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编者按：今天是2017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81周年。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发动西安事变而奠定了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改开以来，有股声音甚嚣尘上，说什么如果没有张、杨“一时糊涂”，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蒋介石“彻底剿灭”。似乎西安事变的发生乃是受共产党“欺骗”所致，中国革命的成功更是源于西安事变这样的“偶然因素”。
其实，历史绝非由偶然组成。看完历史研究者阿蒙的这篇文章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没有张、杨二将军，也同样会有类似“西安事变”这样的历史转折点出现。因为经历了长征这样生死存亡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选择了毛泽东。正是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才会有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必然会有西安事变。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我理解为成大事业者当是孤独的，其思想必不为众人所理解；第二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宁死不悔，被人攻击、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也要坚持下去；第三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否定，而是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完成对自我的救赎，乃至浴火重生！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和中共正在完成这种变化。一系列的挫折、失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走过的那些路。“遵义会议”后一直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对以往的错误路线问题加以总结，很多时候只能在行军途中一边打仗一边解决问题。
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报明令提出：“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不仅毛泽东在逐渐改变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战友也在改。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时任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报告。报告中除了对军事问题加以纠正，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对地方干部说：
“现在我们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变了，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要把过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做法纠正过来。”
这当口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党内团结，如果正式书面承认政治路线错误，内部极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泽东将张闻天的电报压下，摆在当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活下来。这些电报、讲话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思考中共以往的错误了，虽然没有正式书面文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纠正。
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共必须站在抗日第一线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开往抗日第一线才能有所作为。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四川西部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博古汇报从无线电中得知的日寇向北平开炮的情况(事实是直系军阀白坚武在日军指使下声言组织“华北国”，自封“正义军总司令”，在北平丰台暴动，曾向北平城内发射炮弹)。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同时，加紧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白军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但因为战事匆忙，没有时间执行。
1935年10月，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发表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指示信》，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阶级观点上说，党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之联合起来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再从政党的观点上说，不管什么党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抗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然而目前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任务，不仅夺取下级士兵群众，并且要夺取中上级军官，因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夺取敌人军队中，上中级军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后要指出的，有许多地方党部，一向很忽视甚至于不愿意在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间进行工作，这种现象是不可允许的，必须设法迅速的克服，要知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帮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封信提出建成抗日反蒋和反张学良的统一战线(毕竟蒋介石和张学良还在和红军作战)，抛弃了过去那种“只要下层统一战线不要上层”的左的做法。提出“我们与其建立下层的统一，又可建立上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的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中共已经明白要想对日作战必须要团结全国大多数人，靠中共自己单枪匹马和日寇作战是不可能成功的。
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一面释放以往在左倾路线下被错误关押的陕北红军干部，一面积极布置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20日下午4时，东北军一零九师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将其包围。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下达命令：“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其5300人，击毙师长牛元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除去地形选择和群众基础等原因，最主要的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的团结协作，能团结协作的前提条件是摒弃左的束缚。战役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除了总结战役胜利的原因外，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直罗镇战役最大的效果是让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张学良曾经信誓旦旦地对部下讲话中说：“委员长说了，剿完红军就打回东北老家去!”刚到陕北的疲惫之师就有如此的战斗力，这就不免让张学良掂量一下继续剿共的后果。而且张学良因为剿共失败到南京后只有侍从长钱大钧迎接，以往是国民党高官何应钦、陈诚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巨大的反差也迫使张学良反思自己执行的对日“不抵抗”(张学良后语)。
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兵力虽多，但大都是东北军，大多数东北军官兵希望抗日，对于围剿红军不感兴趣，这就可以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党围剿，如果争取到这一部分东北军，红军就将争取到一个有力的外援。
瓦窑堡会议前，中共就派刘澜涛到东北军中开展工作，争取了骑兵第二师黄显生、参谋长董道泉等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瓦窑堡会议后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训练班，培训东北军的干部。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毛泽东亲自讲课，讲红军的俘虏政策时说：“拿起枪的是敌人，放下枪的就是朋友。”博古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形势。邓颖超驳斥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彭德怀在讲课中，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理论。对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不仅不歧视，而且食宿等生活条件比红军还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东北军军官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纷纷表示：再也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了，必须联合起来才是出路。这期间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回东北军做张学良的工作。
东北军和红军作战失败不仅仅是战斗力的问题，还归功于红军的宣传。红军宣传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回东北老家去!”在红军的宣传攻势下东北军兵无战心。
一位被俘的东北军士兵哭诉：“我是被抓夫来的，老婆孩子都在东北呢！”被俘的东北军士兵说：“你们真是有信仰啊，要不这么多孩子、女人怎么走过来的（指长征），如果是为了自己，邓颖超、蔡畅用得着这样吗？”
一边纠正党内的错误，一边纠正过去对于党外统一战线的错误，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中共这个转变提供了助力。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改变以往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指出：
“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传回国内，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冯玉祥直接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不把部队开到华北，什么时候开?”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居住的窑洞举行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驳斥了博古“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错误观点，赢得了张闻天等多数人的支持。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根据形势的转变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紧紧的将自己与时代结合起来去迎接抗日大潮！
会后，中共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成立了前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做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工作，周恩来任书记：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张浩任书记;派刘少奇到“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带开展工作，任北方局书记。
为了响应“一二九运动”推动全国抗战，中央决定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争取直接与日军作战。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这是从下层推动上层建立统一战线。此后东北军和红军就没有什么大的阵仗，但是不代表东北军其他人不想在老蒋面前露把脸。
红军西征时，东北军何柱国见有机可乘决定打秋风。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准备打秋风的何柱国骑兵师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对在第一线的彭德怀发布命令：“原则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事后红军将缴获的武器、俘虏的东北军人员都还了，有理、有利、有节，把人揍了，挨揍的人还说打得好。此战的结果就是东北军再也没有和红军打过仗。
不仅对东北军如此，对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也是如此。山城堡战役前中共与国民党正在秘密谈判，国民党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出洋……”这些条件不可能被中共接受，4·12的鲜血还在眼前。负责谈判的陈立夫都认为谈判条件“太苛刻”。中央军委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山城堡之役是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国军最后一场大的阵仗。统一战线不是一味地顺从被统战对象，也是要斗争，否则只有被统战。毛泽东深味此中奥秘，就像《让子弹飞》中张麻子说的：“爷，今天就是要站着把这银子拿喽!”
此时的共产国际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助力，让中共从以往的“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都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仍没改掉其瞎指挥的“臭毛病”。1936年夏得到大功率发报机的中共向共产国际通报瓦窑堡会议内容，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8月15日回信中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做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西南(1936年6月1日桂系李、白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失利后，张学良完全可能背叛我们。”如果是以前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情况下，中共对张学良统战的结局很有可能会重蹈中央苏区对蔡廷锴、蒋光鼐的覆辙，将大好机会浪费。此时的中共对共产国际玩了个“阳奉阴违”，事后证明这个“阳奉阴违”的决定英明无比。
刚到陕北的中共从鲜血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摒弃，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但不代表他不重视其他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其他人。他给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和白崇禧、宋庆龄、宋子文、高桂滋包括蒋介石等等都写过信，甚至还当枪手给徐向前起草过至胡宗南的信，最多一天写过九封。这些信的效果如何呢?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可能还有李、宋或其他什么人发动，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对于张学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内因，中共是外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偶然与必然
1930年军阀混战，张学良出兵帮助蒋取胜，稳固了蒋在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中任海陆空副总司令，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其“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没有的。9·18后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山海关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洋。从意大利回国后，他虽和蒋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经常和同屋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的罪恶，谈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立即作战，谈着谈着就失声痛哭。”日本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从东北撤出后军饷、开支一切都要仰仗蒋介石，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过的。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
事与愿违，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数千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和红军作战战死的东北军遗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甚至有靠讨饭为生的。他向蒋介石要战死东北军官兵的抚恤金十万，蒋介石不给，对他的打击更大，感慨：“现在我的声望连十万元都不值了!”内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大受奚落，与1930年相比不免要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不久其派人到两广询问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态度，李、白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越听他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
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被刘志丹部俘虏后待遇很好，中央红军来了待遇更好，感动之余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上层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张学良派人护送担负国共联络任务的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于是乎，与中共的联系更紧密了。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
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规劝
张学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触，汤恩伯通过特务向蒋介石报告。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日反蒋，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为了应对桂系，对红军和张学良的接触就缓后处理。9月中旬“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临西安带领二十余名高级将领，调动三十个师决定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且逼迫张学良围剿红军。
张学良在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已经改变了态度，而且他不仅探求桂系白、李的态度，还广泛联络各地军阀寻求他们对抗日及对蒋的态度。如1936年10月20日，阎锡山密会张学良，同意陪张学良谏蒋抗日;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张学良不仅探求各地军阀的态度，还寻求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对于剿共的态度，不少国民党将领称“剿共就是判了无期徒刑”，更坚定了张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9月21日蒋介石接到陈诚由武昌来电称：“张学良托冯庸转告，决意率部抗日，宁抗日图存，谓与其剿共而损失，不如为抗日而覆灭等语。”此时日寇侵略日甚，绥远形势日趋紧张。1936年11月，日伪军三路大举进攻绥东，绥远抗战爆发。一位东北军遗属将自己的十几万捐给傅作义后自杀，张学良部下集体劝说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绥远，我们自己也要出兵。”这些对张学良都有极大的触动。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红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进攻陕甘边区，也给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谁都不愿意交一个窝囊废当朋友!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剿共”。于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张、杨提出两种方案：一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二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学良一直相信蒋介石是抗日的，但这时张、杨不得不改变策略。先试探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逼蒋抗日就是进行兵谏。张学良利用和蒋的特殊关系，“主动承担劝服蒋抗日的工作，蒋走到哪里张学良就跟到哪里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至五次。”10日、11日张学良再次劝蒋介石，蒋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张做到了仁至义尽，张、杨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谈到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说：“我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处源其自身背负的国恨家仇，更是被蒋介石“逼”的，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虽然策出于他人，实动于我心。”
杨虎城将军的内因与外因
杨虎城将军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9·18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又多次请缨杀敌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杨同中共关系一直很好(都是地方党组织)，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省府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南汉宸。但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和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别是1935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达陕北时，杨虎城在蒋介石督促下，派三个警备旅进行阻截，遭到红二十五军打击，以张汉民为旅长的警备旅遭伏击，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错杀，使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陷入低潮。
南汉宸将“八一宣言”交给杨虎城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向杨承认错杀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的错误，获得了杨虎城的谅解。毛泽东在12月25日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就冲这两句，凡是有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枪口一致对外。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
各地实力派军阀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反应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军阀李、白将部队开往湖南，打出“反蒋抗日”旗号。1935冬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北京。刘与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汉宸会谈，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王、南对李宗仁将军的抗日主张表示钦佩。李、白还派刘到西安与张、杨会谈，探听中共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态度。李又在天津设立了秘密电台，以便及时知道中共方面的主张和华北局势。“两广事变”也有李、白为求自保的先发制人的动机。1936年5月蒋介石见陈济棠兄陈维周说：“中央准备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在当时民族危亡之际，打出抗日的大旗在政治上就能站到最高峰，如果蒋与桂系开战则在道义上落了下风。刘斐对李、白说：“你们只有把抗日这面大旗扛住了，死后才有棺材板盖。”“两广事变”后中共发表宣言：“凡阻止两广军队抗日前进，不论任何军队、任何人，抗日将士必须以自己武装坚决消灭。”还派出云广英到两广做统战工作。
1936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处于漩涡之中，一方面日寇压迫日紧，作为军阀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不得不与日寇敷衍;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民族感情不想当汉奸，准备与日寇一战。但抗战的结果是部队打光了被老蒋借机取消番号消除异己，长城抗战后宋哲元将军骂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狗娘养的！”宋哲元镇压过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曾在游行中发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改变左的做法。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游行中就喊出“支持宋委员长抗日”“支持二十九军抗日”。一次学生游行正好遇到了宋的汽车将传单塞进车子，宋哲元看到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含笑而去。中共秘密派王世英、张友渔在二十九军做统战工作，促使宋哲元态度转变。不久后应宋哲元要求派张经武到宋部工作。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到傅作义处，并致信傅作义：“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毛泽东深知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告之：俺们只是帮你打日本人，打完俺们就走决不贪图你的地盘……傅作义说：“我宁可将地盘给红军也不给日本人！”
前文提到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阎老西说这番话不过是“惠而不实”，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山西。阎能说出这话是西征、东征被红军揍出来的;也是自己兵力在红军打击下损失惨重，要求蒋公帮助“剿共”，蒋公借机进入山西还赖在山西不走，这对于军阀来说是要了他的命!于是阎要求中共派薄一波到山西帮助其训练民众准备抗日，也有给自己拉一个盟友防止被蒋吞并的意思。
四川军阀刘湘与阎锡山有相似之处，蒋介石借围剿红军借机进入四川，虽然中央军没进川但派特务在四川大肆挑拨、离间刘湘与其部下关系。刘为了自保找冯玉祥联系西北军，冯对其说：“与蒋介石合作的没有不被他卖的，我还是他结义兄弟呢。但与共产党合作没有什么亏吃。”1936年9月间刘派人到天津与中共秘密接洽。后又派王千清去延安。刘还积极寻找与桂系的同盟，西安事变后与桂系约定“如果蒋还继续打内战就一致反蒋”。
山东军阀韩复榘在民族危亡之际也做出了释放中共党员，并在天津秘密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举动。
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奉系军阀张学良是民国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蒋介石派在1·28淞沪会战与日寇死磕的十九路军“剿匪”，结果在1933年剿出个福建抗日反蒋联合政府。想借围剿红军长征进入各军阀地盘，能在民国混成一方诸侯的没有一个善于之辈，你蒋公这点小心眼人家会不知道?只要红军不进入自己一亩三分地找食吃(红军去找食吃肯定和红军死磕)，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捡便宜者也有之。除了最穷酸的王家烈的贵州，哪一个省蒋公没进去过?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想解决其最恨的桂系，被桂系闹出一个“两广事变”，后来还是用钱收买分化瓦解了桂系，和桂系妥协结束。
军阀有其封建的一面，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也有抗日的一面。刘湘在全面抗战爆发出川前说：“打了那么多年内战，也没打出个章程，这回可要为了自己在历史的地位而打了。”刘有严重的胃溃疡，部下劝他不要亲自带部队出川，其说：“我这点部队如果不是我亲自带迟早被蒋介石弄没了。”全面抗战后在民族主义这个大旗下感召下，蒋介石才能凭借政令调桂系、滇军、马家军出兵华东，东北军参加远征军;有苏联背景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也捐款捐物;刘湘军队是在川军出川抗日后被蒋分化瓦解的，中央军入滇也是在抗战后;以中央政令处决韩复榘;内部压倒了一直和其争长论短的汪精卫;这些如果不是抗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蒋公想借着剿匪达不到的目的，结果抗战爆发全部实现了，难怪蒋在1938年国民党大会上说：“今日方有领袖之感。”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不过是张、杨恰好在其位置上罢了，没有张、杨也还有阎、刘发动。只有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抗日才能在未来的中国占有地位，这个任务在抗战中被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未来中国的地位。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张闻天年谱》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等
王兰(台湾)，《蒋“总统”与中国》
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观学术集刊》第七期227页
朱文原，《阎锡山与西安事变》中《徐永昌日记》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319页
《文史资料》第五集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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