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话说1955年12月21日夜，毛泽东来到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刘庄，准备主持召开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这一天，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今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1月10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75%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80%至85%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1960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1959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1956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1957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25%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3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30万个，或者40万个，或者50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10万个社，我国是否以30几万个社或者40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1956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1957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份，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1956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3年，最好7年，可以到12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12年内，大部分地区90%的肥料，一部分地区100%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12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那些是7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那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那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后来在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笔者注）。
十四、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
十五、在7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7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1月3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1月4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1月10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12月27日，毛泽东在刘庄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写了一篇序言，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放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一文中，即“序言二”，全文如下：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3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来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9月和12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1亿1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7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5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的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的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7年至8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的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约有27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后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在1956年1月出版时，毛泽东准备为这本书改一个新书名，他起先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又向田家英征求意见说：
“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
田家英说，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不如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好。毛泽东欣然接纳了田家英的意见，遂将该书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还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且说12月30日下午，刚刚访日归来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上海来到了杭州。他们正要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赴宴的通知，便从宾馆乘车出发了。42岁的物理学、金属学工葛庭燧问代表团副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呀？”
熊复说：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天色已近黄昏，车队来到丛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正站在圆圆的篱笆门前等候科学家们。他和每一位科学家亲切握手，大家跟着他进了篱笆门，走过一段园林路，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毛泽东招呼大家落座，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这次出国访问的担子可不轻啊！”
郭沫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日的情况。原来，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有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尹达、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复旦大学教务长苏步青、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水利部设计院总工程师汪胡祯、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茅以升等11位科学家及熊复等4名随员。因为没有直达航班，代表团只能选择从香港转机，12月1日到达东京。在日本期间，郭沫若率团紧密围绕“访问目的”，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友好接触，至25日结束，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郭沫若又汇报了代表团各个团员在日本各地活动的情况，说到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报告深受日本科技界的赞扬。毛泽东满面春风，高兴地说：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郭沫若把曾经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现任铁路研究院院长兼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茅以升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爽朗地说：
“啊！我们是本家嘛！”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钱塘江大桥兴建经过。毛泽东说：
“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已经走过8遍了，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又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希望你再立新功。”
郭沫若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
“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它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
毛泽东说：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正说着，服务员来请大家到大厅另一端就餐。毛泽东和十几位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葛庭燧就坐在他身边。他亲切地劝大家多吃菜，多饮酒。葛庭燧也端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吃完了饭，服务员端来了桔子。毛泽东让大家吃桔子，还亲手递给葛庭燧一个，让他吃。众人离开餐桌，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谈话。毛泽东拿出香烟招待大家。葛庭燧说：
“我不会吸烟。”：
“青年人不吸烟是好事。你是哪里人呀？”
葛庭燧回答说：
“我是山东蓬莱县人。”
“蓬莱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铁路建设情况。毛泽东说：
“中国的铁路太少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建设新铁路。在今后15年内，应完成8条铁路新线，其中包括成都至昆明、昆明至贵阳、贵阳至长沙等线，用来连通云南、四川、贵州、湖南4省，形成大西南的铁路交通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科学家们去上车。他边走边问茅以升：
“你是哪里人？”
茅以升回答说：
“镇江人。”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那儿招亲，实际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
12月31日，陈毅应召来到刘庄，参加即将召开的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是日晚，陈毅来到毛泽东住处，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社论中说：
“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里一定会有困难，但这是应当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情，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应当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解决这些困难来提高发展速度，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元旦这天，首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的进行了。
元旦节上午，陈毅在刘庄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
这天下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来到刘庄，陈毅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
是日晚上，陈毅到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
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即第2次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计25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修改《十七条》。
1月5日晚，陈毅和廖鲁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农业十七条》这个题目改定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9日，经过杭州会议再次修改的《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形成为40条的大文章了。这个草案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补助。”
这一天，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离开刘庄来到上海。
这天晚上7点半，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苏步青应邀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来见毛泽东。陈毅介绍以后，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
“欢迎数学教授，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说罢，他示意苏步青落座。在座的还有周谷城和著名医学教授黄家驷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赵丹和沈浮。毛泽东问坐在他旁边的周谷城：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
正说话间，上海警备区的欧阳政委领着上官云珠来了。上官云珠见坐在正中沙发上的那位面目慈祥而又似曾相识的老人，正与陈毅和几位社会名流谈笑风生，一下子便楞住了，差点叫出声来，毛主席！这不是毛主席么？
原来，上官云珠与丈夫何路正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新家里收拾东西，陈毅的轿车司机突然来找她，递给她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的名字。上官云珠拆开信封，展开一张竖格8行的毛边纸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上官云珠知道陈毅是上海市长，可她还从未和陈毅打过交道，也不认识陈毅的字迹，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何路接过信看了，劝她还是去看一看，说是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冒充陈毅的。上官云珠便换了衣服，上了车，来到了中苏友谊大厦，欧阳政委上前迎接。上官云珠问道：“欧阳政委，你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呀？”欧阳政委笑笑说：“总是好事么，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
毛泽东见上官云珠来了，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上官云珠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问候道：
“毛主席，您好！”
“你坐这儿。”毛泽东拉她坐到自己的旁边，风趣地笑着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上官云珠不禁又是一愣：
“说我？说我什么呢？”
“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毛泽东说：“我也看了影片，感觉和大家一样，你把那个女英雄演活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娇滴滴的阔太太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一下子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一定卖了很大力，吃了不少苦吧。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希望你今后不停留于现在，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连忙说：
“谢谢毛主席，我一定好好努力。”
“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很漂亮。”毛泽东说罢，又问上官云珠：“是你艺名还是真名呀？”
上官云珠回答说：
“我原姓韦，名均荦，字超群。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我刚刚涉足电影界时一位导演给起的。”
陈毅介绍说：
“她可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哟，在解放前，受过不少的磨难。我听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她走，她硬是拿定了主意，留下来了。前几年，演员们下工厂，下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吃苦受累，我们这位艺术家热情还蛮高哩。”
“这就好。”毛泽东说罢，转向上官云珠：“解放前，我们的许多名演员，演惯了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可工人农民呢，演不来，原因就是他们和工农接触少，不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他们。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现在就应该补上这一课。其实，过去在延安时，我们有些人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好东西。虽然那些东西还不见得那么完美，但却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让人看了以后能受感动，能思考一些问题。《白毛女》你看了没有？”
上官云珠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我已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东西总比那些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的好！”
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苏步青用心的数着毛泽东在这中间就抽了三四根香烟。黄家驷劝毛泽东少抽点香烟，毛泽东笑着问他：
“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该吃饭了，服务员端上来酒菜，众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大家纷纷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说：
“这是水嘛！”
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喝酒多会影响身体，就悄悄地在他的酒杯里加了大半的白开水，没想到被他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经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陪同下，要去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此时，荣毅仁正在公司里上班，陈丕显给他打电话，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便匆匆赶回，陈丕显已经在那里等他了。陈丕显说：
“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他们赶到厂里不久，毛泽东也到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
“我来了。”
原来在1955年10月间，荣毅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抽空到上海去看看。荣毅仁没想到毛泽东果然如约而至了。毛泽东在申新九厂一边视察，一边和荣毅仁亲切交谈。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上海80位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毛泽东为了使这些企业界的巨头们不受拘束，说话时语调缓慢，如叙家常。
“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面前的听众，并且解释说：“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最近我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有怀疑，所以，我来到了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已经嗅出变化的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
“这有何难！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再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很不赞同，他极其厌恶地摆摆手，说：
“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周恩来一直在听着二人的对话，毛泽东要他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上3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
“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毛泽东坚决地说。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他解释说：“这很容易嘛！把辣椒擦在猫的背上，让它感到火辣辣的，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1月11日，毛泽东从上海来到南京，要到农村去看一看，和农村干部、社员谈一谈。
上午8时许，他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江渭清、彭冲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南京玄武湖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边与前来迎接的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其金握手，一边问道：
“你是社长？叫什么名字？”
接着，他又指着一群正在干活的社员问道：
“那边的人在忙什么？”
孙其金回答说，社员们正在挖塘蓄水，准备浇菜地用。毛泽东就朝着挖塘的社员走去。女社员徐淑贞正好从塘底挑泥上来，毛泽东便问徐淑贞：
“你们挑塘泥作什么用？”
徐淑贞说：
“挑塘泥既能积肥，又能让塘里盛更多的水。”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很好！”
他又转问孙其金：
“你们男女社员是不是同工同酬呀，女劳力一年能得多少工分？”
孙其金回答说：
“是的，女社员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就拿一样多的工分。女工一年能得二百三四十个工分。男的能得330个左右。”
毛泽东又问：
“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钱？”
孙其金回答说：
“一块五角九分六。”
毛泽东扳着指头一算，对陪同的人员说：
“收入还不坏。”
他问身边其他的村里人：
“你们晓得合作社的性质是什么？”
合作社干部牛泰武回答说：
“是社会主义性质，按劳分配。”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
“嗬，你还是办社专家哩！”
接着，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村里的社员俱乐部。社员任庆和正在俱乐部里打扫卫生，看见毛泽东来了，怕扬起灰尘，就停了下来。毛泽东连忙说：
“不要紧，不要紧。”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俱乐部里放了很多课桌，陪同人员介绍说：
“这里是农民夜校，社员们晚上在这里学习文化。”
毛泽东见教室的墙上贴着一份名单，就问这名单是做什么用的？社员告诉他说：
“这是冬防值班名单。社里养了很多猪，怕夜里有狼来吃猪，所以要组织社员看夜。”
一位市委负责人插话说：
“1953年，有一只狼窜进南京城，吃了一个小孩。”
毛泽东严肃地说：
“野狼闹南京城，这还得了！你们要搞好预防，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
走出夜校，毛泽东来到了村办的养猪场。有4名女社员正在清扫猪圈。毛泽东主动走上前去与她们一一握手。他看见猪圈里的小猪依偎着卧在一起，便风趣地说：
“你们看，这猪仔好团结哟！”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此时已是半晌时分，毛泽东离开玄武湖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来到了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他问社长何昌椿：
“你年龄多大了？入党了没有呀？这里是什么时候土改的？土改以后农村的变化怎么样？”
何昌椿回答后，还告诉毛泽东说：
“这社是群众自发办起来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办社就是要群众自愿。群众愿意办，你们干部又肯带头办，就能办好！”
来到村头，毛泽东突然对江渭清说：
“渭清啊，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搞法？”
本传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作了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产快慢不同，搞长短接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又问：
“经济林是以什么品种为主呀？”
江渭清回答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开心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够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何昌椿引领着毛泽东在田埂上参观，毛泽东说：
“要把土地平整好，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
“那里有没有栽树啊？”
何昌椿说：
“新栽了一些桑树。”
毛泽东走上山坡，眺望着周围的几个山头，挥着手说：
“把四周的山都栽上树更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山变良田。”
此时，社员们得知毛泽东来到了十月村，便从四面八方跑来，围在毛泽东身边。一群下课的小学生，也挤到了毛泽东身旁，并异口同声地说：
“真是毛主席，真是毛主席！”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对小朋友们说：
“这可不能是假的啊！”
一位双脚沾满河泥的青年妇女也挤到了毛泽东跟前。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
“我叫余福珍！”
毛泽东指着身边的何昌椿说：
“你认识他吗？”
余福珍笑着说：
“认识，他是我们的社主任。”
毛泽东又问：
“他的工作怎么样？”
余福珍回答说：
“好，他带领我们办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社员都说好，那就好！”
毛泽东该走了，在上车前，他对社员和干部们说：
“你们要努力把合作社办好，过几年我再来看你们。”
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京无线电厂一车间。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毛泽东边观看精密镗床，边问陪同人员：
“这台机床是哪里制造的？”
厂总工程师李奉贤回答说：
“是外国的。”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我们国家能制造就好了。”
他看着正在操作划线的吴展兴，高兴地说：
“真行！能在钢板上划花。”
毛泽东看到青工李孝平躬着身子，要从地上把一块大约50斤重的工件往钳台上搬，他立即卷起袖子，快步来到小李身边蹲下，准备帮忙。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赶忙把他扶了起来，其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动手，帮小李把工件抬上了钳台。毛泽东拍拍小李的肩膀问道：
“你多大了？”
小李回答说：
“19岁！”
毛泽东关心地说：
“年纪还小，下次搬重的东西要两个人搬。”
上午11点刚过，毛泽东又来到四车间，听了车间主任陈奉桂的介绍后，便问道：
“你是我的老乡吗？”
陈奉桂激动地回答说：
“是！我是湖南人。”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手和陈奉桂握了握。
11时30分，毛泽东来到五车间，经过一条生产流水线时，他指着一个纸包问大家：
“这包的是什么？”
工人们回答说：
“这是加工好的零件。”
毛泽东又指着上面写了一个“毛”字的纸包风趣地问道：
“这是送给我的吗？”
厂里陪同的人介绍说：
“这零件是谁加工的，就在纸包上写上谁的姓。”
毛泽东又指着这包零件，笑着说：
“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呢，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11时40分，毛泽东来到广场上，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并对厂长说：
“时间不早了，向同志们问好！”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此时，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已率院、部、系领导和各教研室主任在门口迎接。在刘伯承的引导和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大家握手。当刘伯承介绍到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笑着说：
“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
郭奇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研究哲学的。1937年7月，郭奇从北平到了延安。当时他与很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想到前方去扛枪打仗，而作为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特意来到延安城里的西北旅社找郭奇等人谈话。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抗大教学是很重要的，你们教好一个学员队，就有几十个连长，几十个连长到前线能起多大作用？要是教好几十个营长、几十个团长呢？”
毛泽东谈完话后，郭奇和其他同志都写了在抗大教书的决心书。从此，郭奇就一直在院校从事政治教育。
在刘伯承介绍战史教研室主任方正时，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是方正，不但要方，还要圆，没有方圆不成规矩嘛！”
刘伯承和陈伯钧向毛泽东汇报了学院情况，毛泽东和院、部、系负责人等合影留念。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院长的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随后，毛泽东来到学院礼堂亲切接见了全体学员，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总结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他还兴致勃勃地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室内游泳池畅游了一个多小时。
欲知毛泽东此后去向何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再认真地看一看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吧！用他的话说，在中国“一穷二白”的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就是：“在12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在7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这一副亘古未有、充满诗意、美妙无比的新中国未来建设蓝图的草图构架，能不使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的5亿农民欢呼雀跃吗？这是空想吗？否！十几年后，毛公亲手绘制的蓝图果真变成了现实，矗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竟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首脑朝拜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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