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纠正了刘少奇“左”的工作方法之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很少提起了。不和过去一样，制定政策以后，就忙着去督促抓落实。其实，“四清”代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和他曾经发动的几场运动一样，在进行过程中背离了设计的方向，发生了偏差，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它不仅没有解决干部脱离群众，反而出现了干部与群众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比在准备搞社教时发现的还要严重。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各地方负责人的发言，都突出地讲述了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九十四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在刘少奇送毛泽东的几个报告里，也把问题讲的很严重。如江华的报告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压迫、新的剥削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
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的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薄一波在旁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批示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个时期，整个领导层对基层问题看得非常严重。刘少奇认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才在“四清”运动中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所以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争执。他不是不知道与毛泽东争执的后果，但还是把自己想的说出来。基本上和陈云六二年当面向毛泽东陈情，要求“分田单干”一样，是为公不为私的。但是，他搞的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四清”运动，不仅犯了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多的错误，还搞错了方向，仅仅在基层搞是达不到目的的。
毛泽东同样感到问题严重，但他看的更深，想的更远。情况严重到这个地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各大区、省市领导人对此却没有及时作出反应，让他非常不满。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要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几句不寻常的话：“先搞财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而“二十三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昭示着，他把关注点上移到了高层。有人以此认为，他要进行高层斗争了，这个“当权派”指的就是刘少奇。这实际上还是掉入“文革”是权力斗争的陷阱里了，“当权派”可能包括刘少奇，但肯定不是他自己或再加上几个人，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思想。
究竟怎样防止改变颜色，避免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应该已经有了想法，至少他认为单靠“四清”运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说：“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5月，他上井冈山时，陪同的张平化要向他汇报社教运动，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1963年2月开始进行社教时他说过：“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上一个朝代的人很少了，社会制度已经彻底改变了，唯一能够保留下来的就只有“文化”了。是以，毛泽东的想法应该是要在文化上下功夫，打开突破口了。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批评“四清”运动中错误外，其次就是严厉批评文化系统了。
在讨论制定“十七条”的时候，陆定一讲文化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个副部长的名字。
毛泽东还说：“你们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直接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
其实，毛泽东对文化系统上的不满与批评，早就有了。1963年11 月 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年谱第五卷285页)
1963年12 月 12 日 阅《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 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 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 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泽东年谱，第五卷，288页。)
1964年5 月 15 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毛泽东说：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在谈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毛泽东年谱，第五卷，351页。)
1964年6 月 27 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部分节 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全国文联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整风。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倶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年谱，第五卷，368页。)
从毛泽东的谈话或批示可以看出，他对文化方面的批评是越来越严厉的，在认为“社教运动”解决不了问题后，他要从“文化”上着手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谋定而动，没有吹风打招呼，也没有开会商量，采取的方法竟然和刘少奇搞“四清”的手段相似，来了一次“秘密出击”。“文革”中许多运动方法，都和“四清运动”有一定的联系。这表明，刘少奇“四清运动”中采取的非常手段，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两者不同的是，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针对的是农村基层的干部，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狐狸”，而真正重要的“财狼”却没有搞。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这篇姚文元写的文章，指名批评《海瑞罢官》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这篇引起全国剧烈震动的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1965年3月，江青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杂志。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过三遍，同意发表。据戚本禹回忆：江青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
这一点，与毛泽东一年后的说法一致。他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现在人们普遍纠结于《海瑞罢官》与“评海瑞罢官”的对与错，而没有考虑到这只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由头，是用来打破“平静”水面的石头。虽然在“文革”的细节上还没有考虑好，但大的框架毛泽东应该已经设计好了。在这块“石头”扔出去后，肯定会引起骚动，那时候就可以依情而定，从而开始他谋划的“文革”了。现在看来，毛泽东对如何进行“文革”，心中是有一个方案的，那就是从高层着手，用非正常的手段，强迫人们反思错误、进行革命。他想要的是思想上来一次彻底的改造，通过“打倒”一批有影响的“大人物”，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也跟着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与革命。这种“打倒”是暂时的，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用不了多久就会“平反”的。但是，除了毛泽东，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思，他又不能说出来。而习惯于用传统思维思考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感到绝望，从而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
对于姚文元的批评，吴晗自然是要答复分辩的，他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光明日报情况简编》326期，1965年11月15日。)
虽然吴晗说自己没有“先见之明”，不能预知六一年的“刮风”，但毛泽东点出其根本问题是“罢官”。如果说五九年的《论海瑞》是正常研究的话，那六0年的《海瑞罢官》，不是有心而为，也是太没有政治敏感性了。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罢了官，因为毛泽东素来的仁厚，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万言书”，不知道事情的细节，认为彭有些“冤”的。在当时，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政治嗅觉的人都会将两者联系的，会觉得有映射毛泽东之嫌。江青秘密找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是告知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反对阻止，想来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把批判《海瑞罢官》作为打破“平静”的石头，于公于私，是师出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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