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第一个在实践上建立了工农武装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最早提出“大城市去不了”、主张把革命力量放在农村的，就是毛主席，而不是国内外其他任何一个人。
早在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就提出在农村要建立政权——打倒土豪劣绅，以农会为权力机关、在农村建立政权的观点。毛主席讲：“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权力机关，就是政权！
1927年7月4日，毛主席在讨论湖南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就提出要“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8月9日，毛主席强调：“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再次攻打长沙的决定，但是，毛主席在文家市做出了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农村的正确决定。年谱记载：“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主席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后来余洒度汇报说：“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可见余洒度当时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荒唐思想。
9月20日，毛主席在给将士们讲话的时候强调：“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这句主力不能去大城市的句话，如果共产国际听了，一定不会同意的。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强调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农村，而大城市根本不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队当时该去的地方。恰恰是那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1927年大力领导和支持了军事盲动主义的广州暴动，攻打大城市，损失惨重！
9月29日，毛主席正是提出了要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思想。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参谋部的勤务员、在三湾时以士兵代表身份参加前委扩大会议、全国解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熊寿祺的回忆说:“在三湾时……虽然那时毛主席还没有提到‘根据地’三个字，但是讲话的内容却是‘根据地’的内容，概念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经过斗争实践发展起来的，这中间有个过程。毛主席在三湾讲话的意思可以肯定是‘根据地’的意思，三湾改编的意义是伟大的，但其中还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即在于毛主席提出了‘根据地’的思想。”年谱记载，三湾改编之后，“毛主席从建立落脚点出发，给袁文才及中央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三湾村一农民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这时，毛主席已经形成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10月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古城会议，“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余洒度当然极其反感在农村安家、建立根据地，于是以向中央汇报的名义脱离了革命队伍。在报告中，余洒度讲：“军至湖南（酃）县与桂东县交界之处，度即被派赴湘、鄂来作报告，并请求机宜……紧急时必退桂东汝城（桂阳）等县。”可见当时毛主席的一切部署都是在敌人的薄弱环节——农村行动。
这时，已经探索出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毛主席和这七百多将士们无法直接联系中央，更无法和共产国际联系。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是毛主席的独创性贡献，而不是其他任何别人的贡献。
二、毛主席首次论述了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原因
在毛主席1928年10月5日所写的光辉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主席首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历史上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可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的原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毛主席那样专门、具体的把工农武装根据地存在的理论说的这样清晰。
毛主席开篇就提到：“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可见，毛主席创建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别的国家都不曾存在的，可谓“独树一帜”。
为什么可以创建工农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讲：“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可见，毛主席这里实事求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社会根源之一：半殖民地社会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社会，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各个买办军阀之间的战争。
毛主席还强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我们可知——地主买办“分工负责”、城乡分裂剥削的经济基础，带来的城乡强弱分化，也是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能诞生的社会原因。
在此之前，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振瀛联合署名发布的共产国际在第九次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里面给毛主席扣帽子，认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两湖，包括湖南，这就是在诋毁主席把重点放在农村的正确战略！当时我们的实力条件下只能打游击战，打不起别的！游击战也要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而且对于“相互关联”的问题，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的清清楚楚：“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主席早就知道要以全国革命战争的相互配合保障农村革命政权的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毛主席首次科学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原因。
三、共产国际虽然认可了工农武装根据地存在的伟大意义，但是并不同意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当共产国际看到毛主席创建了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个农村的工农武装根据地的时候，态度和罗明纳兹、瞿秋白中央截然相反，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给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史诗般的英雄行动”。但是，共产国际认可农村可以存在革命根据地同时，却不同意把中国革命的中心放在农村，依旧坚持城市中心论。
在1928年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振瀛联合署名发出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确定：“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这里对工农泛泛而谈，还没有把中心放在农村。中心任务不是简简单单的争取和吸收群众，而是应该以农村为重心发展革命根据地势力！显然共产国际根本还没意识到农村发展根据地的斗争才是中心这一点！
这个决议案还强调：“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这里讲的“无产阶级中心”就是工人阶级的人口相对多一些的城市。可见这里还把农村斗争的主要任务放在配合中心城市、联结中心城市而已。这是明显的城市中心论！
但是——当时条件下根本没有“联结”城市的机会——城市敌人太强大！当时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先以农村为中心发展革命根据地政权力量。可见，共产国际说的这一“主要任务”是脱离实际的。你想建立城乡联系，阶级敌人不让你建立，你就应该先发展自己在农村的力量、先以在农村为中心的土地革命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还以“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作为“主要任务”。这部分说完之后，共产国际就说：“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这里的“相关联”，无疑和之前的“相联结”一样，意思是打通和城市的联系。
共产国际在给主席重点做农村工作、重点开展游击战争扣帽子！不是我们“溺爱”游击战争，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实力“联系大城市”，所以我们当时的工作重点必须是农村游击战争。他们再怎么强调农业区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也仅仅是强调农业区内部，也无法掩盖他们在全国性的任务还是城市中心论的性质。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发动农民的目标为的就是配合中心城市，而不是继续在实力根本不允许打大城市的情况下先打敌人力量弱的广大农村。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但是斯大林竟然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案事·并非科学的，无事实可加的，但在当时确是正确的。”并非科学又正确？这真的自相矛盾。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案不仅并非科学，而且很不正确。按着他的这些不考虑自身实力状况还盲目的要“打通和大城市联系”的错误思想走，就给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代价。
六大的《政治决议案》，按着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做了，把城市还放在了“领导”地位，把城市而不是农村作为决定胜负的力量，仅仅把农村放在配合的地位。《决议案》强调：“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党的领导机关不应该放在城市，而应该放到农村。城市不应该是领导地位，而应该是被领导地位。决定胜负的力量也不是城市的领导，而是党在农村的力量。
城市人口占少数，农村人口占多数；决定胜负的力量不是少数人口，而是多数人口——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和当时中国社会主要人口——农民走在一处，实力极端薄弱的工人阶级（远远比俄国工人比例少得多）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极少数阶级敌人。作为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之中起了主力作用，而来到农村的无产阶级把主力发动了起来，农村也就逐渐会成为压倒城市的决定力量。虽然工人在城市，但是城市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想革命的工人阶级只能跑到农村，以农村为革命的中心。
斯大林照搬俄国例子说：“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主要人口是农民，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村面积也远远比城市广阔的多，占领了农村才可以发展主要人口作为革命的力量、扩大革命的根据地，才可以对城市形成压倒性优势、才可以决定胜负！这里认为占领城市才能决定胜负，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城市发展不起来自己的革命力量，只能在农村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农村决定胜负，以多数的农村人口压倒少数的城市统治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村革命力量大发展，对城市形成压倒性优势，就可以摇动整个政权——解放战争就是农村实力逐渐压倒了城市的典型！
对于农村革命武装力量，按着共产国际的意思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强调：“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白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六大《军事决议案》也说：“农民是受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可见他们仅仅是把农民运动、农民看成主要动力之一，而实际上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主要动力，不能有“之一”！这里也是他们并不把农村放在中心位置的重要铁证。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之一！显然，仅仅认为农民力量是“之一”，还是停留在城市中心论。
在六大的《军事决议案》，也体现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错误观点。《政治决议案》强调：“因此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很多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最严重任务是发展农村的革命力量，在农民之中发展革命力量，而不是在军阀里面发展。军阀在城市，把最严重任务放到在军阀里面夺取军队，显然就是把中心放在了城市。
而且，共产国际对广州暴动认识极其不深刻，就是不承认广州暴动打大城市这样洗不白的军事盲动主义错误，他们说：“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说来说去，就说没有说到根本——根本在于广州暴动压根就不应该搞！大城市压根就不应该打！但是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就是不认这个错！不否定打大城市就是盲动主义，再多的检讨也是没有根本意义的。
六大决议案出来之后，斯大林本人也对广州暴动更是百般辩护。
斯大林说：“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仅凭不承认打大城市、搞广州暴动是根本的军事路线错误这一点，给斯大林送一个 “城市中心论坚持者”的名称，就丝毫不为过！没有一个否定城市中心论的人会认为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你斯大林怎么说什么也不承认广州暴动的方法完全错误呢？！这个辩护给了王明路线盲目攻打大城市精神依据。
同时，斯大林还认为：“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可见斯大林反对持久的在农村扩大根据地，认为在农村呆久了就“不进取”了。对农村过分强调困难，对打大城市的、盲动主义的广州暴动百般辩护，污蔑农村革命根据地力量“不能持久”、“不利于进取”，这不就是想吸引我们打大城市吗？！
给广州暴动的军事盲动主义根本错误辩解了之后，斯大林还说：“其（农民运动——引者注。）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工人阶级及党在能利用农民运动在党指导内为工人用，非是为相反的目的。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见，你斯大林这时候认为吸收农民作为军队最重要，甚至认为吸收农民参加军队比变革土地生产关系还重要——因为吸收完了几万军队之后的任务就是攻打大城市。可见他吸收农民、拉队伍，目的不是继续扩大农村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因为他认为拉完几万队伍打大城市“更有意义”。
可见，斯大林的公式是：
“在农村吸收几万红军、拉完队伍，比土地革命还重要——吸收完几万军队直接去打大城市，这个更重要、更有意义——比在农村继续搞土地改革和扩大农村根据地还有意义”。
而不是“吸收农村军队很重要、搞土地革命更重要——大规模扩大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农村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更有意义——敌我差距悬殊，大城市打不起，更有意义的是打农村扎根主要人口聚集地，扩大农村革命力量，形成对城市的压倒优势，比打大城市有意义——吸收几万军队之后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义’，而是更有危害！”。
这就是斯大林的错误公式和毛主席的正确公式的区别！
斯大林显然是空想主义。吸收了几万军队之后去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义，而是更有危险、更有灾难、更会被阶级敌人消灭！只有吸收了几百万军队之后，才真的会有打大城市的把握。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已经吸收了几万军队，但是去打大城市、打赣州了之后，结果是损失惨重！吸收了几万还远远不足以打下大城市，想打下大城市，至少要吸收几百万军队。解放战争的时候，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我们吸收了至少五百万的军队，才最终得以打下大城市。几万军队还远远不足以打下大城市。
所以，精苏分子们、俄粉们，别给斯大林洗白了，城市中心论离不开他的错误指导，赣州战役的巨大损失也离不开他的错误指导！
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次提出中国革命的最高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主席和企图把农村军队吸引完几万就想先打大城市的斯大林不同，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次把农村放在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决定地位。
毛主席在批评林彪等等右倾悲观主义者的时候讲：“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这也正是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就说：“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显然斯大林和林彪一样对形势判断错了！
毛主席强调：“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流动游击，争取全国群众，然后加上红军力量，再进行全国性的对大城市的总暴动——这不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强调的吗？！
决议案讲：“这一切形势，可以确定主要的党的策略路线，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还讲：“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把主要任务不说成在农村建立政权、逐渐扩大农村割据政权，而说成扩大影响、联合成红军，这和林彪等人流动游击、扩大影响、拉队伍的观点是几乎一致的。
斯大林认为农民运动“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他不把在农村逐渐建立和扩大政权作为中心任务、最高任务，而把拉队伍作为主要任务，这和林彪在农村流动游击拉队伍、再进行大规模对一个和几个城市的武装起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斯大林还否认长期先在农村逐渐持久的建立大规模革命政权的正确性，认为“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给林彪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对农村建立长期革命政权没有信心提供了“理论佐证”。如毛主席所说，斯大林和林彪一样，“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斯大林嘴上说知道是半殖民地，但是实际上对半殖民地怎么进行革命还是没有搞懂。如果真的搞懂了，如主席所说，“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农村红色政权也会长期存在和发展，这就和斯大林所讲的“但不能持久”这一谬论划清了界限。
之后，毛主席明确指出：“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里，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农村的红色区域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比大城市重要得多！这和斯大林所吹嘘的“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根本上划清了界限。不把在农村逐渐建立政权、扩大政权看作最主要任务，而希望吸收了几万农民军队就攻打大城市，只能是去送死。
农村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具有决定的意义。所以，高潮到来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扩大农村政权力量。所以，革命高潮到来，不等于掌握了主要城市，而在于在农村逐渐发展的政权力量规模超越了城市。所以，毛主席说：“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所以，斯大林说的“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是完全错误的。农村是主要人口的聚集地、是面积大于城市的地方，这才革命的中心——集中到农村发展政权力量才是意义更重大的。什么时候可以说高涨？农村根据地发展的规模大了、力量大了才可以说是高涨。城市抓不住，把农村规模发展大、把农村力量发展大、发展的比城市力量还强，这就可以说高涨了！
毛主席不信斯大林关于没掌握城市就不是高潮到来那一套。高潮到来，革命力量上升，旧势力统治受到威胁，不等于大城市占领与否。所以主席讲：“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这样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划时代的光辉著作，永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
五、共产国际长期远远落后于毛主席的步伐，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也给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绝地重生，最终结束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
虽然后来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相对纠正了之前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但是还保持着一系列错误思想——这些都是王明路线的理论基础。来信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以往有关中国问题的一切决议和指示都仍然有效”。这些决议的相关思想，当然包括三个阶段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论、吸收军队主要先打大城市论。赣州战败、福建事变没有很好的利用、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惨重……都是王明路线带来的恶果。
斯大林认为：“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和王明路线在福建事变之后的错误密切相关。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做出了一个决议案（经过共产国际直接领导通过的），这个决议案还是坚持了斯大林的这个错误观点。《决议案》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的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斯大林的三个阶段论，长期是王明路线的尚方宝剑。包括斯大林关于“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也是当时中央决定打赣州、反对毛主席正确意见的“尚方宝剑”。
毛主席和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
所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无疑就是毛主席的原创性贡献！今天竟然连想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翻案的人都有，甚至不惜通过诋毁毛主席而给共产国际翻案！不能容忍他们放毒！真相、事实一定要澄清！我们要奋起千钧棒，打击极端精苏分子，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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