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概述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秋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月中共中央遵义会议起一直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76年9月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10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195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关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
第一节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1933年6月)
1933年2月,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的博古(即秦邦宪),找刚养病回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谈话,让他去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接受了这个任务,于三月委派在瑞金指导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到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取得经验后,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组织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壬田两区指导开展查田运动,扩大试点成果。六月,查田运动正式开始。
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在查田运动中,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较坏的劳动份地。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指出查田运动是一场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要求各级党组织依靠雇农、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群众,来反对和剥夺地主残余与富农的一切反革命企图。但又指出: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只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地”。
因此,查田运动,是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在分配土地后进行的一种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查田运动、阶级分析(下节)和群众运动工作等是毛泽东研究经济、管理经济、领导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基础性举措,因此,在创立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所写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是根据1933年10月18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十二期刊印。现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59~275页。
毛泽东写道:
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一、讲阶级(做宣传)
(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的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策略。
(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
(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
(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于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
(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氏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积极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
(八)以上均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宣传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去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
(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地出席群众会议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去讲话。
(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二、查阶级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五)查阶级要查得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细查清了,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在口里记在心上,或只是在簿上写两三行,易得遗失,是不好的。
三、通过阶级
(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
(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
(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
(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交县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
(七)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
(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四、没收分配
(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
(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方法。
(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
(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摊(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属、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
(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拿东西。
(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共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五、工会、贫农团
(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加入的团体。
(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引中农来旁听。
(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933年10月)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1933年10月为纠正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全文如下:
一、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1)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富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中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的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贫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种,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工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注释:
(1)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家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仑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着重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及其特点以及相应的阶级状况,用以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预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各种经济成份的相互关系,并据以进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理论
1927年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特别是农民阶级以及土地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农民起来打击地主政治权力,以及要求土地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乃是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占农村人口70%的贫民是主要的力量。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理论
1927年秋到1934年,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的斗争,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的主要代表。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先后创建的13块比较大的苏区(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约有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多万人。它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苏区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等。这些著作着重研究中国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支配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同时存在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些独特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包围下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通过解剖社会各个阶级,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制定了没收地主土地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抵制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
面对强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把革命根据地建设看作是发展革命事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他指出,革命战争要求动员群众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以生产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为中心,同时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由少量的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占绝对优势的私营经济组成,要争取公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实行发展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奖励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方针。增加财政收入和节省财政支出,是财政的基本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理论
从1937~194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联合政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特点、依靠力量和发展规律,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从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
毛泽东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的特点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已被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封建剥削和买办资本剥削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资本主义力量小而软弱,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经济落后,土地广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下,有着相应的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外国资本和直接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阶级,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束缚,又同它们有经济联系的阶级。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其中的富农是半封建性的农村资产阶级;中农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大多数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工业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占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方面,是把操纵国民生计的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收归国家所有,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保存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结果,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极大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是必要的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光明前途。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贯彻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指出,各抗日根据地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但农村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份是私营经济,要保护资本主义成份,实行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常发展的两重性政策。为了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和党派,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为了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实行精兵简政,以达到精简、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1942年,毛泽东提出了对发展根据地经济有深远意义的财经方针,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主张,强调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财政充裕。财经工作要取之于民,又要使人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使人民的所得大于所失。1943年,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他提出,要提倡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互助,在自愿和等价原则下,以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把广大劳动力组织起来;要奖励劳动模范,发挥他们的带头、骨干、桥梁作用;广泛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劳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反对那种不提倡发展生产和在此基础上改善生活而片面强调艰苦奋斗的思想。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理论
1946~1949年,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决战。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和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毛泽东说,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他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主张发动群众由农民自己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必须坚决地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允许中农保存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为多的土地。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要区别对待。对于地主也要分给和农民同样数量的土地,把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要立即把农村一切力量转到发展农业生产和组织互助合作上来。
毛泽东为不断扩大的解放区规定了更加完整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的经济工作方针。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他又及时提出,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在全国胜利以后,也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遵循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在全面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建国以后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主要途径。他说,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工业的比重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的比重约占90%,这是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特别着重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成份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的国营经济,将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现代性工业,掌握经济命脉,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拥有第二位的现代性工业,对它在税收、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使它们在计划经济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广大的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引导向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中国的主要经济成份,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随着革命的胜利,全党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全党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工业、城市和做生意。他预言,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可能是相当快的。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毛泽东在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经济方面着重研究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且被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经济理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有:《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三反”、“五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论十大关系》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等等。
毛泽东认为,要取得被战争破坏的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经费。土地改革是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对于刚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村,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可以帮助贫农解决困难,对待富农的政策可以由征收多余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以利早日恢复生产,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关于调整工商业,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要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财富,各得其所。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1951年底至1952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制止党和国家干部以及职工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合法的资本家,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952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根本条件。1953年,他预言中国可能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可以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50年到75年的艰苦努力。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根据中国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经济状况,阐述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道路问题。1951年,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扬起来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以后,他又指出了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个体农业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大工业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不能满足重工业和轻工业要求扩大市场的需要,不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积累。个体农业也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避免两极分化。要使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和阻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使农业合作化。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彻底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强调农业合作化一定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为了使农民自愿放弃私有制,在合作化的步骤上,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经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
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毛泽东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阶级获取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可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在国家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下,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部分以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只是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论述了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各种形式,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企业外部联系的加工订货,到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企业内部联系的公私合营,并相应地在收益分配上采取了按比例分配利益和定息等赎买形式。他还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资本家,并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自愿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使资本家在劳动中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召集各部门、各行业的汇报会、座谈和调查研究,于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了要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既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又要重视生活资料的生产。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比用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会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在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既要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础,又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要用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和降低军政费用比例的办法来增强国防力量。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上,必须采取兼顾的方针,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得到逐步改善。在统一领导下给工厂以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会使生产单位发展得更加活泼。工农业生产品要实行等价交换,要使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收入。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要努力学习外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理论
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回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明确态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探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时,特别提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教益?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1957年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他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容许生产力以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说,从1956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解决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他还说,中国还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主观认识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
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要把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还没有得到解放,一定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的任务。《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还分析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指出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正确的方面是重视了人民群众要求改革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及其加快发展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缺点是没有及时预见和防止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头脑发热,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犯“左”倾急躁冒进错误的倾向。随后,毛泽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率先及时发觉、多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承担责任、自我检讨入手,组织研究,分清是非,努力领导全党纠正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弄虚作假、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的键康发展。针对帝国主义的围堵和封锁,毛泽东还提出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发展方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够,一度忽视了社会运动和生产斗争的复杂性,特别是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过于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搞 “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犯左倾急躁冒进错误,甚至弄虚作假、“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其中也不乏人为破坏现象。
1958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率先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才能健康发展。从这以后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八九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多次重要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多次讲话中,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指出,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要分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没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集体所有制不可能发展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发展到共产主义。要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不能无偿调用农民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料,不能剥夺农民,既要反对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要反对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严肃批评了否定商品经济的错误言论,强调商品生产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它来教会广大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针对经济工作中的高指标和瞎指挥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部门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要由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改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要统筹安排人民生活、公共积累和国家需要,要兼顾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真正作到全国一盘棋。
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此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发出《必须注意防止和坚决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和铺张浪费的现象》的通知文件,并转发了河南省委批转的一份材料。中共河南省委认为,有的同志忘记了过去刮“共产风”的严重教训,又在那里平调生产队的粮、款、物资和劳力,铺张浪费,盲目大办各项事业。省委提出,要维护生产队的所有权,不准再搞平调,对平调生产队的粮款和物资,要坚决如数退回。对大刮“共产风”的人,要严格批评教育。干部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的,要严肃检查和退赔。
1959年7月,正在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庐山会议后期,因彭德怀有意见未能找毛泽东当面谈,而转交上万字的长篇“意见书”,以致毛泽东难以接受而发动了“反右倾”运动,被打断了正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由于经济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发生“高指标”、“瞎指挥”、急躁冒进、弄虚作假、大吃大喝、“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和“反右倾”运动,加上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出现极其复杂的形势,以致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春,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毛泽东十分关注国民经济管理问题。他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国营企业的管理问题和集体企业的管理问题,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是他们的最大权力。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要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要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毛泽东再次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这期间,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经济发展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管理制度。
1962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际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在提出实行“第二次结合”这个命题时,考虑到以往经济建设中有过照搬苏联经验的作法,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上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第五节 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战略家。不仅是政治、军事战略家,也是经济战略家。他不是研究个别经济体具体运作的微观经济学家,而是以哲学的世界眼光研究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统一来全面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问题的,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略指挥家。因此,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原则性、方向性以及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
早在1946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前夕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就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领导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 ,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 ,就要着眼于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人民既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又要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十分艰巨。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战略经济学家,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理论。如农业合作化与现代化、论十大关系和诸多并举理论,尤其是从科学技术上“大跃进”的赶超理论。毛泽东曾这样开天辟地地论述:“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这是对“大跃进”赶超理论的最精辟的阐述。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也有许多次大跃进。此语境的关键语意是,对“老路”、“爬行”的否定,对“打破常规”、“先进技术”、“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肯定。这一理论是崭新的,其中包含着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和力量,是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弗里德里奇·哈耶克等人无法攀比的。无疑“大跃进”的赶超理论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而巨大的促进意义,是毛泽东对人类经济理论的独特贡献。新中国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科技起飞,跃进式发展,从“两弹一星”到“神六”;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杂交水稻”,包括现在的“跨越式发展”都没有离开“大跃进”的强有力的稳健轨道。
大跃进的背景历史是毛泽东对当时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穷困状况)”,“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就是说“大跃进”的必要性是在与西方和苏联对比后形成的强烈反差中陈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是“大跃进”何以可能的依据,它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目标是“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
大跃进是战略性的长远构想,首先描述的是“科学技术”。第一,“最先进的技术”。毛泽东对西方和苏联的国家建设都有敏锐而深刻的洞见,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联接,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并且还强烈地表达了只有科学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赶上”的目标。第二,“技术革命”。毛泽东“技术革命”的概念实际是对西方工业革命的直译,二者也是因果关系,显然,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实质就是一场技术革命。毛泽东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叫技术革命。第三,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就实际上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我发展、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重要战略方针问题。
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同时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之一,也是检验政党政策的一项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为此,毛泽东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释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期,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还提出“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正是在毛泽东“大跃进”赶超理论及其战略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走上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富强道路,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以1966~1976年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快速进展和重大成就为例,证实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和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及时性和重要性。
1966年:
1月6日 我国第一枚地地中程导弹试制成功。
1月7日 国产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船建造成功。
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迅速掌握16项先进化工技术。最近上海汽轮机厂试制成功新型的2200马力高增压柴油机。北京光学仪器厂试制成功最大称量为20克的高精度天平。
1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本溪等钢厂合作采用新型合金钢和合金铸铁生产解放牌载重汽车试验成功。
1月31日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制成功3.2厘米波段的太阳射电望远镜。
3月31日 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开始装备空军部队。
4月6日 我国开始生产零级量块。目前能生产这种零级量块的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国家。
4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材料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建造成功已下水,并经国家船舶检验局检验,它的快速性、装载量、钢材消耗量和机舱长度等指标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5月3日 第一批国产新型“红旗”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
5月9日 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
10月27日 我国在本国国土上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
12月23日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制成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
12月28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
1967年:
5月26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地地导弹在甘肃某地发射成功。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
7月4日 海军以仿制的导弹艇组建导弹快艇大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导弹快艇大队。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功最新型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10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功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
1968年:
11月29日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试钻成功。
12月27日 我国在西部地区又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
1969年:
5月强五型超音速强击机开始装备部队。
9月23日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月25日 中国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研制成功。
9月26日 中国第一台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制成。
1970年:
4月24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8月14日 中国式“一步法”染色机在上海研制成功。
12月29日 一台40万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在上海试制成功。
1971年:
3月3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7月1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医务工和科学工创造成功中国独特的麻醉技术——4刺麻醉。
10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
11月18日 中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根据高原特点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很大成绩。
本月 中国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交付海军使用。
1972年:
1月7日 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2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机械工业努力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效。
6月27日 中国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8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1.7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本月 中国民航从美国订购的第一架波音——707型飞机正式加入航班飞行。
11月14日 中国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1973年:
5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彩色电视试播。
6月27日 中国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8月16日 新华社道:中国收音机、电视机生产迅速发展。
8月26日 新华社道: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10月1日 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转入正式播出,转播了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游园活动的实况。上海、天津、南京、
武汉、杭州等地试转了彩色电视节目。
12月30日 新华社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
1974年:
3月25日 北京卫星地面站2号站在北京建成投入使用。
6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一种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6月17日 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
7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汉光机械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硒静电复印机。
8月1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
9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djs—130小型多用途电子计算机。
10月6日 红宝石视网膜激光凝固器试制成功。
1975年:
7月1日 我国第一条全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交付使用。
7月26日 “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技术试验卫星1号”成功。
10月27日 中国进行了第17次地下核试验。
11月26日 中国发射返回式遥感人造卫星获得成功。
12月16日 利用“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卫星2号”成功。
本月 中国的武装基本上实现国产化。至1975年底,国产武器装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坦克71%,飞机75%,战斗舰艇89%,工程机械96%,火炮97%,枪械、通信、防化装备和舟桥渡河器械,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本年 中国开发的维生素c两步发酵生产法新工艺在上海第二制药厂投入生产。
1976年:
1月23日 中国进行了第18次核试验。
3月30日至5月22日 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远洋科学调查。
4月21日 京沪杭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建成投产。
6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30万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投产。
6月29日 黄浦江大桥建成通车。这座大桥采用了中国自行设计的“大型高桩承占钢管摩擦桩”的新结构。
8月30日 中国利用“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卫星3号”成功。
12月7日 中国发射第7颗人造地球卫星。
由于以上科技成就都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的,因此,中国已经形成了自主创新方面强劲的科研能力,虽与西方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成为快速发展的科技大国。这一伟大成就是以空前的大跃进方式取得的。新中国大跃进具有独特的基本内涵,即由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和政策措施构成的。
新中国大跃进的“机制”特性。毛泽东不仅特别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的伟大任务,而且从以下五个战略层次引领,形成强有力的运行机制,保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
第一,向外国学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表示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一是引进技术和设备。1953年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1966年4月1日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助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1968年3月28日李富春、李先念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电设备的报告》。1970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苏丹政府代表团。关于苏丹建设,毛泽东说: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要自己搞。1973年至1977年从西方引进39.6亿美元的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先进设备(“四三方案”)。二是选派留学生,出国去学习,学成回来为国效力。
第二,多途径努力,培养和依靠科学技术专家。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人,即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1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研究人员。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总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的10人小组。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1968年2月20日国防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3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57.1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7.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2.3万人,教学人员89.4万人。平均每万名职工有科技人员593人,平均每万人口有科技人员45.1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33.37万人。
第三,走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群众自己起来斗争,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技术工作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认识论和辩证法为理论视域,许多技术方面改进的“事实”,如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就是它的经验根据。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从全局看为大规模,从具体现场看为“小组”和“能手”,它既表现为某些领域的“大”,又表现为许多领域的“小”,是领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技术革新机制,正如鞍钢宪法陈述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开展技术革命后,这种群众参与的技术革新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第四,凡事有计划,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年毛主席主持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1962年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3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项,占89%,基础研究项目41项,占11%。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3月29日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5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6月13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6月21日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就加强电子对抗问题至信毛泽东。12月毛泽东批准了报告。全国各项科学技术工作都有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五,筹集资金,逐步增加财政投入。科研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五”时期1.1%,“二五”时期4.3%;1963~1965年5.8%;“三五”时期4.3%;“四五”时期4.7%;“五五”时期5.0%;“六五”时期5.8%。“五五”时期还低于1963~1965年的水平,“六五”时期也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民收入支出的比重:分别是:0.4%;1.8%;2.0%;1.4%;1.6%;1.7%;1.6%。考虑到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等方面的实力差距,毛泽东对科技投入的重视程度大于后来的领导人。
这五个方面有机相结合,成为战略互动机制,再加上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群众运动,形成了“理想信念”和“激励机制”的相统一,动员起空前的社会主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以大跃进的方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经济科技成就。
新中国大跃进的“速度”特性。大跃进讲求“速度”与“效率”的统一。超出一般的发展速度,争取较快有效的发展,意味着时间的缩短,客观时间向主观时间的转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对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作过多次的表述。“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当然,速度不是面面俱到的速度,而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和规划安排下的选择性的速度。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前提下,速度重点指向了具有战略性重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基础设施。实际发展速度增长情况如下:
项目 1950年 1978年 年均增长%
钢 61万吨 3178万吨 182.49
钢材 37万吨 2208万吨 209.56
原煤 4300万吨 6.18亿吨 65.12
原油 20万吨 1.0405亿吨 1400
水泥 141万吨 6524万吨 161.68
发电量 46亿度 2566亿度 195.65
铁路 22200公里 48618公里 4.25
公路 99600公里 890236公里 28.35
民用航空线 10条 162条 54.29
民用航空航线里程 1.13万公里 14.89万公里 43.50
化肥 1.5万吨 869.3万吨 28926.67
农药 0.1万吨 53.3万吨 1900.00
金属切削机床 0.33万台 18.32万台 194.69
汽车 —— 14.91万辆
拖拉机 —— 43.77万台
布 25.2亿米 110.3亿米 12.06
纱 43.7万吨 238.2万吨 15.90
毛线 0.13万吨 3.78万吨 100.27
呢绒 488万米 8885万米 61.45
丝织品 0.52亿米 6.11亿米 38.39
自行车 2.1万辆 854万辆 1448.81
输油气管道里程1957年4.6公里,1978年8327公里; 6461.49。
新中国大跃进的“阶段”特性。大跃进是有节奏、分阶段的。毛泽东指出:“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毛泽东认为经济可以波浪式发展,是不平衡到平衡的交替。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阶段主要是发展,平衡阶段主要是调整,对问题的纠正,也包含休养生息。当然,二者不是分割的,是互为包容、辩证统一的。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基本经历了大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95个。
第二阶段:二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1206.0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81个。
第三阶段:三五、四五时期(“文革”十年)。基本建设投资3116.4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1691个(统计到1977年)。该阶段逐年工业化的主要情况:
1966年:
1月1日 汉丹铁路全线通车。全长420公里,从1958年起开始兴建。
3月4日 贵(州)昆(明)铁路全线建成通车,1958年动工。
1967年:
1月5日 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都达到自给自足。
7月1日 成昆铁路通车。1958年7月开始修建,全长1085.8公里。
12月26日 宁夏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
1968年:
10月3日南京长江大江铁路桥胜利建成通车。
1969年:
7月8日 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
8月1日 江汉石油会战开始。
9月19日 中国第一台32吨自卸载重汽车制成。
9月20日 中国第一台大型粉煤气化溶渣炉建成。
9月23日 国务院批准筹建北京化工总厂。
9月25日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建成。
9月26日 北京东方红炼油厂一期工程建成。
9月29日 中国研制的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转动内燃机车制成。
10月1日 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建成。
1970年: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并正式通车。全长1085公里,1958年动工。
8月10日国家建委发出《关于当前基本建设情况的报告》。一、上半年全国完成投资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6%。全国参加基建工程大会战的有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城镇居民等1000万人。河南、湖北组织百万大军,用8个月的时间建成800公里长的焦枝铁路。辽宁盘锦到海域的72公里的铁路99天建成通车。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全年投资计划的66%,铺轨1736公里,创建国以来上半年铺轨里程最高记录。二、上半年“五小”企业发展迅猛,小化肥建成投产150座,小水泥厂建成投产300个左右,小水电站正在建设的有1.2万多处。河南省县县都有了小农机厂,并已普及到公社一级。黑龙江省上半年县社队办了5200多个小企业。东北、华北、西北各省为实现轻工业产品自给,以中小为主,兴建一批轻工项目。全国上半年建成的化纤厂65个、小洗衣粉厂24个、小甜菜糖厂91个、小塑料厂35个。通过组织大协作,现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利用现有中小机械厂,已开始成批生产汽车。
12月25日 毛泽东批准兴建葛州坝工程。
1971年:
1月2日 全国轻工机械工业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2月16日 新华社报道 西藏建成近百座中小型水电站。
6月27日 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1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了1800多座小水泥厂。
1972年:
1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云南兴建大批小水电站。
2月17日、2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城乡储蓄存款显著增长。1971年底,城乡储蓄存款总额比1970年底增长13.8%,有些省区增长20%以上。城镇储蓄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储蓄户大量增加。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存款和社员个人储蓄1971年比1965年增长了89%,其中,社队集体存款增长109%,社员个人储蓄增长32%。
8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1.7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8月29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同日本签订钢材长期贸易协议的请示》。
9月20日 国家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
1973年: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 ,城镇人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1972年城镇人民储蓄存款比1971年增加15.9%,是近几年存款最多的一年。
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收音机、电视机生产迅速发展。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
9月27日至10月17日 全国首次港口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民航事业获得较大发展。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
12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轻工业生产以较高速度全面发展。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
1974年:
2月23日 汉江丹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0日 我国第一艘2.5万吨级浮船坞“黄山号”在上海建成投产。
3月22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4月2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医疗器械工业获得较大发展。铁道兵修建青藏、南疆铁路。
5月5日 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5月15日 我国在华北东部建成大港油田。
5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枫树坝水电站建成。
7月5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新河船厂建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黄龙滩水电站在湖北建成。
8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成批生产。
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大连红旗造船厂建成2.48万吨油轮“大庆61号”。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哈尔滨制成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9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座5万吨级油码头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
9月15日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9月21日 中国一座水槽双壁沉井螺旋式升降的大型煤气储气柜建成。
9月25日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9月29日 我国建成又一大油田——胜利油田。
10月2日 上海制成中国最大的竖井钻机。
12月27日 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输油。
1975年:
2月4日 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7月3日 河北任丘打出一口高产井,成为任丘油田的发现井。
7月8日 秦皇岛至北京的输油管道建成。
7月24日 焦枝铁路建成交付使用。
1976年:
2月 中国第一艘海底布缆工作船“邮电1号”建成。
4月21日京沪杭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建成投产。
6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30万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投产。
10月7日 黄岛油港建成投产。
这三个阶段共计:基本建设投资4910.9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511.4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2867个(统计到1977年)。农、轻、重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年均所占比重分别为:一五时期 7.1%,6.4%,36.2%;大跃进时期 11.3%,6.4%,36.2%;文革时期,其中“三五”时期 10.7%,4.4%,51.1%;“四五”时期 9.8%,5.8%,49.6%。1950年至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总计7752.28亿元。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2年农业占56.9%,轻工业占27.8%,重工业占15.3%;1957年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1978年农业占24.8%,轻工业占32.4%,重工业占42.8%,轻重工业总计占75.2%。
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完成的工业革命,新中国仅用了二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新中国的大跃进。这一事实证实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用“社会主义制度”加“计划经济”,并利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开创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完成了中华民族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奠定了再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辉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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