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
2006．2．2．
如今这年头修改教科书成风。日本有人闹着修改教科书，中国也有人闹着修改教科书。日本鬼子修改教科书，欲证明日本侵略中国“无罪”；中国“精英”修改教科书，欲证明中国被侵略“有理”。二者遥相呼应，配合绝妙。日本人修改了日本的教科书还不算，又命令中国人按日本人的口味修改中国的教科书，删除一切抗日反侵略的内容。他那边一发“最高指示”，中国这里马上有人闻风而动，坚决照办，删掉了《狼牙山五壮士》。现在又蹦出个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嫌光删除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还不够，干脆来了个更彻底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算总帐，连锅端，全盘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全部历史，超额完成任务。他的那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顺民”教材。当年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中国人当“顺民”。今天却见中国“精英”用“软刀子”逼着中国人当“顺民”。这也算“与时俱进”。
袁大教授的文章劈头第一句话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注意，注意，袁大教授借古喻今给中国人上课了。说的是历史，讲的是政治；名为“历史教科书”，实为今日“现代化”。文章从头至尾就一个意思：侵略有理，反抗有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趋势”，只能顺，不能逆，“顺之者昌、逆之者困”，反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是“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
为什么圆明园被烧了？因为中国人不“顺”，或曰“顺”得太不彻底：居然只释放缉捕的海盗和水手而拒绝向洋大人道歉；居然敢处死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居然敢不“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妨碍洋大人自由进出中国城市；居然敢对“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这种“平常外交事务”“一拖再拖”；居然不会处理洋大人在“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节外生枝”，不允许洋人公使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选择走哪条路；居然不准洋大人的军
舰“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居然在受到洋大人的攻击时开火还击……结论：圆明园被烧是中国人不肯逆来顺受的结果，咎由自取，活该。
袁大教授引经据典，喋喋不休地告诉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一个字：“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一定得“顺”：俯首贴耳，百依百顺，逆来顺受，任人宰割。“顺”才有出路，“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不“顺”就只有死路一条，“结果酿成大祸”。绝对不能有丝毫不满，更不能企图反抗，否则就是“吃狼奶长大的！”
然而历史实际是这样吗？九．一八时中国“绝对不抵抗”，“顺”得还不够彻底吗？结果呢？沙基惨案，和平游行的中国人手无寸铁，还不够“顺”的？英国军队照样向中国群众开枪。“顺”顶个屁用。济南惨案，赤手空拳的中国外
交官居然被日军挖眼舌割耳鼻大卸八块。你再“顺”，再“文明”，再“外交礼仪”，再“程序正义”又值几何？根本没有宣战，“和平时期”的外国军舰动不动就在中国内河向中国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开炮轰击：炮轰万县、炮轰九江、炮轰南京……中国人“顺”来“顺”去，照样“闭门家中坐，炮弹天上来”。这又是哪门子的“程序正义”？南京大屠杀，几个日本兵就能看押几千中国人。死难的那三十万同胞“顺”不“顺”？结果呢？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遭屠杀，难道反倒是因为中国人不“顺”？所有那些死难的中国人究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是“喝羊奶长大的”？这时候怎么不见袁大教授“奶”不“奶”的大发议论了？
（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后来对美国的一切要求简直百依百顺，连卧室都敞开了让人家检查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差让人家解开裤子验裤裆了。这还不够“顺”吗？那又怎么样？避免了“酿成大祸”了吗？）
读了袁大教授的这些“高论”，不禁令人想起鲁迅的两段话：
“山羊……比胡羊（注：绵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鲁迅：一点比喻》
“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缠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鲁迅致许广平》
中国人实际从来都是喝袁大教授这类“知识精英”们的“羊奶”（或曰“洋奶”）长大的。所以才会有“绝对不抵抗”，才会有南京大屠杀的任人宰割。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精英”们不都是一直在严格遵照袁大教授们的主张来决策吗？“勿以小嫌酿大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对不抵抗”、“消气外交”……凡此种种，哪样不是百分之百地符合了袁大教授“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的“理论”？结果呢？行得通吗？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注：注意：当年谓之“维新”，如今谓之“改革”。换个名词而已。有什么本质区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正因为再喝袁大教授这类“知识精英”们的“洋奶”也救不了命，所以才有一些先锋队改喝了“狼奶”，“让思想冲破牢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面对列强的侵略，毛泽东的主张跟袁大教授的“大顺主义”截然相反：“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客观实践检验的结果呢？抗日战争前的事且不论。1946年“安平事件”，面对美军陆战一师的武力进犯，样样劣势的解放军照打不误，美军被当场毙伤十几个，半点便宜没占着。之后美军不但没有象袁大教授之类“精英”断言的那样倾全力出兵介入中国内战消灭共产党，反而在解放军进军全国时乖乖从上海青岛天津等地撤走了全部军队。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从“安平事件”、“紫石英”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捕捉到了一个准确的信息：毛泽东的军队的字典里没有“绝对不抵抗”这个词。1949年渡江战役时，还没有海军的解放军用野战火炮照着擅闯禁区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打，光舰长加司令就前后打死了仨：你胆敢擅闯禁区又不听警告，那就老实不客气。先开炮就先开炮。打了你就打了你，看你敢怎么着？之后英国不但没有再来一次“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而赶紧跟新中国谈判建交拉关系。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同样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虽然英国还是那个大英帝国，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大清帝国”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是喝“羊奶”长大的。袁大教授不是说不平等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吗？新中国一建国，立刻宣布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什么外国特权，什么“程序正义”，统统去你妈的。“造成不应有的混乱”了吗？1950年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照样出兵抗美援朝，一顿痛打把美军轰回了三八线。得罪了这天字第一号的世界头等强国，天并没有塌下来。1967年英军在香港新界挑起冲突，解放军不打则已，一开火当场干掉英军42名，揍得英国人大哭小叫：“中国老虎真地吃人”。1969年珍宝岛冲突，中国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的弹丸之地跟绝对优势的苏军大打出手，宁可冒核战争的危险，也绝不放弃寸土。上述种种中国人哪次不是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以弱击强？袁大教授拼命告诫弱者对强者只能百依百顺，别妨碍洋人自由进出中国城市、别限制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选择走哪条路、别禁止洋大人的军舰在中国内河自由往来，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即使“一拖再拖”、“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节外生枝”都不得了。而喝了“狼奶”的中国人岂止妨碍了洋大人在中国的横冲直撞，根本就敢迎头痛击一切挑衅，命都要了他们的，更不用说“赔礼道歉”、“忠实执行”不平等条约了。这比袁大教授战战兢兢总结出来的种种“教训”严重了一万倍都不止。结果呢？“酿成大祸”了吗？重演“火烧圆明园”了吗？签定了新的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了吗？看看这一切，再想想中国人九．一八时“绝对不抵抗”的结果，想想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时任人宰割的结果，历史究竟证明了谁的主张对？毛泽东，还是袁大教授之类“精英”？
袁大教授口口声声说：“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他既然号称“历史学家”，那就应该能够做个统计：从1840年到1911年这晚清七十一年中，中国一共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平均多久签订一个？平均每个条约为中国带来了几年“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几年“充分的时间”？“忠实执行”不平等条约，结果是不平等条约越执行越多，多到再也“忠实执行”不下去。再算算1911年到1949年这38年中，对外“绝对不抵抗”、继承了满清一切不平等条约、“严格执行现有条约”的民国政府又得到了几年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几年“充分的时间”？最后看看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可曾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中国人从那以来可曾再受过任何战乱之苦？究竟是谁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是袁大教授之流“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大顺主义”，还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毛泽东思想？“历史学家”如果连这么大的历史反差都看不见、想不到、不认帐，那还有什么资格号称“历史学家”？还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合格”不“合格”？
袁大教授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大骂“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并断言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的“错误教育的后果”。他在这里完全颠倒了黑白。凡有人群的地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倾向或破坏性倾向。哪国都一样。上次美国洛杉矶大骚乱时，暴徒就专抢外国人，尤其是亚裔。怎么不见袁大教授谴责这是“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人群中出现自发的破坏性倾向不是要害，当权者如何处理这种自发的破坏性倾向才是要害。一种破坏性倾向如果能甚嚣尘上压倒一切，必然有当权者的煽动支持。真正要负责的是煽动支持这种破坏倾向的当权者。中国现在仍然有跳大神的。你能说中国文化就是跳大神吗？但如果某当官的利用权力公开支持、宣扬、保护跳大神，跳大神行业必然风靡一时。那么谁应该对跳大神运动负责？是中国文化中国人，还是利用权力制造跳大神运动的官员？同样，当年以义和团名义搞的极端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完全是因为满清政府的存心纵容与蓄意煽动。没有权力机构的引导和支持，那些盲动倾向根本成不了气候。否则为什么只有北京一带闹义和团，全国其他地区就不闹？为什么就1900年那一年闹义和团，其他时期就不闹？再战乱、再动荡、再出现无政府状态也不见中国人自发闹什么义和团、搞什么“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可见以义和团名义搞的种种胡作非为根本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的愚昧无知、“文化低劣”，完全是满清政府内部因争权夺利的需要而故意假借义和团名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动乱”。他们又要打击政敌又不肯负责，所以才用义和团的名义横扫一切，完了事之后一推六二五，把一切责任赖得干干净净。真正“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的是那些蓄意把义和团变成政治斗争工具的满清政府，是西太后和大大小小的官吏，而不是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的普通义和团群众。同样，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同样性质的政治动乱。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整“走资派”，“走资派”的对策就是挑动群众互相打成一团，打得越乱越凶狠，就越顾不上整“走资派”，“走资派”们就越安全。这是其一。更要紧的是“走资派”们蓄意制造动乱，惟恐天下不乱，惟恐社会不出大乱子。因为乱子越大，对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破坏就越厉害，就越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走资派”们就越容易借此证明毛泽东的主张错了，行不通。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就故意把社会搅乱然后嫁祸于人，用这种办法间接反对毛泽东。这是其二。毛泽东再三再四强调不准整群众，但“走资派”们偏要阳奉阴违。你越说不准整群众
，他们就越制造大动乱，以此证明群众不整不行，专整“走资派”的运动方向错了。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权术的产物：你看，闹得如此无法无天，都闹成明显违反国际法的国际事件了，可见你错了。实际上毛泽东什么时候允许这样胡闹过？一旦发现这种倾向，立刻采取严厉措施，抓了鼓动放火的官员。类似事件就再也没出过。可见所谓“红卫兵无法无天”同样是别有用心的官僚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真如袁大教授说的那样，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的“错误教育的后果”，那全国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红卫兵的那种“暴行”，而不是单单在毛泽东决心整肃“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才这么折腾。而且可以肯定，如果将来中国决心狠抓贪官，大力肃贪，贪官们必然会采取同样对策：想方设法搅乱社会秩序，比如制造金融危机、制造停产、停电、经济混乱，散布“整贪官错误”、“贪官整不得，整了损失更大”的舆论，借此引起老百姓不满，借老百姓之手制止肃贪。这跟当年制造义和团和红卫兵“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借此打击政敌是同样的政治权术、政治阴谋、政治动乱。真正“反人类、反文明”的从来都是那些两面三刀的贪官污吏和政客阴谋家。他们为了自己争权夺利，不惜故意煽动狂热，制造事端，搅乱社会。他们才是真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的罪魁祸首，才应该永远受到谴责。
袁大教授们大骂义和团是“拳匪”、“暴民”。不对了。袁大教授自己也承认，无视国际法、攻打外国使馆是西太后命令干的。这“西太后”是“官”还是“民”？在山西有组织屠杀外国人是山西巡抚毓贤亲自出马干的。这“山西巡抚”是“官”还是“民”？北京的辅国公载澜“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这奉了旨的“辅国公”是“官”还是“民”？袁大教授明明一清二楚，却故意说：“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注意这个并列联词“及”字。袁大教授用词大有讲究。一个“及”字就把“清政府高级官员”和“义和团”平起平坐并列到一起，让二者同等分担“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就这么“见面分一半”，先把“官”的罪责硬摊给了“民”一半。然后呢？“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瞧见没有？袁大教授的文章到下结论这会儿指责的就只剩下义和团一家了。先是承认一切劣行都是满清政府煽动纵容指挥指使的，接着来了个“相提并论”，用个“及”字把“清政府高级官员”和“义和团”拽到一起，而最后算总帐时却是“回头再看义和团”，只剩下了义和团一家。真正的罪犯满清政府呢？早被袁大教授偷偷摸摸“无罪释放”了。最后的结论是义和团“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而不是满清政府“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等大帽子就这么最终全部悄悄罩到了义和团头上。袁大教授真不愧学问高深，懂得一步一步偷梁换柱。就这么分步走，不知不觉就把满清政府的罪责走了后门。实际上，真正“反人道、反文明”、“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的元凶祸首是义和团民众吗？根本不是，是满清政府，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这样干并非简单的愚昧无知，而是居心险恶，为了争权夺利不惜牺牲整个世界。所以说把一切极端行为归罪于义和团、诬之为“拳匪”、“暴民”不对，这是在替满清政府开脱罪责。既然满清政府的官员以义和团名义干土匪行径，那就应该说真正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罪魁祸首不是“拳匪”，而是“官匪”，或曰“匪官”；不是“暴民”，而是“暴官”。同理，“文化大革命”时的“走资派”以红卫兵的名义干土匪勾当，他们应该算是“资匪”。今天的“精英”们以“改革”的名义干土匪买卖，他们应该算是“改匪”。真正给中国带来国耻的从来不是什么“拳匪”、“暴民”，而是那些一脉相承、种子绵绵不绝的“匪官”、“暴官”加今天的“精英”“改匪”。
袁大教授专骂“暴民”不骂“暴官”，专骂“拳匪”不骂“官匪”，当然更不骂“改匪”。道理很简单。第一，他自己就是一名“改匪”，现在正在借“改革”之机篡改历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第二，他的文章是“顺民”教材，而不是“顺官”教材（“顺官”无师自通，用不着教）。如果如实承认当年以义和团的名义“反文明、反人类”的其实是“匪官”，那就没法“论证”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而只能证明中国的“匪官”是“劣等官僚”，中国的“精英”是“劣等精英”了。这岂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口口声声“暴民”“拳匪”地没完没了，就是要给所有中国人都按上个“原罪”：“2
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看见没有？袁大教授的提法是“20世纪中国人”，而不是“满清政府的‘匪官’”。一切罪行都让义和团给包圆了还不算，现在一家伙把全体中国人都给扫进去了。中国人人都有“原罪”，个个都属“愚昧”。这下子弄得中国人在世界面前一提义和团就矮人一截：我们的祖先曾经“反人类
”，中华文化曾经孕育出“反文明”的思潮。就凭这个，你还能理直气壮指责别人的侵略吗？你还能振振有词捍卫中华文化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罪行一下子就给比下去了。中国人遭受侵略吃足了亏反而还捞了个“咎由自取”、“愚昧无知”。纳粹徳国搞侵略扩张种族灭绝，全世界包括受害最甚的犹太人也只说一切都是纳粹党的罪恶，并没有说德国人民“反人类”，德国文化“反文明”。德国人民也用不着为历史上出了个纳粹党而永远低人一头。而袁大教授们这么“论证”来“论证”去，“论证”得中国这个被侵略者居然比侵略者“罪过”还大。不信你看袁大教授们骂谁最起劲：骂法西斯德国？骂日本军国主义？骂南京大屠杀？还是骂“拳匪”？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楞是让他们给说得掉了个个儿。你说这帮“精英”颠倒黑白的本事大不大？叫他们这么“论证”，中国人“劣等”，中国文化“劣等”，文明程度低下，“野蛮孑遗”巨大，没有“自我净化能力”，所以才会如此“愚昧无知”，才有如此“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怎么办呢？不吃“狼奶”吃“洋奶”。“全盘西化”当“顺民”。“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彻底忘掉“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学习西方彻底改革”。“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乖乖“全球化”。“绝对不抵抗”。即使使馆挨了炸也要“消气外交”、“战略伙伴关系”，不顾一切一头拱过去抱住粗腿，扯开嗓子放声高唱“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新鲜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辉煌，灿烂的太阳。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心中的太阳，那就是你……”
袁大教授指责别人“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他自己呢？岂止“不严肃”，根本就是随心所欲篡改歪曲。他要“论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顺”才有出路，所以对一切“顺”了仍无出路的例子，比如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
”；对一切不“顺”却有出路的例子，比如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一概不予理睬。号称历史学家，却对这么大的历史事实这么明显的历史教训视而不见，把局部历史的特例总结成普遍性的历史规律，这叫“严肃”？
不仅如此，袁大教授的文章处处搞小动作。指责中国人时各种材料又丰富有精确，而对颂扬义和团有利、对掩饰外国侵略者的罪行不利之处则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来个“材料不足，无法证明”。一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坏，谁的日记，谁的电文，谁的实录，绘声绘色详细形容场面之恐怖，竭尽全力描述“中国人”之残暴愚昧。“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统计数字详细精确之极。但八国联军杀了多少中国人呢？绝口不提。为什么？一提就露馅了。被杀的中国人岂止数以百计？袁大教授只形容“中国人”如何如何残暴，绝口不提八国联军如何如何残暴，比如使用毒气弹，比如奸污完妇女还要剁下小脚留做“纪念”，比如把成百上千老百姓赶入死胡同用机枪全部扫死……在袁大教授笔下，法国神甫马赖干了什么坏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颂扬义和团的歌谣“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再有，袁大教授不承认“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因为“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瞧瞧袁大教授这逻辑：“瓜分”与“瓜分阴谋”是一回事吗？“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跟“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阴谋”是一回事吗？因为瓜分中国的阴谋还存在，所以不能说中国没有被瓜分，这是什么逻辑？能旁明义和团运动使中国免于被瓜分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话却只能算“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中国没有被瓜分“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证据呢？对不起，不知道。这就是袁大教授的逻辑：已经有的证据不算数，算了数的拿不出证据。袁大教授为了抹杀义和团的历史贡献，连这种下三滥的流氓手法都用上了。他就是如此“严肃”地运用史料的。
袁大教授用尽了一切无赖文法，仍然是“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于是他索性不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撕下一切伪装，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穿了：“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为什么“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呢？因为在袁大教授面前说了也白说。袁大教授只许说“中国人”不好，不许说帝国主义侵略不好。因为他要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这是他的根本立场。难怪他的文章从头到尾处处都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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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教授先装模作样地承认“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然后马上问：“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莫名其妙。既然是“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应该问侵略者才对。让受害者考察什么“应对得失”？能不能“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是被侵略者的责任吗？袁大教授这一问一答等于说“各国人民不能更好地共处”是中国人闹的，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责任推的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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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神甫马赖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内地只是“错误行为”而不是罪；他干了什么坏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而“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看，“程
序正义优先”，多么先进的文明，多么无耻的逻辑。犯了罪了倒“程序正义”了。是非曲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袁大教授颠倒过来，有罪的变没罪，没罪的变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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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看看，为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了“拖延”了“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居然就要发动侵略战争，居然就成了“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因为“走哪条路进京”、“绕个大弯”的纠纷就要撕毁条约再次开战！随便找个小借口就能撕毁的条约，即使这次不被撕毁，下次也会被撕毁，而且用不了多久。袁大教授不说侵略者故意寻衅制造借口发动战争，却反过来处处指责中国人不识时务，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改变成了“火烧圆明园是中国人愚蠢的不识时务造成的咎由自取的苦果”。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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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结论：八国联军是“正当自卫”，侵略“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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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袁大教授把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歪曲成没有是非的宗教矛盾，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罪行给抹得干干净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宽容的民族，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宗教战争。犹太民族从来没有被别人同化过，唯独在中国被同化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因宗教而歧视他们。有着如此宗教宽容传统的民族却因“外来宗教矛盾”而闹起了义和团，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欺人太甚。袁大教授号称“历史学家”，难道连这点历史常识都没有？
袁大教授动不动就指责别人“错得一塌糊涂”，却不给自己照照镜子。他先大骂慈禧“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接下来又说：“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然后结论：“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既然是“奉旨公开进行”，那自然是慈禧指使的。那就是说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灭”。同一个袁大教授，同一篇文章，先骂慈禧“专制淫威”，再夸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灭”。这不叫自相矛
盾？这不叫“错得一塌糊涂”？如此逻辑水平，还有脸指责别人？
义和团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纵有千错万错，反抗侵略不错。有这种反抗精神在，尽管他们那一代不善于斗争，但后来人终于学会了。袁大教授这号“精英”千有理万有理，鼓吹“侵略有理”就没理。就凭这条，再高的学问也狗屁不如。
袁大教授煞费苦心写了这篇当代的“顺民”教材，给中国新一代吞食“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以便培养当代的“顺民”，不愧是洋大人的模范“顺の民”,“良心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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