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主席晚年错误”总是被揪住不放——谨以此文纪念126周年
老田
很多人说主流们太不厚道，不是说“追悼会上无坏人”么，怎么老是揪住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不放呢?难道说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领导人都成了圣人和完人，怎么不见提他们的错误?
其实，这个事情还真的怪毛主席自己，他老人家的偏向性太强大了，以至于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无害化改造”事业，成就有限。为此，不得不一再透过强调晚年错误，实现与他老人家的切割，要不然，真的会大事不好的。
要知道，实现与毛主席的切割，对于统治阶级自身而言，在合法性再生产方面，会蒙受着巨大的损失。若非迫不得已，为什么要白白受这种损失呢?统治阶级又不是真的傻了。如果真的能够完成对毛泽东思想的无害化改造，那么，宣称坚持“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统治者“宽容错误”的好风度，就会一夜恢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官场进行过最彻底的更新换代，据陈锦华《国事忆述》回忆，领导干部被撸下百分之八十多，这是全国的最高纪录。此后，上海就成为一些关键决策的民意采集点。在1980年四千人大会期间，源自上海的材料得到了重视：
“上海反映，对毛泽东的评价有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一般认为，现在对毛泽东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感到不满;而工人、农民则认为现在对毛泽东的错误说得太过分，接受不了。中宣部一期《宣传通讯》估算，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一听到说毛主席还有错误，心里就不舒服。讨论中有人引述材料说，有的农村老党员要求退党，他们说现在把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受不了。一些与会者感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牵动亿万人的敏感问题，说迷信观念也好，说朴素感情也好，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中共的基本群众。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基于这种状况，邓小平于10月25日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逃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9-290页】
反过来，对于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的态度，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这是毛主席生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的：“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与此态度截然对立的一群人是：“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之所以有人反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认识论根源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6-488页】
看起来，不管干革命还是清算革命，社会中间总是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感情。哪怕是进行彻底的反对革命，再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麻痹被统治阶级多数，依然是对统治阶级有益的。
因此，六二七决议在处理对毛主席的评价时，就依据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政治认同，为避免与这个人口和干部的大多数的政治认同正面相撞，考虑了合法性方面的“止损需要”，对毛主席进行“抽象肯定”的设计由此而来。正是从这个底层与上层的落差中间，邓小平创新性地界定了一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主席的政治策略，去同时满足这两者，以实现合法性最大化积累目标。所谓“抽象肯定”是说毛主席虽然犯错误但动机是好的、犯错误也是革命家犯错误，以此去耦合底层民众和小干部对于毛主席的拥护态度，在最低限度上不会引发他们的最大反感。而“具体否定”则是把毛主席执政时期的一切重大决策和方针都给予否定，以与精英阶层保持一致。毛主席执政时期做出的最重大决策均称为“总路线”——这样的总路线先后有三个：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党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这三个总路线均被否定了，这个是与高层精英的态度相一致的。
在决议中间，还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初步的“无害化改造”，以期毛泽东思想不再成为新时期政策的有害思想资源。例如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界定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如果这个概括没有大的遗漏的话，那么《毛泽东选集》第一篇第二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可以删去了。
毛泽东生前说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说自己的政治实践主要只有两件事——毕生只干过两件大事：革命和继续革命。在这两件大事中间，核心问题意识和思路，都是在寻找一种劳动人民实现其政治领导权的方式方法。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都是劳动人民政治领导权不可须臾偏离的要点。所谓的阶级斗争和领导权建设，都是着眼于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权的，一切异己阶级及其狭隘利益的界定方式和方法，都会率先威胁或者损毁劳动人民政治领导权，反过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就需要以此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走资派什么的，他们不会第一步就搞私有制，而是会想方设法地偏离或者偷偷取消这个领导权。
毛主席自己的思想，偏颇到了这个程度，进行无害化改造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没有办法歪曲，也没有好的办法办法，进行缓和处理。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无害化改造就很成功，经过“唯生产力论”的过渡，实现了对补课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口头上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了，甚至还不需要格外强调马克思晚年正确了。
毛泽东从革命到建设年代，都坚持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命题，更为通俗滴说，毛主席强调了底层通道(劳动人民政治领导权)的唯一性命题。他个人相信，中国不可能稳定地实现非社会主义前途，不可能在背弃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稳定，宣称一切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制度和阶级力量，都注定是“短命的”。这就使得：要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而“试图永远高举黑旗”，变得尤其困难起来了。
要知道，几十年来，多少聪明才智之士前赴后继的努力，都很难对毛主席的过度偏颇完成“无害化改造”，结果，相关成绩始终不高。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间，1959-1979年的著述，只能够充分压缩为唯一的一卷。后来编撰建国后的《毛泽东年谱》，最初是编写了十卷，结果发现不适合披露的内容太多，不得不压缩为八卷，进一步审查发现八卷依然无法避免披露很多颠覆性的材料，最后只得压缩为六卷之后再出版。这六卷中间，前十年就占据了四卷，后十六年只有两卷，其中最后十年则只有一卷。从编撰工作的压缩过程和难度，可以想见，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危害性有多高。
正是从无害化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经验出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害化改造，也想要借此东风。1938年毛泽东在反驳教条主义宗派时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这个在新时期得到高度抬举。但是，毛泽东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甚至，他还强调过“指导我们实现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指导作用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其“基础”——按照延安整风时期的说法，理论基础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到了1958年毛泽东依然肯定马克思主义个别论点可变，但是其理论基础未变。毛泽东思想从未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应用和具体化，不是一种理论的旅行，而是从同一种理论基础出发的、从实践中间发展起来的另外一种理论。
具体地说，从无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革命出发，马克思着手的工作，主要是“客观境况揭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出剩余价值论，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和价值运动规律，指出两大阶级的分化与对立趋势和后果。毛泽东也分析经济状况和阶级对立，但他主要着眼于劳动者的觉悟和组织力量提升，强调各种与“客观境况揭示”相关的主观能动性状况，强调由此颠覆旧统治阶级优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的建设过程与逻辑，这是就“革命的主观条件”问题而展开的研究。马克思分析工人阶级的“客观境况”，他处理的问题和历史场景，多集中于经济过程，偏重于经济学方向的研究，当然他也关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问题。毛主席则直接从如何成功地组织一场革命出发，劳动群众的觉悟和自觉努力，成为第一位的问题，而有别于统治阶级的组织管理形式则是群众力量集结和提升的关键，因此，毛主席的努力就不得不集中于政治学主题。
就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而言，马克思处在经济学阶段，而毛泽东则已经转入政治学阶段。马克思反对预言未来，也从不进行制度设计，原因不再于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及其阶段性策略和目标，需要就无产阶级已有的斗争力量和觉悟程度来因时因地改变，没有斗争和力量方面日积月累的进步，就不存在任何事先规定的正确策略和目标。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言，其产出目标是也一样是与投入存量和产出效率相对应的，任何先在的策略和目标都是不可能的。
为帮助理解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论努力方向的差异，可以借鉴物理学的概念和术语，去冒险做点转喻。从物理学势能转化为动能出发，马克思主要解剖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间，势能是如何累积起来的，而毛泽东从事的工作则是如何把高势能更为顺畅地转化为革命的动能。强调一种完全不同于统治阶级常规管理方式的管理方法——特别是经由三湾改编确立起来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路径，这是顺利地实现高位势能向革命动能有效转化的关键。
从湖南农民运动中间出现的新型领导权作用方式——农会组织，到根据地建设中间的“三三制”政权，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都不是固定的——尤其是中间阶级和同盟阶级的状况，这些变化都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中间得到具体的综合——让中间阶级和同盟阶级获得一个相对地位并发挥出作用。总体地看，解放事业的政治学阶段，是追求实现对立阶级的反抗最小化，同时实现同盟阶级力量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新领导权的作用，阶级位置和利害关系分析并不存在着固定结论，在领导权建设过程中间，人们据以因应的利害关系也是可变的，人也是可变的，策略和阵线划分需要因之而调整，所以，僵化的直线思维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有害的，这会导致混淆敌我和搞乱同盟阵线，一切正确的策略都需要因时因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据以重新认清各自的结构位置和相互关系。
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一个名义上的人民共和国，但是，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权却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间，受到日益增加的贬损，受到官场重视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各种实现形式。所以，毛主席临终之前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竟然说，在公有制建立起来之后，人民还需要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还需要继续革命，还需要克服来自特权阶层的阻力，这是一切新旧精英都不爱听的“晚年错误”言论——由于偏向性过大，这部分思想至今无法进行无害化改造，因此唯一的理性选择是与其划清界限。
除了与特权阶级的不睦之外，毛泽东思想还与一切“纯左派”以及各种直线思维有别。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系统表述过程，对外是颠覆旧统治阶级的领导权样式——勾画出劳动人民政治领导权的轮廓与内涵，对内则是始终伴随着与王明教条宗派的辩论过程。王明宗派的主要方法论缺陷，就是试图从经济分析直接“推导”出“政治策略”，是潜在地肯定势能无需经过合理的转化程序，就能够直接转化为动能的“直线思维”，王明的方法如果有效，那么倒是很能够节省调查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种极端节约时间的“教条主义认识方法”，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
时至今日，网络空间的“新王明学派”也颇有表现，这些人从阶级利益“不兼容”分析入手，创造了一种“左翼公知体”——无需历史过程研究和事实分析就能够直接对重大政治和社会事项下结论，也与旧日王明宗派相似——这一波“新王明学派”人士也痛感于“非纯左”误导民众，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就投入执法长老事业——专司识别“非纯左”并对之进行纠偏。不过，新王明学派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及其执法长老的“纯左”改造事业，都成就寥寥。王明宗派的教条主义说服不了人，就伴之以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手法”去强求一致，强求实现“以我为核心”，今日的新王明学派也喜欢宗派主义的“纯左执法事业”，何其相似乃尔。延安整风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文风，反对宗派主义的党风，是试图重新打开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从实际出发去寻求政治上的最大联合，孤立少数，实现革命基础的最大化和革命对象的最小化。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绝非故作高姿态，也不是为了追求“非纯左”，而是非此就无法推进真正的解放事业，这恰好是新旧王明学派的认识盲点。
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思想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权的集中关注，使得这一份思想资源很难实现无害化改造。同时，毛泽东思想基于政治领导权的建设努力，也使得认识和学习这一份思想资源有一个障碍——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偏好——需要克服，凡属认定自己可以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的“文化资本雄厚者”，反而无法进入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场景。换言之，新王明学派的出现，及其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复制，是一种障碍症症候——试图在“劳动人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之外寻找一种“无机化知识高位”的徒劳。
今日资本主义世界中间，大多数人依然找不到出路，体现为政治不认同的势能居高不下，但是，要继承毛泽东思想这一份思想资源，顺利完成势能转化为动能也并不容易。一切幻想脱离劳动群众的觉悟过程的纯左派，一切所谓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往往走上了王明宗派的覆辙。这说明，要寻求各种脱离群众的高层革命路径，今日依然是一条死路，社会进步的道路依然只有毛泽东狭隘视野中间的那条路：与劳动人民一起寻求最后解放是唯一道路，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此外一切道路都是走不通的。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阶层或者新统治者已经丧失了严肃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能力，这中间没有任何别的奥妙，仅仅是因为：后文革的历史演化准确地重复了毛主席事先的预言——意识形态生产方面的修正主义和基础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复辟。对一个被历史兑现的预言进行理性反驳，那是真的没有了任何空间，剩下来的问题和障碍倒是认识论方面的：如何从阶级分析和领导权视角重新进入毛泽东思想，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解放事业以及相关努力至关重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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