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网刊《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0期。《昨天》2012年1月31日创刊，其主旨是——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在文革史料搜集、整理和文革历史研究圈子里，有着一定的影响。
四川文革研究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陈永迪
简介：陈永迪，1943年5月生，四川广安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石油物探专业。1967年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先后在地调处、科技处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文革时期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的学生，也是北地东方红的一员。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6月，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经历了成都的“二月镇反”，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一、大串联到成都
1966年11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踏上北京到成都超级拥挤的火车，煎熬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四川省地质局将机关大食堂改成接待站，用稻草铺在地上形成一个大通铺，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妈在成都军区机关作军医，军区机关北较场离地质局很近，所以我是两地轮流住，大多数时间住在地质局。
北地东方红在地质局设了一个联络站，主要作用是提供食宿，交流信息，组织活动。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联络站的负责人经常变更，我都闹不清楚有哪些人，比较固定的负责人是我们同系同年级的谭宝华，有什么事总是他通知我。联络站不是一级组织，负责人就是接接电话、动员大家参加活动，我们在外边代表北地东方红表态，讲话也从来不向联络站请示、汇报。我来成都以前，发生了导致成都红卫兵分裂的11·13事件，据说我们联络站的人参与了冲击红成主持的大会进行造反。但我来成都后的印象中，我们对红成内部两派没有明显的倾向，只是略偏向8·26，真正对红成不满是在“二月镇反”后。我们与红成勤务组主要负责人、成都地质学院学生武陵江关系很好，有重大活动都事前协调。
我到成都想实现一个雄心壮志：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我约了4个同学，两位大学同学，两位中学时的同学，“朝圣”路线是重庆——遵义——韶山——井冈山。12月7日从成都出发。
串联中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两件。
12月8日从龙泉驿到简阳石桥铺，要翻越龙泉山，这座山不高，但中间有一段异常陡峭，对我们这些走惯了平路的城里人是不小的考验。就在大家筋疲力尽时，前面响起了悦耳的童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很提神哦!走了不久，又听见童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小男孩。我和一位同学停下来称赞他：“小朋友，真了不起!这么晚了还在学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向你学习!”他说：“是公社干部要我们来这里守到，看到红卫兵过来就大声读毛主席语录，守半天记一天工分。”
12月10日到达铜梁，铜梁是邱少云烈士的故乡，在一处可以俯视全城的高坡上建有《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晚上我们慕名而去，正在名人题词室参观时，突然来了几位戴红袖套的中学生，进门就乱砸，把放有金日成题词的展柜砸得稀里哗啦，纪念馆的两位女服务员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我们赶紧上前拦住，这几个中学生看袖套认出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停止了打砸。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砸，其中一位眼睛一瞪振振有词：“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头子，忘恩负义的家伙!”
走了5天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接待站住了一天，那里条件太差，14日又搬进城里。表哥在重庆医学会工作，他们单位在邹容支路有一个接待站，吃住很方便，地处解放碑，是信息集散地与活动中心。从重大搬到解放碑后不久，看到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4位同学陆续离开重庆各奔东西。
送走4位同学后，我在临江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内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遇到王大宾。我和王大宾都是四川老乡，大一的时候还一起上过大课，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告诉我，接到中央文革的任务：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我和王大宾以及驻渝联络站的一群同学紧急赶回成都。在成都听取已经和彭德怀有接触的同学汇报情况，他们和彭德怀进行过深入的交谈，认为彭德怀反对刘少奇、拥护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他。王大宾也同意这个意见，还派了郑文卿和王大来飞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几天后东方红总部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宣布：王大宾犯了右倾错误，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12月23 日，我们将彭德怀从成都地质学院抢回地质局，12月 25 日成都铁路局安排专列将彭德怀、成都军区派的押送部队一个排和我们学校的同学送回北京。(有关详情见拙文“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很遗憾，由于专列上的人太多，我没挤上去，没能与彭德怀同车去北京。
在成都过了元旦，有几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好友要我带路去北京，他们要到中央部委告状。1月2日我和好友们又踏上去北京的路程，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好友们都住在我们学校，那时，学校内部有一条“潜规则”，出去串联的同学不能收铺盖卷，人走了要将宿舍的钥匙交给留在学校的同学，以便接待外地进京的学生和群众。我们每天奔波在学校和部委之间，好在取得了好友们比较满意的结果，他们提前回蓉，我大概是1月25日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已是“二月镇反”前夕，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此事被定为“冲击公安机关”的“反革命事件”，开始抓捕有关人员，气氛已经开始紧张。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为了说清成都“二月镇反”的来龙去脉，有必要交代成都军区领导的变动情况，因为他们是“二月镇反”的主角(有关情况都是我在驻成都联络站期间了解到的)。
1966年10月15日，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在大会上传达军委指示：成都军区机关从即日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会成了埋葬他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的动员会。军区的“四大”开展不久，矛头就直指黄、郭，不久黄、郭被停职，6个月后就被定为“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顽固追随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
据秘书揭发，黄新廷到北京开会从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带去的四川特产只送贺龙、罗瑞卿。贺、罗到四川视察时，黄新廷陪他们钓鱼、看戏、打牌。黄新廷警告那些不听话的高干时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老子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罗总长那里去告你!”以炫耀他与贺老总、罗总长有不同一般的关系，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贺老总在毛、刘之间站错了队，已不被毛信任。毛要打倒贺龙，采取“剥笋策略”，由外向内逐层剥离，黄新廷等将军就是被剥掉的第一层。
黄、郭被军委召到北京隔离审查后，主持成都军区日常工作的首长换成甘渭汉和韦杰。甘渭汉1965年11月从总政干部部部长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韦杰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新来乍到，与黄、郭没有历史渊源，因而上阵一身轻。韦杰论资历论能力不在黄新廷之下，但他在朝鲜战场吃了败仗，他领导的志愿军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围歼(据说，毛泽东曾对韦杰讲责任不能完全由他负)，文革前在成都军区一直受排挤。此二人上任时形势险恶，地方上西南局、省、市委已处于瘫痪状态，李井泉被斗得东躲西藏，属下“揭竿而起”纷纷向造反派靠拢。甘、韦接手时，军区班子已残缺不全，原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共10人，已有4人被打成“黑帮”，他们是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主持业务工作的副司令何正文，主持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余述生。问题还在于此时甘、韦说话不灵权威下降，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打上门来批斗、抄家，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甘、韦上台初期很少公开表态，他们对文革不满但没有胆量直接反对，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没有拿到尚方宝剑。
1月28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尚方宝剑不请自来。
1月29 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时说：“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
1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将在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第五部分，专门讲镇反，指出：“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受此鼓舞，韦杰在2月5日召集成都公安负责人说：“现在牛鬼蛇神出来了，就是要他们暴露，暴露出来才好打。”
2月8日，韦杰敦促省公安厅成立“镇反”领导小组。
2月10日，韦杰正式向公安部门下达镇反命令：“打击重点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的反坏分子。”
2月11日凌晨2点，军区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被逮捕30多人;上午9时，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造反派16人。
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三、参加对军区的静坐示威
2月11日下午，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开始上街游行，要求成都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
当天下午，我正在地质局北地东方红联络站睡觉，文革以来我们都成了“夜猫子”，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已成常态。联络站负责人谭宝华来把我们叫醒，他简单介绍了形势和任务，听说要去北较场东营门静坐，我还傻呵呵的高兴。为了壮声威，把地质局一辆客车装上高音喇叭改成宣传车，我们一行人喊着口号向北较场进军，到了东营门，将宣传车堵在门口。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百米的死胡同，街西头是军区东营门，街北面是军区大院围墙，街南面是民房，街东头与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静坐者唯一的出口，一旦被封锁即成瓮中捉鳖之势，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
静坐初期气氛宽松，没有整齐的队伍，有人站有人坐，我还常回家看看。当时脑子里完全没有危机感紧迫感，1967年“一月风暴”以来到处“夺权”，我们都“战无不胜”，头脑里充满一种虚幻的“成就感”。“军委八条”下达了，对八条的警示麻木不仁，也没把军区抓人当回事，那时候抓人、放人很常见。
我还到距东营门大约一两公里远的东通顺街去看过，那里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驻地，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说《家》描写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东通顺街静坐的人比白下路的还多，打着红旗和横幅的队伍排列整齐，许多大叔大妈模样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孃儿”，看样子他(她)们已经做了长期准备。战旗文工团的大门被桌椅板凳堵死，谁也别想进出，这场景使我想起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打出的横幅辨认，大部份人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2月11日晚，军区派部队去战旗文工团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声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人们闻讯赶来堵住了大门，抓人的部队只有一个排，被困在大院内动弹不得。街道分团派代表与部队谈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队方拒绝放人，街道分团方拒绝撤离，由此双方僵持不下。
2月11日以后，军区大院出奇的安静，没有继续抓人，也没有镇压静坐示威的群众。平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像以往一样，只要把横幅一打，人往那儿一坐，当权派就会乖乖地投降。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2月17日晚大约十点，突然传来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简称：2•17信件)，信中严厉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后来知道此信是由叶剑英批准下发的。
这时军区东营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反复播放信件的内容，有军人从东营门出来向我们散发印有2•17信件的传单。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张，就在我埋头读传单时，静坐队伍中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大叫：“抓反革命!”原来是产业军埋伏的卧底乘机制造混乱。再看白下路东头静坐者唯一的出口，已经有产业军组织的队伍手挽手组成方队喊叫着压过来……
形势异常危急，所幸我方还有不少人，他们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上去混战一场。这时有同学提醒开车冲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开车的师傅了。危急时一位高个、腿有点微瘸的同学宣称他会开车，在我们怀疑的眼光中，他已爬上司机座位将宣传车开动起来了，车子像巨大的推土机将挡路的人群推开，我们紧随其后往外冲，刚冲过路口，大伙一哄而散，各奔东西。
我正顺着文殊院街往东走，准备去一位最可靠的中学同学家里避难，突然听见从北边万福桥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转瞬间十几辆摩托车开道的军车杀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路口封锁。好险!幸亏冲出来了。我继续往东走，只见大街小巷已经有戴袖标的人在巡逻，不时盘查行人，一张大网正在向我们罩下来。
2•17信件拉开了四川地区镇反的序幕。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这次“镇反”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向群众组织开枪的流血惨案。
五、逃回北京
深夜到了同学家里，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叫我放心休息。同学一家人还帮我出主意，商讨怎样回北京。回北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直接从火车北站乘车直达北京，这条路省事方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想得到火车北站一定重兵把守，对乘客严加盘查，火车北站的广场上还有许多“点水”的人(成都人对告密者的贬称)，走这条路是找死;另一条路走重庆顺长江经武汉回北京，这条路绕道，但是安全也方便。我在重庆有表哥，他们的接待站也还在运行，武汉也不陌生，一年前我们在湖北省地质局搞“四清”，住过地质局黄浦路招待所。为了避开火车北站，计划先出城到龙泉驿，再步行到简阳石桥铺上车，只要避开公路上的盘查点就可行。朋友也认为此路线为上策。
2月18日上午，朋友将我送到九眼桥，看着我坐上九眼桥到龙泉驿的班车。车到一个叫大面铺的地方时出现了险情，大面铺的路口设了检查站，有带枪的民兵把守，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检查。民兵旁边站了几个“点水”的，他们的魔爪指向谁，谁就必须出列，出列后立即五花大绑。说实话，轮到检查我时心里很紧张，检查的民兵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龙泉看亲戚。”民兵手一挥，放行!估计刚才被“点水”的几位是川师和本地的兵团、八二六的人，他们不认识我。
经过一番折腾，下午到了龙泉驿镇，找到两个月前步行串联时的接待站，进去倒在厚厚的草堆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月19日出了龙泉驿镇，我沿着步行串联时的小路往简阳石桥铺方向走，昏头昏脑走迷了路，走到一个叫五风溪的小站上了到重庆的慢车。2月20日早晨终于到了重庆，表哥的接待站还在运行，表哥替我买了6天后(2月26日)到武汉的船票，还给我妈发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解放碑真热闹，每天晚上都有摆擂台辩论的，因为我对重庆的情况不熟，不知道他们在辩些啥，感觉重庆的气氛比成都好，五十四军还没有对本地造反派实施大规模抓捕，从大字报上还看到一些消息：
重庆革联会得悉“2•17信件”后，要求下属把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人抓起来，并布置砸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成都保守组织“三军一旗”抄了兵团总部。
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人民南路广场跪成一片，以示请罪。
2月23日，八二六负责人江海云在成都19中被捕，全城贴出《特大号外》。
2月26日晨，我在朝天门码头上了东方红33号，那是一艘大型客轮。当晚12点驶到万县码头，船上广播：“东方红33号船要在万县码头停2小时……”坐了一天船，想上岸找点吃的，我沿着长长的陡坡石梯气喘吁吁地爬上码头，一条阴暗狭窄的小街呈现在眼前，街两边店铺的大门紧闭，行人稀少，枯树在风中像鬼影摇晃，寒风吹得我直打冷战。我注意到墙上的大字报被撕扯过，好奇心驱使我走近观看，大字报字迹依稀可辨，上面写着：2月22日在万县××(字迹不清，后来在资料上查到是个教堂，叫“真元堂”)军队开枪打死了××名群众，“主力军”组织了抬尸游行，已有许多人被抓捕……怪不得，万县码头如此阴森恐怖。
经过2小时停靠，早晨6点船进夔门，两岸悬崖壁立气势磅礴，江涛怒吼仿佛愤怒的控诉。出了南津关，船平稳地行驶在江汉平原的河道上，下午5点到了沙市。
在沙市码头要停靠半小时，我远远看见码头上有一群人，正打着旗帜不停的喊叫：“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刚靠上码头，那帮家伙蜂拥而至，像“鬼子进村”一样冲进船舱，对着房门咚咚乱敲，不开门或开慢点就用脚踹，通道里只要挡路的一掌推开，嘴里喊着要“抓反革命”。船上的乘客对此极为气愤，有的乘客和他们大声争吵，有的还打起来。我站在船的前舷看着这场闹剧，只觉得这帮混蛋太过分了。不远处一个人背对着我，看得出他是指挥者，喽啰们不时跑来向他请示。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们北京地院的同学，同为“北地东方红”的战友，我一激动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们都在物探系，他是四年级我是五年级，在学校里常碰面彼此认识。我问他，你们到底要干啥?他说抓沙市军分区通缉的反革命!我说我们在成都是军队要抓的“反革命”，你在这里帮军队抓“反革命”，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整自己人吗?劝他不要被别人当枪使。他听了后觉得有理，于是一声令下，撤!那帮横冲直闯的家伙还真听他的，立马撤离。可是船上的乘客不答应了，在撤离的混乱中乘机扣了他们几个人。船又启航了，那帮人到岸上才发现少了几个同伙，立马又挥动旗帜高喊：“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长不予理会，东方红33号在长长的汽笛声中扬长而去。
2月28日下午3点到达汉口，下船后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在去火车站购票的路上，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车在大街上巡逻，墙上贴满“反革命××被捉拿”的消息，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今天凌晨，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命令，逮捕武汉军区高级步校反革命分子××多人!……”有人正在地上书写大标语“长江日报的××社论好得很!”……武汉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城市，来了就想尽快离开。
3月3日终于回到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回到北京，心在四川，那些不幸深陷牢笼的同学和朋友们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1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组”在我院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翼楼401室，我也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联络组除了接待四川来京申诉、告状的朋友外，还成立了资料组，所谓资料组就是收集甘渭汉、韦杰的“罪行材料”，资料组下设甘渭汉、韦杰、李文清等小组，我参加了甘渭汉小组，负责的同学给了我一大堆甘渭汉的讲话，总政的揭发材料，叫我摘抄甘的“反动言论”。
归纳起来甘渭汉的材料有这样几类：红军时期的表现，甘渭汉是一方面军三军团彭德怀的部下，证明他是彭、黄死党;在总政主管干部工作期间的表现，证明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成都军区主政的表现，证明他以造反派为敌，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
材料整理一段时间就开小组会讨论，组长叫大家谈看法。有一天，讨论甘渭汉的“反动言论”时，有一位同学说，看到甘渭汉文革前在全军干部会上的报告，甘说“我军高级干部年龄偏大，军长、军政委的平均年龄51岁”。这位同学据此发挥：“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甘渭汉居然嫌他们老了!这不是反动言论什么才是反动言论!”我提出不同意见：“甘渭汉是总政主管干部的负责人，向与会代表报告干部的状况是他的职责，他说的是客观情况，没有说超过50岁的军级干部一律免职。这一条加在‘甘渭汉的反动言论集’里有点牵强。”可是，大多数同学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坚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材料，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垃圾，当年我们就是垃圾制造者。
由于我的精力完全放在整理资料上，没有参与西南联络组的其它活动。记得谭宝华告诉我周总理见过他：
3月中旬的一天，东方红总部通知谭宝华到中南海北门等候，大约1点钟工作人员将他引到一个小会议室，一会儿周总理从里屋走来，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怎样到的四川，四川镇反的情况，周总理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认真记录。谭宝华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周总理没有作任何表态，临走时将他用的铅笔送给谭宝华。这件事对我们鼓舞很大，虽然周总理没有对四川镇反表态，但是四川镇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听取被镇压一方的意见本身就说明问题。
3月14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收到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的来信，记者摘编后冠以“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标题，刊登在3月26日《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阅。毛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此后，解决四川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
4月3日，成都军区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
4月4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平反。154号文件的发出标志解决四川问题的基调已经形成，天平向“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倾斜。
4月8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
4月12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
4月18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我们曾在四川串联过的同学又开始跃跃欲试了，邀约再次“杀”回四川去。因为中央在3月8日、3月18日两次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次回成都不敢大张旗鼓。4月22日，我和清华的一位同学(中学的老同学)坐火车回到成都。刚回成都时仍住在地质局，已经有几位同学先到了，负责人还是谭宝华。地质局没有接待经费，也没有专人管理，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待我们，能住在那里全凭已经翻过来的造反派的老关系。大约一周后我就回家住了，但是经常到地质局，有事就去找谭宝华，平常独自活动。
此时的成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了，“二月镇反”时关在监狱里的军内外“反革命分子”绝大部份已释放，他们像凯旋的英雄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刚到成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到朋友家去。这位朋友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姓刘，一起在军区大院长大的“铁哥们”，他是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造反派的头，“二月镇反”时被产业军抓进了市大监。“2·17”信件公布后，产业军天天抓人往市大监送，市大监对产业军送来的人来者不拒，一律照收。朋友的父亲是军区的二级部长，我叫他刘叔叔，镇反时被派到成都市邮电局当军管会主任，刘叔叔白天在单位理直气壮抓人，晚上回到家里垂头丧气挨骂，王阿姨(朋友的母亲)哭着向他要人，说：“你天天在外面抓人，你儿子被抓到哪儿都不知道，你把人给我找回来!”王阿姨曾经到所里打听，人家回答：“他是反革命，已经抓到监狱里去了，具体在哪里我们不晓得!”朋友的父亲也很为难，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本不是光彩的事，若去要人更有立场站错的风险。有一天，刘叔叔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的老战友、成都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打了电话，说：“我儿子被你抓起来了，抓到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给我打听一下。”对方大吃一惊，说：“怎么你儿子也成了反革命?我赶快给你查!”几天后回话：“查到了，关在市大监，我下令马上放人!”就这样朋友有幸提前出狱，出狱后在家休养。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监狱里的一些黑幕，进去先“退神光”，几耳光打在脸上让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犯人”了，不服再打，打到你不敢喊冤叫屈为止。初次进监狱的还要排成纵队通过产业军的人墙，产业军以打人为乐，比赛谁打得凶、谁打得狠，打晕打残在所不惜。朋友的右手已被打成骨折。粮食供应不上，饿饭是常事，监狱里关的人实在太多，多到睡觉都不能翻身。朋友从小在优裕的环境长大，从没吃过这份苦，说起来失声痛哭。刘叔叔在旁边静静地听儿子诉苦，一声不吭，王阿姨则情绪激动，痛骂产业军不是个东西。
“红十条”下达后，市邮电局军管会办公室每天都有造反派光顾，他们来帮助军管会转变立场。刘叔叔表示坚决执行“红十条”，向他们赔礼道歉，造反派依然拍桌子打巴掌不依不饶，有一天，刘叔叔忍不住了，使出杀手锏：“你们不要这么凶嘛!你们是造反派，我儿子也是造反派，你们坐过牢，我儿子也被抓到市大监!”造反派听了很惊讶!原来军管会刘主任和我们一样都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从此不来闹了。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平反后的造反派怨气冲天，产业军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都陆续发生了几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5月4日，川棉厂武斗事件……
5月6日，132厂武斗事件(简称“五六”事件)最为惨烈，双方直接参与的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
下午3点左右，北京地院勘探系二年级学生李全华，跟随6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宣传车从正门开进厂区，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据守大楼的产业军枪手向宣传车开枪，李全华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个死难者。
当天，我去见一位因造反在“二月镇反”中被关进市大监的朋友，请他加入我们联络站。在路上听说132厂发生了武斗，立即搭车前往，一路上见到不少救护车拉着警报飞跑，有人从窗口将血衣伸出，我们的车在人民公园附近被堵得动弹不得，错过了去现场的机会。
当晚，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中科院等80多个单位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为地院学生李全华等“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五六”事件惊动了中央，也促进了四川问题的迅速解决。
5月7日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文件共有十条，因此简称“红十条”。
5月16日，成都军区新任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到达成都。当天早晨，听说张、梁要到，我们都兴奋地来到北较场等候，空军派来的雷达指挥车几天前就驻扎在那里，几天来直升机反复演练起降，预示有大人物要降临。
大约十点过，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可是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不是张、梁。后来听说，张、梁坐车从危机四伏的被产业军武装控制的机场路直接到达市区，他们受到造反派和产业军双方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双方的赞扬。
张、梁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大张旗鼓宣传“红十条”，为“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和群众平反，道歉。当时，成都军区不少干部战士对“二月镇反”被否定想不通，而社会上受压的产业军也跑到军区大院来出气，产业军在大院内横行霸道，抄家、打人、砸车、撕大字报。他们抄了副司令员李文清的家，在他家海吃海喝赖着不走，因为他宣布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有人甚至叫嚣：“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5月20日晚上，即梁兴初到达成都的第四天。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张、梁当时的住地)围住梁司令，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对不对?”
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
有人说：“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
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梁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和他的前任甘渭汉、韦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不过，梁兴初也有令人起敬的另一面。梁刚到成都不久，在军区第一招待所3号楼会议室与成都各派群众组织见面，当时我也在场。开会前大家围着他闲聊，有人问他：“梁司令，听说在朝鲜彭德怀把你骂惨了!”我们都以为梁兴初会对彭德怀痛加斥责，以显示他正确并与彭划清了界限，可是梁兴初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打完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向我道歉，他表扬三十八军是‘万岁军’!”梁兴初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军长，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打好，彭在总结会上大拍桌子。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表现英勇顽强，在关键时刻卡住了美军的脖子，为围歼联合国军立下重大功劳。志愿军总部通电表扬，彭德怀在电报上亲自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美名传遍天下。文革期间，彭德怀已“臭名昭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说他的好话?梁兴初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以后的事实表明，张、梁、刘、张四个人三种态度：刘、张二挺和兵团、八二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梁兴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红成，利用他和五十四军的老关系在重庆另立中心;他们表面喊团结，实际搞分裂，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一把手的张国华是骑墙派，两边和稀泥，人称“八级泥水匠”。张国华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与梁有区别，他吸取了在西藏差点被打成走资派的教训，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态度支持造反派，支持刘、张，不像梁那样与造反派和刘、张格格不入，由此而与梁产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庆另立中心。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回到成都后，谭宝华派我联系军内造反派。我和川大八二六、清华井冈山以及西安的老同学商量成立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设在离军区东营门不远的省民委机关大院内，因此称为“民委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支持军内造反派，向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宣传“红十条”。我们印了一些传单在军区大院内散发，办了一张小报《红雷达》。后来又增加了八二六派的中学生，5月中旬来了几位中国科学院红旗派的人，他们和中八二六逐步替代我成了联络站的骨干。
在民委联络站期间，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1967年成都民委联络站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1为中科院老王，右3为本文。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的老王带来两位女士，老王介绍其中一位气度不凡的女士是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徐鲁溪，另一位陪同者姓乔，乔女士也学历不凡，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博士，她们想了解成都军区的文革情况，我请来曾是军区司令部造反组织“红纵”勤务组的负责人徐耀明向她们作介绍，我当时作了详细的记录(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记录见附录)。
5月30日，中央文革致电成都军区，请转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在四川的同学，“四川省革筹已成立，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川同学，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6月初，我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附录：
以下是1967年成都军区“红纵”勤务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根据我当时笔记整理：
2·11突然抓人起于军区作战部的王××，他是红纵的成员。“军委八条”(1月28日)下达后，军区机关的形势逆转，围攻红纵的现象频频发生。2月10日王××在老保的围攻下写了一个材料(也可能他没有写过材料，而是被逼供的记录)，说红纵的办公室设在黄新廷(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家里，在黄家里开过黑会，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乱委员会”，保黄、郭过关。根据这个材料，当天晚上军区党委决定抓人。从2月11日上午开始，陆续在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抓了许多人，被抓的人大部分属于军艺西南造反队(成员主要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干部)、红纵(军区司令部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军区政治部千钧棒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抓战旗文工团的人时遇到了阻力。战旗文工团的驻地孤悬在北较场外的正通顺街，2月11日晚，军区派了一个排去抓人。被抓的人当时大喊大叫：“老保抓人了!”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们自发地赶来堵住战旗文工团的大门，那一排战士被居民们围得无法动步。居民们提出不放人就不准走，围了4天，直到2月15日军区派部队增援才解围，可见镇压造反派不得人心。后来，兵团、826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也组织了大批造反派战士将军区大营门和东营门围住，要求放人，由此而引来了2·17信件。
3月21日王××被拉到司令部批斗，在场的有军区司令部朱副参谋长、温副参谋长。王拒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当场将王打翻在地，逼他承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军区开展“四大”后，有大字报说黄新廷是军区一霸，称之为“黄霸天”)。从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在军区机关广为流传，直到“红十条”下达后也没有消毒。张、梁到四川后，红纵曾给梁司令汇报过这个情况，梁始终不表态。
军区的形势总的是好的，表现在有部分干部的立场已转变或正在转变，认识有了提高。军区原来的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上还是说红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还说徐耀明同志态度好，我们要给他平反，向他学习……有的领导表示向徐耀明同志道歉，愿意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随叫随到!中央的“红十条”下达及时、打中要害，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但是，张、梁到成都军区后，我们的困难处境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向。究其原因，中央决定下达后反动的东西必然要垂死挣扎;其次老保要给张、梁首长制造麻烦，打乱他们的部署，还有走资派也会在暗中耍阴谋放暗箭。
张、梁首长在公开场合姿态很高，刚到时张政委表示成都军区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为时不久态度就变了。特别是梁司令单独接见红纵的谈话，接见前梁的秘书通知红纵的人说梁司令要先听汇报，然后请红纵的同志谈点对工作的建议。但是，当晚一见面梁就说：“红纵还在活动吗?再活动就是违反八条了，你们要注意团结，不要搞分裂!”好像分裂是红纵搞起的。红纵汇报完后，梁承认红纵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调子很低。接下来就开始数落红纵的枝节问题，还把战旗文工团指责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见战旗文工团全体干部，有两个人企图给他戴高帽)。那次谈话红纵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5·20晚上，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当时张、梁住地)围住梁司令，控诉红纵的“罪行”。梁叫人打电话给徐耀明，要他来听听群众的意见。那些人“控诉”：红纵是黄、郭一手扶持起来的保皇组织，还在搞“四大”、和地方搞串联，参加支持宜宾造反派的大会等等，应该取缔、解散。梁听后武断地宣布：“你们红纵搞‘四大’就是非法的，要派人去查一查。”又说：“军委命令机关一律不搞四大!”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的口号对不对，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有人向梁司令反映：“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正在这时有人来汇报说，火车南站武斗，有战旗文工团的人受伤，梁说：“谁叫他们去的?”谈话到此结束。
从5月20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5月21日当晚就传红纵是非法组织，要取缔，要砸烂红纵的狗头。在军区大院凡支持兵团、826的人都被骂成红纵，砸汽车，打人(也有产业军混进来的人搞打砸抢)，撕大字报，凡揭发二月逆流的大字报都被撕，而红成贴的大字报就不撕。老保们20日前还比较谨慎，20日后(即梁接见后)就敢公开活动，如：政治部几个主任的通讯员公开组织“支产战团联络站”，很猖狂!成电红旗[ 成电红旗：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与当时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等站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被认为是保守派。“二月镇反”时期非常活跃，其首领多为干部子弟。“红十条”下达后迅速瓦解。]在军区大院的办公区、家属区、二营门等地到处刷标语：“三军一旗[ “三军一旗”，被称为“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造反军或称八一荣复军、成电红旗。]好得很!”成电红旗出了小报《战线火报》，北较场内有专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散布：梁司令说红纵是非法的!红纵要血洗北较场，要与司、政、后干战血站到底!中和场、火车南站的武斗就是红纵挑起来的，要集中力量把红纵搞下去。
张、梁来之前，相当大一部分干部向红纵靠拢，现在反而不敢了。5月23日下午，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政治部的董秘书长说：“有战士给我打电话：‘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过去我们提着脑袋斗黄、郭，现在居然成了老保，你们说怪不怪，我们要打倒真正的保皇派!”他说的“真正的保皇派”实际上是暗指红纵。
总的来说，张、梁来后情况更恶化，原来的希望变为失望。但是造反派不能拆台，还要看下去。现在要警惕老保分裂造反派，我们也担心造反派打内战，还担心张、梁受原班子的影响。张、梁的工作班子要看几个关键部门：张梁办公室、省革筹办公室、支左办公室的组成人员的立场。张梁办公室(除了梁从广州军区带了两个秘书和一个作战部长外)工作班子里没有一个造反派，这些人先投靠黄、郭，后投靠甘、韦，如：谢×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提拔的黒干将，张××是政治部副秘书长，紧跟余××(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贴心豆瓣。省革筹办公室由张西挺筹办，她提出要红纵的人，军区党委不同意，估计是甘、韦继续发挥影响的结果。支左办基本是原班人马，我们称它为支保办，只增加了青年部副部长刘××。这样的班子组成，我们很担心造反派的声音反映不上去。
红成的立场很成问题，他们在街上刷大标语“决不能抹杀红卫兵小将在镇反中的功劳”，红成认为韦杰的镇反要否定，但是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人抓多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对甘、韦说，他们(指兵团、826)要打倒你们，我们(红成)不打倒你们。军区的老保到处散布红成和他们观点是一致的。
以上是根据徐耀明当时谈话的记录整理的，由于时间久远，加上笔记本字迹不清，可能有个别错漏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基本信息是准确的，其中反映出的观点当然都是当时形势下才有的，不等于是正确的，但它是那段历史中讲述者的经历和思想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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