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次重庆模式研讨会纪要
（特约通讯员）2010年12月11日下午，在会议室召开了关于重庆模式的第一次研讨会。与会的学者有张勤德、张宏良、刘仰、黄纪苏、祝东力、仲大军、柴卫东等。吴若枝主持了座谈会。张勤德、张宏良等首先在会上介绍了在上海召开的重庆模式研讨会的情况，刘仰、黄纪苏等介绍了他们在重庆参访的见闻与感受，而后大家对重庆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方向，只有两个代表性的模式，一个是重庆模式，一个是深圳模式。深圳模式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颇为抢眼，但是却不能代表中国的方向。深圳是以牺牲了几千万的农民工人和底层劳动者，才换来了其外在的繁华，换来了少部分人的富裕。深圳模式不具有推广性。如果在全中国推广深圳模式，中国必然沦为一个彻底的出口导向型的殖民地国家，中国必然因此而崩溃、分裂。重庆模式却不一样。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重庆模式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重庆经济，外向型经济占12%。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重庆却以15%的速度增长。重庆的高速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是发展源泉。
与会学者指出，重庆模式在中国的出现，有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就必然性而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然取得了物质上的发展，但是遇到的问题却是更加深重，腐败猖獗，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东西部发展不均衡，房地产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问题，国内买办卖国贼问题，利益集团问题等相继出现，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美国在国内的代理人西化派，他们控制着许多媒体，积极倡导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方式，意图推翻共产党中国，把中国这艘大船凿沉。
今天中国面临的危机前所未有，不管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亡党亡国的危机。大家都在问，改革是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改恶，改革还有没有继续前进的动力，改革还能否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共产党体制还有没有自我纠正的能力，还有没有可能回头？如果不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群众运动的方式整治当前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其他什么办法？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罗斯福新政、普京新政那样的局面，或者只能一步步的走向深渊和崩溃？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重庆模式对于当前中国存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积极探索，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都具有普遍意义。重庆模式的出现顺应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其出现有其必然性。
学者们认为，重庆模式的出现也有偶然性，它的出现与薄熙来的个人因素是分不开的，与党内的健康力量是分不开的。黄奇帆市长与薄熙来书记与配合，在各个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根本归宿。重庆模式仍旧是强人政治。这个强人对官僚系统比较苛刻，对于普通老百姓比较亲。他以手中的权利强制官僚。他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到了极限，将官僚体系自我纠正的潜力已经运用到了极限。所以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中国现有体制也就彻底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了。
与会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都是强人政治。毛泽东曾经试图将强人政治改变为群众参与的政治，但是因为社会历史和群众觉悟的局限，没有能够实现。现在的重庆模式主要是在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取得的，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还是要依靠群众参与的民主和法制，而不是依靠杰出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离开就人亡政息，腐败和黑社会卷土重来，重庆模式就失去了长远意义。所以应积极推动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提高群众觉悟，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重庆市通过实施党员干部"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活动，自上而下的，试图让党员干部与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体验民生之疾苦。试图让党员干部重新拾起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理念。重庆市提倡唱红打黑，自下而上的，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写信检举黑社会和腐败官员，让群众监督官僚。应该将这样的形式固定下来，变成一个可以稳固操作的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僚腐败。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腐败，腐败官僚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最顽固的利益集团。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整个社会正在走向溃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腐败会亡党亡国”。如果重庆模式能够充分抑制腐败，资本家也就不敢太猖狂。没有腐败官僚的庇护，资本家也就安生了。如此一来，其它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因为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所以重庆市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决策机制。现在中国的决策机制是上面制定政策，下面贯彻落实，底层群众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大。而重庆市却出现了群众积极创新探索试验，上面再决定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充分的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才能。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一旦这股力量被充分激发起来，一定可以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展开试验，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
与会学者指出，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重庆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以民生为本”，其经济制度基础是国资增值与地票交易。重庆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 700亿增长到7 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9 000亿元，今年超过万亿元。2002年至2008年间，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3.7%，而重庆的增长率是19%。然而，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增值了4倍，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企业（主要指民营企业）的高税收。重庆对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降低了民企的压力，促进了民企的发展。
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增值，与土地规划、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目前，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城市。降低商品房房价，不搞短期土地财政，是通过国资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有底气、有能力实现藏富于民的重要方面。
而地票交易则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地票交易，改变了城市化进程中，仅仅只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的享受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难以享受城市化、工业化的土地增值的现象。
与会学者认为，重庆模式在既定制度下开展和发展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样是土地公有制，其他地方政府必须依赖土地财政、依赖开发商，而重庆因为做好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做到了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这些都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实现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其它地方政府也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与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13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的水平。根据2008年建设部的数据，中国住宅面积403.59亿平方米，平均每人30.38平方米（城镇每人28平方米，农村每人32.4平方米）。2009年数据，全国医疗费用6800亿，折合美元1000亿美元，与外汇储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最近几年，每年搞出口退税，让出口企业降低出口商品价格贱卖，补贴外国消费者，每年支出5000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减少支出，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国家减免农民的农业税，不过200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根本无法相比。我们有钱补助外国人，却没钱补助自己的老百姓。
我们的国家有能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可是现实却与此相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老百姓的境况已然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还变本加厉。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成为社会邪恶的根源和代表，它们正在成为社会的负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是劫富济贫，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常常沦落为劫贫济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当前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四川省却有上万亩蔬菜烂在地里。蔬菜收购时，给农民的价钱是8分钱一斤，市区销售是2元钱一斤，其余的费用就是城管、收费站、中石油等等的费用。政府机构已然成为人民的负担，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
与会学者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对重庆的支持力度。在当前的国内大环境下，在当前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下，重庆虽有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若是没有国家大环境的支持，其发展也是艰难的。中央组织部应该多提拔像薄熙来这样的心里装着人民的干部，而不要总是提拔那些追求形象工程、GDP的干部。国家应该将重庆模式的一些经验总结出来，在全国推广。应该推动其它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进行试验。应该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试验。
与会学者相信，重庆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必然会遭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对抗，必然会引起一些地方政府、资本买办集团的对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中国目前已经处于十字路口，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和平转型，那么很可能会在十年内迎来一场内乱和外患。
与会学者指出，中国应该展开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改革30年，参与和推动改革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少了，改革正在资本化、官僚化、口号化、专制化。一些改革正在外国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分子力量、黑恶势力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人民大众越来越被所谓的“改革”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日益堆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没有信心了！继续改革，迫切需要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需要人民力量！应该对过去30年的改革做一次大总结、大反思和大辩论。没有关于改革的正确的舆论，就没有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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