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的设计是有阶级性的

　　美国的‘宪政’是资产阶级的‘限政’，它只在资本集团内部实行有限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对老百姓而言‘毫无疑义’。可是对资本集团来说却‘意义重大’。各资本家可以参入到议会里，参与制定对公权力监督的法律条款，对公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达到杜绝霸权、限制权力的目的，让政府做‘小政府’放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放任金融资本的自由，做‘大市场’。在对公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方面，应该说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富豪阶级对多数民众阶级的专政。近些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也宣扬‘人权、自由、平等’，但是公民自由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官员，却不可以指责你的老板。公民可以谈平等，但绝对不可能和官员、老板、社会精英相平等。公民也可以谈人权，但不能触动官员、老板、社会精英的个人利益，更不能让你改变社会制度。因为“人权、自由、平等”是被人为制定的私有制下的‘法律’所约束的。其法律的宗旨就是保护私有制的。因此说“选政”是有阶级性的，是在阶级专政下的“选政”。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追求的是‘大民主’，讲的是‘人民性’。它的领导人选举是党内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复议，并由‘人大’批准获得通过。选举的目的是选出正确的政策路线执行集体，能够保证人民政权为人民的权利执行的集体和领导人。领导人的更换也是为了保证人民政权不被颠覆，不被变质，保证党的方针政策不被改变为首要目的。人民的国家、人民的社会、人民管理。这是一种全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必然很不完善，有很多的矛盾还没解决。同时也受到多方面的阻扰和反对和封杀。因此必须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保证这种公有制制度的执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是‘全民公有制’，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公权力’有极大的权威性，如果没有‘人民民主监督’很可能形成‘霸权’，就是通常所说的‘官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里限制公权力、监督公权力是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资产阶级要限制政府权力，而无产阶级既要限制政府掌握的‘公权力’，又要发挥公权力的作用，同时还要限制‘资本权力’，消灭私有制。这就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目的而实行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必要所在。因此，中国不可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政”制度。

　　这也是‘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

　　‘人民民主监督’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最好的方法。毛主席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牢固，为了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监督’，做了巨大的努力和实践。但是在实践当中做得还不是很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阻力主要来自于高层，那些公权力的‘当权者’不愿意接受民众的监督，他们喜欢不受监督的‘一长制’，喜欢‘发号施令’，喜欢拍脑袋做决策，不愿意集体协商，不愿意‘调查研究’又不愿意走‘群众路线’，当抉策失败时却不敢于面对错误，害怕担当责任，总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将错误退给别人，他们反对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总是强调集体领导干扰了他们的工作，阻碍了他们的能力的发挥。不利于生产，不利于提高效益等等。正是由于来自‘公权力’当权派的阻力，妨碍了‘人民民主监督’的顺利实施，使得社会主义的‘公权力’逐步形成官僚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继而出现严重腐败现象。共产党辛苦奋斗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它将‘一事无成’，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亿万人民当中。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这两种制度下的‘公权力’的使用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的‘公权力’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私有制社会，资产阶级要限制‘社会公权力’，他们限制公权力是要政府做‘小政府’希望所谓的‘大市场’，其目的就是造成有利于资本获利的环境，资产阶级需要追逐资本利益最大化，需要劳动力共多余求，这样有利于压低劳动力价格，资产阶级需要资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经济不受政府公权力的监督和干预、调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人民群众同样需要监督、限制‘社会公权力’私用、滥用，但同时也希望‘社会公权力’为多数人的利益发挥更大、更公平的作用，和合理的经济调控作用。‘人民民主’监督和限制‘公权力’是为了制止‘公权力’为少数人而用，限制公权力私用，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私有制’‘公有制’这两种社会制度都需要监督。限制社会的‘公权力’，但监督和限制的目的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公权力不光有限制约束的问题，还必须要最大程度的使用、发挥好公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公有制下的公权力，该约束限制的方面必须严格的限制起来，尤其是公权力私用必须禁止，该发挥使用的方面必须最大限度的为多数人的利益而使用好公权力，最大程度的使用公权力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性。让绝大多数劳动者劳有所获，劳有该获。要使用公权力来禁止那些‘不劳而获’者，还要限制不合理的‘资本获利’者，因为‘资本获利’也属于‘不劳而获’的范畴，属于‘食利阶级’。

　　在资本主义国家食利者就是‘寄生者’，是受到限制的、是不提倡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很高的‘遗产税’来限制‘食利人群’范围的扩大。遗产越多赋税越高。

　　历史以来的社会制度都是少数人统制多数人的制度，统制阶级都是少数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完全改变了历史，由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建立的阶级专政，这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开天辟地’大好事。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却是一种噩耗。从此，社会的等级观念、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去的压迫阶级被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文化道德观都将随之改变。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种社会的改变一点不为过，

　　“选政”是更换掌权人的一种方法，“政党内民主选举”也更换领导人一种方法，“世袭制”也是一种掌权人的更换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制度、方针、发展方向的延续。只有当人民群众认识到当前的制度、方针、发展方向完全错误时，才会发生更换‘选举制度’的诉求。出现这种诉求说明党政集团的方针、方向令多数人不满意。当今中国社会有很大的“选政”诉求，希望通过‘选政’选举出最佳掌权人，这种忧国忧民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不切合中国实际。中国毕竟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认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赞成公有制，反对私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打压和包围之中，国内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在相互交融的争斗着，这个时候谈什么“选政”，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怎么可能同意呢?不但不会同意而且还会认为有人想要通过“选政”夺取人民的政权，夺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有人说：“害怕共产党再来一次‘反右’运动”。这种害怕不奇怪，因为‘选政’的诉求已经触动了人民政权，触动了国家制度，触动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说实话国家这些年来的制度、方针、发展方向是有偏差，但这只能通过党内民主从我纠正，恢复党内民主，让党内左右两派畅所欲言，统一全党认识，纠正方向、调整方针就能够回到正确的制度轨道上来。目前来说“选政”不是最佳方法。‘选政’是有阶级性的，将来无产阶级如何实行‘选政’，目前不好说，但只要人民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公有制观念完全巩固之后，“人民选政”制度才有可能出台，才有可能自下而上的逐步的实行“人民选政”这种民选‘公权力掌权人’方法，这个“人民选政”绝不会照搬资本主义的“选政”，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选政’‘资本选政’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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