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根据：人本质的发展与人性的升华
刘永佶
民主是人类社会矛盾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文明发展的体现。民主并不是某些思想家宣传、鼓动的结果，但民主文化却又必须有一批思想家进行研究、论证和宣传，不仅要构筑理论体系，还要有民众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民主运动，并在运动的进程中逐步制度化。
民主的根据是什么？
虽然历史上论证民主的思想家并没有这样提问题，但他们又都要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这个问题。“主”，是指对权力的掌控，并由此制约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在社会总体上，“主”就是拥有社会总体权利并运用其权力来决定、控制总体的事务。这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是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存在的，并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大体说来，人类已有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社会的部落公决和首领制、奴隶主的专制、封建领主专制、集权君主制与官僚制。民主制是承接君主制与官僚制之后的政治制度，它又分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两个阶段。
各种政治制度中为“主”的人，都要为自己找到相应的根据。原始社会的部落是按血缘群居的，其首领是由公众推举和竞争相结合产生的，根据就在于是否具有超群的和领导的能力；奴隶主专制的根据是所谓的“神”；封建领主制的根据是“上帝”；集权君主制主要在欧洲很短时间存在，它延续封建领主制，仍以“上帝”为根据；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在名义上也可以说是君主制，但由于庞大系统的官僚体系，因此又不同于由君主一个人作主的君主制，也可以说是君主官僚制，它的根据，则是“天命”。
民主的观念和制度，首先由率先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欧洲发起。它的出现，是对欧洲当时的封建领主专制和集权君主制的否定。民主观念的提出和倡导者，无疑是当时最先进也最有胆识的思想家，他们首先要论证的，就是领主和君主以为根据的“上帝”的不存在，并指出世界的本原是自然的物质，人是物质的，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意识可以反映、认知自然界，人的本质源于自然，人性就是自然性的体现。人的生命是自然界赋予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私自利、趋利避害、自由竞争、财产私有，都是人性的表现。由于人是群体的动物，因此，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为了不致在无限的冲突中灭亡，人们相互之间订立社会契约，规定各自的权利，组成国家，由相应的机构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并掌管社会事务。领主和君主以所谓的“上帝”为根据，强调“君权神（上帝）授”，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凡是有生命的人，都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人身权和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是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害和剥夺。政治权利是由人身权和财产所有权派生并集合的总体权利的体现，因此，它必须掌握在拥有这两个权利的人民之手，即“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或民主的目的，又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所有权。
也正是以此为根据，资本主义民主规定了“民”的资格：必须是有一定数量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的人。这种规定，实则只承认财产私有权是一种权利，从而将没有所规定数量财产私有权的雇佣劳动者和农民排斥于“民”之外，当然也就无权去“主”了。早期民主观念的倡导者是以人的自然性和人身权来反对君主或领主的，但这个观念落到实际的政治制度上，恰恰人身权不起作用了。而规定“民”资格的政治家们，并没有违背人的自然性：作为自然性集中体现的自由竞争，势必优胜劣汰，不能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就是由竞争证明了的劣者、弱者，当然没有资格成为做“主”的“民”了；而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才是竞争中的优者、强者，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做“主”。这同样是“自然规律”的要求和体现。至于资本主义民主将妇女排斥于“民”之外，迄今我尚未发现有哪个政治家正面阐述过其根据，而从其规定本身，以及“女权运动”的思想论证中，所能得到的结论是：父权是与封建领主制和君主制统一的，在这两种制度下，妇女没有政治和经济权利。当资产阶级以“民主”为旗号反对君主和领主专制时，他们并没有将妇女也纳入“人民”范畴，以致资本主义民主建立时，妇女还是无权者，既没有规定其人身权，也没有规定其财产所有权，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这种情况，充分说明资本主义与封建领主和君主的内在联系。对此，是不可能用人的自然性来解说的。
可见，资本主义民主以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自然性为根据，势必导致少数拥有财产所有权者的统治，这实际上还是“寡头政治”。这又正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卢梭发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内在缺陷，他坚决反对把财产所有权作为民主的根据。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把矛头直指财产所有权，以暴力为基础的所有权带来了冲突和战争，富人制定了所有权和不平等的法律，由此产生了专制。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进一步指出，要克服不平等，就要消除专制，消除专制的途径在实现民主。民主即人民意志和人民主权。民主权是“天赋人权”，它不受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只要是一国公民，就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也可以说，卢梭是只以人身权来论民主权的。他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马克思认为，必须消灭财产的私有制，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平等，只有这时，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马克思关于民主制与公有制统一的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使民主运动进入了全新阶段。
如何规定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直接关系到民主文化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进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明确地将自然界说成世界的本原，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而非上帝所造。这样，就使所有的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了平等性，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由的，人的权利是与其生命同在的。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这还不够，因为所有权也曾被说成天赋的权利，洛克将所有权与劳动直接统一的论点，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财产所有权恰恰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非劳动的暴力和对社会关系的控制。早期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如“宪章运动”，是以人身权为根据，反对以财产所有权限制选民资格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人身权与财产所有权的斗争，或者是劳动力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的斗争。而要真正争得民主权，就必须从更深一层规定民主的根据，而且进一步批判和否定私有制。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人的存在和本质、人性，探讨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规定了社会的阶段性和阶级性，提出了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论断。这样，民主就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国家的一种存在形式，其根据不仅在人的生命，更在于人的社会存在。在社会矛盾中联合起来，形成变革势力，是劳动者在资本统治社会中提高社会地位，进而推翻资本统治，建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社会制度，由此实现人本质的发展和人性升华的惟一途径。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给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以新的更为明确的理论指导，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在民主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进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民主思想的指导。
然而，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初级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从制度上全面实行民主，因此导致初级公有制经济的失败。这不仅给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以口实，也造成了世界民主运动的分歧和分裂。进入21世纪的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惟一途径，就是民主。为此，有必要在继承马克思基本观点的同时，认真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民主运动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
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不在世界的物质性，也不在自然界的本原性和人的自然性。这些在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论证的唯物主义命题，曾经在反封建专制、反上帝主义中起到理论基础的作用，并为资本主义民主提供根据，但以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已远远不够。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反对上述唯物主义命题，而是要在承认这些命题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劳动者要求并实现民主的根据。
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就是人，是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
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他是自然的，而在于他是人为的，是人的特殊行为——劳动——使人得以逐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了自身的存在，形成人的特殊本质，即人存在与社会活动各要素的内在联系。劳动、需要、交往、意识，是人存在和社会活动的要素。其中，劳动是核心。这四要素是人类特有的，但也是动物的一般性活动、生理、血缘关系、大脑运动等的特殊形式，并具有其特殊内容。劳动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但与其他动物活动不同的是，人是在意识的指导下，有目的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器官和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满足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劳动是社会行为，是在交往中进行的，包括劳动过程的分工、协作，劳动经验和技术的交流，劳动产品的交换等，都是劳动的必要内容。劳动与需要、交往都反映于意识，并受意识的支配。劳动、需要、交往和意识的统一，构成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就像彩色电视的“三原色”组成缤纷图象，这四要素的组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矛盾。其中，劳动是核心，需要、交往、意识都是围绕劳动而形成和展开的，是劳动的条件和要素。
人的发展，根本就在劳动的发展，劳动在人本质中的核心地位，内在地规定了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然而，在阶级社会中，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和其产品的增加，劳动的核心地位却变成隐性的，交往中的阶级关系使不劳动者成为统治者，并通过控制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关键性环节，来控制劳动者的劳动与需要。统治者以自己本来可以用于劳动的体力和智力，组织暴力和编造欺骗性观念，来控制劳动者，将“神”、“上帝”、“天命”、“物质规律”、“物质生产力”、“财富”等作为社会的决定力量，并由此规定人本质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历代统治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合，也是他们控制劳动者意识和行为的手段。君主、官主专制、贵族政治及资本主义民主等政治制度，就是以这些观念为根据的。
人作为自由的、以其劳动和意识创造性发展的群体动物，是不断发展的，这不仅体现于对外界的改造，更体现于其自身素质技能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上。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才得以显现，而消除阶级统治，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是人本质发展的大趋势。社会主义民主正是这个大趋势的要求和体现。
人性是人本质的展开，是对人类本质属性的一般规定，人本质的发展，具体化为人性的升华。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人性说成自然的，把动物的一般性直接规定为人性。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然的精制品，是一部按力学原理运行的机器，欲求是其动力，因此，人性是利己的，是服从于欲求的。人的自然本性产生“自然权利”。休谟更明确地说人本性是自私的，对财富、权力和享受的追求，对贫贱的鄙视，都是人性的体现。显然，他们对人性的这种规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民主制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按财产所有权数量规定选民资格，完全是说得通的。
然而，这种唯物主义地对人性的规定，却忽视了人的特殊性。人性是以动物一般性为前提的，也是对动物一般性的否定。在人性中，动物一般性已被劳动所改造，是交往和意识制约人的需要的体现。在动物那里，满足个体欲求，是其生命活动的全部，但动物并没有私有观念，更没有财产所有权，这些都是人类特有的，以动物一般性来论证人性自私，是不能成立的。人性是人本质四要素综合作用的体现，随着人本质的发展，人性也在不断升华。人性升华就是人本质发展对动物一般性的改造，是对人性中动物一般性中野蛮成分的克服。
人性包括五个层次或环节，即社会性、主体性、思想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相对于动物一般性而言，人性是特殊，但在人性升华过程中，人性又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人性升华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人性升华作为人本质发展的体现，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要求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由此而带来人社会性的演进，主体性、思想性、目的性、创造性也得以充分体现，并随之而变化。在人性升华的过程中，人本质的各要素都在发展，创造着、改善着人的生存条件，改造人及其社会关系。
人性升华在社会性和社会关系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对动物一般性野蛮成分所导致的阶级统治的逐步削弱，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马克思说的人类结束“史前时期”的目标，正是人性升华的必然。霍布斯、休谟等人之所以能大谈人性，其实就是人性升华的表现，在此之前受基督教沉重压迫，是不能谈人性的，只能谈上帝如何造人，人又应该如何服从上帝的神性。霍布斯等人将人性归结为自然性，是对神性的否定，但他们又将自然性绝对化，其思想主导的资本统治又成为人性升华所必须克服的障碍。
人性升华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为主要内容，而社会主义民主，恰是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要求提高社会地位的表现。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明确劳动者的民主权，保证他们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对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在逐步完善的民主制和公有制中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进一步提高和发挥。
总之，民主是人的权利，民主又是人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它的根据，不可能是自然界，只能是人本身，是人的本质发展和人性的升华。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了民主的主体问题，而民主的主体，又只能是自由联合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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