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为什么隐瞒“交权”的事实
1931年5、6月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导致中共中央核心人物王明、周恩来在上海难以立足。为此，王明准备去苏联，周恩来准备前往苏区，行前急需遴选新的核心人物领导工作。9月间，王明、周恩来二人确定由博古、张闻天为核心，成立临时中央。四人在博古家里经过商议，确定了临时中央组成人员的名单，由博古、张闻天这两位不是中央委员的人担任核心常委，博古“多管一些事情”(负总责)，并报共产国际批准。未等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周恩来即相继离开，博古、张闻天也开始行使中央大权。
在博古家里确定组成临时中央的同时，王明、周恩来明确告诉博古、张闻天：一旦到了政治局委员集中的地方，比如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张闻天必须把中央大权交出来，恢复他们非中央委员的原有党内地位，听从政治局的另行安排。
但是，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大员潜逃到中央苏区后，却隐瞒了这一规定，继续掌控中央大权。周恩来对此也缄默不语，并支持博古等继续掌控中央大权。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时期，王明才揭露出这一事实。
一、王明、周恩来为什么选定博古、张闻天组织临时中央
三中全会中央由于极力肯定和推行“立三路线”的“基本路线”，打压何孟雄、王明等极力反对“立三路线”的干部，激起了几股力量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的严重不满。王明率先从苏联回国的同学中获悉，共产国际已经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错误”并批评三中全会中央在立三路线问题上的“调和路线”错误，因此，在继续反对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加大了反对三中全会中央“调和路线”的力度。蒙在鼓里的周恩来、瞿秋白等核心人物，也加大了对王明、何孟雄等人的打击力度。接到共产国际批判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中央调和路线的指示后，周恩来、瞿秋白等才醒过味来，并转过头来哄推王明。
先是根据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的提议，安排王明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一职。继而，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遭到众人反对而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推举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一职。江南省委，实质上等于后来的中央长江局，除主管南方各省外，更是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的要害机构。省委书记一职，一向由中央常委担任，至低也是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李维汉在陈独秀下台后，担任中央常委，与瞿秋白等主持中央工作。六大后，担任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一职。——王明被任命为江南省委书记，预示着王明起码要进入政治局。
由于三中全会中央犯了调和主义路线错误，并为了维护立三路线的基本路线对反对者使用高压惩办手段，其权威性已经大打折扣，改组三中全会中央、重树中央权威，已经势在必行。向忠发、周恩来等原打算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但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否决，并指示召开四中全会。周恩来为此向远东局提供了四中全会补入到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其中包括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从苏联回国之人，远东局则认为王明应该参加政治局。
随后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明倒是谦虚的表示“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明确表示“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但向忠发等人坚决表示王明必须加入政治局，事情也由此确定下来。
毋庸讳言，周恩来跟向忠发有着同样的观点。并不是因为王明“造反”的原因，也不是共产国际或者远东局极力支持王明的原因，根本原因是王明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的高超。自陈独秀以来，瞿秋白、李立三轮次掌权，不但都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的高超表现，而且相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因此，马列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问题，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短板”。增强中央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权威性，也是向忠发、周恩来等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中全会上，王明顺利进入政治局。四中全会后，在上海的中央常委只有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三人，而且，又确定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加强领导工作，便只剩下向忠发、周恩来二人。因此，在周恩来的提议下，王明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随着向忠发的被捕，中央常委不但只剩下周恩来、王明二人，而且失去了名义上的 “首领”，周恩来力推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但周恩来、王明二人由于目标大，是国民党在上海捉拿的中共“首要分子”，因而决定离开上海。王明去苏联，周恩来去中央苏区。
中共六大时期，曾经大力度推行提拔工人出身的人担任领导干部。向忠发、项英乃至李立三等工人运动领袖人物，也由此身居高位，向忠发还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这样的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元老，则成了中共六大排挤的对象。中共六大选举时，毛泽东的得票数高于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绝大多数人，但却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乃至政治局之外，只获得中央委员的党内职务。但是，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即叛变的行为，使得 “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大打折扣：工人出身，不仅文化低、能力低下，而且政治上也未必靠得住。也因此，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李竹声等人，被排除在临时中央的核心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则是长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一些人在背后称之为“老机”，自然更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此，临时中央的大权，还是交给从莫斯科学成回来的人的手上为好，至少，他们在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极其突出的。——尤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王明，不仅对博古等人一起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中央的功劳铭记在心，对“二十八宿”中人，也更为信任。推测其他理由的话，则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即王明向来是博古、张闻天等“二十八宿”的灵魂和领袖，即使组成了临时中央，王明也仍然以上级自居，博古、张闻天也把王明看作上级;把权力交到博古、张闻天的手上，王明一旦回国后，可以很轻易的把大权收回。
周恩来在经历了瞿秋白、向忠发等领袖人物后，也认为王明等人的“马列主义理论”很有一套。直接的说，周恩来也早已服赝于王明等人的“马列主义理论”。也因此，才力推王明担任中央总负责，并唯王明马首是瞻。
二、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隐瞒“交权”之事，原因在于不能把中央大权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八七会议”上选举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但结局却截然相反。周恩来在南昌起义期间，不仅遵照中央的指示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举行起义，而且每逢开会，都领导参会者诵读孙中山的“总理遗训”。按照李立三事后的批评，即“死抱着国民党的腐尸不放”。南昌起义显露出败象后，周恩来潜逃到香港，转道回到上海中央。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仅率先打出中共武装革命的旗帜，而且促使中央放弃了国民党的“腐尸”。起义受挫后，开辟出井冈山根据地。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之前，从未跟其谋过面。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在广州时期，二人见过面。由二人的不同说法可知，武装革命前，周恩来并未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而毛泽东早已是名满国内外。
毛泽东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则于1924年8月从苏联回国。此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二把手”，与陈独秀一起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则是“地方干部”，回国后担任广州区委军事部长。后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尽管是有人推荐，又得到广州区委负责人的同意，但组织上也显然需要报中央毛泽东批准(此时，毛泽东已兼任第一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介石邀请“毛部长”(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到黄埔军校演讲，并端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聆听毛泽东演讲时，做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想必也同样端坐在下面聆听毛泽东演讲。
1927年11月的中央会议上，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都受到了批评，但周恩来却晋升为中央常委。一些资料显示，周恩来在会议上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也即，周恩来从此时开始，就对毛泽东印象很不好，即认为毛泽东“观念不好”，不仅要时常派人去巡视，而且，必要时要撤换毛泽东。
周恩来是“城市道路”最主要的主张者之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道路，蒋介石的北伐成功，也是城市道路。“城市道路”的显著性，不仅在于国内外都有可借鉴的成功范例，更主要的是能迅速获得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则不然，南昌起义前，毛泽东就对南昌起义提出建议：起义一旦失败，就拉队伍上山。而且，对湖南省的指导，也是让湖南的革命武装“上山”。而且，毛泽东自己也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上山打游击、开辟根据地，“躲”在山沟里，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而且，毛泽东的文章和向中央的汇报信，都缺乏“马列主义理论”，却充满了“事务主义”。而且，毛泽东对地主富农等农村统治者，又有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同情心”，不执行烧杀政策，不仅突出的表现为“农民观念”，而且严重“模糊了阶级阵线”。
——这无疑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观念不好”的由来。
但是，城市道路越来越失败，毛泽东的革命却越来越红火。再但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则也越来越认为毛泽东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农民意识。也即，根据地搞得红火，只是“狭小经验”的偶然成功，政治上却是严重错误的。
还有更客观的现实因素，即毛泽东一直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搞，对中央的指示，则经常来信直接批评。周恩来起草的“二月来信”，被毛泽东回信批评为“太悲观了”，并拒绝执行。对中共六大规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毛泽东从不执行，而推行什么“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政策，坚持给地主富农分得一份田地。在肃反政策上，毛泽东更是跟中央对着干，推行“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严重影响了中央的肉刑肃反政策。在城市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更是另行一套，搞“乡村包围城市”……总之，毛泽东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中央的一套”。
也因此，1930年8月回国纠正李立三等错误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观点并未有多少改变。李立三在大张旗鼓批评毛泽东的同时，还忘不了赋予毛泽东全国性的领导职责，让毛泽东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则不同，三中全会，仍然不考虑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同时采取措施削弱乃至剥夺毛泽东在苏区的职权。取消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并企图把毛泽东调离苏区，到上海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直到四中全会，毛泽东才恢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
周恩来主导来苏区替代毛泽东掌握党政军大权的人是项英。工人出身的项英，尽管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较为低下，但长期受陈独秀以来的中央核心层的影响，对毛泽东同样怀有极大的否定心理。在解决富田事变的问题上，凸显出其 “五味杂陈”的状态：按照周恩来延安整风时期的揭露，即是“反毛为中心”。一方面坚决支持肉刑政策，一方面批评乱打乱杀;尤其是，其突出的倾向性，促使富田叛乱领导人误以为项英是支持他们的，由而更加气焰嚣张。另一方面，项英有意对叛乱领导者在组织上不做丝毫具体调整，让他们保持着叛乱的领导状态和原有阵势，为这些人最终被处决埋下了伏笔。热衷于肉刑政策的项英，在任弼时等三人团到来后，迅速的转变过来，不仅写信诱捕了叛乱领导者并处以死刑，而且对参与叛乱的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处以极刑。同时，在毛泽东在前方领导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时期，项英等在后方掀起了“肃反中心论”的疯狂肉刑杀戮，导致根据地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
任弼时、王稼祥等三人团，鉴于项英能力较低的问题，力促中央批准了毛泽东取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也即，项英乃至任弼时三人团奉命来苏区加强党的领导，以纠正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农民路线等错误，不但彻底失败了，而且反过来激烈要求毛泽东领导。而且，毛泽东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领导中央常委项英、张国焘和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人。被周恩来主导取消的毛泽东担任主席和书记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也都恢复了。而且，毛泽东再次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且，毛泽东不久又担任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应，任弼时等人很可能没有看出来。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任弼时等人即力促中央批准毛泽东取代项英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中央在批准后不久，却下文指示由朱德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8月30日，向苏区发出的指示信，则不点名的全面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路线错误。这封指示信是周恩来起草的，让朱德取代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显然也是周恩来主导的。任弼时等在10月底接到中央回复批准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电报的前后，也收到了8月30日的指示信，才算彻底清醒过来。随即召开“赣南会议”，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的激烈批评。这一时期，任弼时等还致电中央，要求派一工人出身的人，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要求项英取代曾山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前者被否决，后者被批准。
有资料显示，任弼时等致电中央要求撤换项英的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取代一事，中央接到电报后，在批准的同时，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请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央回复任弼时等人的“真电”，是十月底。共产国际回复中央的批准是11月3日。不同的是，中央批准的是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共产国际批准的是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从客观事实推测，这一资料显示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首先，周恩来来到苏区后，一开始并没有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而是仍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局工作;二是毛泽东是在一次主持中央局会议的途中，被不正常的排挤出去的，并被迫去东华山养病;三是周恩来在毛泽东被排挤出去后，才开始履任中央局书记一职。
毛泽东等人，都十分清楚周恩来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周恩来再怎么谦虚，也不会谦虚掉自己的这个身份。毛泽东也不可能在明知代理书记的身份随着周恩来到来便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仍然去主持中央局工作，而等着被赶下台。
——最大的可能，即周恩来明知自己已经失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但又不甘心受毛泽东的领导。因此，既无法明确自己中央局书记的职务，又要纠正毛泽东的 “观念”，才发生了一开始仍然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局工作，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替代了毛泽东。
主流极力回避周恩来对毛泽东非组织手段的打击排挤，甚至烘托为周恩来支持毛泽东，自然让人不忍卒读。但是，国民党当时渲染周恩来到苏区后，企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权，则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另类者(包括抬周贬毛势力)的渲染，则无疑是别有用心了。
客观的事实是，当时的周恩来，也跟瞿秋白、李立三乃至教条宗派等人物一样，把毛泽东的那一套看作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严重错误的东西。也即历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观感，长期是：既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性人物，又有着无与伦比的功劳，但却是集各种路线错误于一身，也即是 “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 。因此，决不能让毛泽东的那一套成为中共党的路线，也即决不能让毛泽东领袖中共党，只能让毛泽东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发挥其才能。而中央苏区现时的“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乃至代理人，只能是周恩来。
直接的说，毛泽东除了军事才能突出之外，其他方面都是错误的。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土地政策，坚决废除肉刑的肃反路线，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乃至党的绝对领导观念，等等，无一不是极严重的错误。即使在军事方面，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也是错误的，主要表现为“游击主义”。
因此，不管毛泽东挽救周恩来攻打赣州造成的根据地和红军的危局，也不管毛泽东随后开辟出更广阔的根据地，必然总表现为：每一次的挽狂澜于即倒，换来的都是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判和打击排挤。
博古、张闻天等潜来中央苏区后，隐瞒必须交权的事实，忽悠不知情的高层继续推他们掌控中央大权，既有篡权的心理作祟，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中央苏区的一班人，除了毛泽东外，没有人能担当起中央领导责任，但中央大权却决不能交到毛泽东手中。——周恩来无论如何都会“谦虚”不干的，项英、任弼时等则是已经被自己证明是干不了的，唯一能够接受中央大权的，也只有毛泽东了。
周恩来无疑也是同样的心理，也才缄默不语，共同隐瞒必须交权的事实。周恩来自己肯定不会干：从李立三到瞿秋白再到王明，周恩来的“谦虚”一直很坚决。一个苏区中央局，项英、任弼时等都领导不了，主动把大权交给毛泽东，自然更领导不了整个中共革命。更不能把中央大权交到“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毛泽东手中!
与此相映成趣的，大约是遵义会议了。
遵义会议的事实，本来是十分清晰的。陈云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汇报，湮没了负总责和军事负责者，只说“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对毛泽东充满恶意的李德，长期在“中国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中，获知的事实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袖地位。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事实被有意编纂，突出负总责和军事负责者，却满天飞的叙述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常委“参与核心决策”，甚至只是 “参与指挥”，还自圆其说的说什么高层注意了“排名问题”等荒谬不堪的理由。
从主流的叙述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的思维看，事情的确有些蹊跷。
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很长时期，张闻天心理上仍然自觉掌握着政治路线的 “牛角”，仍然不知道让毛泽东负起全面责任。也即，遵义会议时期，张闻天仍然跟其他人一样，只认为毛泽东军事上有一套，政治路线却是完全错误的。从王明回国后周恩来的表现看，周恩来无疑也持相同的观点。
——八十年代后对遵义会议的另一种叙述，由此也能说得通了：
一方面从党内到党外乃至到共产国际，高调渲染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泽东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却让毛泽东无导可领，在党和军队中没有具体的职权。一旦长征失败，责任则可以推到毛泽东身上，比如土城战役，就是这个套路。长征一旦胜利了，自然是党领导的好，军事负责者指挥高超，也即没毛泽东什么事了。
问题在于，毛泽东既然担承了“太上皇”的名义，自然全面行使领袖中国革命的职权。尤其是，广大的共产党人和将士和干部群众，早已在教条宗派及其拥趸长期制造的噩梦中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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