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占主导和统治地位
刘永佶
在1991年出版的《历史的经济大思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百题》中，我提出“空想的资本主义”这一命题。显然，这个命题是针对近现代中国的。12年来，中国经济的演变似乎证明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一些朋友很惋惜地说：私有经济大发展了，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现实，不再是空想。但我仍然坚持这个命题，不过要做一些说明。当时提出这一命题时，亦非说私有经济，特别是私有资本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自由的私有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空想”是说一些人所指望的像欧美那样，由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文化。
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量是其权利的体现，也是其享受的根据；每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是无限的，但其产品的品种却是单一或有限的，为此就要与他人产品进行交换；交换就要计算价值，产品价值由劳动，进而由资本和土地决定；交换是按等价原则进行的，交换者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的权利由其价值来衡量；为了增进个人占有的财富量，应容许自由竞争，即在平等的形式上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和生产，只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土地，并有效地运用它们，就可以占有更多的财富；个人所占有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由法律予以保证。
自由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初级阶段，其要点在于：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其自然权利是平等的；人类生存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长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想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源，为此，必须展开竞争，社会要以法律来保证个人所有权和竞争的结果，使强者占有更多资源，处有利地位，并为弱点提供榜样和指导。由此，人类就可以保持经常性的活力，而自由竞争又会生出一种制约人际关系的机制，即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由它来调整人际关系、配置资源。
在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笔下，人是自私自利的“灵长类动物”，自由竞争的原则也就是丛林中动物生存的自然规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强者和胜者，虽然真正的胜者只有少数，但必须激发所有人都以成为胜者为目标，由此来保证社会的活力。
这种从商人到产业资本家的意识所集中体现的自由资本主义，是对封建领主制和君主专制的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因此，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它，宣扬它，并力求在中国实现它，都是有其道理的。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是胡适，他从“五四”前开始的宣传一直影响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批新人取代了胡适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胡适反对的，主要还是旧的集权官僚制，新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则是有严重缺陷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之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旧自由资本主义者的进步性更为明显，新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则在揭露初级公有制弊端的时候，连同公有制和劳动社会主义一起批判，主张不具备条件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不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未能深入揭示中国的特殊矛盾，只是用欧美自由资本主义者批判封建领主制和君主专制的言论来论述中国，并把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作为中国的目标。
也正因此，他们将一个在西方通行的现实的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空想和空谈。他们中不乏一些热情而真诚的言论，却至多只为切实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些启发。
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空想性，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中国的商人资本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势力相当弱小。两千余年严重而严密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它只能作为小农经济的补充，没有、也不可能将其微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宣扬其理想时，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与欧洲的近代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二、集权官僚制的系统与严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官僚地主阶级除了抑商政策外，还以各种方式盘剥商人资本。由于总体上的抑商政策和官文化的制约，商人社会地位极低，政府又以各种方式限制其经营，为了生存，商人及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以行贿等方式拉拢政府官员，各级官员也通过索贿、权力入股等方式占有商人和私营企业利润，严重影响到其积累和发展。
三、官僚地主阶级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其官僚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反对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原则的，它不容许民众有与其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而官僚资本从一开始就居垄断地位，利用政治权力来独占资源，并为其经营提供各种便利。弱小的商人资本无力与之竞争。也正因此，中国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劳动力使用权出卖者的雇佣劳动者阶级。
四、国际上的垄断资本财团以其帝国主义政策和战略，严格限制中国自由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只容许其充当在中国压榨廉价劳动力和掠夺资源的“小伙计”，绝不容许其拥有核心技术和与大财团竞争的实力。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中国，并在官僚统治者那里得到各种优惠和特权，致使中国的自由资本不可与之进行平等的竞争。
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严重制约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即使是一些达到一定规模的私人资本，也会受此制约而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能向现代大企业演进。
六、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形成与其在经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必然地限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结成一定的联盟，但劳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限制自由资本主义。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所忽略或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反复强调其主义的重要，也批判“封建主义”，但由于其在中国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受到其未能批判的集权官僚主义——官文化的严重压抑，他们所希望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20世纪乃至以后中国经济的主流，私人资本也会有所发展，但只能在作为经济主流的官僚资本主义或劳动社会主义的许可下，作为主流经济的补充。虽然自由资本主义者还会继续他们的宣传，但他们只有在与劳动社会主义者联合，批判集权官僚资本主义、改造小农经济中才有其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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