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就其反现代主义及反殖民经济的立场来讲，具有反帝国主义、回归民族主义、回归“乡土”的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有关跨国公司及殖民经济的小说中极易辨明，而它的回归中国本位的立场，也可以从小说及理论陈述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出来。
然而，从七〇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以后，“乡土文学”的口号却逐渐为“台湾文学”所取代，而其内容也经历了相反方向的改变。根据已成形的“台湾文学自主论”，“回归”所要寻求的变成是“台湾”、以及“台湾文学”，而“台湾”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敌人却变成“中国”，本来被“反”的美国、日本反而丧失了其目标性，且在必要时，可以接受成为“反中国”的助力。
这样的“转变”，从辩证发展的立场看，是从“A”到“非A”，对原来提倡乡土文学的人来讲，实在是绝大的讽刺。
二十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我想从当时流行最广的口号“回归乡土”中的“乡土”观念入手，分析这一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混杂、暧昧现象，以及这一概念最后变成只限定在“台湾”，并被拿来对抗“中国”的转变因素。因为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比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更能以“事后之明”，看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真相”。
七〇年代的“回归”运动基本上是对这一倾向的“反动”，知识分子要求自己走出“纯知识”的追求、走出西方观念的笼罩，回到自己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因为是从西方知识世界回到自己社会，所以是“回归”，而“回归”的精神当然就是要关切自己的“乡土”。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乡土”这一观念。七〇年代台湾“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无法对这一观念作彻底而全面的思考的。只有像陈映真这种极少数的已有确定的“中国”观念的人，或者当时心里早已相信台湾应该独立的人(这种人和陈映真，都是极端少数)，才真正了解所谓的“乡土”是指那一块土地，或者是指那一个范围。其他的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恐怕都还没有意识到“乡土”这一观念本身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是很难加以思考的。
问题最突显之处在于：当时最大多数的人都还接受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这一事实。理论上来讲，“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全中国，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大陆。但实际上大陆正由中国共产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着。两边的人民完全禁止往来，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完全不了解，居住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的其他中国人(理论上来讲是自己的“同胞”)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那一大片土地正由一群“匪徒”窃据着，而那里的人民正在忍受这些“匪徒”的“暴政”，而这些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告诉它的国民的。
七〇年代的“中华民国”确实面对着许多重大的问题，譬如，号称是一个“民主”政府，但它最主要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代表却长久不变;又如它的官僚体制已经很难了解及处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变化。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也许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国际社会日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而“台湾”则是“中国”的一部分。
七〇年代“回归”运动的特质(也就是其“问题”)在于：它主要关心“中华民国”内部的问题：追求民主、追求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并关心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它没有真正触及“中华民国”与中国、“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国人这一复杂问题，当时极少人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己的切身重要性。
我们可以说，只有到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乡土文学阵营内部产生统、独争论，最后形成全台湾社会都意识到“统、独”对立，所谓的“乡土”才真正到了需要澄清界定的时刻。从这个角度来看，“统、独”争论其实是“回归”运动的延长。这个时候，“成形”的统派和独派才真正开始思考台湾社会必须面对的“乡土”问题。
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要发言人的陈映真、尉天骢、王拓(也还可以包括引发现代诗论战、可视为乡土文学的唐文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基本上不是按前述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
当他们谈到“乡土”的时候，他们主要指的是：乡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民。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和象牙塔色彩，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艺术的使命、文学对现实所应具有的关怀。他们的人道主义明显具有左翼倾向。
就小说创作而言，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同时着力于跨国公司和殖民经济小说，除了描述台湾对美、日经济的依赖，还探讨了台湾的人在这一依赖关系中所产生的人格的扭曲，特别是民族尊严的丧失。这里的反帝倾向和民族主义色彩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这些主要的发言人，至少有一部分(譬如陈映真)，事实上了解到“乡土”的问题不能只就台湾范围来思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反共”和“收复大陆”是针对两岸问题唯一可以公开说出的“见解”。陈映真等人不能公然的提出整个中国的“乡土”问题来讨论，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当时也有如《仙人掌》杂志所代表的，企图引发大家对五四民族、爱国运动和自由主义改革论的重视。但是，这一论述方式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当时远不如乡土文学主流所暗含的“左”的倾向那样吸引人。
再深一层而论，自由主义在六〇年代曾与现代主义结合，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回归运动既以批判现代主义为目标，与现代主义曾有“同盟”关系的自由主义，即使是要复活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其吸引力也不及具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主义。
而且，在台湾左翼思想已被断绝将近二十年，当知识分子由“关怀”乡土与社会现实而呈现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倾向时，曾被严厉禁绝的左翼思想就具有独特的迷人之处。所以可能可以说，投向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更重视的是其中的“左翼思想”，而不是“乡土色彩”或民族主义成分。
不过，对像陈映真这种想法的人来讲，情况还要更复杂。在七〇年代的大陆，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统性尚未消失。陈映真一类倾向的人也许会相信，讲“左”和讲“中国乡土”根本就不是矛盾，因为这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所以他们可以不必为“乡土”的定义问题再去多花心思。
以“左”为重的人，不太关心“乡土”的确切意义;而具有明显中国情怀的左派，当然会以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不必辨明，基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也不好辨明，这就把一个原本非常重要的“乡土”定义问题悬而不论，形成一种模糊状态，使得后来的“分化”有了可能性。
简单的说，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流的“左统派”(这里使用后来的称呼)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预估”到“乡土”观念的矛盾与复杂，因此在他们最具影响的时候，也没有事先作任何积极的“澄清”。等到八〇年代初台湾文学论崛起，“左统派”才在批判与论战中正式就这一问题发言。到了这个阶段，既是被迫应战，也就丧失了某种先机和主动。当然，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以当时的条件而论，实在很难苛责“左统派”。
把“回归乡土”和“乡土文学”中的“乡土”观念推演至一个必须明确加以“界定”的关键点的，事实上是八〇年代以后的台独派。他们在西方观念和国民党教育下成长，根本无法了解：近代中国在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时，“社会主义革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能以“匪徒”来称呼共产党，也不能以西方现代体制的观点来反对中国所试行的社会革命。他们以美国式的西方社会观念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当然对这一“现实存在的中国”就不会有认同感。更何况，国民党从大陆来接收台湾。“以少数来统治”多数的台湾民众。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不认同，既不能从中国现代史的脉络去解释，就很单纯化成“外来政权”问题，变成是“中国人”在压迫“台湾人”，对“中国”更没有认同感。
再从他们的“逻辑”来说，“中国”的土地他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民众他们从未接触过，怎么能算是他们的“乡土”呢?如果说，有一种“乡土”是他们所熟悉，而具有感情上的“连系”的，那当然是“台湾”了，他们差不多是以这种逻辑把七〇年代暧昧不清的“乡土”观念明确的复位为“台湾”，作为“认同政治”的一种情感要求。
台湾问题是可以从中国现代史的立场来加以说明的，譬如：中国战败，不得不将台湾割地给日本。二次大战后，中国收回台湾。但随即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帮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守住台湾，台湾又暂时脱离中国本部，而统治中国本部的共产党，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及一九七九以后的改革开放来讲，都有其历史演进的合理性。可是，台独派的知识分子，既无法理解这种“历史理性”，也不愿意听取这种“历史理性”，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就把“乡土”界定为“台湾”了。
我们可以说，台独派的“认同政治”也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是中国积弱不振，导至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以及美国“保护”台湾四十年的结果，也是中国悲惨的现代史经历的“结果”之一。这整个的过程，无法以“理性的陈述”获得台独派的了解，并愿意重新考虑。
也许历史的问题也只能以“历史过程”来加以解决。这里想说的只是，从回顾的眼光来看，乡土文学时期的“回归乡土”，事实上是现在普遍存在于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的起点。这种诠释方式在七〇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目前似乎看起来满合理的。这足以证明，“乡土文学运动”的多重复杂性格。
【本文原载于《联合文学》，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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