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
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
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话说1966年6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还说：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汇报工作时插话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他还说：
“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6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说：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3日这一天，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上写道：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
说起8341部队的来历，并不像坊间传言那么神秘，它最早是在解放初期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警卫的1个师中抽出来的1个团，组建成中央警卫1团，番号为“总字001部队”。这个团的番号几经变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为8341部队。后来，8341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在社会上公开亮相，这才一举名扬天下。没想到十几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邪说盛行了，一些“气功师”、“星象家”、“易学家”便胡诌出“8341”是毛泽东“寿命83岁、执政41年”的谶语。这种低级的无稽之谈不但没有人出面驳斥，反而为十几亿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不能不说是历史与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位反对宿命论的唯物主义大家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且说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他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是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专列直奔长沙，毛泽东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萧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县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2次回故乡。他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前面和后面，均有车辆同行。张耀祠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小车队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
滴水洞离上屋场约4公里，位于韶山冲西边，韶山水库东边，处于南面的龙头山、北面的黄峰山、西面的牛形山3座山峰环抱之中。以前，这滴水洞即使是在大旱之时，也依然是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在滴水洞前边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从此不再滴水，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职务后，为了完成毛泽东想在滴水洞盖一个茅棚的心愿，专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他发现这个地方果然是山势险峻，既安全又便于保密，即使发生武装政变，也可以在山上凭险抵抗。张平化将建房计划呈报给中南局书记陶铸，经陶铸批准，拨一笔款子进行兴建。湖南省委立即组建了一个领导班子，由省委秘书长任总指挥，又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师刘鸿庆为总设计师。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原因，领导者便因陋就简，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建筑式样，吸收苏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设计出1、2、3号主体工程。1号楼为毛泽东专用。2号楼是2层的客房，共24间，供陪同的中央负责人居住。在与1号楼相邻的2号楼的回廊边，有数间偏房，由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服务人员居住。3号楼有数层，距1号、2号楼约百米之遥，在距滴水洞洞口不远的山脚下，是随行的警卫部队战士和省委接待人员的留宿处。一个代号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在1960年下半年开始破土动工，整个工程和从韶山到滴水洞间的唯一一条柏油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完工。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确是一个非常隐秘、十分僻静的所在，哪怕飞机从上空掠过，也拍不到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拳头形状的山窝。就是从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上走一圈，从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点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泽东祖父坟头的大石鼓上，仔仔细细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见万绿丛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号楼。
车队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他抬头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张耀祠和高文礼请毛泽东住1号楼，他们俩则住在2号楼。8341部队的战士们住在3号楼。
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上，由当地部队部署了警卫，滴水洞的内卫警戒则由8341部队负责。
此时，天气十分炎热，滴水洞还没有冷气设备，省接待处处长萧根如指挥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将从长沙拉来的几个大水桶和冰块搬入1号楼中。这次随同来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专列上的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和张玉凤，还有一位男服务员小周。他们把冰块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溶成冷气，使室内的温度降低。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种‘土空调’不错嘛。”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热得直冒汗。
此后，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与长沙之间，每天给毛泽东传递着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任何外人都不见，他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有时他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是烦躁不安，在室内猛抽着烟踱来踱去。按照他的习惯，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员是不能打扰他的。毛泽东将他的思虑凝聚于笔端，赋七律诗一首，题为《有所思》，其手迹全文如次：
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丛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
据说在经毛泽东审定的抄件中，“踏丛枝”为“踏芳枝”，“惊宇宙”为“惊世界”，“七亿”为“故国”。一并抄录于此，留待对诗词有研究的学者们去考证吧。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常在山下散步时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龙头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块大石，其状如鼓，人称“大石鼓”，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这里，他的很多亲人也葬在这一带山上。
有一次，毛泽东径直朝着右边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连忙劝阻道：
“主席，山上没有路，荆棘多不好上去。”
毛泽东这才打消了上山的念头。
再说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这条黑线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后来在6月20日，中共中央以（66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康生、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个被刘少奇称为“反革命事件”的“618事件”。
原来在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后，他们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分成为四类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还成功地利用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工作组和党委的一支重要力量——“老文革”，指导他们对工作组指定的打击对象进行斗争。那些被整的干部和教授虽然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了“老文革”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
6月11日，北大历史系一些“老文革”的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篯住室的门框上，不知道大字报是被风吹掉了，还是汪篯要出门把大字报撕了，那些学生便谴责他仇视“文化大革命”，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也命令汪篯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忍受着屈辱，照着他们的要求做了，于当晚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毒性发作，非常痛苦，他嚎叫着并以头撞击墙壁。邻居听到他那可怕的声音，前去救他，但由于他反锁了门，最终还是死于家中。
这个时期，北大校园内那些受到“老文革”排斥和压抑的青年学生，常常和工作组对着干，双方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于是，工作组就以“反干扰”为借口对他们实施压制。这就是“618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在6月18日上午，北大一些系里受压抑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关于南京大学批斗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报道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未报告工作组，自发地在校园内批斗了一些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会场里曾发生了给被批斗者戴高帽、抹花脸的现象，最终被工作组和“老文革”学生强行制止。
北大工作组虽然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出现的这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行动，是坚决反对的。
6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汇报，认为在北京大学批斗干部和教师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处理。
这一天，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说：
“我考虑了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李雪峰说：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到清华大学蹲点，正式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工作。她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对学生们说：
“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竟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蒋南翔，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笔者注）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6月20日这一天，北京大学工作组将处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呈送中共中央。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处理报告，他在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现将9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面、夸大的方法，歪曲报道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3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9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再说刘少奇作了批示后，又对李雪峰指示说：
“我和总理、小平、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众的高潮。在这前后50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6月下旬，陈伯达在怀仁堂会议上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小平递了一个条子，说：
“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14号楼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说：
“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陈伯达将北京的情况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说，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要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再说6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看见大门口旁边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他从1号楼出来，张耀祠、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4人陪同他，来到了大门口，让他坐在了轮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礼2人推着。毛泽东显示出一种天真的童趣。
众人拥着毛泽东出了大门，顺着马路前行。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马路左侧紧靠大山，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小小的溪水在沟底流淌着。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大雨滂沱时，山洪便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毛泽东环视着群山，青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趣了，就“唉”了一声，说：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走了不过300米远，大家推着他又从原路返回了1号楼。
6月23日，李雪峰召开有关方面人员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捕参与批斗干部和教师的坏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说：
“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 ’，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组织！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据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卫兵秘录》一书记载：“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人员，并一块合了影。
原来，湖南省委因毛泽东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不远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泽东要在28日走，便请毛泽东跟他们开会的人们照个相，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在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此时，滴水洞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请求说：
“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说：
“你们等着，我跟主席说说。”
张耀祠向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泽东说：
“好嘛！”
于是，毛泽东又跟工作人员们合了影。
6月27日，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召开师生批判大会，批判21岁的青年学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学系3年级的学生，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党员。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不惧怕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弟，不把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放在眼里，始终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视为“右派学生要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从6月24日开始，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斗争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
王光美没有在这次批判大会上露面，她在校园里收听了大会的实况转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大会上先后发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他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工作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6月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已经住了11天了，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员未经毛泽东同意，悄悄地把其他人员叫走，只留下少数干部和毛泽东照相。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发现其他人不在了，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哼！你们把他们都赶走了。”
毛泽东坐在坪里不停地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会儿，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在临上车时，他握着管理员廖时禹的手，深情地说：
“我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到了长沙，在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他自言自语地说：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泽东显得一副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晚，毛泽东回到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他看到陈伯达等人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618事件”及刘少奇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说道：
“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他当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刘少奇、邓小平曾致电毛泽东说，要在7月1日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扩成为20条左右。因为12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21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 1966年6月30日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9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红旗》杂志在按语中说：《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起草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修改草稿时，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了。增添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些指示，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出……”等等。
7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委。机关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初，周恩来出访结束回到北京。
周恩来是在6月16日到7月1日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回到北京后，他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他很不理解，就把《红旗》杂志负责人王力找来，问道：
“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
王力回答说：
“这是主席定的。”
周恩来说：
“我要去问主席。”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73指示”），他在信中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7月上旬，陶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王任重的“73指示”，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7月6日，刘少奇发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
“中学文化革命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3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也同时发出指令，要求：“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
7月8日，毛泽东给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随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纸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布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4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信写好后，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抄写一遍，待徐业夫抄完，他又在抄件上订正了几个错别字。
7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由王任重陪同，见到了毛泽东，汇报了他的欧亚之行。毛泽东称赞他6月27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他说：
“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他对《红旗》杂志社论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提法的疑问，毛泽东耐心作了解答。后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3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继续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让周恩来看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周恩来看完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
关于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一封信，王任重在第二天即1966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3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2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
7月14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那封信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
于是，张耀祠和另外3个卫士到了武汉大学，他们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张耀祠问：
“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啊？”
一个学生说：
“我们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张耀祠回到东湖宾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
7月16日早晨6点，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不敢怠慢，马上同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取得了联系，告知他毛泽东要去游长江。张耀祠又与警卫部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9点20分，毛泽东穿着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轿车来到长江边。
这一天天气很好，毛泽东下了车，举目四望，然后，迈步登上事先准备的渡船，开始检阅武汉大学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5000名游泳健儿。
大学生的游泳方队，推着迎风飘扬的彩旗，伴着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哗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动。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脸上充满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学生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大声喊着：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两岸的群众也欢呼起来！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3批外宾，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来乘船观看学生们横渡长江。外宾们也看见了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扭过头，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看完大学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驶去，到达武汉大坝。他说：
“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卫士和工作人员，一个个跃入水中，毛泽东也兴奋地下了水。他虽然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兴趣不减当年。他一会儿搏击奋进，一会儿又仰着身体翘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漂着走。卫士们以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卫士们奋力赶上去，毛泽东对他们说：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还说：
“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历时1小时零5分钟。他在船上对王任重说：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给来到武汉等待陪同他接见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开一看，是一幅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
原来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冈山观光，作了《七律·黄洋界》一首。当地负责人告诉郭沫若，他们计划在黄洋界立一块纪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泽东那首《西江月·井冈山》的手迹，希望郭老帮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幅手迹，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没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说自己希望得到这幅手迹。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写的。即便如此，他将信发出后，也没有得到回音。没想到，今天却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写在10几张8开宣纸上的珍贵手迹。郭沫若高兴极了，激动地对毛泽东的秘书说：
“请你回去代我谢谢毛主席。”
送走毛泽东的秘书，郭沫若让他的秘书把手书摆在地毯上，请摄影记者拍成照片，寄给了井冈山管理局。后来，他回京后又将原件送荣宝斋装裱加框，挂在自己办公室正中的墙壁上。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泽东的书法是‘龙飞凤舞’，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7月中旬，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派工作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
陶铸和陈毅在发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见。后来过了很长时间，陈毅见了李雪峰，还说：
“7月会议上除了你以外，就数我讲得多！”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启程，回到已经离开了半年的北京。
刘少奇闻讯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可陈伯达、康生等已先于他见到了毛泽东，正在谈话，秘书就请他改日再来。
关于此事，《戚本禹回忆录》中说：“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9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9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名大学生游泳大军，又亲自下水，再次横渡长江。这一壮举，是很有深意的（请看下一章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说：“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这些话无疑是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巨大鼓舞。不经历那个时代的那一场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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