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重庆模式”研讨会纪要
（特约通讯员）伴随着重庆“唱红打黑”的发展和传播，重庆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那么“重庆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它的意义与发展前景是什么？2010年12月26日上午，在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117周年诞辰纪念日里，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一场以探讨“重庆模式”为主题的研讨会，参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大学学者、教授和社会独立学者等二十余人。研讨会由巫若枝主持，发表观点的学者有左大培、司马平邦、李克勤、杨晓青、徐维国、刘海波、余斌、一清、云淡水暖等。
众人口中的“重庆模式”，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最早提出和报道“重庆模式”的是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记者纪硕鸣，他认为“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正式被官方采用则是2010年6月12日经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的，有其特定的所指。一般认为，“重庆模式”主要是指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以“唱红打黑”为主体的社会治安整顿和精神文明建设、公租房规划、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和以建设内陆大开发战略高地为战略的包括重组国营、民营、外资三驾马车、优化经济结构等内容。研讨会涉及的有关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
一、“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深层原因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后起的房地产变相“私有化”及级差地租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实际上是小农经济，随着市场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很自然产生了小农心理和私有文化。后起的房地产在私有与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竞争中使用权几经周折，以及级差地租的存在，实际上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交易。
余斌老师认为“让农民成为小私有者，是对农民掠夺的开始”。小农生产适应不了现代私有化为竞争核心的工业社会，农民生活穷困，重庆很多人背上了高利贷，而黑社会是保持高利贷回收的重要力量。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产生的基础就是私有化与剥削。左大培老师认为，允许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和质押的发展将加剧黑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
刘海波老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和房地产制度是变相地向中国传统社会的回归，中国唐宋至民国土地制度都是以土地私有、市场自由交易为主的，这一点比当时欧洲要市场化。问题不在于个人使用或利用多大面积的土地，也不在于使用的权利为市场交易决定，而在于社会成员地租占有的不平等，形成土地食利集团，社会财富为土地食利集团吞食。制度安排事实上鼓励私人对地租的无限度占有，这样的社会激励机制形成人人都要“攒钱买地或靠权势占地”，导致社会矛盾不可化解、经济发展陷入锁死的困局。在城市化进程中，现在中国的土地制度鼓励私人对级差地租的无限度占有，我们回到了传统社会，“读书做官、攒钱买地、公权私用”为其特征。“沉渣泛起”而非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更好概括近年“主流”们的理论与实践。
徐维国老师认为，重庆模式的实践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是运用毛主席大公无私的思想对那具有“腐败性的传统文化”的又一次荡涤，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这些腐败性文化的死灰复燃则是基于私有制与市场竞争的。李克勤老师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公”，而社会治安和风气好的“南街村”、“大寨”都是强调“公”的文化。
重庆黑恶势力产生和城乡矛盾及公租房规划无不与这一历史基础有关。另外学者还认为，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还有基督教来调节社会市场造成的道德文化缺陷。在一味发展市场经济和强调GDP的过程中，我们丧失了社会主义文化调节机制，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必然需要一套完善的逻辑的理论体系和文化体系。重庆建设新社会过程中，需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人。
（二）房地产商业化与泡沫化发展。
近年来，房地产在市场竞争中迅猛发展，对拉动GDP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学习的却是“欧美模式”，房地产运营过程的私有化、放纵与市场化。左大培老师认为，房地产已出现泡沫现象，这是金融精英、金融贵族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在操纵国际市场，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重庆公租房的规划是政府宏观经济计划性的重要表现。
（三）建立在私有化与市场化基础上的“资本下乡、农民进城”的城市化进程之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表示在思想上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策追求，也取得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是根本上的。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量的关闭，大批工人下岗，大量民营和外资企业蓬勃发展，农村的小农生产方满足不了生活需求，大量农民工出现。而实际上，农民工在城市被当做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余斌老师认为，这样的发展是“资本下乡，农民进城，为中国的传统模式做辩护”。中国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主人地位不可动摇，改变城乡对立的二元对立结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做出了重要的探索，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重庆模式”的特点和现象
（一）牢牢把握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重庆的唱红打黑不仅仅是一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现象，也是一场阶级斗争。杨晓青老师认为，唱红打黑是对黑恶势力和腐败官僚的专政，“将打黑除恶和惩治腐败相结合，是今后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这是重庆做法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余斌老师也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高度艺术”的表述。
重庆人民为什么说“共产党又回来了”？那是共产党人和工农为主体人民一道对剥削阶级、腐败分子的专政，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实实在在的最高位置。司马平邦老师说，重庆警察跟外地不一样，他们是“用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
（二）要有一批高素质的干部带头人。
司马平邦老师曾应邀去过重庆三次，他认为重庆是“强人政治”，有了强人才能带动人民做事情。如薄熙来这样的领导人，富有个性、不惧挑战，他崇拜毛泽东（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而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调研过十几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村的李克勤老师认为，无论是“重庆”还是“南街村”、“大寨”都要一批“红色乡土企业家”，他们很重要。杨晓青老师强调了干部制度好、干部能力强对于打黑除恶的有着重要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创新要改革，要培养一批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完善干部制度和法制，使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始终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而不是如徐维国老师所说的“人才逆向淘汰”现象，选上来的都是庸才，不为人民做事情，更不允许一团乱的“恶人当政”。
（三）公租房规划、户籍改革城乡一体化等增强了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计划性，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过多的强调了转变的路径，而忽视了对最终的目标的研究。社会主义被等同于国有制和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与国有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现象，如何使国有经济的存在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对非国有经济起到示范效应，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应有之意。左大培老师认为，如果仅从个人获利角度衡量，普通百姓必然支持公有制，而精英们由于具有能力等优势，不会支持公有制。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公有制”对穷人有利，要落实在目标上，给人民提供福利。没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共产党就是失去了执政的经济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经济发展中的全国统一性、计划性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本质区别就是坚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经济运行中国家有绝对权的计划性和调控性。重庆公租房就是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计划性和调控性的发挥，如果任由经济发展受市场和私人资本摆布，这是很危险的。
（四）总结正反经验，综合运用现代技术与管理手段，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实事求是，开创社会主义新阶段。
有的学者认为，重庆唱红打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时代的符号”，但这不意味着回归传统的社会主义。杨晓青老师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后三十年。重庆实践的成功得益于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既发扬毛泽东时代党的优良传统，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强调人的因素，也重视制度的作用。”司马平邦老师详细介绍了重庆打黑过程中，又红又专的人才起了决定性作用，比如王立军同时是科学家，曾获得多项专利，他们建立的“交警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我们要看到“重庆模式”诞生的起点是改革开放30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这样的实践和突破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在工商业发达的西欧，并且提出了建设“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社会。“重庆”在经历现代市场工商业社会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否不同于东欧“原始公社”与“游牧民族”之上的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和教训，重庆的大胆探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三、“重庆模式”评价与展望
（一）重庆模式是对沿海发展模式、欧美模式的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重要探索。
余斌老师认为，我们要解放思想，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沿海发展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历史已经证明，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模式并不能普及全国，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欧美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社会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60年的发展，生产力和现代管理总体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问题和制约瓶颈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明显加强，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重庆的率先改革意义深远。
（二）探索发展中的重庆应走向深入，解决微观民主问题，发扬创新“鞍钢宪法”精神，进一步发展完善“人民法治”。
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企业采取了劳资长期合作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譬如终身雇佣制的同时存在着过劳死现象，意味着剥削非常严重。日本企业实际上是将劳资之间的纵向冲突转化为劳动者之间的横向监督。重庆国有资产增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宏观经济民主问题，但是公有制企业要解决的是“微观经济民主”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宏观经济民主可以在标准化需求没有满足下借助于福特主义模式，例如重庆吸引惠普进驻，提供的劳动者主要是低技能的农民工就反映了这一点。随着西部市场需求的升级，迫切需要解决产品的质量和创新问题。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微观经济民主”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建立后微观经济民主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左大培老师则阐解了“鞍钢宪法”对现代企业管理民主的重要意义。
重庆未来的发展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政治和法律上要走向深入，只有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属于人民的“人民法治”才能持续的发展，不会因人亡而政息。我们要借鉴欧美法律合乎社会主义的东西，绝不要它普世价值支配下的“资本法治”。社会主义的“人民法治”是双向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对党的监督，既有一般状况的井然秩序，也有特别时刻的人民代表表达运动，总之一切都在“人民法律”的秩序内。
（三）“重庆模式”究竟是否存在，或许称之为“重庆现象”、“重庆经验”是否更合适？重庆模式未来如何？
研讨会上，徐维国老师发问，重庆模式究竟有没有？只有成熟的稳定的才能成为“模式”，有的学者赞同用“重庆现象”或“重庆经验”。而余斌老师认为，“重庆”是一种“反模式”的模式，重庆实践本身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已形成的沿海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逆反，并已证明了迥异于深圳模式的实践可以非常成功，在这个反模式的意义上，重庆模式完全可以成立。刘海波老师认为，重庆是中西部一个“省”，具有典型和代表意义。这涉及到不同地区在政治过程中的博弈，究竟如何还要看体制变革和进一步发展。
一清老师因临时出差给研讨会发来了书面意见，概要如下：“重庆模式”是一种更广义上的表达。相对于狭义的如公租房建设的重庆模式、绿色经济重庆模式、房地产调控重庆模式等，这里外延要更宽泛一些，甚至就是中国新一轮出发的全面模式，包括了各个方面。重庆模式的核心，即共产党宗旨里所清楚地表明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应是执政党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重庆的各种措施都是“爱人民”理念的回归。重庆'新文化"是对西方主流文化挑战的有力回应。
研讨会上，尽管大家对探讨过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仍存在分歧，但大家一致认为“重庆模式”值得肯定，是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重要探索。在全球经济危机刚过和近几十年国内外敌对势力、资本主义与腐朽势力淡化社会主义意识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悄然兴起，重庆的存在和发展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走向？总之，我们应该关注重庆、支持重庆、宣传重庆、学习重庆，并进一步研究、完善重庆实践，为解决目前的困局、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探索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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