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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石:毛泽东朱德面对机遇的担当与创造精神

伏牛石 · 2017-11-2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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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成就了不少人,更多的人却遗憾地失去了难得的机遇。从毛泽东、朱德身上,任何一个有志之人,都应该受到某种启发,从中汲取点有益的养分吧。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有两个地点是绝对不能被人遗忘的,一个是湖南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一个是江西安远的天心圩。由这两个特殊的地点,自然要引出与之有关的两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就是毛泽东与朱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彻底胜利,与这个两个地方和这两个重量级人物有着至为密切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联系。

  我们先说湖南文家市里仁学校和毛泽东。众所周知,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勉强维持了一个时期,并且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逐步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便开始遵循旧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逻辑准备构建自己的蒋家王朝了。

  蒋介石其人在动乱的旧中国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出类拔萃的一流政治人物。他不光会玩弄权谋,也确实较之同期的国民党人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政治军事才能。当北伐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也是蒋介石政治野心和反动本性暴露之日。一场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顷刻间把一度表面上看似和谐的国共合作局面变成血肉飞溅的大屠杀。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猝不及防之下被自己曾热烈拥护与全力支持的北伐军队及其总司令蒋介石挥杀在血光淋淋之中。蒋介石手中的屠刀血腥未去,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惊魂未定,武汉的汪精卫也紧跟老蒋步伐,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大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再遭屠戮。

  血的教训赤裸裸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革命的航船何去何从,成了大家集中讨论的主题。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并不是中央核心层领导人的毛泽东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要从杆子里面得出来的。后来这句振聋发聩的论断被人概括为广为人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新的党中央彻底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并撤销了他连续五任的党总书记的职务。曾亲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考察,回国后出版了两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书籍的瞿秋白出任党的负责人。瞿秋白深知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可堪重任,八七会议结束后一再挽留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婉言谢绝了,他说自己还是愿意回到家乡湖南搞农民革命运动。也就是那一次,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进行过程中,可谓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他曾在徒步赶往起义军指挥部的路上被民团抓住,那时候正是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极端白色恐怖时期。长途跋涉满身疲惫的毛泽东,眼看就要面临生死考验。就在团丁们押着他即将走到民团团部的时候,他急中生智骗过了敌人,飞身逃走。最后躲在一处草木茂密的池塘里才躲过了敌人搜查,赤脚在满是乱石野草的山路上星夜奔走,以致双脚严重受伤,并一直拖累到他后来走上井冈山。

  秋收起义的主体人员是武装起来了的农民军和煤矿工人,虽说是武装,其实十分缺少枪支弹药,参与起义人员大都是以大刀长矛以及农具之类作为武器。参加起义的正规武装极其有限,按照中央指示,起义之后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必须带领起义部队直攻湖南省会长沙。秋收起义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于九月九日正式开始,起初进展还算顺利,但毕竟事前准备仓促,各方面条件严重不足。再加上起义前刚参加起义队伍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从侧后突袭起义军,使起义部队遭受重创,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多人。

  在此情况下,按照当时中央的命令,起义部队必须经浏阳直攻长沙。为此,起义指挥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师长余洒度坚持进攻长沙,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审时度势,坚决反对这一意见。因为敌强我弱的态势摆在面前,敌人实力不仅强大,长沙守军早已严阵以待。起义部队人员短缺,武器装备极其简陋,如果硬要攻打长沙,无异以卵击石。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最后大家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带部队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正是这一决定,才有了部队转向文家市里仁学校的特殊历史机遇。文家市里仁学校,是一个极不起眼的乡村小学校。可是在重要的历史拐点上,使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地。也就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革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正确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历史就是在极其特殊极其关键的关口,由于遇到了极其特殊极其关键极其伟大的人,这个人必须意志坚定,睿智超群,明察秋毫,勇于担当,能为迷茫的人群指点迷津,使大家拨云见日,走向光明,走向胜利。历史在这一时刻遇到了毛泽东,这无疑是历史的正幸运;毛泽东遵循了正确的历史规律做出了正确抉择,无疑为历史增添了光彩与荣耀。

  实话说,那时候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里,鱼龙混杂,人员成分形形色色。懒散随意的无产者、旧军队里各种坏习气十分严重的军官士兵、少量无业流民,虽然经过农民运动锻炼但身上依然摆脱不了自私狭隘观念的农民,他们虽然有一时高涨的革命热情,却对革命前途十分模糊。可以说,参与起义的大多数人并不都像毛泽东一样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起义遭受挫折后,究竟往何处去?如何组织这群人跟着自己一直走到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毛泽东面临的重大课题。当时仅余一千五百人的队伍,受伤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的,吃不了苦逃跑的,受人蛊惑散伙奔赴它出的,什么都有。

  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意志坚定,信心饱满,这正是他大显英雄本色的时候。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他召集大家开会,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挫折与困难都是暂时的,革命最终一定要取得胜利。我们现在人少,将来总会发展壮大的。他还形象地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

  毛泽东的话给了士气低落的部队注入了生气与活力,所有的人立刻精神为之一振,颓丧的表情没有了,革命的信心陡涨起来。毛泽东还拿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激励大家,他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做了军长。我们现在有两个营,这么多枪,我们最终一定会取得革命胜利的!

  伟人就是伟人,在历史紧要关头,不仅为大家指明了方向,更给大家以无穷的力量。这之后,毛泽东走的路并不一帆风顺。最支持他拥护他的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身为师长和团长的余洒度、苏先俊等先后叛逃。毛泽东矢志不移,顶着巨大压力,迎着各种预料得到预料不到的困难,带领身后这些衣服褴褛的坚强战士勇敢坚毅地走向了罗霄山脉,走到了这座大山中段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革命,从此燃起了潜存着无限威力与势不可挡的星星之火,并很快燎原到周边乃至全国。

  在秋收起义之前,真正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发生在1927年9月9日,而南昌起义却发生在1927年的8月1日。正因为南昌起义首发的特殊意义,后来的人民军队建军节就锁定在了8月1日。

  八一南昌起义是觉醒了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武装斗争道路的第一步,参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几乎汇集了当时乃至以后中共领导层的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中央常委周恩来、张国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十大将之首的粟裕、北伐名将叶挺,时任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谭平山、恽代英、澎湃、李立三、邓中夏、还有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重大的第一次都是勇敢而艰难的,南昌起义也是这样。准备充足的起义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尽管提前做了十分周密细致的安排,可意外总是那样出人意外的发生。在规定的起义时间未到,就出了有人告密的意外。起义不得不提前两小时举行。因不能按预期举行,实行起来就显得仓促。尽管很快取得了胜利,但毕竟身处敌人重围之中,很快就因四周敌人铁桶般密集围攻,刚刚夺取的南昌城很快就要弃之而去。

  南方的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起义指挥部首先选中的地点就是南下广州。这样做,一是靠近海关,便于接受苏联的援助物品;二是广州是革命大本营,群众基础好,到那里可以组织力量,实施属于共产党人自己的北伐。

  然而,愿望总是距离实际相去太远。由于势单力薄,起义部队各方面素质虽然远好于秋收起义部队,当时参加起义的多数部队都是正规军,武器装备不是很好,也算不上多差。起义总指挥部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

  但起义军面临的困难很多,南方八月天气依然炎热,由于缺少必要的药品食物,官兵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与营养补充,非战斗减员数量加大。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已减之约1.3万人。

  后来主力部队绕道福建江西等地进入广东,一路叠遭敌人围追堵截,伤亡很大。为了阻挡追敌,给主力南下减少压力,朱德被派往起义后新成立的第九军担任副军长。新成立的第九军几乎等于虚设,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实际兵力。部队行至广东三河坝,起义指挥部决定分派部分兵力交由朱德率领,在此地阻击追敌。这支队伍的主力成分是叶挺的部队,官兵对朱德几乎知之甚少,愿意服从他领导的人更是很少。一直南下的起义主力部队,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优势敌人的堵截,最后在广东流沙西南的莲花山再遭敌人包围,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死伤严重,不得不四散逃离。起义指挥部人员也分头突围,各奔新的战斗地点。只有一少部分人员历尽艰难最后赶到三河坝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

  此时的整个南昌起义部队就只剩下这两支疲惫不堪的部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从事武装斗争留下的唯一余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都弥足珍贵。可是由于部队人员成分复杂,又来自不同部队,从未接受过朱德的直接领导,再加上南下过程中频繁遭到优势敌人的追截围堵,官兵饱经缺衣少食长途跋涉折磨,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许多军官明目张胆带着成建制的队伍扬长而去,三三俩俩零散逃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形势万分严峻,此时军心已经涣散的部队,急需一位领路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然的话,南昌起义仅剩下的这点力量很快就会蒸发殆尽。当时一旦召集会议,嚷嚷着要散伙的人大有人在。更可怕的是,部队到了江西天心圩,除了朱德外,团以上干部仅剩下团政治部主任陈毅和团参谋长王尓琢三人。那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师长旅长团长们除了少数战死外,几乎全都当了逃兵。

  挽狂澜于既倒,舍我其谁?此刻的朱德,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与责任心,以果决勇敢的担当精神豪迈地站了出来。历史就是这样,每逢紧要关头,总会有有担当有血性有抱负更有能耐的人应运而生。处在1927年8月的天心圩,在那一历史紧要关头,堪当此任者非朱德莫属。尽管这支部队不是他的旧属,但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是他革命信念的现实寄托,他必须在此危急关头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以他无可替代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留住它。

  朱德的伟岸形象从那一时刻起,就永远高耸在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斗争队伍的最巅峰,使他成为了万众敬仰的人民军队的永远第一兵。他在天心圩的讲话,穿过历史烟云,透过历史沧桑,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感召力与穿透力: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就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黑暗是暂时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还从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讲到十月革命的最终胜利,用鲜明生动果决详实的语言,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经过整顿,起义部队剩下八百人。人数不多,但这些留下的人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后的真金。就是这八百人,在朱德的带领下,艰苦转战在闽粤湘赣边界,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继续点燃革命的火种,最终在1928年四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毛泽东与朱德在不同的地点,遭遇几乎相同的处境,面临几乎相同的困难,采用几乎一样的措施,发出几乎一样的声音,收到几乎一样的效果,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斗争保留了极为宝贵的两支火种。保持革命的坚定信念是他们对所有官兵一致的希望,革命要靠自觉是他们对手下官兵最开诚布公的要求。愿革命的就跟自己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并且发给路费。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就完全有别于旧军队胁迫人入伍的性质,也因此感动了不少想逃离或者已逃离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又折返回来继续革命,并成为最为坚定的革命者。

  我们常说谁谁在历史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化险为夷,毛泽东、朱德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过程中当之无愧的此类伟大人物。如果没有他们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和自觉担当,中国革命的火种还会得以保留并继续燃烧吗?即便勉强可以燃烧,能够取得后来那样无以伦比的辉煌胜利吗?

  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指引出了唯一至为正确的前进道路,中国革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历经挫折,最终一路凯歌走向胜利。朱德在天心圩的露天场地里那番铿锵有力激奋人心的讲话,使南昌起义后仅余的八百起义军官兵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与希望,最后一路披荆斩棘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胜利会师。

  后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领的那支红色革命队伍就很难有稳定的立足之地;反之,如果没朱德后来带领自己的队伍上井冈,单靠秋收起义留下的那点力量,也是很难有后来快速发起来的星火燎原的大好革命形势的。朱毛两支队伍井冈山上的历史性会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更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所蕴含的重大历史意义,后人无论给予怎样崇高的历史评价都不为过。正是这两位历史伟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结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由井冈山逐步蔓延开来,直至最终红遍了全中国。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能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值得永久纪念,有许多重要的地点值得永久的铭记,但毛泽东、朱德这两个闪光的名字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天心圩和里仁学校这两个原本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看起来似乎和后来的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难以比肩,可它们在红色革命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发轫作用是任何革命纪念地都无可替代的,它们又哪一个不可以作为后来者们诞生的母体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一切红色摇篮中当之无愧的奶妈保姆!由于毛泽东朱德两人的存在与当初的作为,才使得遭受重创的中国革命开始积攒下最初的星星之火;因为在仁学校、天心圩这两个特殊之地,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燃烧成推翻旧世界的熊熊烈焰。毛泽东、朱德两位伟人身上放射出的奋发精神、坚定意志、崇高责任与历史担当,不仅成就了他们自己,更成就了他们所信仰的伟大主义。

  历史给了毛泽东、朱德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他们没有辜负历史,很好地抓住了这机遇;他们的作为雄辩证明,他们也是抓住重大历史机遇的最合适的人。历史让天心圩、里仁学校这两个原本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有幸成为中国革命之火的伟大发源之地,它们没有辜负历史重托,很好地使两位伟人在它们的依托下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两个地点无疑是幸运的,而两位伟人无异是它们幸运的根本。

  人一生会遇到很多的机遇,有的人以无畏的担当,果决的行动,不仅抓住了,而且把它利用发挥到极致;而有的人由于缺少这些精神意志与品质,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唾手可得的机遇,最终一事无成。

  机遇与人的关系,是可资利用的客观条件与人的综合能力的不期而遇。机遇的到来绝对不考虑你有准备与无准备,它是不速之客,需要你能洞察得到并能准确抓住它,这样你才能利用机遇创造出令人仰慕的成就。

  机遇到来的时候不用讨价还价,不用管你事前是否筹划过如何面对机遇,因为它稍纵即逝,一旦错过就再难遇到。只要你敏锐及时抓住了它恰如其分利用了它,你就有可能成就自己的一生。毛泽东、朱德就是这样具有捕捉机遇利用机遇的大能耐之人,因此他们无可争议地走到了历史的最前沿,成为众人心悦诚服的伟大革命领袖。

  机遇成就了不少人,更多的人却遗憾地失去了难得的机遇。从毛泽东、朱德身上,任何一个有志之人,都应该受到某种启发,从中汲取点有益的养分吧。

  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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