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周保马邀请大家重温了列宁论党性的经典作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今天保马继续推出董学文老师关于列宁的文章。本文详细说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指出了列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无法绕过的地位。小编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借董老师这篇文章，更加全面地了解列宁在文艺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从而对思考今日中国的文艺事业有新的启示。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1期，感谢董老师授权保马发表此文!

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董学文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绕开”列宁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列宁的文艺思想遭到了解构性的扭曲。在某些人的眼中，列宁文艺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成了“文艺政治学”或“文艺党性学”的代名词。尤其是在那些为文化自由主义吹嘘和辩护的学者那里，列宁的文艺思想几乎成了令他们“恼怒”和“恐惧”的东西，20世纪无产阶级文艺实践偏颇与过失的原因，都加到了列宁的头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有必要还原列宁文艺思想的本来面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列宁文艺思想在当今世界又重新产生明显影响的呼应性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有责任把列宁的文艺思想融入当代问题意识的探讨之中。

　　列宁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1]这同样是适用于文艺理论研究。那么，列宁文艺思想与马克思的文艺思想是什么关系呢?这里似可借用齐泽克的一句话，即“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2]齐泽克的重新回到列宁的思路，虽说是拉康和克尔凯郭尔式的，他“想找回的这个列宁是形成中的列宁”[3]，但这句表示敬意的话却道出了某种真理，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理论传承的血统，看到了正视列宁思想成就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遗产——包括文艺理论遗产——的无须怀疑的可能性。

　　为何说“绕开列宁”就难以直接接近“本真马克思”？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只有列宁才是站在马克思学说与现实世界当务之需中间真正起到沟通管道作用的巨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天才的实践家和历史行动者，他的见解带有理论启迪和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

　　马克思逝世十二年后的1895年，面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泛起，拉法格曾告诫到访的25岁的列宁：“不可能有俄国人懂得马克思，因为当时的西欧已经没有人真正了解马克思了”[4]。在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期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是带着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带着俄国革命的现实召唤，迅猛而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锤炼进程的。列宁极其忠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同自己各种政治敌手的激烈论战中，无畏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西方有学者不无挑剔地分析道：“列宁最经常加给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最尖刻的罪名——他一生都充满了这种争论——就是他们‘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只要对原文作字面上的正确解释，这种‘篡改’即暴露无疑。”[5]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歪曲、篡改和修正，这是列宁毫不含糊、绝不妥协、无比集中的理论任务。这就为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布哈林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所贡献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实践的代数学;列宁的贡献既有这种代数学，也有破坏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的新现象的代数学，还有它们的算术，即从更具体、更具有实践性的观点来解代数学的公式。”[6]这个比喻，揭示了列宁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师承关系，揭示了列宁理论的特色以及他如何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征。

列宁

　　二、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基本方面

　　高尔基评论列宁说：“他说话总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急着要传达给你某种真理，好像他不是为自己的意志在讲话，他讲话是出于历史的意志。”[7]这个说话风格表明，列宁的思想是极其联系实际的，他的理论是历史浪潮中涌出的声音。如果按照罗蒂的诠释来讲，那么，列宁不是作为文人的英雄，而是哲学和剑结盟式的英雄。[8]读一读列宁的著作，考察一下俄苏历史，谁就会得出这种鲜明而强烈的印象。我们对于列宁的文艺思想，也应当如此看待。

　　毫无疑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了新阶段。学界普遍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总结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把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9]这一论断，给我们认识列宁文艺和美学思想带来巨大启示。“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东”剧变，中国也正在发生重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背景下，引起一些人对列宁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科学性的怀疑，引起一些人向它挑战、驳难和攻击，有人执意要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除出去，这在国内外的一些理论阐述里并不鲜见。我们今天探讨和阐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实际带有迎接挑战和回答攻击的味道。认识和理解列宁文艺思想的价值，认识和理解列宁文艺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这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概括地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把辩证法和唯物论彻底地运用到文艺理论上来，解决了文艺认识论、文艺反映论、文艺本体论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其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从而为无产阶级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功能和要求指明了方向；其三，是以评论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作家与作品为代表，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批评艺术达到了新的水准；其四，是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问题，首次提出“两种民族文化”学说，为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的分析提供了指南；其五，是对高尔基、阿尔曼德等一些作家的交往和关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家的态度，体现了科学的文艺政策和艺术精神；其六，是初步探索和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比如开展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论述文化遗产如何批判继承，揭示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可能的特点，谈论对新出现的现代派艺术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是推进性的论述，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贡献了大量的新东西。

　　这里的六个方面未必概括得全面，但可以大致看出列宁文艺思想的轮廓。至少，列宁是个哲学家，他的许多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其位置是公认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列宁对唯物论、反映论、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直接关系着他对诸多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问题的阐释。特别是列宁对主客体关系及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对马赫主义和“经验一元论”的批判，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充满了辩证法的影子。譬如，列宁评论赫尔岑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10]这样的分析，不是让人进一步体会到了辩证法的威力吗?列宁对哲学认识论—反映论的阐发，直接给文艺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直接成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渊薮。这从多年文艺理论教材的体系和观念就能够看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哲学思想同他的文艺思想是互为表里的。

　　三、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是一个创造性思想

　　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是理论上的一大创造性。关于这个问题，这些年不仅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被曲解之处最多。有论者根据“党性原则”这个提法，把列宁文艺思想说成是“政党文艺学”，这是不妥当也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我认为,正确的译法还应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俄语中литература,包含文献、著作、文学、出版物、书刊、读物等多种含义，文学是泛称。但是,在该文中，译成“文学”，更符合语境和本来文义，译成“出版物”，翻译界许多学者是不赞同的。)这篇文章，是1905年——距离十月革命还有12年——在俄国“革命还没有完成”，思想极其混乱，党面临“工作的新条件”情况下写的。当时，俄国出现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罢工此起彼伏，党内路线斗争十分尖锐，沙皇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答应扩大选举权等，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出版革命报纸。这时列宁于1905年11月8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中央工作。他认为要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必须改进，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回国后，列宁马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其中的一篇，刊于11月13日，距他回国才五天。

　　正是针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和形势，列宁在该文中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阐明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党的宣传工作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系统地论述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的思想，同时精辟地阐释了文艺创作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这篇文章，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俄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创性，因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文献。

　　文艺的党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有思想萌芽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赞成“诗人要站在比党的壁垒更高的瞭望台上观察世界”[11]。反对“诗人的尖塔，高出党派的楼阁”这种所谓“纯艺术”思想。当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持这种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他;当他抛弃这种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则他引为创办《新莱茵报》的战友和同伴，并热情赞扬他那些自觉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而写的一些充满战斗激情的诗作。后来，弗莱里格拉特还是背离了党的正确立场，宣称“党也是一种樊笼”，自己“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马克思这时以其素有的直率，写信给予了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其他阶级中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2]这些思想可谓文艺“党性原则”的胚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并把文艺党性原则的观念发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学说。这无疑是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之前是没有公开出版的机会的，是处在半地下状态的，常常需要在别人家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是同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著作家联合。迫于沙俄的专制统治，写作也不得不采用“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来谈论问题。而在新的形势下，这一切都没必要了。诚如列宁所说，党通过同代办秘密接头和会见时“窃窃私语”的办法进行思想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非法报刊已经变成合法的公开报刊，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又在大肆攻击人民革命带来了文化毁灭，鼓吹已处于颓势的资产阶级文艺对抗正在崛起和成长的无产阶级文艺。企图控制文艺运动的司徒卢威等人，大肆鼓吹“非党性”和“非党的革命性”等虚伪口号。一时间，人们把眼前的起码的目标理想化，把普通的民主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再者，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刊物内部也出现分化，急需改造。有些人开始利用党的招牌鼓吹反党观点，有些人鼓吹无条件的“创作自由”，鼓吹“非党的革命性”，“无党性”成为时髦口号。以上这股思潮，对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危害甚大。这个时候，列宁要求党的宣传和文艺事业要有“党性原则”，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在理解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时，这个时代背景是不能忽视的。

　　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其实就是要求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和纯洁性，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反对和防止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唯心论和抽象人道主义，就是要把文艺事业纳入党的整个工作机器中来，不要为少数富人服务，而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服务。坚持这种原则，有什么错呢？这不正是列宁根据发展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的新的贡献吗？把文学的“党性原则”简单地定义为“政党文艺学”，认为是要用党的力量来“干预”创作和“统领”作家，这至少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曲解。

　　列宁关于党性原则的思想，早在其理论活动的初期就有所表达。他在批判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3]，并指出无产阶级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品格。

　　争议最多的就是列宁的这句话：“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新译文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有人把它做了完全庸俗的理解，认为文学是艺术，怎么能成为“党的”呢?我们不禁要问：那么，把“文学”译成“出版物”就可以是“党的”了吗?“出版物”包括不包括“文学”出版物?包括不包括自然科学出版物?显然，从翻译的角度质疑文学的党性原则是没有道理的。请看“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的是“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新文译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14]这种与资产阶级那一套“相反”的原则,理论上有什么理亏之处?提倡这样的“党的文学的原则”，不正是列宁既遵循马克思又超越马克思的地方吗?

　　“党的文学原则”是包括多方面内容的，列宁是有着深入辨证的论述的。列宁明明白白地说：

　　这个党的文学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现在译为“无党性的写滚开!”)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现在译为“超人的写滚开!”)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5]

　　这一论述，就是列宁文学党性原则思想的集中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这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吗?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都是一直这样去做的吗?

　　列宁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思想会遭到某些知识精英和艺术家的反对。例如，当时《新生活报》的名义编辑、诗人明斯基见到该报刊登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就写了《给列宁的公开信》，反对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将文学事业作为社会民主党工作一部分的提法。所以，列宁有先见之明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诚挚地写到：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会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16]

　　我们不要给责备列宁文艺思想的一些论者扣帽子。但是，平心静气地对照列宁的话，我们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叫大嚷”、不依不饶、肆意曲解，是不是很像列宁当年的判断呢?那些把思想斗争、批评、创作的自由绝对化的论者，那些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纳入党的事业的一部分[17]的论者，是不是犯的也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毛病呢?

　　列宁在讲完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就说：

　　无可争议，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议，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18]

　　接下来，列宁具体地说到了方方面面的要求，涉及报纸、作家、出版社、书店、图书馆等。按列宁的话说：“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19]

　　列宁在尖锐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绝对自由”、“创作自由”言论的伪善之后，庄严地宣布，只有以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武装起来的作家，才是真正自由的作家，因为他们不再依赖钱袋、依赖收买、依赖豢养。只有遵循着党性原则创作的文学，才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20]

　　这段著名的话，可以说开天辟地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工人阶级政党、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与方向。

　　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新的考验，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东西立起来”，第一个是“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第二个就是“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21]。这种对“党性原则”重要性的强调，对我们理解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同样具有引领的意义。

　　四、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文艺批评的典范

　　我们对列宁自身树立的文艺批评榜样重视得不够。这是一笔亟需开掘的理论遗产。从1908年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到1910年托翁逝世，列宁先后为他写了七篇研究和评论文字。这一现象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和批评史上是罕见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复活、泛滥。“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22]，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一些“跪着造反”的思想家，集中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列宁为了揭露和清算这股反动哲学潮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论战性的著作，粉碎了修正主义的进攻，捍卫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虽然不是文艺学或美学著作，但它其中关于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现实关系、本体论、实践观以及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对科学的文艺学和美学的指导作用极其明显。文艺理论研究在学理和哲学根基上出问题，很多是出在这些方面。如今阅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常感到列宁好像是针对我们当下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情况讲的。有些学者所犯的错误，其实就是当年列宁批评的马赫主义性质的错误。该著作的针对性、现实性、实践性极强。了解了这个大的理论环境，才会更清楚地认识列宁评价分析托尔斯泰一组文章的价值。

　　恩斯特·马赫，奥地利-捷克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马赫主义”创始人。在哲学方面，马赫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和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提出以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等感觉要素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歧，认为物质、运动和规律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维也纳和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

　　可以这样说，列宁评论列夫·托尔斯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认识论原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列宁指出：

　　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作为我们感觉源泉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们没有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像，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23]

　　面对当时的唯心主义泛滥的思潮，列宁指出：鉴于理论上的瓦解和混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因此“坚决反对这种瓦解，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24]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理论形势也有某种比照的意义。

　　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一组文章，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上的具体运用。说白了，他是在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比如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取消派、庸俗的俄国知识界以及俄共内部的“左”的和右的意见唱对台戏，反对将托尔斯泰说成是“公众的良知”、“生活的导师”、知识分子的“良心”、“文明人类的呼声”等庸俗吹捧，反对将托尔斯泰说成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势不两立的贵族和大地主思想家，用辩证批判的、唯物反映的、阶级与社会情绪、心理分析以及前瞻性观点，回答了几乎所有事关托尔斯泰的思想、学说、创作和价值的问题。列宁始终是把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25]来认识的，托尔斯泰的渺小与伟大、软弱与有力，伪善与真诚，肤浅与深刻，都是由于他作为这种“表现者”引发出来的。列宁说：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26]

　　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异常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这场革命的力量和它的弱点。[27]

　　列宁还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性和天才描写，给与了极高评价。

　　这里的关键，是列宁创造了一种文艺批评的方法。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应予特别认真的研究。它们对于像托尔斯泰创作和学说这样巨大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在一切主要方面都作了透彻的阐述，它们是把列宁主义方法运用于文艺学的光辉典范。”[28]这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艺术推进到新高度，开辟了新生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许多新资源。与此相关，列宁评论作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阿尔曼德、鲍狄埃、别的内依，以及反动文人阿维尔钦柯等的文章，都是文艺批评上留下了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

　　五、列宁对文化和文艺创作问题的科学把握

　　为了重点谈一下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的认识，关于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和对作家、艺术家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少讲一些。其实，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中提出的“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29]的观点，今天看来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一著名的文化学说，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艺理论宝库的又一重大贡献。用列宁的话说，这种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列宁不赞成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口号，认为“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骗局。他认为“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两种民族文化”，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譬如，在俄罗斯，“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30]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以此观之，在文化问题上不加鉴别和区分低大谈所谓统一的传统文化，大谈现代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排斥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文化和劳动阶级文化，贬低“五四”以来进步的新文化，虚无中国共产党所开创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实在是令人费解、匪夷所思的。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给了我们一剂治病的良药，也给了我们锐利的战斗武器。

　　列宁是懂得文艺创作的规律的，这方面他发表了许多见解。譬如，他谈过“应当幻想”[31]的问题，谈过“典型”问题，谈过“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描写个别的情况，在于分析特定典型的性格和心理”[32]的问题，谈过创作的“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33]，谈过有些新小说不过是“尽量凑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把‘淫荡’、‘梅毒’、揭人隐私以敲诈钱财(还把敲诈对象的姐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和对医生的控告拼凑在一起，如此而已”[34]，谈过作家的心理、情绪和感情特征问题，还谈过“题材多样化”[35]和文艺的批判继承问题，等等。此外，列宁以“严厉的老师和和善的、亲切的朋友的态度”[36]对待高尔基等作家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

列宁

　　六、列宁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

　　列宁具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领导文艺的经历。这是历史赋予给列宁的一个超越前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地方，也是他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契机。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度占统治地位的文艺思想，并第一次直接应用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这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事情。十月革命后六年多指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实践，使列宁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他的有关文艺问题的指示、命令、决定、电报、批示，以及文章和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这笔遗产，是应当好好研究的。

　　归纳起来，似乎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总结：一个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着力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防止文化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与教条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列宁谈论文化问题是最多的。列宁说：

　　红十月为极大规模的文化革命开辟了宽广的道路，这一革命是在业已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与之不断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它必须在几年、十几年内弥补上好几百年文化上的空白。除了苏维埃的机构和机关而外，科学家、艺术家和教师们的为数众多的团体和联合会也在为文化的进步行动起来了。[37]

　　但是，在解决这一新任务时，首先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的阻碍。他们对人类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理论家波格丹诺夫、普列特涅夫等人，提出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主张，且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文化和文艺界颇为流行。列宁对这种“左”的思想理论倾向进行了原则性的长期斗争。1920年9月，列宁在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二版写序的时候，就明确讲道：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1920年10月8日，在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的一项决议草案中，列宁再次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指出如果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不去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去“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并要求脱离教育人民委员会实行“自治”，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38]。写于1920年10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稿》，更是明确地指出：“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39]“无产阶级文化派”中的某些人等，公开抵制和抗拒列宁的批评和党的决议，《真理报》上开展了大论战，可见斗争是很激烈、复杂的。

　　我们不去讨论这场斗争的细节和过程，从列宁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发现列宁的思想是实事求是、辩证而深刻的，它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怎样来建设的大问题。列宁于逝世前，还在关心这个问题，他在疾病的间歇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继续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列宁忠告人们：

　　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40]

　　再一个理论上的贡献是，列宁在极端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对苏维埃文化和艺术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悉心的指导，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文艺管理科学，并创造了20年代苏维埃俄国文化和文艺的活跃期。这期间，为了解决“缺少文化”问题，列宁多次提出：在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之后，要进行文化革命、文化变革。“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了。”[41]因之，列宁对出版法、报纸和宣传工作、城市雕塑和纪念碑、街头标语牌、古代文物和艺术品、戏剧与舞台、电影事业、扫盲、自然物和公园等，都极为重视，签署命令、作决议、下指示、拨专款、审批方案，非常具体。以电影为例，列宁曾经对卢那察尔斯基说：“您应该牢牢记住，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电影。”“应当让好的电影深入到城市的群众中去，尤其是农村中去”[42]。列宁认为要尽力增加电影局经费，并指示“要摄制浸透着共产主义思想反映苏维埃现实的新片”，“不能容许放映反革命的和不道德的影片”，要“规划处一个摄制趣味影片和科学片的明确的比例数字”[43]。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也不过时。

　　列宁一方面提倡艺术上的独创精神，一方面又着手解决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列宁认为，文化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物质残余中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它。1919年4月17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44]我们要“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45]

　　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列宁不仅提出主要任务是学习，同时还着重解决了“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的问题。这一思想在《青年团的任务》演说中，阐述得最为详尽。列宁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46]这样，列宁就把社会主义条件下批判继承旧文化、发展新文化的思想方法论表述得十分清楚了。

　　列宁通过高尔基呼唤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到下面去，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分辨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将生活作为文艺创作源泉的思想，也很精彩。

　　列宁对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文坛出现的活跃与混乱，出现的把握不定、模糊不清的探索和尝试，出现的渴求文艺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出现的某种在艺术上仿效西方的“赶时髦”倾向，也极为关注。他认为这种动荡和探索是一种觉醒，“也就是那种决心为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力量的活动，是好的，是很好的”[47]。但这不意味着作家、艺术家可以胡编乱造，没有准绳，不意味着尽可以抛出腐朽、堕落、有毒、肮脏的作品而无需过问。这种创作的自由和开放是有原则和方向的。面对文坛的混乱和躁动，列宁说：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48]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和态度。在对待文艺的“新”“旧”问题上，列宁给出了一个看似保守、实则颇具远见的极为重要的美学原则。他说：

　　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此外，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伪善，当然，还有对盛行于西方的艺术时尚的不自觉的尊敬。[49]

　　这就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美学方向。列宁一直主张，“应该把美作为根据，把美作为构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艺术的标准。”[50]列宁对当时出现的某些抽象现代派艺术，明显持保留的态度。克鲁普斯卡娅就说过：列宁对这种现代派的艺术似乎格格不入，不能理解。[51]卢那察尔斯基也说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列宁从不把个人在审美上的好恶作为指导性思想，他在艺术问题上是非常审慎和民主的。列宁甚至谦虚地说过：我们也许确实都老了。“我们不再懂得新的艺术了，我们只是一瘸一拐地跟在它的后面。”[52](其实，十月革命成功时，他才47岁，去世时才54岁。)我们尽可以研究和讨论列宁对待现代派艺术的态度正确与否，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宁强调的是文艺上的“新”不能失掉文化的优秀血脉，尤其不能忘掉支持那些在革命运动影响下产生的新东西。列宁寄希望的是建设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艺。他包含深情地说：

　　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热爱。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我们必须经常把工农放在眼前。我们必须学会为他们打算，为他们管理。即使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53]

　　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意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后来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许多基本线索。列宁豪迈地指出：“群众的一般文化水平的高涨可以奠定一个稳固而健全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将成长出为发展艺术……所必需的强大的取之不竭的力量。”[54]他认为，工人和农民“是文化的土壤——假如面包有了保证——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55]这是列宁的艺术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憧憬。

　　列宁告诫说：“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56]，“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57]。这些思想，无疑为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艺思想的本土化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我们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充分根据的。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64页。

　　[2] 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蒋桂琴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 张永清、马元龙：《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理论批评》，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4] 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5]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2页。

　　[6] 转引自张文喜：《政治上的左翼思潮调查中的列宁》，《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第22页注1。

　　[7] 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页。

　　[8] 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9] 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编者的话”第1页。

　　[1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1]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374页。

　　[13]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1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7页。

　　[1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7页。

　　[16]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7-648页。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18]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8页。

　　[19]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页。

　　[20]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0页。

　　[21] 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日第1版。

　　[2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2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128页。

　　[2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1页。

　　[2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26]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27]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28] 《卢那察尔斯基文集》，俄文版第8卷，第450页。

　　[29]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3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8页。

　　[3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32]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33]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34] 《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9页。

　　[35] 《列宁文稿》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1页。

　　[36] 《高尔基与俄国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37]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页。

　　[3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00页。

　　[39]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40]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4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42]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28页。

　　[43]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27-928页。

　　[44]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45]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46]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47] 蔡特金：《回忆列宁》，见《红旗》1985年第12期。

　　[48]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49]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50]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37页。

　　[51]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7页。

　　[52]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53]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54]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页。

　　[55]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56]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57]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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