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困难，迄今为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最大的。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讲：“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中国在1949年之前是世界殖民体系中被殖民国家之中人口最多（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面积最广阔的大国，是世界殖民体系的中心环节。
近代中国经历了长达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势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浓厚，现代化程度甚至远远低于同一时期的印度。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程度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那时，印度人均钢产量为4千克，而近代中国才2点多；印度人均发电量10.9千瓦时，而近代中国不到3千瓦时。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阶级敌人——国民党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不仅有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数量的常备军，而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资金援助和军事技术援助，敌我差距的悬殊程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
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领导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和敌人差距最悬殊的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
正是因为近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80%以上是农民小生产者，中国共产党遇到的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
看到上述铁的事实，深感毛主席和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不易，深感中国革命困难阻力之大前所未有。也可以感觉到列宁“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句话太正确了！
而且，斯大林在会见瞿秋白等人的谈话中也提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
正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阻力、更大的困难，中国革命这样长期而艰辛的开国创业的辉煌艰辛历程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
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有更艰辛困难的创建共产主义伟业的历程，有空前全面、艰辛、长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的政党建设历程、政权建设历程、军队建设历程、民众组织建设历程，有着二十多年艰苦的浴血奋战的历程，这是更伟大、面对困难更多的历程。这是一个国际共运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历程。
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开国创业面临的巨大困难，是迅速趁敌人力量薄弱、内外交困而夺取革命胜利之后迅速甚至有些仓促的接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官僚体系、军队体系的列宁、斯大林所没有经历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这样艰辛的、大规模的发展组织打江山的历程。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个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骨干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国家机构，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要纯洁得多。”
中国大革命的特殊性和创造性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由于中国情况的复杂和斗争的困难程度前所未有，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做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没有过的科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前人没有进行过的科学实践。
毛主席根据被殖民地区的特殊国情，第一次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之后，他做了实事求是、细致入微的精彩分析，列举了有利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各个帝国主义的间接殖民、帝国主义扶植的白区军阀之间的混战、第一次国民革命的影响、全国全局革命根据地的相互配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领导、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农村良好的群众基础。
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指出——以农村革命战争为中心推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毛主席关于坚持在大城市敌人力量极其强大的情况下扎根农村、在农村逐渐发展壮大、以乡村包围城市这一原创性的科学理论对于被殖民的、以农民小生产者为主要人口的很多地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革命也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指导和借鉴意义的。
毛主席根据中国这样比俄国更复杂的特殊情况，面对远远比俄国更少的无产阶级基础、远远比俄国数量更大的小生产者汪洋大海、远远比俄国悬殊的敌我差距，创造性的首次解决了在小生产者汪洋大海规模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封建势力空前浓厚、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极端强大的国家缔造无产阶级先锋队、缔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缔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经济力量这四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困难而又艰巨的问题。
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华夏大地才真正意义上出现了经济命脉独立自主、军事力量独立自主、指导思想独立自主、革命道路独立自主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
所以，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实际意义上的缔造者，丝毫不夸张。
毛主席根据中国农民小生产者汪洋大海规模前所未有、封建势力和殖民势力极端浓厚的实际情况，以“思想上入党”为党的建设的重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首次空前大规模的对农民小生产者以思想改造的方式发展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首次把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紧密结合，“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创造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克服三风、树立三风”的整风模式，首次以历史决议的形式科学的服务于党的建设，终于使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指导思想上、革命路线上完全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诞生，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
毛主席面对中国农民小生产者为主要人口、封建势力和殖民势力极端浓厚的现实，从三湾改编以来，就创造了稳定的军队的党政控制制度（而不是苏联那样摇摆不定、时而设立时而取消），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大大强化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军队的绝对控制。
正如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所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支部建在连上”，毛主席成功的强化了党对军队组织上的绝对控制、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方便了军队服从党的政治训练教育、对党的军事方针的绝对贯彻，而且加强了党和军队基层战士的联系，方便了党指挥军队开展群众政治工作和经济生产工作。
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军队建设历史上，首次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次创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次创造了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三大任务”、首次创造了包括瓦解敌军在内的三大原则、首次创造了拥政爱民和两忆三查的整军方法，空前发展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建设的理论。中国人民军队真正意义上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当之无愧。
毛主席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反对包办代替的土地改革方法，更扎实的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内战争的时间比他们长得多，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又取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我们的中国革命处理农民问题和其他国家处理农民问题是不同的，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引导农民群众自主开展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不是其他国家土地改革那样搞“恩赐论”。以此为基础，我们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首次的解决了在这一空前困难的特殊环境建立政权、逐渐通过武装斗争和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经济力量从而发展壮大、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空前困难的国情，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一系列前人没有提出的原创性理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讲解
综上所述，如列宁所说，东方革命会比俄国革命情况更复杂、更具有特殊性。中国革命无疑是比俄国革命更困难、更复杂、更艰辛、更有特殊性的伟大革命。没有中国人民大规模的无私支援，以朝鲜狭小的地域和人口力量也不可能把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赶到三八线，越南和老挝也不可能实现革命的胜利。
师哲回忆录记载，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他还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希望中国今后多相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毛主席无疑也是这个正确预言的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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