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为筹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两位举足轻重人物，被人誉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均因故未出席会议，这对于他们自己和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来说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
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可谓势单力薄。党员人数不足六十人，参加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分别来自南北两方。两位最主要的建党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为那时他们认为是所谓的重要公务而遗憾未能参加如今看来该有多么重要的重大会议。正如著名学者金一南教授所言，时间往后走得越远，中共的党史人物被人记起的就越来越少。但不管后世人们如何会淡忘中共历史进程中许多曾经在某一时期看似重要的任何人物，但绝不会忘记掉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的那十三位一大代表。
这实是至真之言，历史的烟云在每一个时期都会云诡波谲华丽无限，无数时代风云人物都会按照历史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在一个时期里纵横驰骋，领亿万人之先。短时间内，历史内涵的积累太过稀少，不少著名的人物可能一度被人偶尔记起，但时间流逝越久，历史内涵的积累就越多，如非在重要历史时期发挥过承前启后无以伦比重大作用的超凡人物，可能许许多多曾经显赫一时人们的名字与业绩都将会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被其后相隔已久的后人逐渐淡忘或永久淡忘。
君不见，中国历史上能被后人时时记起或勉强记起的历史人物，泱泱五千年的中华史册上实在寥若晨星。实话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往事，难以数计的历史人物，四五千年的时空跨度，能够留名青史并被后人记忆颂扬的人实在为数寥寥。而这为数寥寥的幸运历史人物，细细审视起来大致也不过这几类：一类是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以及那些为新朝建立立下卓绝功勋的少部分文臣武将;二是王朝进程中突遇重大变故而能力挽狂澜，使王朝统治得以延续的中兴之主以及为此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部分文臣武将们;三是极其稀少的精干之臣，其能力及权威几乎能震慑影响执政的皇朝统治者，并且确实在当时做出了让他人不可替代甚至难以企及的重大贡献，以至影响到后来的统治者;四是大奸大恶的宦官佞臣以及与其对立的大忠大德耿忠贤能之臣;五是历朝历代留下宝贵精神与物质财富的至为著名的科技文化外交精英;六是参与过改朝换代武装斗争的虽未最终赢得执政权的部分农民起义领袖;七是能够体现封建诚信孝道并在学而优则仕道路上脱颖而出的极个别平凡人家士子;八是个别学术、宗教或者带有政治色彩组织的领军人物。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虽然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象征——封建皇帝被赶跑了，所谓的民主共和新风吹进了古老中华大地，但是并没有根除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及巨大影响，辛亥革命参与者们的民主共和梦想在残酷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化为泡影。国家的一切都在混乱无序的纷争中喧嚣着折腾着。这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不仅表现在新崛起的军阀之间为利益之争发动的频繁而无休止的战争上，也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错综交叉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阵风似地从西方引进了难以数计的各种思想流派，几乎许多思想流派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追随者整日为自己的所谓主义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他们一个个大有舍我其谁称雄天下的决心与信心。各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思潮，无时无刻都在搅动着人们不断纷乱的思绪，众多或早或后建立的政党派别都纷纷竖起自家的旗帜活招牌，信心满满地自立一方招兵买马。据不完全统计，那时的中国新建立的各种政党组织不下三百之多。这中间，有的政党成立不久就瞬间消亡，有的虽勉力撑持却也举步维艰苟延残残喘。当然，也确有个别政党自立门户小有作为，或曾得势一时，耀武扬威。但大多如过江之鲫般的所谓党派，由于既无坚实的信仰基础，更无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最基本认知，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如秋日黄叶一般，萧瑟劲风轻轻一吹，它们便应声飘落泥塘，再也发不出任何声息。
历史证明，在众多党派组织中间，经过大浪淘沙般的洗礼，只有建党之初最不起眼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理想信念的支配下，一经建立，便气势若虹。在它成立三年后，不仅很快赢得了彼时国内最大政党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青睐，还由于它固有的国际渊源，也赢得了共产党执政下的苏联的关注关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民党便主动与之联手合作。眨眼间有一个原本兵微将寡的不起眼小党，很快便跻身到仅次于国民党的中国第二大党。尤其是它里面的部分精英人物，在国民党一大上不仅顺利进入了它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一些人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各部的部长或代部长。
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全新的机遇，如果从国共合作那时起，中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把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革命目标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特点理解把握得正确理顺得清楚，把中国的国情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实际有机结合在一起，并扎扎实实按照自己的建党纲领指定的方向有计划有目的地走下去，恐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会走得更顺一些，来得更早一些。
可惜的是，历史的机遇一旦失去，想再寻找回来所付出的代价就一定十分沉重。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立下不可地带功勋的两位领导人，李大钊1927年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陈独秀虽然时刻都在希望着保持本党独立，不愿做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附庸，可他根子上却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知之太少，或者说凭他的特点优长，他只能是一个称职的杰出的革命鼓动家或理论家，而绝不是一个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革命组织家和实践家。在他执掌中共的那段时间里，只希望自己的党如何与国民党联手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而对国民党的党性本质却几乎一无所知，更没有思考过共产党自己手中要握有能推翻旧世界建立新政权所必需的枪杆子。因此，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很快就暴露了反革命真面目，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面前幡然醒悟，这才认识到手里不握有枪杆子，旧世界是不会乖乖拱手让出政权的。
陈独秀人生的遗憾太多。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创建者，他没能出席宣告党成立的一大，对他来说不能不是至为遗憾之事。自己呕心沥血苦心营建的政党正式开张，作为创始人的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与担当，可他却轻易就把这个重要历史使命假手他人了。这似乎在冥冥之中就预示了他不可能圆满的人生与理想结局。世界上恐怕再无第二个政党的创始人做过如此令自己令历史令本党同志令后世之人感到如此莫名心酸与遗憾的事情了，可陈独秀偏偏就令人万分遗憾地这样做了。陈独秀的另一个遗憾是他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被自己一手创造的政党开除的创始人。许许多多有影响的政党的创始人，后来大都成了本党精神或实质上的领袖，而陈独秀却成了本党遭遇第一次惨痛失败后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直至最后被开除出党的唯一领导人。陈独秀的第三个遗憾是，他早期具有很强的政党独立意识，为此他不惜拒绝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整日不遗余力地惨淡经营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坚决不食嗟来之食。他也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受制于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他为此曾发表过不少过激言论。可他始终都是话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党何时才能具备实现自己远大理想所必备的条件与切实的力量。《沙家浜》里胡传魁那样的绿林草莽都知道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浅道理，作为名震华夏的大学问家大革命家的陈独秀，在夺取政权与武装斗争方面的认识水平竟不如绿林草莽，这实在是他人生莫大的悲剧。
陈独秀作为单独的个人，如果他当初不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凭他的铮铮傲骨和满腹才华，他必能够流芳百世，永远受人仰慕与怀念。可惜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偏偏把一个原本只可以做革命宣传家鼓动家和学问家的陈独秀错位地推举到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担当起他不熟悉不擅长甚至说不胜任的重大历重任，结果使得他背负着力不能及的沉重包袱，把自己的生命之舟驶向了并不适宜他前行的航道，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悲酸的记忆。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之后，国民党千方百计地拉拢引诱过他，他都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他晚年生活极度坚窘困乏之时，许多故交亲友好心慷慨援手接济他，希望帮他渡过难关，他也一概不受。他晚年隐居四川，闭门谢客，专事学问，并做出了可观的成就。看来他的宿命早就应该如此，做学问对他来说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而做革命家，他只可著书立说、宣传鼓动，决不能成为引领革命潮流的卓越领袖。
说到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参加党的一大造成历史遗憾的缘故，其实说白了，他们二位虽然心怀壮志，满腔赤诚，一心要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适宜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思想马列主义引进中国，可他们当时并没有拥有在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完成历史使命的信心与决心或者前瞻目光。尽管李大钊曾豪迈宣言“请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也是他对革命未来表现出的信心与希望，他内心未必就是在想要把这伟大理想在自己这一代人手里变为现实。陈独秀也有过许多激奋人心的话语，但却没有李大钊这句的话影响巨大而广泛。李大钊被敌人杀害太早，如果他那时候能够幸运活下来，他的革命历程中会否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处?实在让人难以预料。陈独秀后来的作为，作为个人道德品质不仅几无可责备之处，反倒衬托出了他的可敬傲骨与非凡人格。但作为党的领袖，他没有能力胜任并因此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历史原谅的。
当年南陈北李未能参加党的一大，其实在他们看来当时是在为重大事情而忙碌，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呕心沥血创建的党的不够彻底重视的心理。据史料记载，陈独秀当时供职于陈炯明操持下的广东教育委员会，担任委员长职务。他当时正在筹措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说是人一走这笔款子就有落空危险。这说明了在陈独秀心中，建校比建党还重要，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随意甚至荒唐的事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建者，如此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天大事情，在他心里竟然没有筹措建校款子重要。可见在他心里，自己要建立的政党绝没有在毛泽东、董必武他们心里那样，觉得这是自己当前以至今后要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说到李大钊，无论学问人品和革命情操以及在党内的重大影响，而今都远远超过了陈独秀。他未能参加党的一大，也是被所谓的重要事情起码在他看来比一大还重要的事情缠绕。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据他自己解释的原因是“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什么纷繁的校务竟比自己苦心筹建的党的一大还重要?其实他和陈独秀几乎一样，当时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工的薪金因北洋政府资金短缺未能及时发放，李大钊的纷繁校务就是因为他是八所高校联合索薪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整天奔忙于索要工资事宜，因此难以参加党的一大。
两位最主要的建党人物，都因今天看来全是可有可无的琐事而失去了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机会，起码说明了当时在他们心中党史上这次最重要会议才是可有可无的会议。不然，何以就为那点琐屑事情不约而同地失去了这个如今看来理当是开天辟地一般的重大历史机会?今天，当人们走进上海一大会址和浙江南湖那艘红船上看到参加一大后来却成为民族败类的陈公博、周佛海照片与个人简介的时候，看到虽参加一大后来却可耻地成为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的时候，看到后来自己宣布退党的李达、刘仁静、包惠僧的时候，心里会涌出什么滋味?大家一定会为这些叛党叛国的人能位列党的一大代表而被后人永远记忆着而感到无比的愤恨而无奈，一定会为那几位虽然参加了党的一大后来却退出了党的三位感到无比的哀叹与惋惜。但大家最为遗憾与扼腕的一定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这两位当时为建党做出最大贡的人物，何以就没能位列其中呢?
历史就是历史，它一经划出的痕迹便永远固化，谁也不能撼动丝毫，修正一笔。后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寻根，不管时光流逝到何年何月，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在，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就永远是人们寻根的首选之地。一大代表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最后的归宿如何，他们都会被世世代代的人们记忆着、诉说着。而中国共产党建党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因为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就不可能出现他们的影像文字记载。至于历史延续千百年之后，人们在叙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他们是否还会被人们顺便记起?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年轻的那位代表刘仁静，1921年参加一大时才十九岁，由于李大钊校务繁忙未能出席，历史的机遇幸运地落到他头上，他因此成为李大钊的代表幸运地出席了党的一大。虽然他不久后就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他在那一最重要的历史关头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于是他的名字将永存历史，与毛泽东、董必武这样的伟人一样永垂不朽。刘仁静自己当年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幸运，直到晚年在对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如在梦境中一般说道：根本没想到是真重要的一次会。
由此看来，历史上的机遇有时候只有一次，有准备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有的人有条件触碰它把握它，当然更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条件与机会触碰这些机遇，更遑论把握。参加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仅把握住了历史赋予的重大机遇，并藉此机遇乘势而上，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永远熠熠闪光的伟大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共党史上固然也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一笔，可他们在那个重要历史关头遗憾缺席了宣告本党成立的一大，在某种程度上就淡化了他们本该有之的地位与影响。
把握历史机遇，辨识轻重缓急，勇敢顺势而为，坚韧顽强拼搏。成功永远垂青这样的人，垂青这样的政党!
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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