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初，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等人，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没有被上海市委承认。11月10日，王洪文便率领二千多工人，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在安亭车站被截停后，便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31个小时。“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让陈伯达致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并派张春桥去现场处理。可张春桥到了现场之后，发表了支持工人的讲话，恢复了铁路交通。
张春桥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是擅自做主，违背中央原则的。但也是无奈之举，要恢复交通，还不能对工人来强硬的措施，只能答应他们的条件。事后张春桥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绕过华东局、上海市委签字是错误的，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事情到了毛泽东那里，在11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他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并且要陈伯达起草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又是一次毛泽东“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错误”行为，也是他“独断专行”的一个证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自延安七大之后，毛泽东便被赋予了“最后决定权”，因此他同意或否决中央集体作出的决定，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符合中央规定的。
这个事件实际引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在工矿企业及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是慎重的，因为牵扯到工农业生产的问题，牵扯到亿万人生活和吃饭的问题。是以在9月14日批发了周恩来起草的两个文件，对工交系统及农村的文革运动做了规定。但对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是想彻底处理的。1964年12月4日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后，写信汇报说：“一部分老干部”“脱离群众监督”“违反党的政策”“为所欲为”。毛泽东对其批示中，认为不解决，会发展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这个严重问题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是以他支持了张春桥，并要陈伯达起草工矿企业开展文革的文件。
陈伯达起草的文件，在接着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基本上被否定了。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余秋里、谷牧经过调研，搞了一个《汇报提纲》。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提纲》受到了文革小组的批判，同样也被否定了。主持会议的林彪发言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不愧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人，把文革讲的如此言简意赅。
于是，事情又回到了起点。毛泽东让陈伯达重新起草了文件，12月9日，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12月15日，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自此，文革运动正式推向了工矿企业和农村。虽然在正式发出的文件里，保留了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要在“业余时间”“空闲时间”进行的内容，但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是不可能被框住的。
从实质上说，余秋里、谷牧的《汇报提纲》，和彭真的《二月提纲》、刘少奇派工作组，都是一样的，但结局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一是时间点不同，批《二月提纲》是启动文革，反派工作组是将文革推向高潮，不能不跟进处理人;更主要的是《汇报提纲》是周恩来支持的，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所以毛泽东听了汇报，同意其中的一些内容，多少是参与其中的，不似彭真、刘少奇，完全放手任凭他们自己搞。因此，对起草《汇报提纲》的人，没有追究责任，并且在通过的文件里，还保留了原来的一些内容。
12月21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论述了有关文革的一些问题。他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一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把文革的目的，文革发展的脉络说的比较清楚了。对于从机关到工厂、农村存在的大量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红卫兵冲击”，因为别的“对他们毫无办法”。但原来红卫兵的主体是学生，对付文化领域及党政机关的“权威”还可以，对广大工矿企业及农村“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就力不从心了。对付他们，必须要组织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新红卫兵”，也就是“造反派”了。他们知根知底，既有“反修防修”的“国恨”，也有平时被打击压制的“私仇”。造起“反”来，肯定是既坚决又彻底。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生产实践经验，不似原来的“红卫兵”小将，不知“工农业”，不能“接班”。因此，在工厂、农村开展文革，组织“造反派”，除了“反权威”外，还有培养“接班人”的意图。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他邀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峰、姚文元、戚本禹到家里吃饭。期间，他说了著名并引起争议的那句话：“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这让现场人员感到震惊，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这样说：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到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的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戚本禹回忆录，543页。)
事后，在起草新年元旦社论时，大家觉得这句话太过尖锐，将“全面内战”改为了“全面阶级斗争”。争议是“全面内战”，还是“全面阶级斗争”，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代表着文革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过，熟读毛泽东文章的人可能知道，“全面阶级斗争”，不是毛泽东的“语言”，特别是饭桌上的口语，没有革命家的豪迈。
“全面内战”预示着文革将到达高潮，其最重要的目的——“反权威”，即将拉开帷幕。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反权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倒面前的“当权派”。是的，没有什么比打倒自己的领导，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更有“反权威”的教育意义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对于“权力”的争夺，历来都是非常激烈的，文革中的“夺权”也不例外。在这个混乱、暴烈甚至流血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接受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上了一堂生动的“反权威”实践课。
摘自《毛泽东是如何走向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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