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按语：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先生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于今天(2019年6月26日)凌晨3：30在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去世，享年78岁。王大宾最“有名”的事例就是带领地院东方红赴成都揪彭德怀，关于这件事的评述有很多，但基本的原委都说的不清不楚，徐海亮的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厘清事件的前后经过。对于这个事件，王大宾晚年的反思是“自己是犯了错误的，干扰了毛主席的部署……”
原题：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甲午年国内外发生许多事情，一些书籍出版了，国庆节我在深圳巧遇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读到《王大宾回忆录》即将付印的文稿。对于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老五届学生来说，还是对于出版该书稿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来讲，我都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对地院的文化革命史实，以及对于王大宾本人，都很不熟悉。但我却意外地在深圳通读了即将付梓的《王大宾回忆录》书稿清样。
该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6年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受命并参与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前后全部事实：朱成昭领命-王大来不同意揪彭-王大宾接触彭德怀-王大宾认为当时不该揪斗彭-戚本禹批评地院的右倾-按总理指示王大宾等百人护送彭德怀进京。这一详尽的史实回忆与叙述，廓清了以往种种传言、文章留下的模糊印象。
过去虽然听说和见到好些地院同学的回忆，包括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有密切关系的闫长贵先生的回忆、讲述，涉及到好些当事人，包括朱成昭。但这一次，我从王大宾完整的回忆里，较为准确地得知了揪彭的由来，地院学生的行动与过程，每一过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中央领导、地方与军队领导的言行，学生与彭德怀接触、交谈，对他的了解、认识，特别是地院学生在这一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非常具体的内容，第一次由该回忆录全面披露，大家都可以从回忆录看到，就不赘述重复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重新“理抹”(四川话)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的彭德怀、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切入的。加上66年春批判“三家村”与“燕山夜话”，当时在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多少了解1959年前后党内国内发生过什么引起争议的事情，在公开或正式的场合，绝大多数人都认可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觉得他就是当时称呼的“三反分子”，属于敌我矛盾。这次文革运动，因一开始就祭反右倾大旗，不少内心有过对三面红旗模糊认识的人，在忐忑不安地跟上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形势，极个别抱有投机取巧心理的人，试图在周围的人(包括群众，或领导者)寻找可称之为“右倾”、“三反”的揭露对象，择机发难。这种特别宽泛宏大而又极其微妙的心理冲动，没有经历过1959-1966的人，没有认真思考的人，决非可以凭借历史文献，或后世文人刻意渲染去体会和理解的。
甚至从批判《海瑞罢官》发起摧枯拉朽的反右倾声势，也触动着早期文革派领导人的心灵。湖北的王任重把自己曾在《湖北通讯》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于是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并刊发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 ，而强调读毛主席 的书，听毛主席 的话，按毛主席 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 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陶铸则在中南地区的动员大会上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右倾言行作出自我批评。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
和上述情况相反，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领受了揪斗彭德怀的指示，有了为革命立大功的机会以后，一些主要当事人却出现异常的反应。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认为不应该揪彭，并为此和(造反派原第一头头)朱成昭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48页);因为王大来等与彭接触后，彭“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来等人。气氛融洽，谈得投机……王大来将记录稿交给我，请我做决定，是否应该向毛主席 、党中央、中央文革汇报反映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 ，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的，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斗彭德怀”。(50页)王大来在房山县四清后，就要求并正式调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了，运动初应学校要求回校参加文革运动。这里王回忆的是较为间接的资讯，即他回忆的王大来汇报内容，以及阅读王大来与彭总的三次谈话记录后的想法。
但王大宾自己的回忆则是完整与清晰的第一手的资料：
1966年12月18日，王大宾以东方红公社第二把手身份接触彭德怀，听说王是四川德昌人，彭一开始就回忆起长征时在大小凉山的经历来，王则讲到一解放，“我们山里的穷人就都知道你您了，毛主席 、朱总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怀副总司令了。十大元帅，朱老总第一，您就排第二了。”王大宾讲的，也就是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大学生普遍知识和朴素感情。下面谈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到庐山会议、三面红旗，“以及当时农村浮夸风的真实情况，我对彭德怀已是完全没有视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头子的警惕，而将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自己的认识都向他和盘托出。”(55页)他俩心平气和地、坦率地交流了大量对以往基层问题的看法。王现在回忆：“我们都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都不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接着我们就谈起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事。”(59页)“我受到了鼓舞，越讲越有劲，也好像要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似的，我一边喝茶，一边继续我的话题……”(61页)。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了，对彭德怀充满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不应揪斗彭德怀。”(65页)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怀疑，革命大潮下，红卫兵领袖的王大宾当时能够有如此的清醒和水平吗?我相信王大宾的质朴，我相信当年的亲历者都会理解王当时的认识和心态。第一，王首先是四川人，我们几乎同时在四川上中学，在李井泉治理下的四川，我们有同样的感受，王在我们心目中穷乡僻壤的“甘、阿、凉”大山农村长大，我在重庆都市长大，我们都听到和感知了那时遍及城乡的“怪话”——对四川农村形势的不理解或“右倾”情绪，那时不光是知识分子有牢骚，而且干部和工人也有“怪话”啊，重庆市就有领导向中央写匿名信告省委的状。就在地质学院学生接触彭德怀时分，成都街头上大字报已经公开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在1958-1962年期间粮食、农村政策上的错误，对于这些问题，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揭发，甚至一批地县级干部也在造反披露!第二，从接触地院的师生和地院的一些文革资料以来，我始终感觉到地院的造反派学生，对于文革前的党内斗争、“前文革”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关注，不那么简单。他们不是一个王大来、王大宾如此，也不是就针对一个彭德怀问题，去接触了“右倾”“反党”分子，他们在四川还接触了诸如刘张夫妇、“萧李廖反党集团”，为萧李廖奔走平反，把许多类似四川反对李井泉极左而获罪的领导干部保护在地质学院。我曾和闫长贵探讨个中原因，他觉得相比而言，地院同学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党内政治斗争涉及到的社会下层问题，特别敏感，反应强烈。我与地院的蔡新平同学探讨这个问题，他写信回答：“关于对彭德怀同情的态度问题，我从来不认为是个问题，虽然那年头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头人道主义要加上‘革命’两个字才可以说)本来就是普世的。是非善恶，良心不泯，大有人在。我们这代人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凄惨苦日子，彭德怀庐山会议因何挨整我们当时并不知真相，如果彭老总把这事当面对你一讲，你只要是正常的人，我想一定会同情彭老总的。因此我相信，最早接触彭老总的王大来、郑文卿就是这样被打动的。后来过去的王大宾也有了同样的认识是不奇怪的。”
第三，实际上不单是一个四川，一个彭德怀。在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大潮里，许多本来是反右的运动，却偏偏冒出来群众反左的事情来。郑州“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党言川，他66年组织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对他的人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1962年2月23 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66年9月造反派批判前省委书记吴芝圃时，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来攻击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时，首先攻击前任省委领导极左错误，同情的是57年以来“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的“反党集团”。我大学毕业刚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一个造反头头就专门告诉我：“河南最可怕的就是极左了”!河南大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河南文革，竟然与批判大跃进极左相关联，甚至最初运动的发动，居然是群众性反极左，而非反极右。康生在河南代表汇报问题时，一再点出党言川有“反动言行”;连支持造反派的纪登奎，每到要敲敲造反派的关键时刻，总要念念紧箍咒，说他有历史错误。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提供了四个豫藉红卫兵司令，或许是河南前文革历史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类似事情，在一些地方的造反大学生头头身上屡见不鲜。
“奉旨造反”一度成为文革研讨中时尚的词汇。在王大宾的回忆中，我感到这一时尚概念似对又不对。讲对，因为地院学生确实响应了文革运动，当时确实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护送回北京，交北京卫戍区了，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内心(至少是一部分主要头头的内心)，是同情彭德怀的，他们尽了努力，去保护、抚慰彭老总，参与护送的百名同学，没有一个违反当时组织纪律，去欺凌弱势的。这一事实和今天脸谱化去谈红卫兵青面獠牙，去研究文革，是大相径庭的。朱成昭看到带回京的彭德怀材料抄件，“抄后即在东方红总部核心小组间传阅了。这样很快就在地院出现了一股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暗流’”。(86页)而且在67年元旦后，王大宾就在老干部李贵家里召开各联队核心成员会议，汇报了揪彭的情况。李贵和参会同志都同意——当时不应该揪彭。这样看，地质学院造反派核心同学，按中央指示和组织纪律要求揪走、护送彭德怀到京，但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完全“奉旨造反”，他们理解了彭，他们尊重历史，没有不尊重彭德怀的人格。这些都是我们相信的历史事实，决非文革后彭总被平反，才对自己的评功摆好。
有意思的是，中央文革明明知道东方红公社的核心同志对彭德怀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依然确定了主持揪彭的王大宾担任公社领导人。而头头朱成昭的被整肃，则是因为超过了同情彭德怀的其他原因。
周总理指示李先念，拨款8万元到地院，支持地院东方红公社保护来京避难和反映问题的各地领导干部，67年春，总理、康生和戚本禹在大会上还表扬地质学院，鼓励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讲义气呢!
如果后来的人知晓1958-1962年的高中、大学生当年对于国内形势有过什么讨论，如果知道大学生在城市社教、农村四清，以及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学习中，他们曾经历过的“清思想”与自我检查(好些自我检查又被记入档案，成为文革中整学生的黑材料)，就会明白王大宾们“逆文革大潮而动”同情彭德怀的底蕴了。文革现实中的种种人性冲突、人性光辉的事例并不少，在思考红卫兵领袖文革中自我心理的冲突，革命理想和现实人性的冲突，就不能不想到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西穆尔登，想到是否存在我们批判过的超越革命名义的人道主义?这种联想本来是无意义的，1793年的法国毕竟与1966年的中国是两回事。王大宾们显示的人道，既是针对彭德怀的，也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
我与王大宾认识的很晚。2009年我去看地震后的都江堰，当地政协副 、商会会长——颇有都江堰市“小旋风”气度的彭伟接待了我，并结识了在此安度晚年的王大宾。他不善言谈，朴质的，工科出身，文革前的学生干部，好学生。可能饱经风霜吧，看起来他比我认识的好些老学生干部，还要朴素，更象山里人，他们已经世故和圆滑啦。大家讲王不太愿意回忆文革，或者心有余悸，不愿去写文革记事。但那一天我住在该市，王却不愿离去，他似有触动，话匣子打开，侃侃而谈文革经历，收不住嘴啦。今年国庆后，王大宾得知我读了他的回忆(在1982年湖北看守所的自我检查、交待基础上，开始的正式回忆与写作)，就打电话给我，一再问我有什么意见，书稿有什么问题;说“一再”，是我后来几天在太行山里盘旋，他接连打电话来征求意见，那里信号很不好，我又在汽车上，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感到他有一个“临盆”前的紧张心理，这是他几十年来在社会公开“亮相”的处女作吧，他有什么担心，忧虑别人对文革中的自己不理解?他反复需要给我说明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需要强调，自己是犯了错误的，在文革中是干扰了毛主席 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的。我明白，不需要像祥林嫂那样逢人就讲不该把阿毛给狼叨走啦。现在人们看起来会奇怪，他为什么有这么沉重的心理负担?人们会说，文革压根儿就错了，你那么自责干嘛?或者，你值得做文革和毛泽东的殉葬品吗?不是，王大宾在根本上是尊重毛泽东 和共产党，尊重业已发生的历史的。他只是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大学生，承担他本应有的那一份责任。他认为对于文革运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而不是只去谴责毛泽东。他在1983年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的陈述，已经表达了“在运动初期，我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很早我就深感内疚和痛悔”。(200页)这不是在法庭上不得不讲的空话，他一直恪守了自己的承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不应负法律责任，另一些问题，他必然要终生体验、反刍，提升。
我注意到他对毛泽东 1968年7月28日召见谈话的逐步认识。这一次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在当年高校和社会上确实引起巨大反响，我们作为“事外人”，当时也是五味俱全，心里很沉重的。但是到今天，和其他同龄人相比，王大宾有他独到的体会。他一再强调是毛主席 召见，不是接见。“今天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何等的幼稚，何等浅薄，竟对毛主席 这次谈话后就是我们厄运的开始的真谛浑然不觉!”(162页)他引证了谢静宜新近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涉及七月事件内容，谈透了事先不给蒯大富打招呼，刻意去捅“马蜂窝”的问题。当然，也可能这是他直到读了谢静宜揭开的内幕，才彻底想明白的问题。而这也是不少想问题的人，直至今天还没有想通的历史问题!王大宾在公示这一回忆时，是认真的。他指出“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 战略部署”(165页)，而且在时间上，他追溯到1967年，“作为当年东方红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165页)“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 失望了。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166页)文革高校的头头们，要简单化地把他们斥责为“反革命”显然是政治的低能和有失公道的，要他们自己承认自己“不行”，也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他们当中，内省达到王这一步的，并非很多。不少人还在怪这怪那，还想指责别人，唯独不去反省自己(乃至有人以为自己比党和毛泽东还高明呢)。我终于明白，因为我成了该书付梓前夕的第一个读者，王大宾一再打电话，就是要我明白他反思的诚意，有无问题?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他的回忆，都不是不负责任的虚伪言谈。
回忆录最后，“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收入了王大宾前妻的记忆段落，我觉得这是本回忆录中很触动人性的一段。我喜欢在观察历史与社会中，思考一些涉及人生和人性的小故事，我也一再见到因“文革罪案”身入牢狱者的亲人眼泪和坚强活下去的，我自信阅历和亲历，我有坚定的自持力，能面对这大千世界，跌宕的人生，仍不得不为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为我们那一代——特别是女同志支持的自强不息打动，但热泪让我无法再读下去……
本来，我是为了解我不熟悉的地质学院历史去读这本回忆录的。但我感到却有意外的收获，朴素本分的王大宾，直白地披露了自己心路历程，书中有许多细腻的——包括他接触到的干部和学生的的实际心理反映，用简单化概念化的谴责文革的大排档文字，无法表达，希望从王大宾个案开始，我们能够借鉴心态史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回头来看看那似乎已经消逝的历史——大家热衷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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