的镇压过程。在镇压的最初阶段，是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军宣队和工宣队为主体去代表革委会的职能并夺取革委会的权力，把造反派为主体的革委会作为“马蜂窝”捅掉，把近乎全部的造反派革委会成员作为所谓的“马蜂王”捉拿起来，当做反革命进行审查。然后，结合“清理阶段队伍”和“一打三反”等政策，对造反派进行更为严厉和彻底的镇压。
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全国造反派在“批清运动”中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超过1000万人，近乎全部造反派头头与骨干，被扫地以尽。经过“批清运动”之后，所有造反派得罪过当权派的“罪行”都已经得到过度清算，报复性镇压阶段就此结束。
3、革委会的组成成分变化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提到一个政治策略“打着B52的旗号镇压B52的力量”(B52是指毛泽东)，现在看一下某些把林彪包装成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人士，是如何阐释这一策略的。据丁凯文的说法，林彪集团在政治上很正确，是反对文革和文革派力量的英雄，先夺取军队内部的文革指挥权，然后借助军官们对于各地革委会的影响，撤换与造反派合作的亮相干部，在革委会内部换上具有鲜明反文革态度的官员。具体表现在：“(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坚决支持军队系统干部，使之成为对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度躲进大别山，甚至声称要武力对抗造反派。军委办事组就是看重许世友这一点，对许世友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通过组织手段，将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文革之初最早起来造反夺权的有四个省：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刘格平、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黑龙江省的潘复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时，军委办事组的力量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几个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换下，军队的领导人成为这几个省的第一把手。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汪家道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等于变相地让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边缘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会作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三支两军’。’”[10]
1972年已经就结束军队支左对下征求意见，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对调之后军队支左彻底结束。此后，各地成立的省市委又由文革前的党政当权派主导，此时，对于文革清算不仅针对造反派及其骨干，还一样波及到较早亮相并结合进革委会的当权派。其中浙江的表现最为典型，谭启龙调入浙江主政之后，陈伟达虽然并未担负组织方面的工作，但他向谭启龙献策，把早期亮相干部在各级党委中间排位靠后并架空，说这一批参加革委会早期结合的干部，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间犯了错误，绝不让其接触组织、公安和宣传等关键权力。湖北和武汉比较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如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和薛朴若(市革委会副主任)，也一样很早都被隔离审查。
4、博弈僵局的形成与选择向右破局的两个条件
就造反派而言，在文革前期形成的不妥协的批判意识在今天继续有效;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来说造反派的批判和因政权重组激起了强烈的受剥夺感受，构成了他们对于造反派和文革新秩序的不兼容心理，双方共同构成了对秩序再造的威胁能量。由此，构成了那种双方互不妥协的“博弈僵局”：在造反派看来放弃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政治异化责任的追究就是“背叛革命目标”和“复旧”，在当权派和保守派看来，剥夺他们的权力地位以及根本性修改政治积极分子的选拔标准，就是背弃常规，这两种认识会自动地创造和叠加各种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互不兼容程度逐步上升而难于调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博弈僵局。
在博弈僵局的背后，是派性的能量在起到推动作用。就文革的经验看，派性的主要政治特点是不兼容对立面的正当权益，倾向于以垄断和强势压倒对方的策略选择，去简单地解决冲突。大体而言，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造反派的不兼容程度较高，而造反派从认识上不兼容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异化追求，但在行动上还大体接受中央政策的调节。也就是说，反文革派的派性和不妥协，成为革委会成立之后的首要问题，结果导致革委会的不稳定和难于有效工作。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之下，展开了许多次解决各省问题的马拉松会议，去艰难地协调革委会内部的不兼容状态。
对于在地方主政的高官而言，成立革委会主要是由军队干部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协调博弈僵局的管理成本，高于绝大多数军队官员愿意承担的最高限度，因此，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样简单地选择“一派敲掉一派”的策略，是更为常见的选择。而真正按照政策要求实行“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的军官，目前所知只有安徽的李德生(12军军长，调入安徽支左，后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的胡炜(21军长，调入陕西支左，后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人大体上按照中央政策要求，选择做艰难的两派协调工作，没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保守派然后合伙镇压造反派。据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顾凤鸣的回忆，革委会开会讨论各种事情的解决方案，两派都同意的基本没有，一派坚决反对另一派坚决支持的绝对行不通，只有寻找那种一派支持另一派不那么反对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说服工作做起来十分困难，很多时候革委会讨论问题需要彻夜开会，他经常在会场上睡过去了。[11]
一位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回忆，军队干部多数简单粗暴，习惯于令行禁止，不太愿意做说服工作，你要是老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多数人直接选择抓人，很少会选择跟你耐心讲道理。[12]在革委会成立之后，革委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高级军官，这群人比较党政干部群体，更加不愿意做繁难的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而革委会成立之后又恰好是他们处在一个难于协调的博弈僵局中间，结果导致了对造反派后续的过度镇压，更何况，相当一批军队高官并没有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中间取中间态度，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对造反派情绪去处理问题的。
有两个特定的时势，有利于那些怀有镇压造反派野望的高官们，1967年年初军队支左决策的做出，当时的背景就是党政当权派群体选择消极对抗策略转入实际上的罢工，第二指挥系统重建过程中间，军队高官占据主导地位的不二选择由此确立，大多数军队高官对于文革的反感超过党政当权派，军队干部掌握革委会的主动权，是选择向右破局的最大支撑。同时，1967-1968年两年国民经济下降，恢复秩序和生产的压力很大，为此，从1968年夏天之后，周恩来出面召开国防冶金工作会议，把生产恢复视为第一等大事，为此出台了各种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这无疑鼓励各地当权派据此去开辟出更大的自主镇压空间。因此，文革博弈僵局选择向右破局的两大起点是：一是1967年军队支左后新成立的第二指挥系统中间军队干部占优势和主导，第二是到了1968年夏天之后为恢复生产出台了很多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这被各地反文革的当权派放大执行。
从1968年夏天开始，各种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集中出台，其中较为主要的信号有以下几项：1968年7月中旬，各地具有不满意识的造反派头头，在北航聚会，这个会议后来被周恩来和康生定性为“北航黑会”，把造反派对于革委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视为对秩序的潜在威胁加以批评和抑制。此后，经过毛泽东“七二七接见五大领袖”的讲话，随后向北大和清华派出了工宣队;周恩来主持的1968年八一五国防和冶金工作各次会议均弹压造反派;还包括“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核心内涵都是抑制造反派中间所隐藏的对革委会的不满意和对抗意识。一些地方官员利用这些政策信号，加大了对于造反派的镇压和抑制力度。
在湖北和武汉的革委会成立之后，1968年对学校和工厂等基层单位派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最初阶段还是按照政策要求，做过一些弥合派性冲突的工作。很短时间内，军宣队和工宣队就更换成了反对文革的保守派成员，这些军宣队和工宣队不仅架空并夺取了革委会的权力，还把革委会成员(大多数是造反派头头)管制起来办“五不准学习班”，后来遍及全国的“批清运动”(批判派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就是在军宣队和工宣队主持之下，以保守派成员作为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逼供信”动力，搜集口供或者捏造出各种假证据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湖北和武汉市通过假手保守派成员的逼供信，打出了“五一六”和“北决扬”反革命分子60余万人。就这样，全国军队干部主导下的革委会，通过下派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之手，联合最积极的保守派成员，通过逼供信制造虚假的“反革命案件”，联手完成了彻底镇压造反派的事业。此时，全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合计超过1000万人，[13]造反派的骨干力量近乎被扫地以尽。
在造反派占据相当优势的基层革委会被颠覆，绝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文革的残留意象只有政治局内部几个文革符号人物——例如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以及他们主管的宣传领域了。而1971年8月底的庐山会议，就是打算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清算，在毛泽东身前完成类似于“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壮举，当然这个目的在当时没有实现。
通过镇压造反派的力量而选择向右破局，有两个方面的现实条件：秩序担忧以及军队作为主导力量参与恢复和维护秩序，这是选择向右破局的第一个条件，而1968年夏天密集出台的各项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号，被各地憎恶造反派的军队干部放大执行，这是向右破局的第二个重要条件。
5、右倾翻案风与投机性镇压
1973年邓小平出山，1974年之后就和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张爱萍等“四大金刚”一起，先在口头上搞了一阵彻底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风”，到1975年就正式提出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凡属镇压造反派不卖力的都要算作是“软懒散”，这相当于是采取组织手段给各省市施加压力，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甩开政策和法律的条条框框，无视造反派的平反要求和压力，更加紧密地结合保守派群众，共同把镇压造反派的事业进行到底。
据周恩来联络员老李回忆：1974年夏天成立过一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个天津的医生发现毛泽东罹患了运动神经元病，并指出这个病情是无解的，病人活不过两年。[14]此后，邓小平和四大金刚的“右倾翻案风”就大规模开始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字报
上述大字报披露，邓小平“他不惜现身说法，要他们‘不怕打倒’，‘不怕抓辫子’，‘要突出一个敢字’。在现身说法、撑腰打气的同时，还进行了许多直接的点火和布置，比如，对周荣鑫说：‘现在都不读书了，你这个教育部长还不去演说?’周荣鑫心领神会，于是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就接连不断地泛滥开来。”“教育界的周荣鑫宣布：对教育革命‘就是要扭’、‘不怕打倒’、‘看破红尘，无所谓了’。科技界的某领导人则说：‘说复旧就复旧，那是为了工作嘛!’某省的一个领导人叫嚷:‘你们不要怕当复辟派，要说复辟派，我就是复辟派。我是复辟派的后台。’还有的人对着革命群众连叫三声‘今不如昔’。有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上任就说‘我是还乡团队长，今天又回来了。’他们为什么胆那么壮、气那么粗?就是因为党内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打出了复辟的旗帜，充当他们的总后台。就是他公然对一个新上任的省委领导人说：‘你到那里要大胆干，工作上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他还对另一些领导干部说：‘无非说你是还乡团嘛!搞复辟倒退嘛，他说他的嘛!不要怕嘛!’‘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吗?’这些赤裸裸的语言最明显不过地表明，这个自称‘永不翻案’的人，正是去年猖撅一时的翻案复辟活动的组织者、鼓吹者和指挥者。”【老田按：文中未指名的人士有：科技界领导人是指胡耀邦，对着群众高喊过“今不如昔”的有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新上任的省委领导人士指去云南任职第一书记的贾启允，不要怕说是还乡团这个话是邓小平对预备出任四川省第一书记的赵紫阳讲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台不久也就对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开了刀。他大讲：造反派中‘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争权夺利，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阴谋诡计、串连等，有了这种人不调出去，就搞不好建设’。又说什么造反派就是‘用派性压党’，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闹派性’，‘白专也比他们好’。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他说：‘青年干部提拔太快，效果不太理想’，‘今后提拔干部得矮子爬楼梯，一级一级地来’，对于现存的这类干部一律挂职下放‘到基层锻炼改造’，甚至说：‘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留着他们呢?’在他这样的号令和煽动下，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青年干部成批地受到各种排挤、打击、镇压，有的甚至被关进牢房，那里的安定团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遭到破坏。”
在邓小平上台主政之前，最主要的文革演变过程是：各地军队干部破坏了革委会并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为实现此一目的，制造了涉及上千万人的冤假错案。
针对造反派的平反要求，邓小平和万里等人1975年年初选择徐州作为整顿试点，确立了“右倾翻案风”对于冤案的回应模式——采取更大的镇压力度去消弭平反要求。据邓小平自己承认的数字，徐州这么个小地方，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有五六千人之多。万里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去徐州铁路进行整顿时，没有回应造反派头头的平反诉求，而是选择了抓捕要求平反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并继续判处其十年有期徒刑。[15]早在铁路整顿之前，1月28日邓小平“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时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审定的一九七五年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6]这个九号文件迅速下发各地，还得到各地官员的过度执行。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在1975年6月5日在全省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中间，说出自己对九号文件的理解：“贯彻九号文件，‘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同资产阶级派性作坚决的斗争，迅速出现了安定团结、大上快上的大好局面。但是，从全省的情况来看，革命、生产仍然发展不快，表面上虽然比较平静了，实际上还存在不安定的因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省委对中央九号文件精神领会不深，抓得不集中，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不力，对资产阶级派性作坚决的斗争不够，一句话，太软了。”应该说，1975年邓小平提出继续镇压造反派的活动，不再具有挟嫌报复性质，而是积极地追求一种政治上的投机性收益，为此就迫切需要开展镇压扩大化的新运动。邓小平的这一次整顿，当然也不具有任何恢复秩序或者生产的政策内涵，而是试图结合官场中间普遍的反文革情绪，去建立起自身的代表性和领导权的努力，是追逐“五七一投机收益”的政治安排。
这是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赵修，依据邓小平的意图为执行“九号文件”所做讲话的部分内容。
1975年另外一个强有力的镇压造反派政策出台，是肇源于浙江的所谓“双突”问题。在官场中间，谭启龙可能是最先提出彻底否定文革想法的热，他1973年就在浙江公开地提出过“要把陈、南、熊主持工作时的问题都倒过来看”。[17]从1972年开始，浙江整饬造反派和“亮相干部”的力度极大，引发较大的冲突和不稳定。
由于浙江是周恩来选定的文革试点地区，浙江的状况是周恩来长期密切关注的，谭启龙等人的放肆行为，一年内受到周的几次批评，为此他不得不转弯子。[18]于1974年在莫干山召开“三全会”(浙江省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杭州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和省军区全体委员会议)，会上谭启龙、陈伟达和铁瑛做深刻检讨，会后开始落实政策，平反在镇压造反派时期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落实建党政策并一定程度上恢复革委会中间的造反派席位，这在全国各省区中间都是较为突出的政策实践，这就是所谓浙江“双突”问题的由来。
据曾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回忆，在解决浙江“双突”问题，是在邓小平1975年掌权之后，邓就此与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达成过一致：“中央确定浙江作为整党试点，由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工作组，赴浙江帮助省委进行整党。我派王英、袁木等几位同志参加。不久，邓小平同志约谈纪登奎同志，问他：浙江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同志回答说有两条：一是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暴露在社会上;二是要保谭启龙，不然又会层层揪领导干部。重点是解决几个造反派头头的问题。”为了向邓小平表示自己的积极态度，纪登奎不仅献计献策要在浙江把镇压造反派进行到底，还主动提出在自己的老窝子河南也率先开展反对“双突”，因为河南的老干部与造反派合作程度相对较高，前期镇压不够，所以也要搞镇压补课，为此，浙江与河南都选定为镇压不够的典型进行优先处理。据河南的老袁回忆，在1975年河南镇压补课后，河南的造反派起来批判纪登奎，说他是投降派，据老袁了解，在解决浙江“双突”问题时，纪登奎给谭启龙出主意，以后给中央的报告不要写“中央并转主席”，按照规矩这样的报告要送达主席那里，会带来不确定性，直接抬头送中共中央，果然，解决浙江双突问题的报告按照中共中央抬头上达北京之后，纪登奎以中组部核心党组名义批准了浙江省委的报告。[19]
这样，就把浙江作为“双突”问题严重的地区，派纪登奎等人去浙江督促解决，逆转了前期的政策，把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打开牢门找左派”，把落实党建政策和恢复革委会代表席位说成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然后把张永生拿下押送河北劳动改造，把翁森鹤隔离关押随后判刑直至2005年才假释出狱(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20]张永生在河北遵化县劳改时，被折磨到几近瘫痪，周建人(文革前是浙江省长，鲁迅弟弟)给毛主席写信反应了这些情况，毛泽东1976年有亲笔批示要给张永生落实政策。
郭玉峰回忆，当时邓小平和纪登奎预备把这个经验向全国推广，“7月17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央16号文件下发后，揭开了全国整党工作的序幕。不少单位即开始整党试点工作。”然后郭玉峰还根据纪登奎的意图，“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纯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力量猖狂，拉山头，搞串连，违法乱纪，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问题。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遗憾的是，当我们正在根据纪登奎同志的意见修改这个整党文件时，形势就发生了急骤的变化。1975年11月，毛泽东批评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开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河南洛阳轴承厂的整党试点尚未结束，就进行不下去了，中组部派的工作组也只好撤回。”应该说，郭玉峰紧跟纪登奎，当时是在竭力落实邓小平的意图，在镇压造反派方面唯恐落后的，但是到了1979年，却被胡耀邦硬指为“追随林彪、四人帮的主要帮凶”而撤职查办，这让他感受十分委屈。[21]
6、反文革派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
武汉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造反派针对1969-1972年前后的过火镇压，提出落实中央政策并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在最初阶段，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压力之下，倾向于有所让步，被关押4年的胡厚民在3月份被释放。胡厚民出狱之后，针对大量冤案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等五项要求。[22]
与此同时，在1974年3月-1975年1月，前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和张迪杰等人，曾经四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干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否定“两清一批”运动问题。主要的担心体现在一九七四年署名“汉阳地区一些共产党员和群众”的传单，传单题目为《给省市领导提几点意见》，其中的最为担心的是给造反派落实政策之后，会带来对保守派的不利影响：“各单位在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时，组织了不少骨干搞专案，内查外调，花费了很大人力和物力，现在全面一风吹，退换材料，赔礼道歉。事实上这些被调查的人，早已知道是哪些人调查了他的材料，哪些人在背后提了他的意见，哪些人写了他的材料，所以这些人对于专案组骨干，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此，不仅没有消除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原油的隔阂，而是旧恨加新仇，更加仇恨对立面的广大群众!……象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你们省里好表态，市里好表态，各单位军代表好表态，但是，一个单位的工人，朝夕相处，以后的隔阂怎样消除呢?这个问题市里领导是否有所考虑呢?”[23]
在文革的背景下，冤案受害方提出平反要求，毫不奇怪，制造冤案的参与者有着截然相反的诉求，两种截然相反的诉求，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取舍，邓小平是有着鲜明态度的：邓小平小平想要代表或者保护的“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党团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这在现实中间对应着文革期间参与制造冤案的那些保守派，要是给造反派平反昭雪了，造反派不是坏人，那把别人打成反革命的人肯定就是坏人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之后，造反派组织起来要求平反冤案落实政策，遍及全国各地，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一些地方包括湖北省有一些平反冤案的政策措施出台。1975年九号文件下达之后，省市委的态度急剧转变，不仅停止平反还继续加大镇压力度，造反派拒不接受，继续在街头抗议。为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与市委书记赵辛初去北京面见中央领导(估计是邓小平或者李先念)，领导给了30个抓人指标，回汉后在1975年2月抓捕了30人进监狱。[24]这才把造反派的抗议活动，给强制平息下来。
在抓人之前，湖北市委和武汉市委的“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赵修，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是倾向于部分回应造反派的要求的，不仅在省委招待所安排造反派头头开会见面协商问题，还对造反派的落实政策有所考虑。据王克文回忆录《丹心照玉宇》披露，1974年毛泽东在官场内部发起“三大讲运动”——要求干部公开讲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求高级干部做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群众，他本人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带头做了检讨，还引导很多干部去做到正确对待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导致与造反派形成后更多合作与妥协。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达下来之后，官场形势大变，到了文革之后王克文再一次转过头去作检讨——说他在“三大讲运动”中间的表现是一生中间最丧失党性原则的表现。[25]
邓小平要求保护好党团员和劳模等人的积极性，给他们落实政策，对应文革“两清一批”冤假错案的事实，这是要求不再考虑造反派的平反诉求，而是要与此前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专案组成员)搞好关系，继续把镇压造反派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所谓“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
7、周恩来是如何累跨的
正是因为遮蔽了官场多数对文革进程以及文革后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影响，未能恰当地揭示出文革期间相互博弈的政治力量及其所预示的后果，已有的文革史写作在事件叙述和人物评价方面，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如果不对文革造就的官场变化及其潜在的投机收益进行恰当评估，就无法对某些基于政治需要而编撰的说法进行甄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周恩来。
在后文革时期，周恩来被认为在政治上有用性较高，官方文革史写作中间刻意把他从文革派中间“摘出来”，说他不过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办了一些违心的事，似乎周恩来原本是与毛泽东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政见且反对文革的，此种说法缺乏可靠的史实依据。在1966年文革早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面支持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时期，周恩来接见并表态支持造反派的次数，远超任何一个文革小组成员。在1968年夏天之后，抑制造反派对于革委会权威的否定，周恩来出面做过很多思想工作，例如出面主持1968年国防冶金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持续数月的马拉松式的会议)。1969年九大之后，周恩来还特意把湖北参加省市革委会结合的造反派头头接去北京，五次接见谈话并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反复旧，转过头来支持革委会的工作权威，有意见要在革委会内部表达。[26]
1975年的8月，经过几次手术后，周总理对卫士抱怨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27]结合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状况，主要是反文革派的当权派在镇压造反派方面不依不饶，使得协调工作总是做不完，周恩来作为中央层次的具体负责人，不得不陷入此种没完没了的协调工作中间而难于摆脱。邓小平掌握权力之后，又以解决浙江“双突”问题为名，不仅逆转了周恩来对谭启龙的批评和谭启龙据此所做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还进一步加大了对造反派的镇压力度，这激起了更多的抗议和不稳定。
今天回顾，张春桥和江青预备当烈士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较为一致地在做向邓小平移交权力的工作，这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已经开始了，结束军队支左的同时就安排了邓小平出山，然后大批地解放文革前的党政干部，毛泽东为此还弹压批评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目的都是为邓小平掌握局面创造条件。不过，当权派的反攻倒算有点不择手段，导致毛泽东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示与其“划清界限”——1965年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28]毛泽东把邓小平弄下去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特意安排没有军方背景与深厚资历的华国锋出来挂帅，假如华国锋在毛后时代肯定站不住(这是有可能预先知道的情况)，据此解读的话，毛对身后事的安排就很有深意了，这似乎是在挖坑坑人，这种安排完全可以看做是预备某个人从后门重新爬上前台。据后来所知，华国锋被人边缘化极其简单，在政治局内部开了九次生活会对其进行批评之后，华国锋就自己提出辞职了。
周恩来病重住院最后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合影之后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29]这些实事都说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因为是在毛泽东一边，支持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批判活动，而且也一样受到当权派多数的憎恶和仇视的，他本人对于自己身后评价的看法也并不乐观，这个方面与张春桥和江青预备当烈士有着一致性。实际上，在1975年邓小平领着“四大金刚”翻案时期，张爱萍在国防科工委授意情报所刘毅民，组织多名翻译专门搜集海外攻击共产党领导人的材料，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周恩来的攻击文章。[30]只是到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反对文革的高官们才发现周恩来在政治上原本可以派上大用场，这才开始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文革切割开来，并给予其正面评价。
8、以巨大的镇压规模去确立新规则
对造反派的眼里镇压过程及其巨大的镇压规模，不仅是对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进行再分配，还以追溯过去罪行为特点完成了规则重塑，现在，不仅批判当权派的错误是犯罪和不许可，而且在组织选拔措施和标准方面，也需要实施新的规则了。
经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群众专政”阶段，至1977年年底由胡耀邦担任组长的“两案领导小组”成立，开始走出以群众专政方式镇压造反派的模式，建立公检法机构和党内的纪检机构接管镇压造反派的职能。
依据各地造反派做出的谨慎估计，全国接近2000万人被镇压，其中浙江约400万人，云南150万人，是全国受害人数最多的两个省份，云南层层揪四人帮，一直到农村的生产小队级别——在每一个生产小队里都要找出小四人帮来加以镇压。这一波空前规模的镇压，有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揭批查运动，第二阶段是公检法的审判，第三阶段是清查三种人，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最后结束。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最初阶段是保守派以“群众专政”方式展开“揭批查运动”(深揭狠批四人帮、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造反派及其造反行动都被视为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武汉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百万雄师抓起来，除了捆绑游街之外，还长期关押审查。直到1977年年底，在中央级别成立胡耀邦担任组长的“两案领导小组”，此后开始驱使公检法这种正式的国家机器来接管镇压事务，到此时群众专政才结束，被保守派管制的造反派头头开始移交给公安局看守所关押。1981年中央级别完成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之后，各地也随之在1982-1983年完成对造反派头头的审判。在走上审判庭之前，各地造反派头头早已经在监狱里面呆了六七年;而审判所依据的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当时政策和法律不认定为犯罪的行为不看做犯罪。就这样，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领导了一次世界性的渎法审判，象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人这样去应用法律，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的新情况。
此后，1983年开始的整党运动结合了所谓“清查三种人”运动，这一次是对那些够不上审判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进行党纪处分，手脚比较慢的机构直到1990年代才完成。多数造反派骨干在这一次党纪整肃过程中间被认定“在文而过期间犯有政治错误(或者严重政治错误)”目的是要把个人文革表现“写入档案、永不提拔和重用”。因为各地干部普遍抵制毛泽东提出的“建党五十字方针”，许多造反派作为青年工人和学生实际上未能入党，但在清查运动期间却被党委里新成立的纪律检查机构进行审查和处分。
作为1980年代“清查三种人”运动的一部分——对造反派尤其是大学生造反派——要对其文革表现记入档案，在政治上永远不提拔和重用。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31]
对于保守派在文革初期的超越政策要求的杀人伤人，乃至于抢劫罪行都不予追究，却对依据中央号召和政策许可的范围起来批判当权派的造反派进行法外追究，还动用组织手段进行不公正压制，李锐等人的做法应该能够让当权派感到满意，却说服不了普通民众。李锐等人的这种做法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损害，是极为严重的，这相当于是为了满足权贵私人利益，而付出损害政权无形资产的代价。
在对造反派横加罪名并记录在案的同时，文革期间因各种劣迹或者罪行受到群众批判和组织审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则洗清其一切不良记录，吉安(当时更名为井冈山专区)地委组织部于1979年写报告称：“我部根据省委赣发(1979)12号通知精神，抽调了四名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形成的干部档案材料，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这些材料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各单位和群众组织乱揪、乱斗、打击陷害干部并报地区文革领导小组呈批和存底的黑材料;二是‘三查’运动中地革委保卫部专案领导小组整理的材料，是于今年五月七日移交我部的;三是地委审干办公室移交干部档案中，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材料。这三批档案材料共计731人，档案750袋，三大捆，33卷，95份，有的同志其档案材料多达19袋，重达20斤。被诬陷的干部，既有地、市、县委领导同志，也有一般干部和职工群众，材料内容很多，有大字报底稿、揭发材料、反省材料、调查证明、调查报告、审查结论、综合处分，有被迫写的自我检查、交代、认罪等材料;还有运动期间抄家强行拿走的笔记本、书籍、生活照片。这些材料中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有‘走资派’、‘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老保’、‘坏头头’等等。”[32]此种做法遍及全国，目的也是以此去确认群众监督的无效与非法，由此解除当权派通过文革确立的对群众监督的惕戒心理。
就这样，通过实施对文革派的过度打击，同时还对反文革派进行过度保护，共同的特点是把权力收回当权派的手上进行专断地行使，当权派行使权力时还可以任意摆脱事实、法律和道德的规约。这就是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确立的新的政治规矩，这样的开头极大地影响到了后续的执政状况和权力运用规则，二十年后的中国官场中间，已经有高官相当公开地声称：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不仅能够对过去的历史做出总结并预先消弭反对意见，还能够起到确立并推广新规矩的作用。按照奥尔森的经典分析，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是把个人承担的监督成本或者行使批评权的成本显著提高，达到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接受的那个高度上，然后，就能够鼓励更多的人选择“搭便车”而不是把监督付诸实施了。阿兰·巴迪欧提到忠诚和饱和两个概念去讨论人们的政治行为，[33]其中忠诚概念可以看做是个人自愿承担的最高成本，在此成本线以下个人就采取行动而不是搭便车，而饱和则意味着确立人们对于过高成本的恐怖，不再为此愿意付出什么了。文革期间及其后，当权派对于造反派没完没了地进行追究和清算，近似于一种人为的饱和策略——这意味着在心理上完成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清算。一位武钢的造反派工人钟师傅说：我觉得政治太危险了，以后我再也不管他了，要专心学好技术把级别提上去。不几年，钟师傅就评上了八级以上钳工。[34]不止一位造反派有着这样的痛切感受，不再关心政治，尤其是对干部的滥权闭上嘴巴，变成了新的“理性选择”。
看起来，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除了能够短期内贡献“五七一投机收益”底定领导权之外，还能够帮助确立贝特兰所称“工厂专制主义”改革的实施条件。而邓小平设计的“大政策”就是要把管理权集中于干部手里，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一把手负责制”此种大幅度集权的改革，如果没有被管理者的积极胁从或者消极认同，是很难完成和实施的。而空前规模的对造反派的镇压，近乎在每一个人身边都让你体验到“杀鸡吓猴”的效果——任何批评当权派的行为都会被追究、最终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镇压造反派为新的集权改革，预备了较为稳妥的国民心理基础。
[1]对武汉新派工人组织一号头头吴焱金的访谈，2002年5月
[2] 对顾建棠的访谈，2004年7月
[3]《陈再道的口头检查》，1967年12月1日，网址：http://www.71.cn/2012/0410/614836.shtml
[4] 对老李的访谈，2011年9月
[5]参阅湖北省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八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6]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2-123页
[7]丁凯文：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上)，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8]毛泽东：827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324页
[9]邓礼峰：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载郭德洪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0]丁凯文：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上)，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11]对前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顾凤鸣的访谈，2008年5月
[12]对老李的访谈，2013年7月
[13]参阅《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4]对周总理联络员老李的访问，2004年于南昌
[15]对于铁路整顿的文献与简要梳理，参见《大剩、老田：毛泽东说邓小平“会反修正主义”，这是真的吗?》，网址：//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6/01/357885.html
[16]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7]谭启龙和陈伟达在三全会上的检讨书，打印件
[18]在1974年的检讨中间，谭启龙说是受到周总理两次批评后才转弯子的——分别是在十大会议期间和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杭州时，文革后出版的《谭启龙回忆录》中间，则说是受到王洪文的压力。
[19]对老袁的几次的访问，2003、2005年
[20]对李显通、张永生和翁森鹤的访谈，2005年8月
[21]郭玉峰对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的回忆，原载《我的丈夫郭玉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另见网址：http://wg516.tk/read.php?tid=29747&keyword=%B9%F9%D3%F1%B7%E5
[22]《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2002年，自印本
[23]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第120-122、136-140页
[24]参见王克文等：《丹心照玉宇》武汉出版社1994年
[25]同上
[26]对杨道远、吴焱金等人的访谈，2004年
[27]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31页
[2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96页
[29]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7月1日，周“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30]“1975年，張爱萍背了组织布置刘毅民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并说切勿外传。刘毅民背了党组，组织10多名多种语种外文翻译人员，搜集了10多篇内容十分反动的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报告了张爱萍。张手谕刘继续搜集，再次嘱切勿外传。”参见：《恽云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5-10-11/97910.html
[31]阎淮：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九五期(zk1709c)，(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ZK17/cr927.gb.html
[32] 中共井冈山地委组织部：《关于要求批准销毁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干部档案材料的报告》(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载《吉安地区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20页
[33]刘胜坤 薛君彦 贾丽珍 等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阿兰·巴迪乌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
[34]对钟锡钢师傅的访问，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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