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连载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文中发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书面报告。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由于苏共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这是米高扬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诋毁、污蔑！
经过详细的史料考证，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毛主席一直坚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从来没有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联合政府；第二，民盟解散之后，毛主席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新的实际的政策，同时并没有违反解放军宣言关于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的观点；第三，民盟恢复之后，中共独立自主的第一时间就提出愿意和他们继续合作。总之，1947年10月—1948年3月，毛主席从来没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也从来不需要苏联的“建议”来“纠正”自己的想法。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解放军宣言，宣布：“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可见，毛主席早就坚持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团结的政策。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3日，主席亲自修改新华社的社论稿《蒋介石解散民盟》。主席写道：“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7年，五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主席这时对民盟还是团结、联合、帮助的态度。
11月6日，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从此，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已经不复存在，其余的政党只是买办资产阶级附庸党——这些是反共反人民的，与国民党是一致的。所以，1947年11月30日，主席在给苏联的电报中才会说：“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就会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主席这样讲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民盟自己都不在了，我们去哪里联合这一“党派”呢？我们找不到可以联合的别的党。
而且，这也不等于毛主席不要人民民主专政了，更不等于毛主席不联合解散之后的民盟成员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没了，但是无党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照样可以参政呀！毛主席说的很清楚。这样，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客观上确实也加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管控，确实也是有利于巩固革命成果的。这是根据中国当时民盟解散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理性、稳健的结论。1947年12月，主席讲：“中国还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统一战线。”“中国无自由，无多党，但并非无团体和个人，如我们占领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们仍遵守解放军宣言（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帝反封各阶级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引者注。），凡参加斗争者皆团结，在农村中除地主富农外，要团结中农，争取农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则争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号是‘民族统一战线’”“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是联合政府。”（《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1947年12月）》。）
为贯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方针，1948年1月26日，毛主席说：“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政权中参政代表要包括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引者注。）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毛泽东文集》：《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这也是毛主席早就知道要实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直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用不着任何人的“提醒”和“纠错”。
民盟恢复之后，经毛主席指示，194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欢迎民盟领导机关重建,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希望与他们“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可见毛主席当时对重新恢复的民盟仍然采取欢迎和联合态度，愿意与其组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政府。1948年3月15 日，毛泽东又给苏联发去第二封电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政府。斯大林在4月20日回电表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
综上所述，早在1947年12月、1948年1月26日、1948年3月6日，毛主席就一直坚持吸收资产阶级代表参加新民主主义政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丝毫不需要苏联在4月20日的提醒。至于斯大林回电中对毛主席在1947年11月30日来电的质疑，则是因为他当时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所以不相信毛主席关于其他反动党派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论断、不确信其他党派本质上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党派、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附庸、不知它们并不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
沈志华曾针对这三封电报做了分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认为“中共此时对苏政策的目标十分清楚：中国革命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然而，面对中苏两党关系的现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微妙……所以，毛泽东既要实行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虑，就必须知道苏共对中共这一政策的态度。”（《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
为了粉碎美帝的殖民链，毛主席无疑需要苏联这一重要的盟友对美国的制约。和苏联注意“保持一致”，固然是毛主席在这件事上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笔者通过比较系统的史料研究可以证明——毛主席，作为实事求是第一人，他先后提出两个并不相同的建政方针，最主要原因还是他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做出了当时最正确、最符合实际情况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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