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
刘永佶
说明：该文系《民主的权威》一书的导论内容《民主——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必由之路》的第四部分。
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植根于人本质发展与人性升华，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要求和体现。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现有情况看，人类总体上已基本完成了民主运动的第一阶段，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民主政治，除少数国家还保持专制政权外，卢梭、马克思所开创的以人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文化指导的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远未达到普遍性民主政治。资本统治与残存的君主、官主专制，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对于现实存在的人类来说，民主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其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也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
以私有财产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确立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就结束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逐渐保守和反动，并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主要势力。然而，资产阶级并未放弃“民主”这个旗号，仍然以“民主”的名义向世界上推行其统治。这里最典型的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计划。从政治制度论，现时阿拉伯国家远未达到民主政治的程度，有些国家甚至保留着封建君主或酋长制。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其文化上的保守——伊斯兰教源于犹太教并受基督教重大影响，但并未像基督教那样经历自身改革，至今依然在阿拉伯国家保持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更在于美英等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对这些国家中民主运动的镇压。而帝国主义者如此关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主要原因，又在此地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垄断和控制石油，帝国主义者采取各种手段来破坏阿拉伯国家的进步，而扶持可以作为其工具的旧统治势力，是必要的环节。很明显，美英等国政府在阿拉伯国家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反民主结果，与其本国的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正是大资本财团的利益所要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现代的集中表现。为此，美国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但发现萨达姆并不那样顺从时，则出兵攻打伊拉克。布什父子的两次侵伊战争，都是以“民主”为旗号的，如果说老布什的侵伊还有帮助科威特封建君主复国的理由，那么，小布什的侵伊所奉行的逻辑，就只能是站在河上游指责下游的羊弄脏了它喝的水了。什么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什么“与基地组织的勾结”，统统被美国国会的调查证明是子虚乌有，但这并不妨碍小布什以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去大规模地屠杀伊拉克人民。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杀人罪行，小布什却声称是“帮助伊拉克人民实现民主”！不知道那成千上万被巡航导弹夺去生命的伊拉克人如何行使其被布什恩赏的“民主”?
自19世纪初中叶资产阶级在欧美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民主政治在他们那里就成了维护资本所有权的工具。对国外，他们为了扩张、掠夺，扶植没落反动的旧政权，反对民主运动，迄今依然如此，上述布什的侵略伊拉克就是典型。对国内，他们则坚决反对以人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曾在反封建专制中起过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已经变成居统治地位的资主或财主政治了。它不仅是其本国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对立面，也是全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21世纪的民主运动，只能是以人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它曾经是20世纪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也是21世纪人类进步的主题。
工业生产方式是现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民主制是与工业生产方式相统一的政治制度。工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劳动者的协作与生产资料的集合，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由资本所有者以货币资本购买一定数量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它们的主持和管理下，组织劳动者协作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创造新的价值，其实现后扣除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价值量，就是归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民主，主体是资本所有者，它所维护的是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统治。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以废除资本所有制，以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为目标的民主。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立足社会，并参与社会生活的根据，就是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与劳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确立了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这也是他们参与工业生产方式的前提。正是在工业生产中，他们认识到，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全部生产物，都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资本所有者实际上在生产中是不必要的——这在经营管理活动主要由雇员来承担之后，更为明确。以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为协作生产的前提，并由创造生产资料价值的劳动者拥有其所有权，再由劳动者从所有权派生占有权，选举占有权行使机构的负责人，并由该机构选聘经营者，这样完全可以进行工业生产。而且，由于权利的平等和自由，将更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劳动者权利的社会机制，是协作的前提。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在20世纪取得了伟大成就，几乎全部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可以归结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但它尚未居这个世界的主导。在今天的世界，主要的社会矛盾还是资本统治与劳动解放这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其主要矛盾方面还是资本统治。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是劳动解放的集中体现，它的主要任务，在于与资本统治的斗争。这是从全世界总体而论的，具体到不同国家，情况又有所不同。其一，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统治与劳动解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二，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与发达国家相同，不过其社会主义势力要弱小些；其三，是在仍保留君主或专制的国家，主要矛盾是君主或专制统治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矛盾，资本势力往往依附统治者，对付民主运动；其四，是曾经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民主政治的不健全，导致官僚资本的形成，并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与社会主义势力对立，在一些国家它已居主要矛盾方面，在另一些国家尚处次要矛盾方面。
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运动都有其特殊的任务，但从总体而论，又有共同的任务，这就是反对在世界主要矛盾中居主要方面的资本统治。不仅第一、二类国家，就是第三、四类国家的君主、专制和官僚资本势力，都是得到大资本财团支持的，并成为世界性资本统治的同盟者。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不仅要反对本国的旧势力，还要反对国际大资本的统治。
矛盾的斗争是量变导致质变的否定过程。反对资本统治，既要削弱其势力，更要增长社会主义民主势力。如何从内部扩大、更新社会主义民主势力，有效地组织和发展民主运动，是解决现代世界主要矛盾的根本。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不仅要与外部的对立面反复斗争，而且其内部也会出现分歧、分裂，乃至滋生反民主的势力。分歧的产生，有认识的原因，也有因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思想、策略等差异，这些都属正常现象。但也有一种分歧是根本性的，即由于某些人价值观上的问题，他们参与民主运动的目的只是谋取私利，只要在运动中取得一定地位，执掌部分权利，就会与民主运动离心离德，进而结成某种集团和派系，与民主运动的主流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往往会导致运动的分裂，进而这些派系又会与外部的反民主势力相勾结，从内部破坏民主运动。至于思想、策略及历史条件差异所形成的分歧，也有可能导致运动的分裂，但这种分裂只要处理得当，还是可以统一的。而由反民主势力造成的分裂，不仅不可调和，还要与之坚决斗争。20世纪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未能有效地处理因思想、策略及历史条件差异所形成的分歧与分裂，更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方式克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个人与小集团所导致的分歧与分裂，致使其势力逐渐扩大，执掌了运动及所建政权中的部分权利。从民主运动内部形成的反民主势力的破坏力是巨大的，苏联解体及俄罗斯被官僚资本集团所控制，以及中国现实日益严重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复生，其主要原因都在这里。
21世纪的民主运动，要认真总结20世纪的经验和教训，在全面分析、规定世界矛盾和本国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民主运动的理论、原则、路线和策略，在纯净和强化、扩大组织的过程中，与内部与外部的反民主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使民主运动健康、扎实地发展。
五、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国的民主对于人类的民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基础上，在21世纪加速民主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要求与保证，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重要环节。古代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农业文明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制度，中国才得以保持农业文明的领先地位。集权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当突出的，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时又要受官僚系统的制约。因此，不能简单套用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的定义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从其特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结合，或者是以君主名义的官主制。这种政治制度是在变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与之相应，它废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集权官僚制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历史上有若干次因农民起义和异族进犯而导致某一王朝的灭亡，但结果也只是改换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元、清两朝的统治时，发现如果用西方人的种族观念来解释元、清两个异族王朝，是说不通的。满洲人在全中国只占人口的2%，却可以统治98%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他通过对清王朝的探讨，指出：
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关系都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费正清：《传统与变迁》，第25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他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我将中国从秦至清这两千余年时间内的社会制度规定为集权官僚制，而非国内某些史学家按苏联人观点所说的“封建制度”，是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讨得出的结论。费正清的上述论证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异。
集权官僚制是社会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阶级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这样，两千余年的中国，就在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缓慢地演进着，一直到明朝末年，虽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尚未找到变革的方向和途径。满洲人的统治，阻断了变革的思路。对于中原汉人已经相当陈旧、腐朽的集权官僚制，对于“未开化”的满洲人来说却是新的、先进的制度，为了统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汉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强化集权官僚制。这样，就使集权官僚制得以延续。也正是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欧洲开始了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文化变革，与之相应的以重商主义导引的经济变革，又为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到19世纪，英、法、美、德等国，都已展开了工业革命，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要求不断地扩张以增加利润和增殖资本，于是，在18世纪还盛行“全盘华化”的西方列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可以向中华帝国挑战，并侵入这庞大帝国的腹地。更为重要的是，列强在进行军事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掠夺时，又将其文化带入这古老国家。至此，集权官僚制的根基开始动摇，面对内忧外患而焦虑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方略，其中先进分子经过痛苦的抉择，不得不承认作为民族敌人的列强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优越，“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康有为到孙文，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展开了一场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权官僚专制。但对这一点的认知和实践，却充满了曲折。这里既有民主势力自身的思想、组织，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又有旧的统治势力从外部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20世纪的中国，是在民主运动中迈开其前进脚步的，而这种前进又因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旧统治势力与外国大资本财团勾结的干扰，显得相当不稳和曲折。虽然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却也以压缩的形式，经过了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明显地失败了，后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又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和旧的统治势力的攻击，更来自那些“混进”民主运动中谋取私利者从内部的破坏，因此步履艰难。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认为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公共权利机构供职者中的少数人所破坏，以至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颁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宪法中规定的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民主权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实。相应的，少数人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则日益有恃无恐，在猖狂地侵吞国有财产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理由，如“民主种族论”、“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开民主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败和官僚资本。
这个道理，以权谋私者明白，广大民众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对中国来说迄今依然是外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其理论的论证都来自欧美国家，虽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国度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是必须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设的急迫性，中国人并没能对民主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通过对传统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因此，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民主的含义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对民主政治与公有经济的统一进行规定，而且没有关于民主权的系统论证。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积极鼓吹的“民主”，还是以财产私有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孰不知这种民主已成过时的、保守的，在中国鼓吹这种“民主”，就和鼓吹对私有财产的自由竞争一样，不仅不能触动官僚资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毕竟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宪”，也不能退回资本主义民主，中国所应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导引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也是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个国家的劳动者都可以，也都应该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特殊矛盾，对社会主义民主做出规定。当然，在这过程中，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但这是从一般意义的学习，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中先行的一步，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中包含着世界的一般性，同时也有国度和时代的特殊性。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外国先进民主文化和经验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时，还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国现时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体现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国人民主的观念已普及，从民众到政要，都在谈论民主，并把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没有人谈民主，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孙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权”。当时的中国，谁个说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则几乎无人公开反对民主。但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国已居主导地位，其一，对民主的理解歧义纷乱，不仅有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观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差异，更有将儒家“民本”思想说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视为一种“工作方法”。其二，传统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仍普遍存在，有的对民主文化的抵制与歪曲，时而可见。
中国的民主运动，绝非只是思想界的议论，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着的行政集权体制。与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权体制是在初级民主制之下的政治体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权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监督集权体制，甚至会出现该体制中的少数人以权谋私和对民主制的干扰、破坏。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理会民主，也不认为他们所任职的公共权利是由民主权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类似“天命”的观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认授予其官职的“领导”。这样，他们本人的私利就成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他们也就可以为了私利而为所欲为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很少受到制约。
强化民主权，健全民主制，确立民主权威，是改革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的重点。为此，首要的一点，就是探讨并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这是有条件的，不仅宪法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说明在中国探讨和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这种探讨，必须在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概括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时要借鉴外国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经验。第二，就是展开民主文化的大讨论，区别两种民主文化的差异，与那些仍坚持已过时、保守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人论争，由此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更为明确和深入人心。第三，进一步从法律上完善民主权的规定，规范民主权所派生的各种公共权利机构的职责，规范在其中任职者的行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条，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保卫和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脚点和归结点，都是公有制经济，民主运动由此而发，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同时，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由此而发展生产力。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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