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朱德总司令对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撰者们谈过当时的情况：
我们当时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笔者注：指张国焘），不经过他不行，这是技术问题，我们只是从搞情报和了解敌人中，知道你们的一些行动。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是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但明知道他是不愿的。
……
当时李宗仁他们在两广反蒋搞乱子，就想北上了，在甘孜他准备北上，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又很困难，中央又来了些电报指示，当时他才想叫二方面军北上渡江会合了。……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二方面军过江最后还是由他决定，我们主观上总想你们早点来好。但他在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
在渡江前他不可能告诉你，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任弼时同志是不知道的。我们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想尽一切办法如何同他在一起。[1]
这个谈话，相当准确地道出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灵关会议达成“两军会合共同北上”的共识后，张国焘仍然迟迟不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道出“会合”意图的真正缘由：“张主席”对“扩大南下胜利”仍不死心，“张主席”自己也并没有打定“北上”的主意！就是在向贺、任、关发出了“前来会合”的建议电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时常反复无常，横生枝节！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在复电中一方面报告了就地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一方面也表示：“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未（或）不至感到大的困难”，“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2]
贺、任、关要求“军委”决断，但朱、张表达了倾向性意见后，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
贺、任、关：
⒈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
⒉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汇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⒊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
⒋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朱、张
3.30.[3]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弄清且确认了朱德、张国焘的倾向性意见，又经过军委分会的慎重研究，再次给自己拿了个大主意：北渡金沙江，寻求与主力会合。争取在朱、张来电所示意的“第三个渡河点”即元谋渡河点渡江，尔后沿华坪、永北北进。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就向澜沧江方向进行游击活动。
拿定了北渡金沙江的大主意后，红二、六军团在盘县休整了3天，于3月31日再次踏上征途。首先在滇境平彝（今富源）附近击破滇军孙渡部拦阻，尔后兵分两路疾速西进：红二军团为右路，红六军团为左路，分别经沾益、寻甸和曲靖、马龙向普渡河渡口疾进。
红军西进滇东，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当然都知道他们是想干什么了。事关滇省利害，“龙主席”当然会很卖力气地组织追击堵截，蒋公麾下的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各纵队也不敢怠慢，纷纷结束休整，起身向滇东追击。顾祝同则飞到昆明代蒋介石行坐镇指挥之权，那意思就是断了“贺肖股匪”北渡金沙的念想。
“龙主席”毕竟在年前经历过“朱毛红军”北渡金沙那一幕。4月6日红二军团前卫冲进寻甸那天他就瞅明白了：“贺肖”这是要过普渡河，奔元谋的龙街、白马口而过金沙江的，遂急令滇军近卫一团、二团、工兵大队及警卫营从昆明赶至普渡河索桥两岸设防，滞留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域而“会剿”之。孙渡受命即在杨林分两路追击：以第七旅为一路，从寻甸、羊街尾追；以第一旅、第三旅为一路，由孙渡亲率，经嵩明直插款庄地区，与张冲部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合击之势。
这立刻就严重阻碍了红二、六军团经元谋渡江预案的实施。
史载：
4月8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抢渡普渡河时，渡口己被张冲部封锁，铁索桥上的桥板均被拆除。红四师大部于拂晓前在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过普渡河，接着向敌军控制的制高点音翁山发起攻击。战斗中，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阵亡。同日，红六军团从可郎出发，拟继第四师之后渡过普渡河。当红十七师进至款庄、小松园时，突然遭到孙渡纵队第一旅和第三旅四个团的拦阻。敌人先期占领阵地，在优势火力和蒋介石派驻昆明之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掩护下，向红六军团发起攻击。红六军团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向东边战斗边转移。战斗从上午十时一直进行到下午五时。这时，红四师渡过普渡河的部队也奉命从对岸折转（从红六军团右翼绕过），肖克当即令其先行归还红二军团建制。接着，红六军团也退出战斗，转到可郎西北之胡家村。
这时，形势已不利于红二、六军团在元谋渡江北上。西面普渡河受滇军阻击，柯渡以东滇军龚顺壁旅也追得很紧，只距一日的路程；柯渡以北金沙江沿岸，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正在巧家、宁南、蒙姑、盐场各要点加紧布防；按照蒋介石指令行动的李觉纵队、郭汝栋纵队已进到马龙、曲靖之线，樊嵩甫纵队正由宣威向沾益疾进。[4]
当日下午时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紧急磋商，决定放弃从元谋渡江的计划，改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但此刻要撤出战斗也很麻烦，最大的麻烦就是追得很急的滇军第七旅龚顺壁部，要是任其穷追不舍进至可郎附近，这方圆不足几十里的地域很可能就红二、六军团的坟场！9日凌晨时分，贺龙、任弼时即令已于7日进至甸尾、可郎一带的先头部队红六师立即返回六甲，坚决阻击龚旅，掩护整个部队行动。
接下来的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史称“六甲战斗”。
六甲位于寻甸县城西50余公里，嵩明县城北40多公里。左傍贾白山，怪石嶙峋，右侧山峦起伏，灌木丛生。4月9日9时许，红六师在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率领下全部折返六甲地区。前卫第十八团刚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就与龚旅遭遇。该团立即以第二、三营在正面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第一营迅速抢占了左侧之制高点，并向敌人发起冲击。龚顺壁旅见势不妙，立即调集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与红军拼命死磕，双方很快形成了拉锯之局。
龚顺壁一看正面力战不下，遂令一个团攻占右面的高山，以一个团攻占左面的丘陵，企图倚仗猛烈的炮火，从两翼迂回把红军兜进合击圈。但红六师首长已令第十六团抢先占领左面山峰，控制了制高点，第十七团紧随其后布成第二道防线。龚旅连续发起几次集团冲锋，均被红六师击退。第十八团在团长成本新（成钧）和政治委员杨秀山率领下又不断向敌人发起了反冲击，龚顺壁始终也不能越雷池半步。
下午时分，天空出现了敌人飞机，翻来覆去向红军轰炸扫射，敌军趁势向红六师发动了全面冲击，而已苦战大半天儿的红六师工事被毁，弹药也将告罄，眼瞅着就要盯不住了。紧急关头，贺龙派红五师一部前来增援，出其不意，从左翼突然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了阵脚，全线后撤到七甲。
六甲之役红军歼敌400余名，遏制了滇军的追击势头，保证红二、六军团主力的顺利转移，从而完成向滇西金沙江上游渡口的机动赢得了时间，也争取了主动。这也是甘孜会师前红二、六团所经历的最后一场恶战：从此之后直到甘孜会师，追击的国民党军再也没有与他们有过这般“亲密接触”。红六师也为此支付了血的代价：师长郭鹏、第十八团政治委员杨秀山、参谋长陈刚都负了伤，该团三3个营长伤一亡一，9个连长伤亡8人。
同日，红六军团从胡家村，经鸡街、大古村向柯渡转移。敌孙渡纵队衔尾紧追，红军且战且走。当夜，全军团到达柯渡与红二军团会合，而滇军孙渡部的追兵仍未摆脱，形势依然是一派严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再次碰头反复分析蹉商后又拿出了一个决心：以进为退，抢在敌樊嵩甫、李觉、郭汝栋3个纵队佯攻昆明，在机动中寻求摆脱敌人的机会。
这几乎就是年前中央红军“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的一次重演。
这一招的确是个妙招，滇军已倾巢而会攻普渡河，昆明方面只有不足4团的兵力，这可“龙主席”的一根软肋，戳一下就有可能让他浑身瘫软。4月10日凌晨，红二、六军团以急行军掉头南下，巧妙地穿过孙渡、张冲两部间隙直奔昆明。红二军团六师在前，以第十八团为前卫，当日进抵昆明以北的阿子营、羊街和鼠街一带，并派小部队到距昆明30余里的厂口、沙郎附近活动，满世界忽悠着“打进昆明活捉龙云”的声势；11日，先头第十八团涉过普渡河，夺取了距昆明40里的富民县城。当晚，红二军团全部到达富民城内及附近地区集结。红六军团也以连续的急行军，经过羊街、可郎、平地，于当日上午9时前涉过普渡河，进抵富民的赤臼街（赤鹫）。
这个时候，不光是“龙主席”慌了神儿，在昆明城中的顾长官也很着急：昆明城中几无可战之旅！于是龙云一面调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守城，一面急电张冲和孙渡回救昆明。这就正中了红二、六军团首长们的下怀：滇军主力从普渡河慌乱回救昆明之时，就是红二、六军团摇头摆尾从容西进之日。
4月1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了普渡河之战和改变由元谋渡江的经过情况，以及决定向巨甸前进，设法在该地渡江的计划，请予接应。而这个时候，红二、六军团西进前方已已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堵截，后面的追兵也被甩得老远。为了缩短进军时间，争取早日渡江，贺龙、任弼时将红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路，不顾敌机的骚扰轰炸，以日行百里的行军速度一路疾进，所向披靡。左路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于4月20日前全部到达宾川。右路红六军团连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4月20日到达宾川与红二军团会合。
4月23日，会合后的两军团进占鹤庆，以破竹之势横扫了滇西。
史载：
由于龙云对红二、六军团判断错误，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红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他即责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重要物资均运往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团、警察守备，所以，红二、六军团每下一城，都缴获甚多，吃的穿的，无所不有，虽然日行百里，但体力强壮，情绪高昂。红六师袭占祥云时，俘民团千余，经过教育审查和争取，大部参加了红军。[5]
呵呵，跟年前给中央红军送地图一样，“龙主席”这回又扮演了一回“物流”的角色。
史又载：
这时，国民党军仍想迫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边决战，顾祝同、龙云一面令孙渡、李觉、樊嵩甫纵队跟踪尾追，一面令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江，向华坪、永北急进，以便抢先控制金沙江北岸，前堵后追，围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南岸之鹤庆、丽江地区。然而，由于红二、六军团进军神速，这一计划同样化为泡影。
到达鹤庆后，军委分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渡江部署：以红四师为前卫首先渡江，以红十六师担任掩护，最后渡江。[6]
4月24日，红四师从鹤庆出发到丽江；25日进抵石鼓，沿江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并组织工兵、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26日，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先后到达石鼓。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石鼓到上游的巨甸相距120里，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在这个地带，红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和后续部队共找到7只渡船，还有自制的竹筏、木排，动员了28个船工，开设了木瓜寨、木取独、余化达、格子、士可等5个渡口，人员乘船或竹筏、木排，马匹则涉水泅渡。从25日夜开始起渡算起，迄至28日黄昏，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当追兵赶到金沙江畔时，只看见红二、六军团留下的醒目标语：
“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30日，朱德、张国焘得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史载：
红二、六军团渡江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乘飞机至金沙江边的宾川、鹤庆、丽江一带巡视，立即决定追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大渡河之间，令驻雅江之李韫珩部向康南推进，南北夹攻，截断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联系。
为策应红二、六军团渡江，红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由道孚南下，击溃敌两个团后进占雅江，阻止了李韫珩部南进。此时追击的国民党军疲惫不堪，无法克服藏区物质条件和高原气候、地形方面的困难，滇军、湘军为保存实力也不愿入康远追，所以都相继停了下来，改为防堵红二、六军团南返。孙渡纵队防守金沙江南岸；郭汝栋纵队防守华坪、永北；樊嵩甫纵队防守盐源、盐边；川军李家钰部防守西昌、会理；原驻川西的蒋系薛岳部防守大渡河之线，对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采取封锁态势。至此，敌人南北夹击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7]
的确，再往北，红二、六军要面对的敌人，就只有自然障碍了！
注释
[1]《朱德谈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71～第2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关于红二、六军团情况及行动方针请示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3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朱德、张国焘关于红二、六军团最好北进与我们汇合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1936年3月3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83～第4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484～第4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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