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探索农村建设之路
四、真情实感保护老太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务院在昔阳召开的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期间，昔阳县在报告中提出了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后来批判大寨极左路线时期，昔阳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更是推行大寨极左路线的典型表现。时至今日，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张怀英在《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详细地解释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张怀英谈到：1970年3月，农林部部长沙风带着一个调查组来到昔阳，做了长达3个月的调查研究。调查组发现昔阳在陈永贵掌权之后，仅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基本上建成了大寨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沙风同志通过昔阳之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身为农林部长，沙风决定要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掀起热火朝天的学大寨运动高潮。
1970年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纪登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抵达昔阳。他此行的使命是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当时，中国与前苏联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随后，新疆等地又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美国出兵柬埔寨，同时派出机群轰炸越南北方地区。一年之间，中国的南北边界多次告急，苏美两国大有对我南北夹击之势。在我国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准备打仗，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于是，发展农业，提高各地自给自足的保障能力便有了新的战略意义。纪登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昔阳的。
纪登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出一条发展北方农业，改变明朝以来早已形成的南粮北调局面的新路子。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改变南粮北调方面也是中央很久以来的愿望。
纪登奎的到来惊动了山西的党政要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等专程前来陪同这位中央领导。
纪登奎抵达这天下午，陈永贵陪同着中央和省里的领导首先登上了虎头山，看了团结沟、狼窝掌等处的庄稼。这时节，大寨田里的玉茭正在灌浆，谷子穗已秀得齐刷刷的。来宾们看到大寨每一块庄稼都长得像要挤塌天，不禁一路叫好。
陈永贵和纪登奎、谢振华、王庭栋等人边走边看，显得格外融洽。特别是王庭栋，才从河南调回山西工作不到一年时间，跟纪登奎在河南是一块儿工作过多年的老战友，现在两人走在一起，更显得格外亲切。
王庭栋向纪登奎谈了他对昔阳学大寨的整体感受，他说：“昔阳学大寨学到了点子上，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呀！在一个县之内全面地推广大寨经验，并且搞得这么好，确实值得好好研究。”纪登奎是从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上来的台阶式干部，对发展农业生产颇为内行，对大寨也非常了解。他们谈过了全县的形势，又拉起了“老少组，”、“三战狼窝掌、“评工记分”等话题，回顾着大寨的发展。
晚上，陈永贵陪同纪登奎等人一起吃饭。这顿饭陈永贵没有安排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地地道道的昔阳家常饭。陈永贵一生最大的嗜好是喝酒、抽烟，特别是在高兴时，最多一次能喝四瓶酒，喝一瓶两瓶是常事。这次跟纪登奎在一起虽然吃得是家常饭，但举杯碰盏也是少不了的。饭后，陈永贵带着几分酒意，跟纪登奎一聊就聊到了半夜12点。
那次，纪登奎和陈永贵在各级领导和记者们的陪同下，连续3天走了7个公社。虽然对大部分地方只能是走马观花，但他们对一些重点大队、重点公社和重要工程看得比较细，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
纪登奎在7个公社看到的都是一派丰收景象，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到处可见。虽然己到农忙季节，农建专业队的基本建设工程还在照常进行。他们在庄稼地里见不到草，可见这里的田间管理搞得非常细。
昔阳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干部问题上吐故纳新，把在学大寨过程中涌现出的新鲜血液及时吸收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取代那些不适应建设大寨县的基层干部，这一做法引起了纪登奎的高度重视。他在细细分析昔阳三年来调换的几十个党支部成员时，把这些干部分成了五个类型，即“走资派”、“民主派”、“坏人”、“老好人”、“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人”。清除这些干部后来被称为“清除五种人。”这个提法不是陈永贵的主意，而是在分析过程中由纪登奎总结出来的。
纪登奎认为，建设一个好的党支部，这是推广大寨经验的首要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其它条件就不难达到；没有这个条件，其它条件就无从说起。纪登奎让陈永贵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向即将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进行介绍。
1970年8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主持，中央在昔阳召开了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就是肯定昔阳建成了大寨县，并向全国推广昔阳学大寨的经验。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指出了“学大寨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问题。还提出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领导，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据张怀英介绍说，这个提法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说会议期间，大会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接到报告后批示说：“昔阳能办到的，你们难道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所以，这个提法不仅在会上，在会后一段时期也成为学不学大寨的中心议题。然而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昔阳要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所谓“五种人”掌权，就指得是民主派、老好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走资派掌权。对于民主派掌权的具体解释就是：“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夜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典型的范例就是太行老劳模，刀把口公社刀把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老太。张老太本是抗战时期的太行老劳模，开国大典时曾被邀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接见。张老太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同太行区许多农村一样，从抗战开始就成为太行山区的牧业模范。张怀英主持县委工作以后，对刀把口这个典型倍加爱护，并列为“昔阳三支花”之一。可是在建设大寨县这一洪流中，张老太因为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就过不了农业学大寨这道坎，被例为“民主派”成了五种人的首位牺牲品。当时的政治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此事是昔阳当时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即使你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往桌面上摆。然而就有这么一个人，是刀把口公社孔氏大队的人，叫张良小，他对刀把口和张老太的情况比较熟悉，怎么看也对人家张老太不公，企图要为张老太讨个公道。他想为张老太说话，却遭到了刀把口公社领导的反对，不仅不能为张老太伸张正义，而且也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张良小却要往火坑里跳，他躲开了刀把口领导对他的监视，操小路绕道往县城里走。因为他听说张怀英从河北“五七”干校回到了昔阳，住在县城，想让张怀英知道一下这些情况，叫他想想办法。结果张良小绕小道多费了一两天工夫，到县城找到了张怀英，他把张老太所谓的贩卖骡马和为他儿媳改成份问题的实际情况向张怀英一说，张怀英也领悟到问题的严重性，叫他去一趟大寨，把实际情况向陈永贵作一汇报。当时找陈永贵并不那么容易见，张良小就找见陈永贵的一个外甥，利用夜间骑自行车到了大寨。见到陈永贵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张良小就把张老太的情况向陈永贵汇报了半个通霄，这才引起了陈永贵的注意。就在处理张老太的文件下达不久，县革委又接着发出了另一个文件，对张老太的问题又作了一次重新处理。
据说陈永贵听取了张良小的汇报，就专门找张怀英征求意见。因为张怀英心里有底，建议陈永贵对张老太的问题重新调查，核实之后重新处理。
虽然张怀英在人们心里有敬畏之感，但他并不是不注重听取不同意见。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他对某一个问题未作决定之前，是要注意各方面的意见的。当然，在他对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就不会轻易地改变态度了。针对张老太的问题，张怀英感到对昔阳处理“五种人”的问题值得重新考虑，对任何人都应该慎重对待。对张老太更不能例外，他本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区的劳动模范。1953年办农业初级合作社的时候，张怀英曾经想让张老太在办社的时候带个头，但和张老太一谈，才知道他思想不通，根本没有办社的打算。这事引起了县里许多人的不满。有的人认为张老太富裕了，思想变质了，主张把他打倒。张怀英解释说，说老太的富裕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他怕办社吃了亏，一时想不通也是正常的，但只要我们去作工作，他是会想通的，会跟上党走的。果然经过几次做工作，张老太第二年就主动地试办了农业合作社。后来《人民日报》还给他写了文章把他树为先进典型。这说明张怀英对人还是讲辩证的，特别是对有影响的先进典型，能让它继续前进的就不轻易地把它甩下。以至于到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期间，对待清除“五种人”的问题上，张怀英依然那么慎重。当时清除“五种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把清除“五种人”搞得太左，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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