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2020年1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强调指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行严肃的斗争。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万众一心共战疫情的斗争中，重读毛泽东光辉诗篇《送瘟神》，了解和认识六十二年前新中国战胜血吸虫病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于我们今天鼓舞和坚定必胜信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卫战、总体战，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读诗序，爱人民
《送瘟神》写于1958年7月1日，同时，毛泽东又为此写了引言和后记。一首诗有完整的序跋注，这在毛泽东生前发表的37篇诗词中是独一无二的。《送瘟神》诗序写得翔实生动，简洁明了，情景交融地铺叙兴笔缘由、运笔情景、命笔时间，未赋新诗先有情，本身就构成了一章四绝诗：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让毛泽东激动不已的6月30日《人民日报》是这样的，第3版：头条是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强调了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形势与任务;接着，配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等新闻稿，报道了全国各地发动群众，乘胜追击，坚持不懈，继续战斗，五个月内救治了91万患者，在15亿多平方公尺的土地上消灭了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压底是《第一面红旗》，刊载的是由该报记者和《江西日报》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全版报纸编排有工作号召，有综合情况，高屋建瓴，荦荦大端，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现状尽收眼底。
最引人注目是这篇通讯《第一面红旗》，标题通栏，副题是“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全文近2600字，开门见山写道：“江西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以下分四节小标题，行文如望远镜调光聚焦，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自上而下排序道来。
写县——余江县人民长期遭受血吸虫病的危害，中共余江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发扬敢想敢做敢独创的共产主义精神，制订出“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奋斗目标，开展了中外史无前例的全民防治血吸虫病的运动。在两年的苦战中，余江县填平了全部污水旧沟，重新修成了灌溉网，从源头上扑灭了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大胆采用土洋并举、中西医结合的新方法，对广大患者进行有效施治;患者很多，病床不够，医疗队伍化整为零，深入社队家庭上门治疗，使全县4000多个轻重患者都得到救治，除3个重患者外，全部治愈。事实让当初悲观的医疗专家们心悦诚服，从而增强了战胜疫病的工作信心。
写乡——蓝田坂乡是余江县的重疫区，几十年来，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20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4000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患者只能依靠政府贷款和救济过日子。县委第一书记亲自下乡蹲点，带领群众战疫，灭了虫治了病，劳动生产力大为提高，这个乡不仅不靠贷款和救济，而且卖给国家的余粮有30万斤，人均收入翻一番。当地两首不同的山歌，唱出了根除血吸虫病前后群众生活上的显著变化。
写村——倪桂乡的建头村，五十年前有500多户1500多口人，由于疫病的折磨，或病亡或逃荒，到解放时只剩下8户24口人，并且都患有“大肚子病”，无力搞生产，生活极度贫困，村子里死气沉沉。根除了血吸虫病，短时期内，该村现在增到21户54口人，人人能下地劳动，家家过上甜蜜的生活，村子里到处洋溢着欢乐。在余江县疫区，几乎每个社都有两三个像这样临近毁灭又恢复了青春的村庄。
写家庭个人——不到30岁的邓汝梅抱着婴儿，向记者讲述了她一家的变化。她是西坂农业社女社员，18岁时与本村的金盛华结了婚，和母亲在一起，全家三口人过生活。可是，她全家都程度不同地患了血吸虫病，萎靡不振，她五年肚子大得像皮鼓，无法劳动，无法生活，家里人都哀叹是因为“龙脉不好”。两年前，党和政府派来医生给她们一家检查和治疗了血吸虫病，一家人的身体很快得到康复。肚子变小了，人长胖了，有力气下地劳动了，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全家人开始有说有笑了。一年后，她怀孕生子，全家迎来了大喜事。邓汝梅家的变化是余江县疫区千百个家庭变化的缩影。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简称“血防”，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卫生战“疫”。毛泽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这场战“疫”，他比谁都更需要这样的讯息。捷报传来，人民领袖毛泽东最理解战“疫”的艰难和胜利的意义。
这是“忽报人间曾伏虎”的喜讯。疫病猛于虎，血吸虫病是一种古老的流行病疫，长期危害着中国人民。当时，中国大陆有1000万人患此疫病，1亿人受到疫病的威胁，疫区涉及全国12个省(市)。195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有关报告信件上批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他认为，血吸虫比几个帝国主义都毁人，消灭血吸虫病是一场恶战。
这是共产党对人民庄严承诺的实现，是“与天斗、与地斗”的捷报。1955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群众解除疾苦。在制定血防工作方针中，他亲自视察了疫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且派身边工作人员到深入患者家庭中调查。青年时就立有救国救民雄心大志的毛泽东，当听到群众都“盼着党中央、毛主席能想办法治好血吸虫这种害人病”时，说道：“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
这是亿万人民“只争朝夕”与死神赛跑的伟大胜利。旧中国曾有专家对血吸虫病疫曾做过一些调查，但国民党政府未采取过任何防治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健康，在抗美援朝战争正炽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中央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明确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在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卫生部门计划消灭血吸虫病的时间，由原来的十五年压缩到七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疫区的各级党和政府大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防疫战争，余江县人民经过两年的奋战，就根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长篇通讯里写道，枯木逢春的人民衷心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医生”“共产党和毛主席救活了建头村”“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从前“一个锄头两斤铁，拿在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起困”的劳动群众，如今激动地对干部们说：“今后只要共产党和毛主席发出号召，你们扶梯子，我们就敢上天。”
多么纯朴可爱的人民!正如在开国大典时，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以高呼“人民万岁”回应一样，面对人民的激动，人民领袖欣然命笔回应：《第一面红旗》四节，节节都是对比新旧社会、对比灭虫治病前后，报道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治病前后生死劫，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人民;《送瘟神》两联章，同是旧与新、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对比着写，是人民的“铁臂”“银锄”改造了山河赶走“瘟神”，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第一面红旗》是由远而近、由上到下直线地写，时间不过十年，空间不出全县;《送瘟神》则是由近而远、由下到上多维地写，时间溯远古，空间巡宇宙。“一滴水见七彩阳光”的讯息，报之以经纬大地、银河宇宙的诗篇，才可见诗人博大的胸襟和深广的思绪。
《送瘟神》这境界比星空都辽阔的诗篇，是一张报纸、一篇通讯所能触发诗人机杼的吗?她是人民领袖对人民的深情唱和，她是亿万中国人民力量、气概的生动描述，她是党的初心、决心的生动体现，她是热爱人民、回报人民的承诺与誓言，因而，这篇记录了中国人民战胜血吸虫病的革命史诗，必然地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在翻身解放的大道上迅跑的光辉诗篇。
二读诗注，战瘟神
毛泽东一向不愿为自己的诗词作注，曾多次对人讲：“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甚至指示，对求注者“不必置理”。但是，在《送瘟神》的解注上破例了。
写就《送瘟神》的当天，毛泽东还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但是，当这首诗一经在《人民日报》发表，即引得注家蜂起，猜解纷纭。毛泽东格外较真地为此诗加注了。
1958年10月25日，他在给早年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写道：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同年11月，他又在一次较大的场合讲：“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应英译者的请求，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对包括《送瘟神》在内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解释“牛郎欲问瘟神事”时指出，牛郎织女是晋朝人的传说。在解释“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时指出，红雨是指桃花，写这句是为下句创造条件，青山穿洞成为桥，这两句诗有水有桥。并再次详释“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
多少年来，《送瘟神》已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光辉诗篇，不需要过多注解了。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倒是有必要了解当年人们深受其害的“血吸虫病”和“瘟神”。
血吸虫是一种雌雄异体、白色线状寄生虫。它是日本科学家最先于1904年在日本发现的一种寄生虫，因此被命名“日本住血吸虫”，但并非是日本才有此寄生虫。这种血吸虫在日本分布在佐贺、广岛、冈山、山梨、静冈、千叶等地区，在东南亚分布于菲律宾和印尼等地，在我国则流行于长江沿岸和华南、台湾地区。血吸虫寄生在钉螺体内，成虫钻进人畜体皮肤和肠膜血管内，吸取人畜血液然后放出毒素，从而引发血吸虫病。血吸虫寄生在人畜体血管内产卵，卵随粪便一起排泄出去，在水中孵化，寄生在中间宿主钉螺体内(日本叫光钉螺)，成熟后浮在水面上，等待寄生于人体和畜体的机会。它一旦进入人体，患处便肿起，患者有手足疼痛、痢疾、发烧、呕吐、咳嗽、肝脾肿胀等症状出现，轻则使患者贫血无力、四体消瘦，丧失生育能力和劳动能力，儿童染之可形成侏儒症、癫痫，重则腹腔积水肝硬化，死亡率很高。
“瘟神”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主掌病疫的魔鬼。从前人们对它无法解析，只能从患者腹部膨胀的表征上称它是“大肚子病”“鼓胀”“鼓病”“蛊病”等。仅从“鼓”到“蛊”两个同音字的转换，就能看出人们对这种病疫的痛恨和迷茫，认为这是鬼神在冥冥中作祟、散播瘟疫加害于人。科学使病理结构明晰，迷信使病魔拟人具象。元无名氏《三教搜神大全》卷四载，隋文帝时有五力士现于空中，身披五色袍，帝问太史这是什么神，太史答曰：此乃五方力士，在天为鬼，在地为瘟。这些瘟神分管四季，且有一个总管中瘟的，即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中瘟史文业。瘟神不仅有姓名还有长相，《红楼梦》第39回里称“瘟神爷”是“青面红发”。
《送瘟神》发表于1958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六十多年来，引起了中外读者的解读。郭沫若认为：“这两首诗，我看是表示两个时代的，而‘一样悲欢逐逝波’是一个关键，它为两个时代划了一条界线。”《送瘟神》的第一首，描写旧中国“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惨景象，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愤恨;第二首诗描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新社会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举，热情歌颂伟大时代和英雄人民。
虽然一条界线划了两个时代，然而，这两首联章体的诗篇是上下衔接不可分割的。两首诗浑然一体，既有现实又有理想，既有现实科学又有历史神话，以深沉博大的爱民思想和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战胜瘟神、战胜邪恶的无穷力量。日本竹内实教授认为：“抒发沉重的心情，似乎也是的才能。恐怕与他始终未忘却革命的残酷性有关系。进入后阕，像在银河里一样展宽行动范围，大概也是为着摆脱那种重负吧。明与暗的振幅很大，不过，还没有充分地表达出喜悦的心境。这也是写‘其二’的原因。‘其二’是前一首的后续。尽情地讴歌喜悦和明快的世界。最后两句与前面的‘牛郎’相反，举出恶的象征，但却有明快的幽默。”
但是，对于这首光昌流丽的诗篇，也不是人人都能晓畅的，当时的中央委员王明就是一个。王明的家乡安徽也是血吸虫病疫区，他是两年前去苏联养病的，1958年7月7日他在莫斯科也写了一首七律，题为《消灭血吸虫的第一面红旗》：“人体寄生畜体窝，中间宿主靠钉螺。百年为患从无已，万众蒙殃莫奈何。既是江山归共党，岂容水草染沉疴。政民医护齐斗争，三载余江奏凯歌。”他的诗无人去评价，但他却偏要评价毛泽东的诗，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是哪些诗句让王明产生了这样的断论，这是需要适当给予解读的：
“华佗无奈小虫何”有点神秘?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病疫，它到底祸害了中国人多少年，一些人是从1904年发现血吸虫的时间算起的，王明写“百年为患从无已”够大胆了，而毛泽东一句“华佗无奈小虫何”，就把病疫追溯到一千八百五十年以前了。然而，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神医华佗和曹操父子都算是同时期的安徽老乡，他们的时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建安七子皆短命，并非只是战乱和灾荒所致，魏文帝曹丕仅活到39岁，生前曾写道“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何独人，能全其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科学家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墓主人生前曾患有血吸虫病。由此可见，血吸虫病在中国是一种流传久远的疫病，一点儿都不神秘。
“纸船明烛照天烧”有点迷信?病疫是人们深恶痛绝的魔鬼，自古人们就讲究消灭它驱逐它。史书记载，人们多在年终岁尾驱逐瘟疫，汉张衡《东京赋》中有“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晋司马彪《续汉书》中有“持炬火，送疫出端门。”南北朝《荆楚岁时记》里更有"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至今，民间仍存有燃香点烛、烧纸船纸马以驱邪祈福的习俗。在指挥血防工作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家和“今之华佗们”的意见。1956年2月28日，中科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先生写信建议，认为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填旧塘开新塘的方法不如用火焚烧的办法更彻底。毛泽东当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嘱请秉志先生参加会议。恶鬼怕光明，病毒怕高温，由此可见，以火焚烧驱除病疫是有科学道理的，一点儿都不迷信。
语气形式上带有禳灾镇邪的符箓色彩?古来不乏有文人以笔作刀枪声讨驱逐害人的鬼东西，如扬雄写过《逐贫赋》、韩愈写过《祭鳄鱼文》和《送穷文》等。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申明“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送瘟神》诗中出现了上古圣人贤君尧舜，战国时的将军廉颇等;化用了杜甫的《征夫》“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李贺的《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密雨斜侵薜荔墙”，刘禹锡的《百舌吟》“摇荡繁英坠红雨”，李商隐的《瑶池》“八骏日行三万里”等;涉及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及中国神话传说、地方民间风俗;涉及天文的银河系运行、地球的自转，涉及地理的北方三河、南方五岭，等等。竹内实教授是这样理解的：“把中国革命作为直接的土壤，把独特的人格形成作为核心或中心，从丰富的古典宝库中吸取营养的毛泽东的诗的世界，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所包含，同时又以独特的创造补充了一种新的作品世界。”
冶古今为一炉，笼天地赋一诗，出神入化地阅尽人间春色，这个缤纷绚丽的世界是正在抛往历史、开启美好理想的现实奋斗。日本另一位学者武田泰淳感慨道，毛泽东的诗“令人难以忘怀，我无法摆脱想读它的愿望”，“他的诗的优美近乎是像火与水、天与地合为一体迸发出威力无穷的奇观。”
毫无疑问，《送瘟神》是基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中国表达，调动了古往今来的文化符号，集结它们迸发洪荒之力共战瘟神的红色檄文!
三读诗跋，不怕鬼
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就诗和诗序，激情犹酣，毛泽东当日就《送瘟神》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并特意写了诗后记：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诗跋中，毛泽东再次申明了创作缘起、强调了诗创作的主题思想，历数血吸虫病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激呐喊，使诗跋本身形成了一篇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征伐血吸虫的战争动员令，是向瘟神宣战的战斗檄文。
在陈述余江县血防工作成就时，诗跋中有了第三次变化，先是《人民日报》的通讯里称“根除了”，毛泽东在诗序里改成“消灭了”，现在又写成“基本消灭了”。这样的变动，体现出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革命风格，体现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精神，告诉人们这场斗争仍处在进行时，全国血防工作任重道远，目前只是方法对了、干劲渐高、信心足了，“因而有了希望”“灭疫大有希望”。
虽然毛泽东一再说《送瘟神》是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要求尽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其目的是为血防工作“聊为一臂之助”“不使冷气”，但是，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成28天后，毛泽东在接受印度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仍讲道：“中国的血吸虫病问题很严重，我们要对它展开斗争。中国现在有一千万人生这种病，一亿人受到威胁，这对我们的生产、人力都是很大的威胁。”
事实也是这样，《送瘟神》发表一年后，1959年9月的全国统计是，还有三分之一的疫区没有消灭钉螺，还有30%的患者未得到治疗。多少年来，消灭血吸虫的战役并未结束。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血吸虫病疫甚至还有反弹。据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2010年出版的《血吸虫病防治》一书透露，到2009 年我国尚有7个省92个县市未能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仍有40 万名以上的患者。据《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载，疾病控制专家警告说：如果任其蔓延，必将严重危及我民族的健康与繁荣。
令人惊奇的是，在如此严重的疫情反弹中，同样曾是疫区的余江县，不仅在1958 年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而且至今红旗高扬，半个多世纪竟然无一例本地感染者。余江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血防战疫奇迹，取得了与国外各种“高度依赖医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血防模式不同的成功经验，这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干部真抓实干，以政府为主导，以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为基础，以艰苦奋斗为动力，以生态血防为支撑，上下联动、群防群治，永不懈怠地构成了严密的防控体系。历史证明，余江模式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水平，对血吸虫病具有强大防御力量的成功模式。
毛泽东关心人民卫生健康事业是十分具体的，甚至采取了雷霆手段。如，在医药方面，他发出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他要求以两年为一期，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八十人规模的西医离职学中医的学习班;在医疗队伍建设方面，他要求建立农村卫生体系，培养大批的赤脚医生;他要求卫生部把医疗服务的重点放在基层、放在农村、放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他疾言厉色、口诛笔伐批判改革缓慢的部门是“城市老爷部”，甚至愤激地表示过：我来当这个卫生部长!
消灭血吸虫病绝不是一两个“专项运动”所能解决的事情，毛泽东是将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高的一个突破口来进行的。不仅如此，毛泽东更是把讲卫生上升到全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进行指导改革的。他把讲卫生上升到爱国家、爱民族的高度来认识，说“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
毛泽东根据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在南方的工作经验，1960年又成立了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1960年3月18日，他指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重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更重视人们的思想灵魂改造，教导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送瘟神》发表后的第二年春，毛泽东即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下达了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任务，先后两次约见主要编辑人员，指示编写者对包括历代正史、笔记等典籍进行撒网式筛查，大体按时间顺序选编出70则敢于骂鬼、驱鬼、捉鬼，机智地反映我国古代人民大无畏精神的故事，并亲自指导修改该书序文。
这本实际上由毛泽东担任主编的书是要告诉人们，世上本无鬼，但当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还不能科学地去理解的时候，不可能不产生各种各样的迷信，相信鬼就是一种迷信。然而，在我国历史上，无神论和无神论思想像火种一样不曾断绝，“不怕鬼”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智慧和精神。该书通过整理这些寓言性、讽喻性故事，向人民群众灌输并启示人们：世上没有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世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那种鬼的东西，它们总要为祟作乱引起麻烦。这些“鬼”或穷凶极恶，面目狰狞，或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它们都会迷、会遮、会吓，其变化多端和诡异的程度使过去故事里的鬼相形见绌;而最重要的，它们同传说中的鬼一样，看起来似乎可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怕。有些人对它们发生畏惧之心，都是由于思想落后，由于没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让我们记取毛泽东在序文中插写的这段话：
我们对于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对于天灾人祸，对于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气概吗?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不怕鬼的故事》告诫“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该书于1961年2月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深刻影响了一代人。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决心、能力和成就何啻影响了一代人!七十多年前，山西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衷心钦佩共产党，曾以幽默的语言说：
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字、能学习，能抓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也是好的。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中国人民正与新冠肺炎进行斗争的日子里，重读《送瘟神》能让我们深刻领会毛泽东“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又有秩序地工作”的总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还是毛泽东在诗跋中的那句话：“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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