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反帝事业和中国之崛起
――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1983）
龚忠武
一、序言： 对毛泽东晚年的评价
1、拥毛、贬毛、评毛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90周年。我们作为他的后人，对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千秋功罪，究竟应该如何评说？
这个问题当然是仁智互见，但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意见的方面，就是不根据历史事实，任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或意识形态来作出评价；一个是历史真相的方面，就是把毛放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框架下作出评价。
就前者而言，近年来，海内外的拥毛者，对毛晚年的言行绝对肯定，认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无误的，都是真理，容不得一点怀疑。（1）
贬毛者，对他晚年的言行绝对否定，认为他的一言一行无一是处，应全盘否定；其中的极端贬毛者，甚至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罪人」。（2）
评毛者，则对他晚年的一言一行一分为二，认为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评毛者大致可分为民间和官方两种。
民间的评毛者，对他晚年的言行虽然不采全盘否定的态度，但立足于「批」，基调是贬毛扬邓，着重于揭毛晚年的错误，借口批偶像崇拜而尽量贬抑他的功业和权威声望。
官方的评毛者，对他晚年言行所采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客观；大体上他们对毛晚年在内政方面的言行则是全盘否定的。认为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一次「浩劫」般的灾难。
但是，对他晚年在对外事务上的言行却又是肯定的。例如相当于官方盖棺论定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内明确指出：
他（毛泽东）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这段话里肯定了毛晚年在对外事务上的三点重大贡献：（3）
第一、顶住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
第二、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和永不称霸的战略指导思想；
第三，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三点都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就是要否定也否定不掉，只好肯定。但在第三点上却没有具体阐明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坚决进行「抗美援越」、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这是一场二战后最激烈、最残酷、最持久的战争。然而，〈决议〉在指出「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时，只字不提也「顶住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力」。
这是〈决议〉中的一大败笔，因为它没有本着科学史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毛晚年的反帝事业，作出恰如其分的、符合当时历史客观条件的评价。以致使人看不清毛晚年在反帝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使人看不清贯穿毛晚年言行的主线。
这是本文为了弥补〈决议〉中这一大败笔而作的第一点理由。
2、还毛晚年的历史真面貌
现代中国之崛起有它一定的历史逻辑次序：先有军事和政治之崛起，然後始能有经济和文化之崛起，必须循序而进，不能前後颠倒；否则，必然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後而终归於失败。这也是中国历代大朝代例如汉唐明清等建国的规律，一个必经的四部曲的历史历程。
简言之，近现代中国必先求军事和政治之崛起，然後才能求经济和文化之崛起。中国要崛起，美、苏这两座大山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天不推倒这两座横梗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大山，中国就一天无法崛起。
最能证明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规律的事例，便是毛晚年呕心沥血所指导（就越南方面而言）和指挥的（就中方支援越南而言）最後一次战略大决战，一次同美国在印支战场和同苏联在中国北疆所进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决战；用马列的术语说，就是毛泽东晚年领导中国人民、印支人民和世界人民进行了一场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反帝、反修战争。
结果，印支人民胜别了，中国人民胜利了，美国和苏联失败了，中国崛起了，中国从此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受到应有的尊重的军事和政治大国。
这是毛晚年取得的不世功业。由于这个功业至今仍然被有意忽视或扭曲，所以必须恢复其本来的历史真相。这是撰写本文的第二点理由。
3、客观评说毛的晚年
面对上述国人对毛的爱憎两极化的情况下，要对毛的功过作出所有中国人都能接受的评价肯定是办不到的。所以至今毛棺已盖，但论尚未定；甚至官方的〈决议〉所作的评价也只是一家之言，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尚待证明。
姑不论我们这些毛的後人对他的功过有多大争议，有多大分歧，但大家必然会达成这样一点共识：就是象充满争议的历史大人物秦始皇一样，毛也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大人物；你可以恨他，辱骂他，诅咒他，但是当你论述近现代中国命运的时候，他就像一座横在你面前的大山，你绝对无法绕过；他，就是这样一个令国人爱恨交集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核心人物。
对于这样一位跨世纪的历史大人物，未来世代的子孙肯定会因为他们当时的时代条件和要求，而对毛有不同的评价。那麽，当代的中国人，对毛的功过究竟如何评说？能不能超越政治党派的恩怨，撇开个人的好恶，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大前提出发，而对毛作出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持平公正的评价？
个人认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为大家所能接受的参考系；如果找到了，就可以对毛的晚年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本文找到了，这个参考系就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安全因素；毛晚为了巩固中国南大门和北疆后院的安全，亲自领导了反帝和反修的斗争。作为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现代中国人，不论你对毛怀有多大的成见，你不应该抹煞毛晚年在这方面对国家民族和千秋万世的后代作出的不朽的贡献。
这是撰写本文的第三点理由。
二、顶住了两霸的压力
――南方反资帝，北方反社帝
所谓毛的晚年，确切地说，是指自1976年毛逝世前的10年期间而言。
一谈起这10年，人们马上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诚如〈决议〉中所说的，这个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决议〉基本上是把文革放在当时中国内政的框架内来考察，没有把文革放在当时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框架内来考察。由于参考点不同，所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实际上，毛晚年的最大关注是如何突破美苏从中国南北两面对中国的围堵和夹击，而为中华民族打开广阔的生存空间；用马列术语来说，就是如何同时进行反帝、反修斗争，使中华民族真正获得独立、自由和尊严。如果不从这个主线来看，硬说毛为什麽不全力发展经济，那就是文不对题，把文章做错做歪了；那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确切地说，毛晚年领导抗美援越，同美国在印支打了10多年艰苦的隐蔽战争（covert war），同苏联在数千里的漫长国界上进行了尖锐的公开斗争，包括武装斗争。这两场同时进行的一南一北的白热化战争，是一场关系到党国和民族安危甚至中国文明的兴衰存亡的战略决战；特别是越战，是中美在朝鲜战争之後的另一次战略大决战，也是毛一生中指挥的最後一次大决战。毛对这两场战争是下了决心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是全力以赴的。请先论述越南战争。
1、抗美援越
在美国直接插手后的越南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特种战争（肯尼迪总统，1960—1963）；（4）局部战争（约翰逊总统，1964－1968）；越南化（尼克松总统，1968－1975）。本文强调局部战争时期，因为这不但同毛的晚年密切相关，而且是越战的转捩点。
表面上看来，越战的对手是美国和北越，但实际上，这场战争是中、美两国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二次战略较量。在这场战争中，中、美两国都下了战争的决心，（5）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将国家的荣誉、信誉甚至命运，作为赌注。
就美方而言，他们在战争的顶峰时期，投入了54万多兵力，包括最精锐的部队，使用了除核弹以外的所有尖端武器，还使用了违反人道主义的凝固汽油弹、磷燃烧弹、化学毒剂和毒气，对越南人民进行残酷野蛮的屠杀和蹂躏。
美方清楚地知道，中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对手，所以对中国进行心战，发出战争恫吓。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一次演说中说，在南越这场战争中，「中国的影子越来越脓」。美国媒体也纷纷和着约翰逊的调子大肆宣传说，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穷追到底」；换句话说，就是必要时，将对中国进行核子报复，摧毁中国的核基地。
这种战争恫吓，在中苏分裂后中国缺乏苏联战略保护的情况之下，是不容不忽视的。但是，毛没有被美国的核子敲诈吓倒，下了不惜一切代价、把抗美援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6） 在毛的决心下，中国作了针锋相对的答复。
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时表明了中国「抗美援越」的决心。他说：
中国是作了准备的的，如果美国要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麽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1400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20多万美军，那么6亿5千万中国人也肯定对付得了100万美军（原文似为1000万？）。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接着又说道：
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
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记者清楚地告诉美国决策当局：「如果美国决定要同中国再度公开交战，中国准备靠自己的力量同美国再周旋到底。」
于此可见，中国已经把越南战争视为自己的战争，只是不便公开出面而已。
其次，就中方而言，中国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
第一、提供战略保证和精神支持：
早在1964年8月，当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出动海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海岸时，中国政府即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人民的侵犯，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坐视不救的。」次年6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美国侵略战争打多久，我们就支持越南人民多久；美国要打到底，我们就支持越南人民反击到底。
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将在得到越南人民呼吁的时候，立即派出志愿人员到越南去，同越南军民并肩作战，直到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
这些声明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把越战看成是自己的战争，同越南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
1967七年12月19日，毛泽东向越方保证：「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1970年5月20日，当美国把印支战火延烧到柬埔寨时，毛泽东向印支人民发表著名的「五•二十声明」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同年12月19日，毛泽东再次向印支人民保证：
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应该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论美国侵略者进行怎样疯狂的军事冒险，7亿中国人民坚决与你们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们，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1971年3月6日，周恩来本着毛泽东的意志在河内宣布：
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至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毛、周在越战期间，所发表的这类声明，多得不胜枚举。据范文同事后回忆说，中国的这种战略保证和精神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勇往直前战斗和战胜美国侵略者」，成为他们进行持久战的精神力量。
第二、提供数量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武器弹药方面，整个抗美援越期间，中国向越南南方解放军无偿提供了全部武器弹药；在军事人员方面，从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志愿部队32万余人；在经援物资方面，由于越南贫穷落后，长年战争，经济残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越南人急需的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同时，在中国亟需外汇的情况下，还援助越南数亿美元，供其机动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美援越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总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7）
由此看来，诚如周恩来于1965年3月29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亚那就援越问题向世界宣告的：
中国人民坚决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给越南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我们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
中国说：「越南人民和印支人民的抗美援越的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上述事实证明中国完全说到做到了。
第三、提供战略思想和战术经验方面的指导：
这主要是指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游击战术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这种援助，虽然无法以金钱衡量，但对战争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据说著名的1968年1月30日和31日的「新春攻势」是许世友将军策划和指挥的。这场规模庞大的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杰出地运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此外，据说韦国清将军是1975年解放南越和西贡的「胡志明战役」的总指挥。列举这两个例子并非要贬低北越的将领如武元甲等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是要证明深得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精髓、兼擅游击战和大兵团作战的中国将领们对越战所起的关键作用。
「新春攻势」是越战的转捩点，越战从此自局部战争的阶段进入越南化的阶段；换言之，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先后从「新春攻势」认识到，美国在越南战场无法取胜，必须想方设法，使深陷越南大泥沼的数十万美军能够「体面地」撤出。
2、抗苏自卫――珍宝岛冲突
发生于1969年3月上旬的中苏珍宝岛冲突，在性质上是中国抗苏自卫的边界事件，在规模上仅动用了团级兵力和常规武器，在时间上仅持续了半个多月，所以同当时中国在南方进行的抗美援越斗争相较，简直微不足道。但是，这个小型边界冲突却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珍宝冲突只不过是60年代中苏无数次边界冲突的一次而已，但由于被双方戏剧化而引起国际注目。这次事件反映苏联沿中苏数千里边界驻扎百万大军的紧张局势，反映苏联大军压境的咄咄逼人的严峻军事现实。
第二、苏联对这次事件的处理非常严肃认真，不仅在国际上发动宣称战争取同情支持，还在国内假装全国动员，准备同中国进行战争；并且更进而向中国发出核子恫吓说：「苏联的核子导弹是强大的，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悲惨命运。」
第三、珍宝岛冲突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深刻国际背景的。1968年8月20日，苏联挥军侵袭捷克，干预捷克内政。9月26日，勃涅日涅夫宣布其声名狼藉的「优先主权论」，主张社会主义大家庭内任一成员第主权发展到威胁苏联的利益时，其主权就要受到限制，以便为其侵略捷克的行动辩护。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就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中国，应当屈从苏联的意志；否则，苏联将象对付捷克一样，用武力限制中国的主权。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从各个方面予苏联以坚决反击：
在战场上，中国边防军英勇还击，使苏军阵亡30余人，其中包括一名团长级军官。3月15日， 苏军撤出珍宝岛，中国击败了苏联的战争挑衅。
在宣传战上，中国提出大量事实和证据，并刊出这次事件的有关照片，使中国「占尽了上风」。
在群众运动上，中国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内，发动了4亿多人示威抗议。
在对付苏联的战争恫吓上，中国向苏联提出警告：「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坚决、彻底、乾干净地全部消灭。」
随着苏军撤出珍宝岛，北方的烽火熄灭了。
同时，随著美国在南越实施越南化，南方越战的烽火也逐渐减弱。
中国顶住了苏霸的压力。
中国更顶住了美霸的压力。
然而，〈决议〉中却说：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当《决议》作这样的论断时，有没有考虑到上述中国全力面对的尖锐的反两霸斗争呢？有没有把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同当时的国际斗争联系起来看呢？怎么可以把当时的中国孤立于南方的越战和北方的珍宝岛冲突之外呢？
三、中国在战火中崛起
外交是政治和军事的延伸；中国既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么接着在外交战场上取得辉煌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
1969年初美国新旧政府交接之际，中国南方熊熊熊的越战烽火虽然减弱了，但是还在继续燃烧，有时甚至非常炽烈。然而这时，有识之士，都知道这场烽火快要熄灭了；美军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
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炽烈的战火，烧掉了美军无敌的神话和美国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烧掉了旧国际轶序中许多过时的、不合理的甚至有些荒谬的东西，烧掉了丑化中国、丑化毛泽东的谎言和神话。现分别论述如下。
1、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初，美国是做着冒险家的美梦，满怀信心地卷入越战的。1962年初，肯尼迪总统在「不惜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确保自由得以存在和胜利」的理想主义鼓舞下，派遣顾问前往越南，进行特种战争。
1964年8月7日，美国国会几乎无异议地（众议院以466票对零票、参议院以88票对2票，通过〈束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总统直接介人越战。
1966、1967年，约翰逊总统在美国富甲天下的想法下，一方面在国内推行支出浩繁的、克服贫穷问题的大社会计划，一方面派派遣54万大军在越南进行劳民伤财的军事冒险。
但是，到了1968年1月的「新春攻势」之后，越战却变成了美国的一场恶梦。
这场恶梦使美国决策当局认识到美国国力是有其极限的，感到美国在印支战场上已经力不从心。例如，基辛格博士在1969年初接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就深深感到：
我们的力量虽大，但还是有限度的。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问题相比，再也不是无限的了；相反地，无论是在才智上还是在物质上，我们都必须分别轻重缓急。
名政论家李普曼也忠告基辛格说，作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制定人，他「必须使美国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承担义务，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和中东。」
这种对美国国力的新认识，也清楚地反映于「尼克松主义」。1969年7月23日，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宣布指导他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时说：
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是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向别的国家提供武器，人员和物资，以帮助它们反抗侵略，保卫自己。过去我们在朝鲜就是这麽做的，在越南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人力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
「尼克松主义」清楚地告诉美国的盟国：「它们应当自己承担自卫的责任，美国已无力替它们进行自卫了。」
越战的这场恶梦不仅暴露了美国国力的相对削弱，而且暴露了美国内部的矛盾重重；特别是在1969、1970和1971年的3年期间，国内的矛盾空前激化，校园里的澎湃学潮，一次又一次的反战大示威，社会上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舆论界反战声浪高涨，在在使美国政府陷于瘫痪状态，使美国社会面临分裂解体的危险。
这就难怪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慨叹地说，反战运动「造成一种政府已经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印象」；那些发誓要用暴力来摧毁我们民主制度的、很有组织、很有手段的革命者，已在国内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流行病」；「恐惧的心理在全国各地不断蔓延」。
基辛格也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里痛苦地回忆说：
不论当初我们作战是抱着什麽目的，到了1969年，我们在国外的信誉，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可靠性，和我们的国内团结一样，都受到了地球上离北美最远的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斗争的危害。……到了1969年，我国已被抗议和苦恼分裂了。
又回忆说：
这几派人人士（按：和平主义者、务实主义者、孤立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运用辱骂和暴力行动这样一些冲击手法，来表达60年代开始出现的愤怒情绪，表达他们对美国，对它的「制度」及其 「邪恶」的憎恨。
所有这些派别联合起来，形成了19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令人痛苦的混乱现象，造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暴乱行动，并使得曾经支持美国在战后对外政策上采取伟大的主动行动的领导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和士气沮丧。
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一份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向他指出国内局势的严重性：
根据我的判断，越南战争继续下去将危害我国的前途。我所关心的不仅是人员生命的损失以及金钱和资源的浪费，最严重的是，这场起因和目的不明的冲突正在我们社会内部造成极大的分裂。
由此看来，到了1969年，美国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的危机之中；越战不仅是一场恶梦，而且是一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可怕的恶梦。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面对着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深重危机，认为除了从越南撤军，消除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之外，别无他途。
由上看来，为了打越战，富强如美国，竞被拖得精疲力竭；反观富强远不如美国的中国，为了南面反美霸，北面反苏霸，要比美国付出更大的民族牺牲，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为什么贬毛、评毛的人，没有从这方面来考虑毛晚年的是非功过呢？难道战争胜利的果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2、五个中心和三个世界
实际上，据基辛格说，早在1969年初尼克松政府上台时，他和尼克松就已经考虑如何收拾他们从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接过来的越战残局了。
收拾残局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消极的体面撤军，一个是积极的建立亚洲新秩序和国际新秩序。这是尼克松总统建立所谓的「和平结构」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他担任总统期间（1969年1月至1974年底8月）全力以赴的中心工作。
如何才能体面地撤军呢？
如何才能建立公正、稳定、持久的亚洲新秩序和国际新秩序呢？
据尼克松和基辛格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中国」；换言之，他们认为，只有承认中国这个政治现实，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只有承认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承认它对亚洲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才能建立公正、稳定、持久的亚洲新秩序和国际新秩序。然后，以此换取中国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撤军。
简言之，中国是帮助美国摆脱内外困境的唯一出路。
但是，人们不竟要问：如果毛晚年的中国，真的象贬毛的人所说的那样一团漆黑，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有这个能力提供尼克松所要求的帮助吗？显然，尼克松对当时中国力量的估计是同贬毛的人截然不同的。
极具讽刺的是，这个结论竟然是由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以强硬反共反华立场而知名的尼克松总统作出的。这种历史的辩证发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据尼克松说，早在1967年，他就在《外交季刊》中提到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就任总统后，又公开地或私下地散播改善中美关系的言论。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向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所作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说，具有开创新局面的意义。
其中有两点同中国有关，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已经由战后的两个中心变为现在的五个中心：
从经济观点来看，现在国际上不是只有一个世界第一、绝顶优越的美国，也不是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当我们从经济条件及经济潜力的角度着眼时，现在世界上有五个强大的势力中心。
他接着进一步阐述说：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看清了什么？当我们向前看，5年，10 年，或15年，我们看到5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势力：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5个中心，将要决定20世纪的後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动向；而且因为经济力量是所有力量的关键，也就决定整个世界的走向。
第二、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大陆中国置身於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它的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互不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
有鉴于此，尼克松总统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政治家、谋略家，基辛格则从全球势力均衡的而非单从经济的角度，得到上述结论。他认为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以对苏联产生有力的制衡作用。
3、解铃还需系铃人
1970代初期，中美两国领导人既然解决了建立友谊的理论问题，找到了建立两国友谊的共同基础，并且双方都作好了心理准备，那么剩下来的只是采取何种具体步骤或解决技术问题来建立这种友谊了。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中美关系已冰封了20多年，又岂「冰冻三尺」可以形容！所以，要想使冰冻了这麽久的中美关系一旦解冻，并
非易事。
中美关系的长期冻结，咎在美国，自然应由美方主动采取解冻步骤。据尼克松总统说，自他於1969年初就职后，就主动耐心地通过种各外交渠道，试探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经过长达两年半「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耐心而周到的准备」，终於在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半年多的时间内，导致三项「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的重大发展：
第一、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上宣布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并定於次年5月以前访问北京。
这个消息，的确如周恩来向基辛格预测的一样，震撼了全世界。尼克松事后也回忆说，他当时在电视上的三分钟讲话，成为「本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第二、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历史性的〈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附属机构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并将「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占的非法席位中驱逐出去。」
中国的消息，再度震撼了世界！
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固然是由于支持中国的会员国的数目逐年增加，已成了大势所趋，但能够在1971年而不是以后几年进入联合国，尼克松政府的消极抵制，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促进因素。
中国在联合国的胜利，反映尼克松总统在中美关系方面的确言行一致，不仅在言论上还在行动上，解除了20多年来美国强加于中国的所谓的「孤立状态」，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寻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急迫性和诚意。
这次胜利，还反映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巨大声望。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里用行动感谢如〈决议〉里所说的中国「坚决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他们的代表在投票後分享胜利成果的热情反应，在国际外交场合上是少见的，已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的佳话，广为流传；这幕感人的戏剧性情景，令中国人永远难以忘怀。这种战斗友谊，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同中国长期给予他们的道义支持和无私援助，是分不开的。
第三．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以美围总统身份，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国事访问。
这个行动，象一个特大的政治地震，不但猛烈地震撼了世界，而且彻底改变了国际的政治面貌。其改变的程度，不论多么夸张，都是不会过分的。
尼周两人握手一分钟
尼克松总统下飞机后，在机场「单独一个人」同周恩来握手长达1分钟之久。据他说，这是他刻意安排的。因为他深深知道，周因1954年在日内瓦开会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他握手而「深受侮辱」，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特别借此机会，代表美国为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而向周恩来深致迟来的歉意。
诚如尼克松总统所说的，他同周恩来的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随后尼克松总统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毛泽东握手，更是标志着中国、亚洲和世界，已正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具体地说，毛、周、尼的握手，就美方而言，标志着美国的霸权开始没落了。基辛格对这个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看得非常清楚，他语带伤感地说：
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干预世界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始终是参与世界事务的，但是无论在物质上或道义上，我们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如以前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力量中心，并努力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
换句话说，美国此後将根据它的五个中心观，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根据它的三个世界观，参与国际事务。
苏联根据它的两个世界观，参与国际事务。
于是，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微妙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正是登上历史舞台；代替战后的两极关系，开始对国际政治，起着主导作用了。
毛、周、尼的握手，就中方而言，标志着中国的强国地位开始确立了。毛晚年向他的同志和国人提出的「永不称霸」的誓言，可以了解为：「中国现在是或即将是一个强国，但力戒象美苏两个强国一样，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毛、周、尼的握手，标志着中国这个东方巨人，不仅自1949年以来已经醒了，站起来了，而且更从现在起，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标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任意欺凌中国、践踏中华民族尊严的屈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中国从此摆脱了百年来弱国的地位，可以体面地完全按照一个主权国自己的意志，参与国际事务了。
此外，单从狭义的外交史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说，毛、周、尼的握手，标志着毛泽东在晚年站在实力地位，为中国赢得了近百年来外交史上一次最大、最值得自豪的胜利，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简言之，中国在战火中崛起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象这样一次得来不易的伟大外交胜利，在〈决议〉中竟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评价，而被有意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4、各取所需
但是，尼克松总统的这次访华之行，除了具有上述重大的象征性意义之外，同时，据他自己和基辛格说，还取得了美方所要取得的两项实质性成果。确切地说，就是作好了体面撤军的必要安排和初步奠定了亚洲新秩序和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这两点又相互密切联系。现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作好了体面撤军的必要安排：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谓的「体面撤军」，确切地说，是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撤军模式。基辛格认为，戴高乐将军做到了使法军体面撤出阿尔及利亚，因为：
他把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解脱出来，这是作为执行政策的行动，而不是作为一场军事溃败的结果，他的举动反映着一项国家的决策，而不是一次大败退。
他使法国摆脱它的艰苦境遇而同时又保证内部团结和国际形象不受损害。
对美国来说，这种模式意味着美国自越南撤军，必须表明这是「出于尊严和自尊心而作的出的选择」，不能受到屈辱，不能被搞垮；必须不损害到它在亚洲和世界各地所承担的防卫责任和条约义务。
那么，中国对这种模式的撤军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呢？据尼、基二氏说，毛、周给予了他们所要的帮助。当然，这种帮助，不是有形的，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通过基辛格所谓的「了解、暗示和默契」提供的。
美国比谁都更清楚，美国在越南遭遇的困境，主要不是北越造成的，而是它的强大盟友中国造成的。所以，根本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外交途径，劝说中国停止或大量减少对北越的支持。
据基辛格说，毛对尼克松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都很小…… 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外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外国的。」他将毛的这段话了解为毛通过暗示，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预；更具体地说，也就是保证不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进而推论说，「中国实际上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据基辛格说：
（周恩来）更多地用悲伤而不是愤怒的口气反驳尼克松。他表示同情越南，但却没有提出两国利益一致。他把支持河内的义务说成是，因为中国在帝王统治时期欠下越南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更不是基于民族利益的一致。
他把周的这段话理解为：「中国不会武装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国的延伸」；「中国显然可能作出一些物质上的牺牲，但中国不愿冒战争风险来偿还这笔旧债。」
从而，基辛格乐观地说：
确实，我们是互相了解的；越南战争不会影响我们关系的改善。北京申明采取克制态度，并说缓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印度支那，这就使人确信无疑，北京的重点不在於它南部边界以外的战争，而在于同我们的关系。
这些了解、理解和论断，很自然地使基辛格得到这样正面的结论：「我们的外交，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情况，已接近把河内孤立起来了」；「对华的主动精神，还使我们国家政策恢复了应有的比例感。它把印度支那还原到它应有的尺度――一个大陆上的小半岛。」
一个狭小而贫弱的半岛，缺乏它背后那个庞然大物的有力支持，如何能打击美国的「威望、荣誉和信用」呢？如何能给人一种印象说是它打败美国，迫使美国撤军呢？当然不能。
第二、初步奠定了亚洲新秩序和国际新秩序的基础。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防卫责任和条约义务，据尼克松、基辛格说，也通过了默契和了解，获得毛、周的保证。
关于东北亚和东南亚问题，尼克松向毛、周表示，美国同日本的友谊和结盟，既可以抗衡「别人」（苏联）的野心，也可以防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表示美军如果撤出亚洲，撤出日本，就会留下真空，那个「到处插手」的苏联就会钻进来填补真空；表示美军可继续留驻太平洋，留驻南朝朝鲜和菲律宾。
据基辛格说，毛、周向美方表示，中国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默默地鼓励」美国在泰国、菲律宾驻军，「从未真正地」促使美国从朝鲜撤军，以保持亚洲的均势。
关于美中关系中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据基辛格说，周恩来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已经让台湾问题搁置了22年，我们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在亚洲的新秩序中，要继续容忍美国势力留在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台湾呢？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客观政治现实：中国虽然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陆权国家，但现在不是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海权国家。毛、周很可能基於这一知己知彼的深刻认识，而被迫在这块广阔的海域上，以美制苏，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将来解决。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世界新形势和中美两国关系的构想，反映了越战改变了冷战时期的二元国际大格局；反映了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美国在印支战场上的失利，显示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反映了20多年来指导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围堵政策和骨牌理论，已彻底破产，必须改弦更张。
中国方面欢迎尼克松政府所采的这种对中国的积极措施。但是，毛泽东对新的国际秩序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他运用阶级分析，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也即一般所谓的「三个世界」。1975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概念，作了全面的、明确的、深刻的阐释。其中有下列三点同本文有关，值得引述：
第一、世界已经由战後的两个世界变为现在的三个世界：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 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第二、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
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一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演讲快结束时，邓小平还特别着重地向世界宣告：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就是著名的、现在经常为人引用的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概念，也即〈决议〉中所说的毛在晚年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和永不称霸的战略指导思想」。虽然邓在1975年对毛的三个世界概念加以阐述，但毛自己已在1974年即公开向全世界明确提出来过；（8）可以推断，他开始构思这个概念的时间，应该会更早些。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同尼克松的五个中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甚至基本上是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看法：共同对付苏联；这就是把太平洋两岸具有巨大分歧的两个大国，联在一起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亚洲和世界客观形势的必然发展。战後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美国和中国都相应地作了必要的―― 套句基辛格的话说――「甚至有时是痛苦的调整」。
但是，苏联却仍然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自居，利用「经济合作」、「国际分工」、「有限主权论」等过时的概念，来维持它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成员的权威和支配地位。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党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企图将苏联的利益扩张至亚洲，填补美军撤出印支后在亚洲出现的权力真空。
中国猛烈抨击这个倡议，讽刺地指出，这是杜勒斯「围堵政策」的幽灵的再现，是美国「围堵政策」苏联版。美国当然也不能接受这个排除美国利益于亚洲之外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美两国正是基于这个在亚洲和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对付苏联的共同需要和利益，而走在一起、化敌为友的；但只是朋友，而不是盟友。
在世界范围内，据基辛格说，中国特别关心西欧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抗苏联的能力，并且嫌西方国家反苏的态度不够强硬；毛、周密切注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东各国，在阻碍苏联向印度洋突破、并钳制中东亲苏的激进主义势力所起的作用；中国对拉丁美洲不感兴趣；中国关切和了解苏联培植的激进主义势力在非洲的蔓延。
简言之，在通过毛、周、尼、基四氏所达成的了解和默契而形成的国际新秩序中，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初步形成了；对美方而言，从此中国基本上不再是一个对抗的力量，而是一个制衡的力量。面对一个加紧进行全球扩张主义的苏联，正在经历一场大伤元气的战争的美国，迫切地需要这种战略制衡力量，来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在未来的年代里，国力已大不如前的美国，更需要这种力量来确保它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
於是，从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中，体面撤军的必要安排作好了，亚洲新秩序和国际新秩度的基础，初步奠定了。
尼克松扣基辛格，从北京满载而归。
基辛格忆述说：「中国之行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由于美国公众从中国之行获得了希望，越南问题变得不那么像是不可解脱的梦魇，而更像是应当迎接而取胜的挑战了。
1973年3月29日，美国终於开始从越南「体面」撤军，终於逐步摆脱了越战的梦魇的困扰。
中国方面取得四大成果
那么，中国方面从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具体成果呢？他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见面礼呢？主要可以归结为下列四个：
第一、随着尼克松总统亲访北京，美国对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围堵政策，自动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随之美国第七舰队离开了台湾海峡；
第二、〈上海公报〉象征性地显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从此逐渐出规了一种对中国友好的气氖；在这种气氛里，中国可以同这些国家在政府与政府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来往；
第三、美国对中国南疆的军事威胁解除了，随后美国从南越撤军，为北越於1975年4月30日解放南越统一全国铺平了道路。这证明中国在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局之同时，也尽了它当时应尽的对盟国的义务和国际主义的义务（1979年以后，苏联和越南代替美国成为中国南疆的新的军事威胁，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第四、同美国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大伤元气的文革和反抗两霸的艰苦斗争，也亟需美国作为一个在亚洲和在国际上制衡苏联的战略力量，以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
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从美方收到了一份「厚礼」。
总的来说，中美双方在这次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交易中，各取所需，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
这是毛泽东（晚年）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珍贵的外交遗产。这笔珍贵外交遗产，为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创造了有利的和平国际大环境。
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人从此可以靠这笔丰厚的遗产而高高枕无忧了呢？可以放松对美霸的警惕甚至放弃反霸了呢？可以不必再为毛泽东尚未最後完成的中国反帝事业作出牺牲而去追求中国国家的一己私利了呢？
在毛周看来，绝不可以。1972年2月27日的中美《上海公报》就是最好的答案。其中，中方根据毛泽束的三个世界观，坚持中国继续反帝反霸，坚决支援各国人民进行正义斗争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阻碍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是在中国领土上残留的最後一个反帝任务。
所以，只要美国的势力继续留在台湾一天，中国人民在国内范围的反帝事业，就一天没有完成；同样地，只要美霸继续「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一天，中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事业就一天没有完成。
当然，毋庸置疑，中、美两国的战略默契和在军事以外各个领域友好合作关系的稳步发展和不断扩大的进程，显然将为最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统一中国，创造越来越有利的客观条件。
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使60年代後期原已在第三世界和西方进步人士及学生之间流行的毛泽东热 ，进而感染全世界。简言之，在1972年2月尼克松前往北京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为止的4年半期间，全世界都沉浸在毛泽东的热潮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也造成过遍及世界热潮的历史人物，就是13世纪蒙古的成吉思汗。但是，成吉思汗热和毛泽东热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靠发动侵略，欺负弱小民族国家造成的，而后者却是靠反抗侵略、扶弱济倾造成的。所以，如果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我们不妨将「成吉思汗热」称之为霸者之热，将「毛泽东热」称之为王者之热；霸者之热，胁人以力，所以灼灼逼人，使人「闻名而色变」；王者之热，感人以德，所以心悦诚服，使人闻名而油然起崇敬之心。
即使就毛本人而言，也不以成吉思汗为其钦慕仿效的历史人物。在他著名的〈沁园春•雪〉这首词里，他以诗言志说：
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成吉思汗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上英雄而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开创划时代局面的民族英雄、开国君主，但不是缺乏文治，就是缺乏思想与文采。所谓「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实在是夫子自道，意谓他志在成为国史上一个德才兼备、文武兼修、政教合一的超迈千古的最大风流人物。
1、王者之风
从现代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是一个「独裁者」。这是纯就政治权力运用的形式而言，因此只是表象；实质上，毛的这种「独裁统治」或是套句中共中贬毛、评毛者的话说，「家长式」统治，是近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古代王道理想的矛盾统一。
是的，这对一个猛烈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毛泽东而言，似乎是矛盾的；但是，矛盾的东西却往往是「和平地」或「不和平地」共处的，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前进的。作为一个新生的古老中国的统治者，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巨人，而是一个贯穿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政治巨人。所以，在他身上，必然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实际上，他也是集现代中国矛盾之大成。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毛晚年在思想上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
当中国以政治大国的地位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时，如何在现代国际政治的框架里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现中国的王道政治理想。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毛毕竟是一位东方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位中国的统治者；对一个事事强调要把马列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毛泽东而言，要做一个具有十足中国气派的统治者，毋宁是很自然的。
如何才能体现这种中国气派呢？对志在超迈千古风流人物的毛泽东来说，除了「攀登」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王道政治，发扬王道理想之外，别无他途；具体地说，他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赋予中国的王道精神一以现代意义、现代形式。
毛在他最后的四、五年统治期间，正是在攀登这个中国政治传统的最高王道境界；他在这段期间的言行正充分体现了这种具有中国气派的王者之风。现论证如下。
各国政要争相前往北京
1972年以前，到中国访问的达官政要，几乎都是清一色地来自第三世界中与近代中国命运相似的一些被压迫国家。但是，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後，在争相搭乘前往北京的列车中，增加了第二世界中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压迫过中国的国家如英、法、日、德（西）、意、比、荷、加、澳等国的元首、达官政要和社会名流。他们怀着「朝拜」的心情，纷纷踏着尼克松总统的脚步，争相前往北京，以一睹毛、周的丰采为荣。在毛、周生命的最后几年岁月中，经过他们「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的国宾，来自几十个国家，真是大有「万国衣冠拜冕旒」之概！
这一天，同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朝被迫派遣王公大臣前往各国谢罪，实成强烈对比！
这一天，只有在秦皇、汉武、唐宗、圣祖（清康熙帝，毛将宋祖同秦皇、汉武、唐宗并列，固然由于词韵的需要，但从历史的功业来看，终究似有未妥）的盛世时，曾经出现过；但是，这些早已是消逝的昔日中华帝国的辉煌！对一个在近百年来，「任人欺凌宰割、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来说，此情已待成追忆！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天竟会在他们有生之年重现；但是，这一天毕竟重现了！
可是，昔日万国的来朝同今天万国的「来朝」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点：昔日的万国是震于中华的国威，而今日的万国与其说震于中国的国威，不如说是震于中国伸张正义、抗御强敌、济弱扶倾的道德精神力量，来得更为恰当。
这是完全符合中国王道政治理想和精神的。
总之，随着毛泽东热，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在国际上达到他一生中的巅峰；他现在不仅属於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世界出了个毛泽东，人类出了个毛泽东。
随着毛泽东热，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获得普遍承认了；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同其他大国的国民终于站在平等地位了；中国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尊严也随之基本上恢复了。
一个无产阶级王者的风范
在频繁的送往迎来的外交酬酢活动中，最饶有趣味的莫过于那些有幸获得毛接见的国宾们，事后对他个人印象的追忆了。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英国的前首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等，都讲了他们当时的会见感想；虽然各自观察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几乎都一致强调下到几点：
（1）住房和室内简单朴实，象一位「俭朴的中产阶级家庭」；
（2）书房内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文稿，象一个「隐居的学者」；
（3）平易近人，谦逊有礼，幽默风趣，像一个一见如故的朋友。
当然，毛接见国宾的地方是事先经过周密考虑的。那么，他选择书房而不是会客室或宾馆，用意何在呢？从上面三点来看，他是要借书房这个纯属个人进行心智活动的小天地，在访客的心目中塑造这样一种形象：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是权力的象征；还是一位哲人，是智慧的源泉。确切地说，他要使西方人把他看成是柏拉图所说的哲王，使东方人把他看成是孔孟所说的王者或圣王；用当时中共官方的话说，就是领袖和导师。
领袖和导师，从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就是经过毛把古代王者的政治理想加以批判继承，改造成为近代的「无产阶级王者」。但是，必须强调，一个「无产阶级王者」同一个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王者，具有两点本质上的不同：
一是后者是受命于天，是神权迷信的；前者受命于民，是民主理性的；二是后者由于受命于天，所以高高在上，前者由于受命于民，所以平易近人。这种形象，虽说是刻意塑造的，但也是毛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集中体现。
还是让美国当代的外交权威基辛格博士亲自来印证吧，他这样地忆述说：
毛泽东这个毕生致力於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结构和面貌的统治者，实际上住在紫紫禁城，……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的首脑。
这是毛「政」的一面。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
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恩来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基辛格更生动地忆述了这样一种印象：
他（毛泽东）也不象大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替他准备讲稿，然后诵读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是在随随便便地引导著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
这是毛泽东「教」的一面。
「政教合一」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的王者境界，甚至孙中山和蒋介石也自称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虽然他们要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王者。但孙中山是有教而无政，蒋介石有政而无教，加上志大才疏，最后都告失败。
然而，毛泽东一生追求的「德才兼备、文武兼修、政教合一」的王者境界，到了晚年，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不但达到了，而且还通过汲取西方马列主义的传统，大大加以发展了。
可是，他晚年树立的这种现代中国统治者的王者风范，实在太高大了；曲高必和寡，恐怕以后将成绝响！
浩然之气
但最能体给现毛的王者风范的，还是他自然流露的一种无形的浩然之气。基辛格对这种浩然之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或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象他那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焕发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颠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的身上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颠流」。
基辛格所谓的意志力、魄力、颠流，实际上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和文天祥所说的「正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孟子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充塞於天地之间。」文天祥说「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所以，基辛格所感受到的充塞毛泽东书房的那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应该就是孟子和和文天祥所说的一股「浩然之气」和「正气」。
孟子所说的「养」，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革命实践；生活的历程越艰苦，这种浩然之气越充沛。在领导过奇迹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世界战史上出名的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指挥过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战、中苏边境自卫战；主导和指导过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战争等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毛泽东身上，流露出这种浩然之气，毋宁是很自然的。
这种源自东方儒家深厚道德传统的神秘精神力量――浩然之气，一般西方人是不大容易感觉到的，或即使感觉得到，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基辛格博士，除了具有天赋的特别敏锐的感觉力之外，还深受东方犹太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不但能感觉得到，还能说得出来。对於日本人来说，由於他们的统治者和武士道也以王道为最高的道德境界，所以对毛身上流露出来的浩然之气，几乎有直觉的反应，说毛俨然有「 王者之风」！
在日本人眼里，毛不仅是一个有中国气派的统治者，还是一个有东亚气派的王者。
2、王者无敌
毛泽东对当代世界的三分法和永不称霸的反帝思想，虽然基本上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权力结构的特征后而产生的，但贯穿其间的道德精神，却有与儒家王道精神相通之处。这可以由他把美、苏两国超级强国称之为「霸」和中国不称「霸」这个「霸」字上清楚地看出来。
如上所述，邓小平将毛的所谓「霸」界定为「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这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和「以力服人」。霸的反面是王，这里的王，是指王道、王政的「王」，不是指称王称霸的「王」。（9）。孟子谓「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和「以德服人」。这同邓小平在联合国阐述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在精神上是多么一致。
王霸之辩，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是个老问题，从春秋战国起到清末为止，儒家孟、荀两派一直争论不休。毛在晚年又把这个几乎在近现代中国已被人遗忘的老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还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在这点上，毛把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关于反帝的理论，同中国的王道政治传统相结合 ，从而因加入了中国智慧和现代中国独特的反帝经验，而加以丰富和发展了。这可以说是，毛又一次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文化传统在国际政治中相接合的最后一个例子。
简言之，王道伸张正义，济弱扶倾，反抗强权；霸道则违反正义、弱肉强食。近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大英雄邱吉尔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世界的全部历史象聚焦那样集中于一点，就是强大的民族不总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
这句名言，把霸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年轻时，对这句话特别喜爱，将之奉为治国圭皋，在他所写的书里反复引述。
于此可见，英、美两国的霸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而毛却向世界发出与邱吉尔完全相反的宣告：
多行不义的强大民族，不得人心，总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伸张正义的弱小民族，深得民心，总是会战胜的。
中国倡导无产阶级的王道，美国倡导资产阶级的霸道。中国同美国在印支的战略较量，从道德精神上来说，可以视为王道精神同霸道精神的较量。结果，王道战胜了霸道。
苏联倡导社会主义的霸道，同美国异曲而同工。中、苏珍宝岛冲突，可以视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王道同修正的社会主义霸道的较量。结果，
王道又战胜了霸道。
毛晚年领导的反两霸斗争证明了，中国虽然较美、苏为弱，但可以以弱击强；证明了，王者无敌。
同时，更有力地证明了，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超迈千古的风流人物。1983年12月26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高度赞颂毛说：
伟大斗争的时代，必然会生长出卓越的人物，而卓越的人物反过来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中国最伟大、最卓越的人物。
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更进而推崇毛说：
毛泽东同志对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对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容抹煞的。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为世世代代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毫无疑问，其中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同志。
这不正是毛在〈沁园春〉里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最佳诠释吗？毛在最后岁月里，以垂暮的古稀之年，内既须应付文革的激烈斗争，外又须同两霸进行殊死的「较量」，再加上同病魔的搏斗，这种同时在三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智慧、胆识、意志力和理想主义情操，岂是国史上其他风流人物所可比拟的麽？
五、结论
似此，最能突显出毛同以往风流人物不同的晚年反帝事业，为什么未能得到接他班的当权派应有的高度评价呢？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文革。
但中共当局没有因为毛在文革问题上犯了「严重失误」而否定他晚年以前的功业，这种「为贤者讳」的心襟和眼光是令人钦佩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文革虽然和反两霸斗争发生在同一期间，甚至亦步亦趋，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历史事件就绝对水火不相容，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别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国内纪念毛诞辰90周年的活动中，刻意贬低毛晚年的反帝事业，有意淡化毛晚年在外交上取得的空前的伟大胜利。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非科学态度和非唯物史观态度，似乎有待斟酌商榷；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难以服人，难以向后人交代；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今天的新中国，实在令人深感遗憾！
希望今后中共再纪念毛诞辰的周年时，例如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时，能够对他晚年领导的反帝事业，作出应有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上文所引《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所谓的「对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容抹煞的」，固然是正面的，但流于空泛；似乎是在暗指毛晚年所领导的反美、反苏的斗争，但又苦于不能直言。顾虑什么呢？是怕这样做，会影响毛对文革应负的责任吗？是怕会影响中美或中苏关系吗？是怕授越南以柄吗？还是怕影响到现在当权者权力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呢？这些顾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历史事实，还历史真面目，让我们后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前人的教训，从而能够正确地评价毛的千秋功罪。
本文只是对毛晚年的反帝事业作了初步的探讨，主观和缺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各方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以便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曾以笔名范寒山，发表于美国纽约《华侨日报》（今美国纽约《侨报》的前身），1983年12月26日、1984年1月9日、1月26日、2月28日）
注释：
（1）例如现在当权派所说的国内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凡是派就是持这样的立场，即官方指控的极左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也就是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句句照办。
（2）海外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围绕香港《明报杂志》的自由派，其代表人物为余英时。他对毛的历史评价是：毛生前的伟大，同大独裁者斯大林、希特勒一样，「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这是一位自命治学谨严、客观的史学家对毛的全盘否定。毛领导中共和中国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死後果真留下来的只足一片空白吗？这一派批毛，丑化毛的言论，不一而足。其中之尤者如徐东滨更将毛视为「暴君、昏君、瘟君」，在徐某的眼里，毛简直是个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无庸讳言，文革期间的党内斗争和反两帝（资帝和社帝）的激烈斗争其严重的後遗症是，破坏了中共党内可贵的和谐和团结，并在党内和社会上滋生了反战、厌战的情绪，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并使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受到冲击的党内老同志和大知识分子对毛的领导能力和智慧产生怀疑，甚至社会上有些人对中共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信心都发生动摇。
以致毛去世後直到今天（1983年），中国人一提起「毛泽东」这三个字，立即就会直觉地产生强烈的爱憎分明的两极化反应。
（3）参见拙文〈毛泽东晚年的反帝事业――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华侨日报》，1983年12月26日、1984年1月9日、1月26日、2月28日；另见《海峡评论》，第36期，1993年12月号）。
（4） 这个阶段也可视为越战的准备阶段。
（5）约翰•纽曼在他的《约翰•肯尼迪与越南》（1992年，纽约）一书中认为，肯尼迪总统在被暗杀之前（1963年11月），虽然在公开场合仍然支持增援越南，但私底下已经决定撤出越南。这一次一定是遭到五角大厦、中情局、联调局和军工综合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遭到杀身之祸。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可见美国统治集团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包括牺牲一位总统的生命而坚决要与中国在印支再次较量。
（6）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为了打不打朝鲜战争，毛苦苦思考了三天三夜。为了打不打中印边境战争，毛在1962年10月召集将帅在西山举行军事会议，听取意见。最后，他说：「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30年和平。」如果毛不易作出打韩战和中印边境战争的决心，那么他就更难作出打越战的决心了；同时可以想象，党内反对的声音也会较前两次对外战争大得多。但是，毛终於不顾反对的声音，决毅然决定同美军在印支战场上再次较量。而且，毛的一贯作法是，既然要打，就一定要打胜仗，打出威风，打出志气，在印支战场更是不能不例外。
（7）另一说这200亿美元中包扩50年代抗法援越的援助。
（8）1974年2月毛对一位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这样说的：「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1月1日）
（9）「称王」一辞出自《明史•朱升传》。朱升向朱元璋献策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里的「王」，是指封建爵秩，同王道、王政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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