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其他各省都转载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篇全国轰动的文章，北京方面竟然和看不到一样，这多少能理解江青为什么要跑到上海找人写文章了。11月26日，罗瑞卿听江青说了后，立刻指示《解放军报》转载。同一天，周恩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得知文章是毛泽东同意支持的，回到北京，立即向彭真说明，11月30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才作了转载。
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他这样的表现，正好证实了毛泽东“问题出在党内”的判断。进行“文化革命”，主要战场本就是彭真主管的文化领域，他反对抵制“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自然就成了第一个“文革”的对象。毛泽东后来会见外宾时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这是政治上的权威，学术上的权威也因这篇文章自动站出来了，那就是翦伯赞。在1965年11月20日的《光明日报情况简编》里，一篇《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末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划了三个圈。12月6日，《红旗》杂志第13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直接批判了翦伯赞的学术主张。戚本禹在回忆里说他的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人指示他写，但两者的观点非常一致。因此，它们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射出的两支利箭。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
这个谈话，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批判要“点名”，正如他说的那样，对一些名人或重要人物进行公开的点名批评批判，后果将是非常震撼的。但那正是他想要的，他要发动文革，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轰动效果。想一想就明白，一个著名的权威或位重的领导，被无名之辈公开点名批判，或被手下的人点名批评，将是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权威崇拜”一个毁灭性打击。什么“为尊者讳”、“君君臣臣”、“师道尊严”，都统统见鬼去吧!毛泽东要清除污垢，开启民智，去除人们思想上的枷锁，必须要这样做。
另一点是提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说“要害是‘罢官’”，把海瑞与彭德怀划了等号，实际上是对《海瑞罢官》定了性。可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甚至他的大秘书田家英也没有认识到，所以在整理转发这个讲话时，把这段话删掉了。也许他觉得会对支持《海瑞罢官》的人不利，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以他的胆量，是绝不敢这样做的。同样，对于“文革”，田家英是完全没有认识的，因此他也成了文革中第一批真正倒下的人。1966年5月21日，在打倒“彭、罗、陆、杨”的同时，中央宣布对田家英停止工作、进行审查，5月23日，绝望的他，自缢而死。
在往“文化界”扔“石头”的同时，毛泽东也在进行人事上的布局。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后来打倒他时给出的主要理由，一个是在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安放窃听器，一个是泄密。窃听器的问题，现在众说纷纭，时间有说是1961年的，有说是1964年的，但都是以前发生的事。如果毛泽东真的认为非常严重，当时就应该严肃处理了。这时拿出来，作为打倒杨尚昆的原因，根本的还是发动文革的需要。如果没有文革，这个事也许就湮灭于史海了。
另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是打倒罗瑞卿。那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打倒他的理由是“反对林彪”。1965年12月8日到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会上叶群分三次作了十个小时的发言。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并不坏，曾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戚本禹回忆录)。处理罗瑞卿之后，毛泽东谈起他时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那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但林彪是发动文革的倚重之人，毛泽东如何取舍是可想而知的。
林彪可能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意图的人，似乎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对党政军系统进行彻底的思想清洗，其中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要被打倒、靠边站。在高层中，他基本上就是毛泽东主要依靠的人，因此他可以向毛泽东提条件，而毛泽东肯定也会答应的。后来在杨成武的问题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林彪出问题后，周恩来告诉杨成武，林彪为了打倒他，同主席要求了四次，以辞职来要挟。党史中，建国后能够要挟毛泽东并获得满足的，恐怕林彪是唯一的人。
当然，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只是表面上的，否则，他自己也不会出问题了。毛泽东所图之大，只能通过未来的历史来认识完全的。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何保证社会稳定不发生大的动乱，是毛泽东特别要考虑的，要做到这一点，军队就要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而这时候，军方最能够压得住阵脚的人，就只有林彪了。是以，在整个文革中，军队不仅没有乱，还在关键时刻出来稳定了社会。
在毛泽东点出《海瑞罢官》的“要害”之后，作为支持的一方，彭真等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用原来的思维、原来的方法来看待处理这个问题的。1966年二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研究当时的情况，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置于中央领导下，并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毛泽东对文艺界批评后，于1964年成立的，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成立后一直没怎么活动，这是第一次。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因“文化大革命”而闻名于世。提纲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内容看起来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瑕疵，立场也算公正，对左对右都有批评。2月8日，彭真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说是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认可了这个提纲，并没有说什么。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提纲。因为提纲认为“左派”也有错误，对吴晗进行批判，对“左派”也应该“整风”。毛泽东对此回答：左派整风的事，三年以后再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需要左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时候，怎么可能此时对他们整风呢?
提纲里的“左派”主要是指关峰、戚本禹几个人，因此戚本禹回忆录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似感到不解和冤枉。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毛泽东预计的文革要搞三年，而文革肯定要“过火”的，那时候要把“过火”的事情纠正过来，是需要对搞“过火”的“左派”整风的。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和“二月提纲”一起交给毛泽东的，还有七份材料。其中有戚本禹1964年写的小册子《孙承宗》，关峰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从陈贾说起》，还有邓拓《伟大的空话》等。认为戚本禹的《孙承宗》有错误的逻辑是这样的：孙承宗是明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后来也被罢了官。“国防部长”“罢官”，吴晗的《海瑞罢官》才一项，戚本禹的文章两项都有，岂不比吴晗的错误更大?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关峰等人也要整风。(参考《戚本禹回忆录》，368、369页。)
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纲”，依旧是老的思路，老的手法。把戚本禹、关峰生拉硬拽上，看起来公平公正，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其表现还是和《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一样，不理不睬，装看不见，后来毛泽东发了话，才被动地批吴晗。这实质上还是小团体利益的问题，现在看来，那个时代“小团体”问题是很严重的。往往是别人可说可批，自己的人动不得，党同伐异。还有一些学术权威，已经变成了“学阀”，非常霸道，人说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本来学术上的讨论，往往会搞成政治问题，给当事人扣上大帽子，戚本禹的遭遇就证明了这点。
1963年，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的观点与主流完全相反，认为李秀成是真投降，不是假投降，不配作“农民革命英雄”。这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批判，而这个会是周恩来批准的。周扬在会上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到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的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
为了消除戚本禹文章的影响，周扬提出：一是中宣部发一个通知，让各地不要再转载戚的文章了，二是组织人写反驳的文章。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没有了戚本禹的文章，以及支持他观点的文章了。这与《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北京方面的表现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知道这次有背景，只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抵制，戚本禹那时还默默无闻，所以敢在全国封杀。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可能就是号准了他们的脉，知道他们惯常的做派，肯定和对戚本禹文章时一样，才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的。
时间不长，事情发生了反转，原因是毛泽东在找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有关书籍。这时批判戚本禹的文章已经写好，送到中宣部已经定稿准备发表，得到毛泽东的消息后，便把文章压了下来。不久又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再发表了。短短几天时间，中宣部出尔反尔，发了两个相互矛盾的通知。后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相关书籍，得出了与戚本禹一致的结论，对李秀成批示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把一场学术讨论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可能是文革前文化界常有的事。虽然戚本禹不是什么名人，不是学术权威，但也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发表他文章的编辑就辩解说，戚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文章也经过田家英看过了。纵然这样，他也没能免于被批判、被封杀。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介入，他和发表他文章的《历史研究》编辑，可能都逃脱不了被停职、下放劳动的命运。
在文革之前的时代，不仅一个个单位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就是思想学术上，也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禁锢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文革，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会有出头之日吗?
注：本书资料来源除标明的外，都是《毛泽东传1949 -1976》中的，有的地方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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