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的毛主席的“送瘟神”，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他在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浮想联翩， 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而写下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实，过去的中国，是个瘟神大国，中国人的寿命短，病人多，除了战乱、贫穷这些因素，就是瘟神给害的，毛主席在《送瘟神》里所写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是诗人的夸张，而是社会真实的写照。那时的瘟神可不止血吸虫一种，而是许许多多种，象霍乱、伤寒、天花、鼠疫、性病、麻风等等，一个人从生下来，要想顺顺利利地活下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说不定什么时候“瘟神”就找上门了。不是说毛主席喜欢斗嘛，毛主席建国后就跟“瘟神”斗上了。
就说抗美援朝时期吧。
那是个异常困难的时期，大局初定，百废待兴，国内已经确定了“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向各路“瘟神”发起了全面攻击。朝鲜战场上呢，从1952年1月开始，美军用飞机向志愿军阵地投放小蜘蛛、苍蝇、蚊子、跳蚤、蟋蟀、蚂蚁等昆虫，这些昆虫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是带菌的“细菌虫”，随着这些虫子的降落，朝鲜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了。志愿军也开始患鼠疫了，患脑炎了，患其他奇奇怪怪的传染病了。美国人这是打起了“细菌战”啊。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儿，他又是夜不能寐，1952年2月21日晨二时，他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撤放毒虫病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的杀虫粉剂及其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反对。”美军除了在朝鲜投毒，还侵犯到中国东北地区，撒下大量毒虫，毛主席在看到《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的资料后，立即做出批示：“周总理: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随着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屡屡批示“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京津一带速办防疫”，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之后，志愿军各部普遍成立了防疫组织，开展卫生教育，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组织捕虫等。根据毛主席的批示，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又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952年4月9日，毛主席阅贺诚、傅连章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几个请示解决的问题:一、建议北京市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防疫工作再作一次动员。二、为改善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十二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五百亿元，望中央批准拨专款解决。三、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二百个床位的隔离病院。毛主席在批示中说：“我认为拨五百亿元办理本件所讲的卫生工程，并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是否可行，请周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毛主席虽然一直主张勤俭节约，但惟独对卫生工程建设舍得花钱。
为阻扼中国疫情，毛主席还两次求助斯大林，1952年3月11日，他致电斯大林：“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1952年10月 28 日，毛主席为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问题再次致电斯大林：“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 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同卫生工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三十日，又致电斯大林：“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全国人民迅速被组织发动起来，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美帝发动的细菌战因为没有了载体，再加上我们的大力揭露，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站不住脚，细菌战无法挽回他们的败局，便也偃旗息鼓了。细菌战是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我们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这个有力武器战胜了这一生物战争，同时又促进了新中国“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全面发展，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送走了一个个“瘟神”，基本消灭了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等主要流行性疾病，麻风病得到有效控制，创造了人间奇迹。1978年9月，来自134个国家的代表，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正式联系的专门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67名代表来到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参加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主要要解决的是建立初级卫生保健，那次会议实际反映了当时WHO总干事马勒博士对中国农村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的赞赏，会后达成的“阿拉木图宣言”《初级卫生保健》就是对中国的肯定。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这部著作中，曾经十分自豪地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干事胡庆澧教授接受《文汇报》采访时也曾用自己切身经历表达了自己的自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刚到WHO的时候，当时中国在WHO的影响力很大。我国当时包括农村在内，都建立了三级医疗保健网，虽然农村没有高级医务人员，但是农村的三级医疗保健网，保证了免疫预防接种和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我们在经济不发达的环境里，做到了把全体人民的健康纳入三级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兵。”
“瘟神”是可怕的，但它又没有什么可怕，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曾领导我们粉碎过美国人的“细菌战”，能说它可怕吗?“瘟神”们最怕什么?最怕毛主席时代的医疗卫生制度，那就是“瘟神”们的克星，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吹嘘，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些“瘟神”都需要个“宿主”吧?毛主席那套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呢，就是专门灭它的“宿主”的，让“瘟神”们无家可归，时间长了，它不就成了孤魂野鬼了嘛。所以，毛主席时代那套医疗卫生制度能灭“瘟神”，能“纸船明烛照天烧”地“送瘟神”，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兵，绝不是吹牛皮可以吹出来的。我读过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教授陈美霞2001年写的论文《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篇论文比较客观系统地分析了毛主席时代和后毛主席时代医疗卫生体系的特点和迥异，她认为：“在建国后的30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新中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划，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而后毛主席时代的改革者呢?“毛时代的卫生政策和方案迅速被抛弃。改革者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而这正是建国当初所抛弃的模式。”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瘟神”的宿主又会重生，“瘟神”又可以安居乐业了，而一旦“瘟神”卷土重来，因原有公共卫生体系已瓦解，对“瘟神”往往只能被动应对，造成更大的生命、经济以及其他重大损失。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主席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就是预字当头，它是成功的，是真正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怀念，它对于令人望而生畏的“瘟神”是一把利剑，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未来，我们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形形色色的“瘟神”的侵扰，甚至是生化战争那样的大事件，就象这次不期而遇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据说传染源是一种蝙蝠，因一个水产市场上长期售卖各种野生动物，导致了病毒的传播，这就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要是那个群众性的公共卫生运动仍然健在，这件事或可避免，道理很简单，公共卫生运动是一切不良卫生习惯和其他卫生安全隐患的死对头。
祸兮，福之所依，遥看当年美国人对我们发动的“细菌战”，何其危也!毛主席从容以对，在全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构筑起了全方位的防控体系，让“瘟神”无处藏身，让病毒抱头鼠窜。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从日益密集的疫情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反思，重构我们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坏事又何尝不会变成一件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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