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我们相谈的目的，是为了少牺牲，少损失，少消耗力量。我们国
家底子薄，无非是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是来还
是不来，由他自己选择。只要谈得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
话说1949年3月28日，李宗仁的密使刘仲容到达北平，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当天便接见了他。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是日晚8时许，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他，这是两位湖南老乡第三次会晤。
本传前面说过，早在1937年1月下旬，刘仲容到了延安，一住就是数月，与毛泽东过从甚密。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第二次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
“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这就是礼尚往来嘛！”
刘仲容在会见中曾劝毛泽东早日离开重庆。
再说毛泽东与刘仲容寒暄了一番，话题就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问及南京方面的动向如何，刘仲容说：
“南京政府里有3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问道：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
刘仲容说：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
毛泽东又问：
“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
“他们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说：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他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毛泽东说：
“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此时，桂系夏威部队的一部分在安庆被解放军包围，桂系的另一支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的部队缴了械。刘仲容受白崇禧之托，向毛泽东提出解围并发还武器的请求，以示和平诚意。毛泽东表示，可以放松安庆之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还给桂系部队。他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刘仲容说：
“这样安排，是仁至义尽了。”
3月28日夜晚，柳亚子因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矛盾感到无力解决，又因急于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祭奠而苦于没有专车，颇有牢骚，忍耐不住，便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阅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柳亚子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后来，柳亚子在4月25日由六国饭店迁入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3月29日，何应钦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李宗仁对刘斐说：
“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对于首席代表一职坚辞不受，何应钦又宣布以张治中为谈判首席代表。
3月底，在华北战场上，华北野战军第18、19、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已经集中于太原前线。
毛泽东为了统一太原前线的领导，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第18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兼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3个兵团和第4野战军部队及晋中部队。
阎锡山犹做困兽之斗，将他的部队和中央系部队分作5个防区，各委将领，实行防区责任制；又将所有的炮兵组成10个炮兵群，交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阎锡山又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他慷慨激昂地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毒药瓶子说：
“我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的阎锡山，借故李宗仁相召，商议党国大事，仓惶逃往南京。
此时，在长江两岸，攻守双方也早已是重兵麋集：
国民党军在从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其中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所指挥的“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40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除此之外，另有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有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还有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各路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而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部队，除了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外，主要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及地方部队，9个军计35万人；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15个军计65万人；总共是8个兵团，26个军、80个师，100余万人。
3月31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要目标是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参战部队2野、3野和4野各一部，于3月末和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具体作战方案是：
由粟裕、张震率第3野战军的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3野战军的第8、第10两个兵团主力及苏北军区部队，共8个军又3个旅35万人，组成东集团军。
由谭震林指挥的第3野战军第7、第9两个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集团军。
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3、4、5兵团及地方部队，共9个军28万人，组成西集团军。
由第4野战军第12兵团的第40军、43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白崇禧部，策应第2、第3野战军渡江作战，并相机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为推动全国和平运动，发表《北平和平解放通电》。通电叙述了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还说：
“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4月1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和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秘密中共党员，戏剧、电影艺术家），秘书长卢郁文（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副秘书长等职），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等，共20多人（其中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8个人：秘书谢超，速记余湛邦、袁永竹，缮写周光宇、任宝华，随员张立钧和那两个译电员），一起飞抵北平。
刘仲华，曾用名刘子华，1899年出生在山西省原平市沟北村；1923年由李大钊和李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由李大钊派遣，到上海大学从事学运工作；1925年秋，被派往河南等地为党募捐经费；1926年初，到五原地区续范亭部军政教导团；同年陪鹿钟麟赴苏联参观考察军事。1927年夏，他奉命到河南四望山游击队，经河南省委指派，前往安徽太和县杨虎城部、阳县高桂滋部、亳州方振武部，向党内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建立皖北特委，任军事委员，并任方振武部中共前委书记，组织当地农民，发动武装暴动。1928年，他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3月，刘仲华领导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1936年，他接受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指示，将工作移交给王世英，取道法国赴苏联，苏方不准其入境，回国后党组织又不接纳他，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战开始后，刘仲华经张任民介绍，到五战区李宗仁手下担任高级参议，以“非党员”身份做共产党员的统战工作。他很快和李克农取得了单线联系，并和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与陈少敏、王炳南等建立了工作关系。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了如指掌，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器重，通过刘仲华与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1949年３月13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华和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3月25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全国解放后，刘仲华历任政务院参事，北京市地震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等职；1953年，北京市委决定，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接受他重新入党，因有周恩来、聂荣臻证明，无入党介绍人。
再说毛泽东鉴于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到溪口拜见蒋介石，便决定降低迎接规格，由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机场迎接。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和谈极力进行破坏。在张治中等人离开南京3小时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致使示威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而主张和谈的李宗仁也不敢对凶手做任何处理。
张治中一行到北平后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他们走进饭店时，见迎面悬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屈武说：
“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6时，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还有新增加的代表聂荣臻，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
“文白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说：
“周先生，容弟解释。蒋先生虽然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说：
“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了，带了为实施8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8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4月2日，毛泽东公开发表致傅作义电，对4月1日的通电深表赞许，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4月2日中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家宴请张治中吃饭，他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握手，爽朗地说：
“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本来，张治中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来到北平，心中很不是滋味。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诚恳真心，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稍有如释重负之感。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在谈话中说：
“蒋先生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先生主持。蒋先生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不将‘战犯’问题写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张治中说：
“若按照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的联合政府方案，国民党应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说：
“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可以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张治中说：
“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
周恩来说：
“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
张治中说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的美德，非常感慨地说：
“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治中谈到了他对外交上的看法，他主张对苏美并重。
4月2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周恩来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8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6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谈判的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4月2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
李济深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甚是感动，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
“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相处得会更好。”
说话间，客人都陆续到齐了，客厅里坐得满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客人们拉家常，谈时局，他还说：
“‘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他们来时，曾带来了8项谈判条件。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和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决定。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8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州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送走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毛泽东又会见了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毛泽东还说：
“你可以告诉李、白：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商量；至于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我毛泽东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刘仲容沉吟着道：
“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
“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广西部队十来万人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好不好？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那？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
“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对他说：
“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4月3日，周恩来带刘仲容到北京饭店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几位民主人士见了面。朱蕴山等是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最近又由沈阳到北平来的，都是刘仲容的熟人。他们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周恩来对他们说：
“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签不签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
周恩来宣布，这次去南京谈判的特使共4位，除刘仲容外，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蕴山、带有李济深亲笔信的李民欣和去找顾祝同的刘子毅。周恩来说：
“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会拥护我们的。”
周恩来还交给刘仲容两个任务，一是照料朱蕴山和李民欣的生活，二是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
4月3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宴请了章士钊，交谈了湖南的情况。章士钊说：
“程颂公主张真正的和平，从武汉回湖南的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也有意随程潜走和平道路。不过陈明仁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硬仗，心存顾虑。”
原来，章士钊在1949年3月份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会议的程潜进行了一次长谈。章士钊向程潜介绍了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说：“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的，绝后还不敢说。毛泽东对你颂公倡导和平期望殷切，决不会当战犯看待，而且将予以礼遇。时代在进步，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你们国民党已经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还不如让共产党来搞吧！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章士钊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他如何赞助黄兴，如何支持孙中山，如何反对蒋介石，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当是对国家民族有利。正是通过这一次谈话，章士钊了解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真实意愿。他所说的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在四平战役时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毛泽东听了章士钊的一番说话，便说：
“如果颂公为湖南3000万人民着想，坚决走和平道路，即使此次和谈不成，李宗仁、白崇禧重启战端，湖南也是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这对全国特别是等待解放的地区，影响很大。至于陈明仁，只要他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可以对他既往不咎，决不会追究四平街的问题。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的。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4月4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为配合国共双方和平谈判而撰写的一篇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4月1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么？”
“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4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的指示，他写道：
萧陈唐解潘，并刘李张（指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刘伯承、李达、张际春，以下同——笔者注），中原局，邓饶陈：
一、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3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
二、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李张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
三、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支
4月4日下午，春日煦煦，令人怡然，同属桂系的黄绍竑、刘斐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不无忐忑之感。
刘斐，字为章，湖南醴陵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在国民党军将领中颇有威望。本传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张治中一起同共产党谈判。
黄绍竑、刘斐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香山双清别墅，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的诚挚热忱，以礼相待，使黄绍竑、刘斐愧悔不安，对毛泽东顿增敬意。
黄绍竑、刘斐进入客厅不久，朱德也来了，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黄绍竑、刘斐看到朱德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不由得暗暗点头赞佩。毛泽东询问了黄绍竑、刘斐到北京后的生活情况，又问刘斐：
“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
“是，我是醴陵人。和主席是邻县老乡。”
毛泽东对刘斐不是不了解，只是以前没有见过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周恩来和王若飞由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那个时候，刘斐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协同周恩来做过不少有效的策应。因此，毛泽东对刘斐的印象是很深的。他很高兴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啊，你是醴陵，我是湘潭，山水相连，是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刘斐听着毛泽东亲切的湖南口音，紧张的心情减去了大半，他说：
“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
“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他站起来边说便打手势，语气亲切，扳着手指头说：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那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绍竑、刘斐的面前说：
“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讲到《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问道：
“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
“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
“好吧，看在你们的情面上，不写蒋介石是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严肃的政治话题，经毛泽东风趣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敲打着稿子说：
“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刘斐说：
“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对，不对，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他说完，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德，朱德笑着点点头。吃饭前，朱德走了。毛泽东同黄绍竑、刘斐边吃边聊，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试探毛泽东，他说：
“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听了，马上明白了刘斐的用意，就笑着说：
“平和，平和，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会心地大笑起来。毛泽东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刘斐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他马上表态说：
“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毛泽东问道：
“为章，你看国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建设好？”
刘斐想了想，回答说：
“100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连年争战，闹得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执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谈何建设？”
毛泽东动情地说：
“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刘斐闻听此言，兴奋极了，感叹道：
“古人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在回宾馆的路上，刘斐的心情很不平静。毛泽东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刘斐深感耳闻不如一见。回到宾馆，正巧周恩来来看他们，刘斐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周恩来，并说：
“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周恩来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4月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配合和谈前线部队应采取的行动的指示，他写道：
邓饶陈，刘张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笔者注），中原局，萧陈并告林罗刘：
一、李白（即李宗仁、白崇禧——笔者注）代表刘仲华江日由北平到南京，支日去汉口，向李白传达我方意旨。微日李白另一代表刘仲容去南京，传达我方更加完全的意旨。张治中等6人和谈代表团与我方代表团谈判已4日，颇有进展。
二、安庆守军限卯灰前撤退，安庆至黄冈线之守军亦限卯灰前撤退完毕。请刘张李即告前线我军将领，将上述二项分别派员径赴守军司令部通知对方。我们的人和对方的人见面时说，奉毛主席命令已与李白代表谈好守军撤退事宜，今后双方以谈判方法解决问题，问彼方是否已接到上级命令，如未接到此项命令，要求彼方速即去电询问，不能拖延时间。此项代表交谈，限于桂系人员，勿令蒋系人员知道。
三、黄安、麻城、浠水、武穴等地彼方守军同样撤退，由我军进驻。
四、黄冈、团风（不是阳逻）、仓于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一个月内我军不去进占。宜昌至黄陵矶一线江岸及其以北地区，凡我军已占者一律不动。凡我军未占者一律于一个月内暂不进占，一个月后用谈判方法和平接收。此点请刘张李通知桐柏，江汉，鄂豫3军区照办。萧陈对桂系守军可酌派适当人员联络，信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对张轸亦可联络。
五、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
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军委 卯微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的飞机飞抵北平。
下午2时半，刘仲容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4人搭乘这架专机去了南京。
是日晚，刘仲容去傅厚岗单独会见了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期望。他还把带来的4月5日的《人民日报》送给李宗仁，指着头版一篇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看了之后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秘书打电话给行政院长何应钦，请何应钦来一趟，要刘仲容把北平之行的情况也向何应钦说一下。不一会儿，何应钦来了。他一进门，人还未坐下，就问刘仲容：
“我知道你去北平了。有什么消息？见到文白、邵老了吗？”
刘仲容说：
“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
何应钦又问：
“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见到毛泽东没有？”
刘仲容答道：
“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先生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到了南京，刘仲容告诉他，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情况都摸清楚了。白崇禧听了刘仲容的汇报，怒道：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
刘仲容告诉白崇禧，这次同来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是民主党派的特使，来奔走和平的。他还劝白崇禧：
“目前国民党处于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现在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
接着，他把毛泽东说将来请白崇禧带30万国防军的事说了。可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说：
“我个人的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不可避免。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你马上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此后，刘仲容同李宗仁、白崇禧又交谈了几次，均无结果。刘仲容还从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曾从台湾用飞机运了200万两黄金给白崇禧，企图破坏和谈。李宗仁则是对和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他的“智囊”甘介侯也正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当国共双方文攻武备之时，在中共中央机关附近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事件。
原来，因傅作义害怕蒋介石暗杀他，经毛泽东同意，让他留下了一个加强团，以保证他的安全。这个团配备有崭新的清一色的美式卡宾枪。
4月初的一天上午，傅作义警卫团中的两营士兵来到“劳动大学”进行干扰，尽管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却也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上午9时许，阎长林慌慌张张地来到卫士值班室，对几个卫士说：有紧急情况。他话音刚落，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也赶来了，交代说：
“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来冲击香山，大家做好警戒准备。你们的具体任务请阎排长布置。”
汪东兴走后，阎长林说：
“他们虽然来的兵力不多，但我们不能大意。周围的警戒已经安排好了，双清别墅也应加强戒备。”
他转对李银桥，交代说：
“内卫的事情由你负责。”
阎长林说完，也急忙走了。李银桥对卫士们说：
“不要紧张，有事听我的。”
他又吩咐李家骥，专门负责江青母女的保卫工作。李银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江青，又到毛泽东办公室东南角的防空洞检查了一遍，整理了毛泽东的专用药箱和衣物。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报告了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立即去安排部队解除傅作义警卫团的武装，以免后患。
此时警卫香山的部队，是从延安起就担负中央警卫的1个师。这个师的指战员个个都是神枪手，慢说来的是一群没带武器的散兵游勇，就是他们都带有武器，也不够警卫师收拾的。
中午时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匆匆赶来，一进院子就喊道：
“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点纳闷，今天怎么回事？这位老战友连门坎也来不及迈，就在走廊台阶上叫起来了。他等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来龙去脉，顿时也急了，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
“你带一个团去办，动作要快。”
聂荣臻又给警卫北平的独立208师打电话，命令他们马上派出1个团到城西八里庄，由军区作训处唐永健指挥，执行任务。
下午2点多钟，阎长林来到卫士值班室，卫士马武义问：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阎长林说：
“我们通过做说服教育工作，他们已经陆续撤回去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大家都不能放松警惕。”
此时，唐永健坐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已经赶到八里庄，带着一团士兵出发了。他们在黄昏时分悄悄地包围了住在翠微路的那个警卫团的营地。
傅作义警卫团的那些闹事者，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唐永健走进指挥所，找来这个部队改编时派入的政工人员，让他们分头去做工作。3个小时后，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团人全部交出了武装。唐永健又跑到六部口，找来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一起把傅作义加强团的3个主要军官请进了拘留所。
凌晨时分，唐永健返回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敲了敲聂荣臻卧室的窗棂，问道：
“司令员，睡了吗？”
“呵，情况怎么样？”
“都解决了。我拐回来又把团长抓起来了。”
“恩来同志叫你抓了吗？”
“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抓。”
聂荣臻没有再说话。唐永健想：擅自抓人，尤其是抓傅作义的人，抓错了可要犯政策错误。我得问问周恩来去。他到了周恩来住处，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
“抓得好，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天明以后，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知道了缴枪事件，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家兵的武器也收掉了。
傅作义获知缴械的消息，大发脾气。他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房门，拍桌子大叫。叶剑英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只有好言相劝，支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
上午10点，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聂荣臻叫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和唐永健一起接待了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傅作义并不知道他的兵冲击香山的事情，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按照华北军区的意见，亲自从警卫团里挑选了35名卫士，留在身边，每人配备3件长短武器，有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其他官兵听凭华北军区重新编遣。
这一天，第19兵团派来两个师级干部，接收了卸去武装的兵营，被抓起来的军官也恢复了自由。这个加强团交给了华北补训兵团，拆散了重新组合。没有参加闹事的那1个营的军官，一部分还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后又提升了职务。
第二天下午4点钟，毛泽东告诉正在值班的卫士李家骥说：过一会儿傅作义和邓宝珊两位先生来，你安排一下，要派车下山接一下。
傅作义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和周恩来、朱德在门外的草坪上迎接客人。毛泽东对于党内同事，从来不拘礼节，不迎不送。但他对于党外人士，却十分注意礼节，每每有人造访，总要去之门外迎送。今天也是如此，他把傅作义和邓宝珊让到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有事可以在城里谈，以后不必上山。”
傅作义落座后，环视室内，简朴的摆设，随便的布置，与他想象中的毛泽东办公室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分。他望着衣着朴素的毛泽东说：
“主席住在这里离城太远，生活不大方便，工作又很劳累，这房子也比较陈旧。现在条件好了，主席的生活还是这么简朴啊！”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
“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的环境安静，生活也不错，比西柏坡的土坯房子好多了，更不用说比陕北了。房子虽然旧些，空气却好。”
他吸了一口烟，顿了顿，问傅作义：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3个多月了，你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不顺利的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及不足之处，请你提出来。咱们今后要长期共事，尽可能快些筹备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海外爱国华侨、各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有很多具体事要与党外志士仁人协商解决。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特别要请傅先生这样的人多出谋献策。”
傅作义说：
“毛主席，说实在话，对共产党的政策，在3个多月与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事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看见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不说空话，只办实事，没有胜利者的那种骄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那次去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中无数，想去摸摸你的底。也就是说，当时我有思想顾虑。如今证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政策兑现。”
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也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也说：
“这件事我知道，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就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傅作义赶忙欠身说道：
“我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永远铭记心中。”
毛泽东在沙发上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话题拉回来，毫不掩饰地对傅作义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每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比如国民党在战犯名单上的人，除蒋介石外，只要他能效法傅将军的做法，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也还可以立功赎罪，站到人民方面来，矛盾就转化了。反之，跟着蒋介石与人民顽抗到底，就是我们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战争中犯了新罪行，也要升级到战犯中去。比如有个人不过是一个兵团司令，不够战犯条件，可是他在战争中使用了毒气，犯了新的罪行，我们也要把他也列为战犯。”
毛泽东说罢，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周恩来接着他的话题解释说：
“是的，矛盾是发展的，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坏的方面转化。傅先生就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但也有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傅作义突然欠欠身，表现出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样子。毛泽东很敏感，马上说：
“傅先生还有什么话，请直说。”
傅作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毛先生，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我有个请求，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想回绥远工作，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我对水利工程很感兴趣，想到绥远省当个水利局长，去做点水利方面的事，好好治理河套地区的水利，搞好那里的水利建设。”
毛泽东好奇地问：
“军事上你是很有才干的，我还真没有想到傅将军对水利工程也感兴趣。”
邓宝珊说：
“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
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我想去修水利，办农垦。”
毛泽东问：
“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
傅作义说：
“我对水利一直有特别的兴趣，过去是身不由己呀。”
毛泽东说：
“傅先生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这很好。不过，在一个省当水利局长，对于你是太小了，是大材小用嘛。那样的话，蒋介石也会感到委屈的，你过去是他的堂堂大将军么！我看哪——”
毛泽东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又转过头来看看傅作义，接着说：
“将来你可以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嘛。”
周恩来和朱德都笑着点头，说：
“好哇！”
毛泽东又说：
“你当水利部长，治理治理全中国的水利，尤其是黄河、淮河流域，还有海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成灾。首先要把黄河和淮河治理好，再把海河治理好。以后还有长江等大江需要我们治理，我们要兴建好多水利工程，你就将全国水利建设工作抓起来。再一方面，傅将军也是一个军事家，对军事工作也很有研究，军队上的事，你也别全抛给我们，也还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共同研究国防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当副主席。”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连连点头微笑，又连连摇头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又看看邓宝珊，说：
“新政协就要召开了，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一个党吧。”
傅作义、邓宝珊说：
“我们是军人，不懂党务，不会办党，搞不来。”
毛泽东就说：
“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傅作义、邓宝珊要告辞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直把他们送出门，送上车。客人走后，阎长林问毛泽东：
“据说傅作义在攻占张家口后，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主席，傅作义真是这么讲的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笑笑说：
“当个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在政府里做事。他对水利工程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个水利部长。”
后来，傅作义果然在共和国水利部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3年。
欲知傅作义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刘仲华、刘仲容二人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值得写上一笔的人物。因此，本传在修改中做了重要补充。从本章内容看，毛泽东会见刘仲容时所谈到的对李宗仁、白崇禧未来的安排，的确是非常真诚的。关于即将过江的军事力量和对过江结果的预测，他也毫不夸张地向对手和盘托出，一点威胁的意思都没有。正像他让刘仲容捎给李宗仁、白崇禧的话那样，“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就是和谈的真实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受到包括曾经的对手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尊敬，正是由于他这种坦诚的人格魅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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