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民兵，1940年，徐肖冰 摄
山东沾化，著名的“冬枣之乡”，西依渤海，位于鲁北平原的徒骇河下游地区。
抗战初期，沾化的情况跟山东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国民党的县政府和县党部望风而逃，各路杂牌部队以抗日为名，一哄而起，官匪勾结，竞相扩充地盘，勒索百姓，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共产党在沾化诞生并扎根，组织群众，拉起武装，沾化人民终于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1942年1月，沾化县抗日民主政府（最初称“行政委员会”）成立。
抗日战争时期，沾化革命政权建立情况示意图
核心活动区域在黄河故道入海口附近的义和庄、太平镇（今属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一带，这里北临渤海，芦苇遍地，河汊纵横，地形极为复杂，便于游击活动。但地瘠民贫，风沙大，盐碱严重，喝水都成问题。鬼子“扫荡”至此，都得拉着水来，他们的人与马都喝不惯当地的苦水。何思源的国民党鲁北行署（山东省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专员）和他带着的海军陆战队，也受不了这份“罪”，所以都不来“找麻烦”。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共产党，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体现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这里需要党员来做工作，陈震他们就来到了这里。
这里的农民基本都是垦殖移民，多数是自发到此的逃荒灾民，也有少数是韩复榘安插的退伍军人，叫“功劳兵”。按理说，脱离了原有的封建宗族关系，封建思想、旧礼教的影响应该小些，但实际上，这里的阶级姐妹，也和当时全国各地的妇女同胞一样，受歧视、受虐待、受压迫。
韩复榘，地方军阀，国民党山东省主席
通过走访调查，妇女干部发现了症结所在，认为工作重心，除正面进行男女平等、反对虐待妇女的教育外，还要通过典型事例的处理，对群众进行实地教育，当面砸开思想枷锁。
1943年深秋的一天，义和庄“姊妹团”长张凤田，跑到县妇救会的临时驻地。
所谓“姊妹团”，又叫“姐妹团”，是山东妇女工作的一个创举，全称为“姊妹救国团”，受同级妇救会领导，成员为“十四岁以下，八岁以上的姊妹”，宗旨是“组织领导各界姊妹帮助政府军队抗战，并保护姊妹切身利益，加强姊妹之教育与学习。”
那年，张凤田只有十四岁（虚岁），是妇救会的积极分子。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作为培养苗子，县妇救会正准备提拔她到区上，当脱产妇女专干。
雷烨（《晋察冀画报》战地记者，烈士）与田华（12岁，抗敌剧社小演员），1942年，沙飞 摄
小姑娘告诉沾化县妇救会主任陈震：
“找了你们好几天，可算等来了。西南村（义和庄所属的四个自然村之一）那个一只眼的婆婆，把她的儿媳妇打死了，又用绳子吊起来，说是自己上吊死的。她娘家娘和她弟弟不让埋，要我向你们反映，要你们验尸，为死者申冤。我调查了邻居们，那个婆婆很恶，经常打骂媳妇，这回八成是她打死的！”
听完张凤田的汇报，陈震赶紧把孙冰清、王岩同志找来，县妇救会就这么三位同志，就在房东周大娘家开个紧急工作会，并请周大娘和张凤田都来旁听。大家一致同意，支持娘家意见，要验尸，为死者伸冤，借此教育群众。
反“扫荡”中，妇女自卫队员在敌人必经之路埋设地雷
在旁的周大娘非常感慨，她激动地说：
“闺女啊！你们真好，光为咱妇女争气。过去死了媳妇，不如死只鸡。那些打死的、吊死的，还不是死了活该，埋了就是，谁管？”
说完这些，周大娘有些欲言又止，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你们可仔细想想啊，验尸验准了好说，万一验不准，伸不了冤，屈死鬼可跟在你们身边不走啊……”
今天的我们，可能听这话就想笑，但毕竟那个时代，多数农民缺乏文化，基本没有科学素养，这不怪他们，怪只怪万恶的旧社会，不给穷人，更不给贫穷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周大娘是好心，当然也怕验尸后，儿媳妇的冤不得伸张，“屈死鬼”被引到她家来作祟可咋办？我们不能嘲笑他们，嘲笑他们就是脱离群众，应该讲道理，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程度，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河北涞源妇女为前方战士做军鞋，1938年 沙飞 摄
陈震同志告诉周大娘：
“大娘啊，我们不信神，也不怕鬼，你们放心吧！明天验尸后，我们就在义和庄，暂不回来。”
这样，周大娘才彻底放心。
不过，孙冰清同志却有些不放心，她提出来，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轻下断言，正反两方面都要考虑到，如果验出伤来就好办了，万一验不出伤来怎么办？
此前，冰清同志当过八区的区委书记，基层工作经验丰富，遇事冷静谨慎，对问题深思熟虑。
项辉芳，晋察冀三分区民运组织部妇女部长
王岩同志也提出，我们的工作先要取得政府的支持，得和石县长商量，石县长是老革命，文化高、有能力，在沾化威望极高，群众非常认可，听取他的意见，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石县长叫石清玉，时任沾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是沾化县第一次临时人民代表会议选出来的首任人民县长，也是本地入党最早的党员，沾化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沾化县工委的首任县委书记。
说请示就请示，那时那党那人那作风，讲究个问题不过夜，一竿子插到底，所以三位妇女干部当即就去找石县长。
给马县长（阜平）献花，1940年，刘博芳 摄
听完事情原委，石县长又请同志们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把自己的看法，还有顾虑，统统讲出来，最后他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还说：
“明天验尸，我也到场，为你们撑腰、壮胆、助威。如证据确凿，当即把恶婆婆逮捕带走，如属上吊自杀，也要处罚恶婆婆。”
听完石清玉同志的讲话，陈震她们的信心更足了。有人民政府为我们撑腰做主，一定要把婆婆好好整治一番，以儆效尤。教育千千万万的婆婆，也告诫那些虐待妇女者，再不许胡作非为。更要使大家知道，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妇女要和男人一样担负起抗击日寇、解放祖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才有希望，妇女才有未来。
（晋察冀）边区妇救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1941年，沙飞 摄
可是没有司法经验，没有法院，更没有法医，几位女同志年纪都不大，搁现在就是大学生的年纪。虽然陈震是女兵出身，上过战场，见过的死人很多，但屈死的，被打死的，被打死后又吊起来的，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验尸又没经验，找本书看都不知道去哪找，该怎么验才好？
想来想去，干脆去请教副县长兼民政科长张涛同志吧？
在这群年轻姑娘看来，此时已经四十多岁，身穿长衫，嘴上留着两撇八字胡，平日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张涛同志，就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刘伯温”。同志们都认为他很有文人风度，都知道他知识广博，文墨很好，工作经验充足，遇事很爱动脑筋。
不过大家并不知道，张涛同志是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初就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社会交往广泛，社会阅历丰富。很可能是看过南宋宋慈的《洗冤录》，或者跟刑名师爷、仵作一类人物，交过朋友。
攻克定襄县，押解俘虏（神似郭达斯坦森的伪县长王云浩）归来，1943年，蔡尚雄 摄
听说姑娘们来问如何验尸，张涛同志慢条斯理地说：
“光伤皮肉打不死人，打到要害部位才能死人。你们验尸时，一看脑袋，二看胸部，三看脊椎骨。凡吊死者，脖子上一定会留下血印，打死后又吊起来的，就绝对没有。”
此外，他还特意嘱咐姑娘们要小心“尸毒”，做好防疫。现场勘验前，要准备几斤老白干，还有几条毛巾带去。先观察尸体是否“发了”，也就是内脏腐败引起遗体膨胀的“巨人观”，如果是就先喷点白酒，压压味道，提前打湿毛巾，蒙住口鼻，别被臭气薰着。
说话间，张涛同志又在办公桌上摊开纸笔，索性写写画画起来。一份“尸格（验尸单据）”，哪里需要重点验看，怎么记录；一份所需物品及购买清单，哪里可以买到、借到；各种注意事项和操作流程，先观察案发地点的基本情况，后则移尸，解衣，量尸，由上而下，由正而反。如果尸体“发了”，衣服脱不下来，怎么用剪刀剪开……
（晋察冀）阜平县政府全体干部职工合影，1945年（春节），顾棣 摄
经过这番不厌其烦，事无巨细的传帮带，陈震她们算是心里有底了，下决心这次验尸非验准不可。
为了更慎重起见，陈震她们又来到死者娘家，做了详细的调查问询。老大娘见到我们的妇女干部后，仿佛看到了“青天大老爷”，坐在炕头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闺女在夫家所受的种种虐待，坚决认为人就是夫家给害死的，请政府做主！
死者的弟弟站在母亲身旁，声泪俱下地向陈震她们诉说情况：
“姐姐婆家共三口人，婆婆、女婿和她。女婿老实不管事，姐姐心地善良，手脚勤快，他家的活路全靠姐姐去干。日子虽穷，但还过得去，就是婆婆太厉害。十天前，姐姐回来走娘家，她一进门就哭，临走时也哭，说是婆婆要她纺棉花织布卖钱。今天说线纺慢了打一顿，明天说线纺粗了打一顿，姐姐的死肯定是婆婆打死的。”
平西儿童团长在群众集会上，1939年，（英）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摄
弟弟的介绍与妇女干部此前所做的调研结果基本相符，大家心里更有底了，就等明天验尸结果出来，让冤屈能大白天下，还被压迫妇女以公道。
这天晚上，陈震她们躺在周大娘的炕头上，兴奋地睡不着觉。这群姑娘都才二十出头，虽说都是共产党员，妥妥的无神论者，但成长环境使然，心底对鬼神还是有点发怵的。特别是“吊死鬼”的恐怖形象，小时候戏台上看过一遍遍，没有谁不会有心理阴影的，死者是阶级姐妹不假，可毕竟是上吊后的验尸，想想还是……
特别是夹在中间，年龄最小的孙冰清同志，此时沉默不语。陈震和王岩都知道她有些怕，王岩就故意逗她说：
“小孙，当年你可是跟男同志一起，二半夜翻墙头，捉汉奸，坟地躲“扫荡”，处决叛徒不眨眼的，明天验尸时，你在前面领着啊！”
（晋察冀一分区）妇救会干部，1942年，（英）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摄
意思是说，验尸的时候，为死者解开衣扣，搬动死尸，翻来翻去的工作，全凭你了。
孙冰清着急了，一下坐起来，左看右瞧，说：“陈震到前面吧，你也到前面，咱们一起来！”
陈震和王岩笑成一片，王岩继续逗趣，说：“好了，我们都朝前，你放心，就把你一个人在后面，我小时候看过戏，你们看过吗？戏文上，什么‘冤魂’、‘屈死鬼’，都是跟在最后边的人跑。”
孙冰清更怕了，小声嘟囔：“快睡觉吧，你胡说什么，明天还有工作，要早起呢！”
陈震憋不住了，连忙插话：“好了好了，别欺负人家小姑娘了，明天我在前面领着，你俩在后边。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枪林弹雨，啥没经过，有啥好怕的？”
鬼子照片中，在山西正太线奥平山附近，被日军俘虏的“共产军的间谍姊妹”
孙冰倩蒙头去睡了，王岩钻到被窝里嗤嗤地笑，陈震同志多少年后，还记得当晚自己的真实感触：
“实际上，当时我嘴上说不怕，心里也一直在嘀咕，真到实处，还是有点怕。想起小时候，听人家讲故事，常说‘吊死鬼’舌头耷拉着老长，‘屈死鬼’”眼睛鼓得老高，这女尸会不会也是如此吓人？听说死了十多天了，尸体已‘发了’，臭不臭？薰人不薰人？验尸后证明是婆婆打死的，又该怎样处罚婆婆？怎么向群众宣传？哪种效果更好？如果是她自己吊死的，又怎样处理？怎么安抚群众？”
……
越想越复杂，虽然不怕什么“吊死鬼”了，但一系列的问题涌上心头，让陈震彻夜难眠。干脆不睡了，就在脑子里做足预案，把明天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在脑子里先过一遍，然后考虑出初步解决方案。这样真遇到什么困难，也不会慌里慌张，乱了方寸。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1942年，沙飞 摄
说也奇怪，第二天一早，陈震竟然丝毫不困，反而把孙冰倩和王岩都叫起来，照常给周大娘家洒扫庭院，挑满水缸，像奔赴战场一样，三位女同志精神抖擞，赶到了死者婆家。
死者的弟弟早已在大门口等候，接着石县长、张科长也来了，还带了十几个警卫战士，大门口、院子里都布满了岗哨。
死者婆家的小院和仅有的一间北屋，就充作临时法庭，里里外外警备森严，男女干部各就各位，面容严肃。来看热闹的群众，还吐槽说石县长今天怎么了？平日里见到群众，不笑不说话，怎么今天一直绷着脸？
民国“女德”通俗读物《女二十四孝》之“劝母止虐”，刘仲文 绘
围观群众来得不少，把小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看人来不少了，石县长吩咐警卫战士把死者的婆婆和她的丈夫，押到北屋东头，等待审判。三位妇女干部和张科长，还有死者的弟弟、本村村长，到北屋的西头去验尸。
死者是位十九岁的少妇，尸体端端正正躺在炕上，上身穿着蓝色夹衣，下身穿着紫色薄棉裤，看来临死前是在炕上纺棉线的样子。
陈震咬咬牙，和死者的弟弟先跳上炕去，将死者的上衣扣子解开，裤腰带解开。从死者的脸部、脖子、肩头、胸部到小腹，大家按顺序仔细察看了一遍。只见额部有抽打的血印，脖子下边也有一道深沟。
突然，张科长指着死者脖子，说：“看！有深沟，无血印！”
1941年上海信谊药厂编印《女子二十四孝彩图》之“劝母止虐”
因为此前已经上过课，所以女同志们也看出门道，明白了死者不是上吊自杀的，而是死后又被吊起来的。
接着搬动死尸翻身，陈震只感觉两手碰到死尸又凉又硬，仿佛一块沉甸甸、凉冰冰的青石板。心情一紧张，怎么也用不上劲，搬了几下都没搬动。村长赶忙跳上炕来帮忙，才把死尸翻过来。
撩起死者的后身衣服来一看，大家一惊，脊背满是一条一条的血印。褪下裤子，再看臀部，打得更厉害，一片紫黑，有的地方已开始流水。
又是有经验的张科长，告诉大家别看臀背了，死者太阳穴上的血印才是关键。只见太阳穴正中有个核桃大的血印，证明死者是被打死的。
劝母止虐，清末民初，吴友如 绘
验尸工作结束，至此真相大白，死者弟弟放声嚎啕，女干部们也止不住眼泪滚滚，围观群众中的妇女们纷纷抽泣。
为平民愤，石县长拍案而起，命令将恶婆婆绑起来，押送县政府！
死者娘家收敛遗体后，人群逐渐散去，陈震她们三位女同志却丝毫没有结案的成就感。相反，却一整天脸色阴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闭眼，满帽子都是死者脖子下的深沟，太阳穴上的血印，一脊背的累累伤痕，臀部的流水，耳边还有无助的哭喊，绝望的哀求……
仿佛看到恶婆婆痛打儿媳，边打边骂，儿媳吃痛翻滚，蜷缩一团，懦弱的儿子垂头丧气，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围困韩庄据点，老乡给部队抬担架运伤员， 叶昌林 摄
随后的审讯中，恶婆婆一再解释，自己并非有意把媳妇打死。开始，只是用绳子抽打，后来急火攻心，顺手拿起炕上弹花的锤子往头上一打，一下子打死了。死后又害怕，毕竟人命关天，便把尸体用绳子吊起来，佯装是她自己上吊自杀的，借此减轻罪过。
交代完了，恶婆婆叹了口气，说：
“我也是从小当童养媳，过门那天起，就受婆婆虐待，直到婆婆死了才‘解放’。瞎了的那只眼睛，就是被婆婆用笤帚疙瘩给打瞎的，悔不该当了婆婆，再虐待媳妇，才酿成大祸！”
在这起案件中，不难看出旧式家庭关系和童养媳制度是造成悲剧的症结所在。
旌旗漫卷西风，威武强大的晋察冀妇女抗日自卫队，1939年，叶曼之 摄
旧式家庭关系中，封建礼教赋予婆婆在行为上和精神上，控制儿媳妇的绝对权力，媳妇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儿子也被禁锢在“孝道”之下，不能也不敢对媳妇有丝毫的同情，媳妇必须对婆婆唯命是听。上下尊卑有序，稍越雷池便是忤逆不孝，家国宗族，法律舆论，皆不能容。
这就是鲁迅先生形容的，坟一样“吃人”的黑暗“铁房子”。
另一个杀人犯则是童养媳制度，这是中国封建宗法制与贫穷的经济联姻，孕育出的一种畸形丑陋的婚姻习俗。由于家境贫困，年纪幼小的女孩，被家长以童养媳的身份卖到别家，换取改善生活所需的财物。这种事实上的买卖婚姻，决定了童养媳在婆家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说是“媳”，实为奴，公婆拥有她们的人身权，可以随意典卖虐待。
毛主席和李贞少将（童养媳出身的女红军）握手
郑板桥有首诗《姑恶》，“恶姑”就是恶婆婆，诗中有句曰：
“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挞俱。五日无完衣，十日无完肤。”
这不就是死去的这位童养媳，在生前所遭受痛楚的完美侧写吗？
当时我党的女干部中，特别是来自南方，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追随革命不动摇的红军女干部中，就有大量的前童养媳。共产党来了，朱毛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大众要解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如同熊熊烈火，在被压迫者心中点燃。她们把追求自身的解放，同争取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毅然打破封建枷锁，成为革命战士，扛枪为人民，奴隶得翻身。
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大”，提出《妇女运动决议案》。
批评了——
“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
指出了——
“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传以解放妇女，这完全是空想、幻想，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妇女的思想上很有影响……是站在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反阶级斗争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阻碍革命的力量，不得不加以防止，在群众中经常的暴露其真情，严厉的批评她们，反对她们。”
陈舜玉当选女县长（唐县，24岁），1940年，叶曼之摄
明确了——
“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劳动妇女的群众，同时也应当用各种方式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的斗争。”
即便今天看来，这份文件中的内容，仍然极具现实意义，发人深思。
陈震这批“三八式”干部，不同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女干部，但她们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妇女解放必须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为前提，并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相结合。做国家的主人，担负国家的责任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妇女和男子一样要担负起抗击日寇的责任。妇女要解放，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没有民族解放，决不能有妇女的解放，只有民族解放，才决定着妇女解放。
1949年，华南（估计是江浙），苏联摄影师弗拉迪斯拉夫·米克沙镜头下的女游击队员与人民解放军会师的摄影截图
所以，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妇女干部，有其特殊的时代色彩。她们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妇女不仅是亟待解放的“被组织者”，也能成为革命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成为广大农村妇女生产斗争的“领导者”，动员和带领广大劳动女性最大限度地支援和参与革命以推进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抗战才有胜利的希望，解放才能落到真正的实处。
山东解放区流行的《妇女解放小调》里，就有这么两段歌词：
“共产党，领导咱，组织起来一起干，打倒了那旧封建，哎哎哟，生产把身翻。反虐待，反摧残，婚姻自主咱有权，从今不再受那罪，哎哎哟，妇女解放万万年！”
（晋察冀）完县妇救会年度总结封面（1939年2月1日）
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石县长代表沾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向恶婆婆宣判：
“你打死儿媳妇，杀人应偿命。现在大敌当前，对你宽大处理，放你回家生产劳动，支援前线，不准当汉奸，如果发现你与汉奸私通，打死勿论。”
实际上，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婆婆，是不可能当汉奸的，只不过借此向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她不再作恶罢了。事后，陈震她们三位女同志，又深入沾化县已经解放的村子里，向群众大力进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虐待妇女的教育，深得群众拥护。
手握驳壳枪的女游击队员
不过，群众对于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却越传越走样了，甚至传说石县长当场把恶婆婆枪毙了。这实际上是代表了群众的愿望，恶有恶报，一报还一报。
虽然没有能枪毙恶婆婆，但各村的青年妇救会员们仍旧拍手称快，毕竟民主政府为她们撑腰，共产党鼓励婚姻自由、妇女解放，鼓励她们读书受教育，参与生产斗争，而且不仅支持妇女参与到劳动当中，还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支持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福利保障，妇女在经济上逐渐站起来了，更多的青年女性追寻着陈震这样女共产党员的脚步，投身到革命大潮中，成为新中国的奋斗者、建设者和保卫者。
黎明钟声，1942年，江波 摄（大生产运动中，“子弟兵母亲”河北平山县下盘村村长戎冠秀敲响晨钟催促村民下地生产）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不久，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南下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准备把干部分配下去开展工作的时候，几位被分配到乡镇，准备参与建政、剿匪的沾化县籍女同志，听说陈震同志也来了，临时向三支队副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石清玉同志请假，非要去看看这位传说中的女英雄。
见到陈震同志，大家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说：
“当年的验尸事件，在地方震动很大，传说很广。那时我们都是小闺女，对你们可佩服啊！
开始，你们组织妇救会，我们老人不让闺女们出来参加活动。验尸事件后，妇女救国会的威信大大提高，老人们也不敢阻拦我们了。我们才得和男孩子一样进识字班、读书，后来就脱产支援前线，参加济南、淮海、渡江三大战役，接着又进军西南，到了四川。”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卫生部同志留影，1950年，重庆
这些年轻的女同志，还向陈震同志表示，在她们的坚决要求下，她们都被分到了基层一线，听说那里的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想想当年的你们，能比你们当年面对的情况更复杂更危险吗？你们当年能做好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能做好，四川的妇女同志一样可以被组织起来，投身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投身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洪流中去……
看到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听到一段段豪言壮语的表态，陈震同志也禁不住心潮澎湃，后来她回忆说：
“我真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四十多年过去了，深深感到凡是为人民做一点点有益的小事，它将留下影子，播下种子，它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中国妇女》创刊号题词，193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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