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功
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传统唯物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注重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因此，将调查研究作为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决策的基本功来对待。所以，他从学生时代就注重调查研究，参加革命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每到一地就从农村调查开始。例如《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其调查研究，何其具体、深入、透彻、生动、感人!其深刻的理论和正确决策的科学依据均来自于调查研究。
第一节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一是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二是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三是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治态度。四是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理论。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无理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出了这篇考察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教条主义地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即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特别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革命浪潮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看准而乘机利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个幼稚病。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农民运动相继展开。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915万多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深入农村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全文如下：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展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三月
第二节 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撰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懒汉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首次提出是在1929年6月，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这篇著作提出和阐明的重要理论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从事社会调查，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型，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二、实践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么，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一)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二)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三)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四)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五)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六)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七)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第三节江西省寻乌县城乡社会经济调查
1931年2月2日于宁都小布，毛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的前言：“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0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嬴(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情况大概相关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毛泽东1930年5月所作的江西省寻乌县城乡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江西、福建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研究。
《寻乌调查》是一篇非常深入细致透彻明了的调查报告。全文分为五章，三十九节，共计七万多字。这份报告内容十分详尽，将寻乌县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与斗争等情况，通过大量的深入调查，将收集到的资料和内容，通过分类梳理全面的记录成文。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的农村进行认真的调查。”因此，这篇调查报告应运而生。
《寻乌调查》前三章为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运输和商业状况，后两章是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
《寻乌调查》详细叙述了寻乌县的水陆运输、商品集散和流向，以及二十多个行业的发展状况。
关于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毛泽东指出，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地主中有大中小地主和“公共地主”之分。大地主和中地主是全县的权力中心。富农则有出租部分土地的“半地主性的富农”和专门靠高利贷剥削的富农。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是地租和高利贷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50-60%，还有各种形式的附加剥削。农民经常是刚收获后交完租就没有饭吃了。高利贷剥削更加严重，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在地租、高利贷的剥削下，贫农往往不得不卖儿卖女。此外，农民还要忍受各种形式的捐税剥削。
《寻乌调查》叙述了土地革命中分配土地的问题，主要采取按人口平分方法。并注意到贫农提出的“平分土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也是针对富农的。毛泽东说，弄清了富农问题，才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中，对富农的土地要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否则就不能满足中农、特别是贫雇农对土地的需要。此外，《寻乌调查》也为土地革命初期制定中国共产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四节 江西革命根据地农村调查
自1930年开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面临严峻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同时，党内开始出现“左倾”机会主义，推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原则和“侵犯中农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等政策，指导土地斗争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以及说服和教育党内同志，正确地指导土地革命，自1929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从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土地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客观准确的现实依据和实施路径。
一、《东塘等处调查》前言
1930年11月，毛泽东撰写了《东塘等处调查》的前言。他写道：“1930年10月30日，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方针，11月6日红军从峡江渡赣江往永丰、南城，我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11月7日宿东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做了一点简略调查。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个县。高级政府颁发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后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二、兴国调查的过程、序言与内容
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许多农民当红军。十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找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的八个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随后整理写出《兴国调查》一文。
毛泽东的《兴国调查》，不仅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找到了依据，它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经济调查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过程
1929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三次到兴国实地调查，并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一个警卫排，从于都经赣县来到兴国县城，一边深入兴国农村调查研究，召开各种调查会，了解兴国的政治、经济和土地占有情况，了解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并查阅《兴国县志》，了解兴国的历史文化渊源，指导抗旱生产。
1930年3月、7月，毛泽东在转战中又先后两次途经兴国，抽出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对农民分田工作提出要分，而且要快分。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新余陈家闹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以及时纠正了红军和江西党内的“左”倾错误，在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兴国红军预备队中找了温奉章、傅济庭、李昌英等8位兴国人调查兴国永丰乡的详细情况。
1930年11月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罗坊，并东渡赣江，行军途中，毛泽东抽空给兴国县行动委员会写信，以求进一步了解兴国县土地革命发展的情况。
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宁都小布镇赤坎村红军总前委驻地“龚氏宗祠”内把问卷所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写成了7章41节，共4万余字，这份调查报告最初被冠名为《8个家庭的观察》，最后才被定名为《兴国调查》，《兴国调查》补上了《寻乌调查》的一些不足。
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检查团第五次来到兴国，11月19日晚上8时，在长冈乡列宁小学教室里的一张八仙桌上，毛泽东与长冈乡的8名干部举行了一个小型调查会，随后他走村串户，在对兴国长岗乡充分调查的基础上，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又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
(二)《兴国调查》的序言。毛泽东在《序》中写道：“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作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
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界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深夜，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三）《兴国调查》的主要内容。毛泽东1930年所作的江西省兴国县永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报告是为了了解农村经济和阶级状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
《兴国调查》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为农村家庭的状况。第二、三、四部分为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和土地革命;第五、六、七部分为土地革命后的税收、政权和农村军事组织的情况。
关于农村家庭，毛泽东专门了解了八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他认为：“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关于农村的经济状况，毛泽东主要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地主和富农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以解决。中农人口占有农村人口的20%，占有土地15%，平分土地并不损及中农利益。贫农以60%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5%。在高利贷剥削问题上，借钱的只有富农，而出租的80%是富农，富农往往又是从地主那里以低息借来，再以高利贷转借给农民，所以，“土地革命中贫农与富农的决斗，无疑要剧烈的”。
毛泽东指出，许多地主和富农坚决反对土地革命。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贫农分得了土地、分了山、废了债，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是农村中的指导阶级。雇农是农村最苦的一个阶级，劳动时间长，没有家室，生活困难，最具有革命性。毛泽东在1941年回忆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里才使我知道贫农因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兴国调查》为中国土地革命初期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五节 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调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有组织地开展关于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调查。全文如下：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
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这两种表格主要地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
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
现在这两种表格，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深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
到底如何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
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
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特别是要说清楚: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以上各项，如果调查时不弄清楚，则自己茫无把握，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
这两张表格——土地表格和人口表格有密切联系，填写时必须同时进行。无论个人或团体，填写好了可封好直接邮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收。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
总政治部主任
第六节 长冈乡调查
兴国县长冈乡是苏区时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模范乡，毛泽东1933年11月率中央政府调查团到长冈乡调查后，整理出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长冈乡
主席1933年11月18日
谢昌宝 主席(塘背村)
李求应 代表(长冈村)
王先怀 贫农团主任(新溪村)
下面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长岗乡调查
(1933年11月)
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这是人们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发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这里收集的长冈级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是足以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治区划及户口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之上社区，是从本区榔木乡划出来的。
上社区工作的等第:长冈、榔木第一，杨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
长冈乡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网四村。
户口:
一、全乡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短夫及区乡工作人员在内)。在乡人口中，中农贫农一千二百八十六，工人、雇农、苦力一百零二，地主富农七十七。
二、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当红军，八十;
一九三三年当红军一百三十九。
在游击营，七;
调县以上工作，三十四;
调后方医院工作，二十四;
调当长期夫子，三十六;
共三百二十。
三、地主富农:
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原有富农十一家，七十二人;
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
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没有查出别的富农地主。
代表会议
一会议情形
议事日程经常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拿纸写好贴起来。每次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只主席自己开在纸上，不贴起。“报告”，首先主席报告开会理由，讲二三十句。接着区苏的“参加同志”报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区苏的人参加:部员来的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长来的少，十次有二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来，十次只有一次)，内容是政治形势与工作情形。“参加同志”没有说到的，主席与支书补充。“讨论”，均是具体问题，例如十一月八日开的一次会议，讨论了下列各项:
(一)军事动员。又分为:1、扩大红军。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2、优待红属。决定要模范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一齐动员。3、归队运动。本乡有七个开小差的，决定要宣传队(乡的，村的)、突击队(红军老婆组织的)进行工作。4、慰劳红军。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
(二)经济动员。又分为:1、经济公债。本乡承认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担，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决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来”做宣传，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齐。2、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过去只区有，现在乡组织支社，还只集股一百零几元，但群众已承认了三百五十元，决定要各代表进行收集的宣传，宣传队也要出发。3、节省运动。决定多种蔬菜以备春荒，把谷米节省起来。
(三)修整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选举筹备员五人，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
(四)“拥护区苏”。为了对第三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的开会表示全乡群众的拥护，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十二日复动员全乡群众十分之九整队去区苏，要打爆竹。(结果群众去了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
后二项是放在“其他”一项议程内讨论的。此次讨论的各问题，都是选举大会中选民的提案交乡苏讨论者。
二检查制度
两次代表会议之中，一次是讨论问题的，另一次是检查工作的。
每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属代表开检查会，由值日代表以其结果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后，讨论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此办法开始于榔木乡，长冈从榔木划出之后采用这个办法，后来杨澄乡也采用了。最近区苏召集了一个全区工作检查会议，要各乡都采用。
三值日代表
各村代表数:
长冈村，五百多人(分田时人数)，十四个代表。
塘背村，四百九十多人，十四个代表。
新溪村，三百多人，十三个代表。
泗网村，四百多人，十四个代表。
各村工作等第:长冈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网第四。
每村一个“值日代表”，轮流充当，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实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专任。行了两年后，以主任制有缺点，责归一人，余人不便练习工作，轮流则免此弊。但值日制(实是值旬)也有缺点，代表弱的不能领导一村。
四常委会
苏维埃成立以来即有常委会。
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少共支书，共五人。必要时，值日代表参加。
五代表领导居民
每个代表管居民二十几人至五十几人不等，如长冈村的代表李求应，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每个代表手中有一个居民册，册上分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男儿童、女儿童。男成年中又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长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女成年中也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优待红属)。
六代表的变动
没有新划行政区时的榔木乡(七村，三千人)，去年十一月选举代表七十多人，候补代表十一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个，男代表六十多个。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选时，原选男代表只剩下五个，多数当红军去了，少数调动了工作，红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个。每一代表去时，先天召集所管群众选举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代表的政治表现
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最差的百分之五(四个)。
这四个最差的是两男两女，很笨，又不积极，十次会只到四次，到了也不听事，更不发言。对群众态度“粗”，群众不喜欢这四人。七月把他们改选了。
八女代表
十六个中:
最好的八个，寻工作做，又做得好。
中等的六个，不知寻工作做，交给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帮助。
最差的两个，交给工作也不做。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七人，小乡五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任，十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五条议事日程应取消，为什么不把那张开列了具体问题的单子贴出来呢?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八个月后才改选，太迟了。代表调动了工作，即刻补选是对的，但不应称为“代理代表”。
此次选举
一选举委员会
九人:中共支书，中共妇女干事，雇农支部长[3]，手工支部长[4]，贫农团主任及另一人，大队长，乡代表二人。支书为主任。九月组织的。
县苏原定九月底选举，两次改期，第二次决定十一月初。
二选举宣传
讲过去阶级未分清楚，现分清了，故要选举。还讲了为打破“围剿”，为检阅工作使之更进步，故要选举。
三选民登记
四村各造册，由代表负责登记所管居民，交于选举委员会发榜公布: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二张红，后一张白。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这样的三张。选民册九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属不算作工人成分，上月改正过来，重新公布。对于工、农选举代表标准的分别，群众中有生疑问者。正确了解“工人领导”这个问题[5]的，全乡不足十分之一。
四选举单位
四村每村一选举单位，另一工人单位。
五工作报告
分两天开选民会(十月十九、二十两天)，第一天两个村，第二天两个村。
主席到长冈、塘背两村报告，分两天出席。副主席(支书兼)到新溪、泗网两村报告，也分两天。报告分军事动员、经济建设、其他工作，共三项。
报告后，选举候选名单。也曾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批评者。
六候选名单
十月十九日支部干事会开会，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农人数比例，拟定一张五十五人的名单，恰如应选代表之数。然后提交各村党的小组会、工会、贫农团去讨论，由各小组党员在作工作报告的选民大会上起来提议，经大会通过，省去了选委准备名单的手续。
名单公布，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一张。
公布后三天即选举。
七选举大会
时间:十一月四日。
工人在乡苏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余是病的，未到。农民分四村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开会，选民进门签一“到”字于写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张表上(表二十四格，县苏印发，写二十四个选民的名字)。一人守门，门外有小孩子看，也有进来的。地主富农知道没有份，无来者。
程序: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参加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讨论提案(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多数通过。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军事”、“经济”、“堤路”各案，都是此次选举大会提议的)。
上午十时到齐开会，下午四时散会，“精神很好”。
八代表的政治表现
五十五个代表中，最积极的三十六个，中等的十九个，最差的尚未发现。
各代表中，老代表连选连任占十分之六(三十多个)，新当选的十分之四。
九选举后的代表会议
选举后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文书，选举出席区大会的代表(十人)。区苏有三个同志参加这次会。第四天(十一月八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选举大会的提案(见前)。
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乡苏下的委员会
以下是群众团体。
分村、乡两级。村五人，主任即为乡之委员。乡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员会，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扩大红军委员会
七人，内三人是代表。讨论“扩大”、“优待”、“慰劳”、“欢迎”。
慰劳队(七人，有队长，内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一男二女)挑着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医院，去县城，有一次去黄陂小布，慰劳红军。
二土地委员会
七人。九月查田运动[6]时还开了几次会，对前月查出的三十六担田加以处理。后来没有开会了。
应改为农事试验场管理委员会，场内附设农产品展览所。
三土地登记委员会
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驻。七月组织的，做了两个月，登记完毕，取消主任的伙食。
办法:到各村问各代表，登记起来。代表不晓得的，便到那家去问。八月不明表格内容，登记不完备，延长一个月，登记好了。
四山林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种植、保护。
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
私山如砍树多，要问过山林委员，少则不问，没有规定尺寸。
五建设委员会
五人。指挥“水利”、“桥梁”两委员会。
六水利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桥梁委员会
五人。管桥路之修理。应称桥路委员会。
八国有财产委员会
五人。虽有，不了解做什么工作。
九仓库保管委员会
三人。管公债谷及红军公田谷之保存。
备荒仓亦归它管，将没收的三十六担田的谷拿来备荒，共十多担。
十没收委员会
三人。管罚款、捐款。
九月起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余元，少的十元)。
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应该指出:长冈乡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十一查田委员会
九人。现没有了。
十二教育委员会
九人。
十三卫生委员会
五人。四月组织的。
十四防空防毒委员会
五人。十月组织的。开了四五次会。
十五筹备委员会
为开纪念会而设。
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五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五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其中四个就是四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做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种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此外应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这些，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上面，已经规定了。
地方部队
一编制
(一)男赤卫军一排
二十四岁至四十五岁。此年龄内的男子，全乡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书两人及重病残废等未编入的二十人外，全部编入，计四十六人。
排长、副排长各一，班长、副班长各六。旗一面。
(二)女赤卫军一连
年龄同前。此年龄内女子，全乡共二百四十六人(超过男子二倍多)，除病残的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共二百二十人。
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排长、副排长各三，班长、副班长各九，均女子。旗一面。
(三)少队一大队
男女合编。十六至二十三岁的，全乡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于男)，共一百零一名，除病残(风脚等)十五名未编入外，一律编入，共八十六名。
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两排，各有排长、副排长。
二训练
(一)排操
村为单位，每月两次，赤、少分开，男女合操。
教练人:长冈女副连长，塘背女连长，少队的是一个女子、三个男子。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转，插当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远)。
武器:多数梭镖，少数木枪。
政治课:先操后讲，讲者政治指导员。讲革命形势、帝国主义、赤军任务等，无一定教材，“随便讲一下子”。
时间:下午，大约二时至六时，操二点半，讲一点半。
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
(二)连操
乡为单位，每月十五日一次。
操目:各排操法，看哪排好，检阅排操的成绩。
政治课:操完，指导员讲政治形势。
时间:下午四个钟头。现冬天天冷，又较闲，改上午。
三勤务
(一)运输工作
男子当长夫(四十五岁以上未编入赤卫军的则当短夫)。
女子当短夫(挑出一部分去城内、高兴、茶岭等处)，还有救护(挑出一部分组织救护排，准备着，无工作)及洗衣(组织洗衣队，每村挑出十多名，无小孩累赘的，去筲箕窝的补充师及教导队洗了好几次，去茶岭洗了两三次)的勤务。
(二)晚上放哨
长冈、塘背、泗网共三个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几人，轮流担任，班长或副班长负责。一人站哨，余人睡觉。问口令(答“老百姓”，讲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何事，其实群众并不知口令)，查路条(别乡过路的)，未曾捉到什么坏人。
(三)白天检查
三个人负一天责任，一个赤军，一个少队，一个童团。有人过，一个看路条(童团)，一个盘问他(赤军或少队)。必要时送信。塘背哨所曾捉到四五个逃兵，送区。“老百姓”捉到一个无路条的(当他走山上小路过时)，别县人，凶得很，疑是侦探，送县。
(四)防空
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飞机来了不要乱跑。
挖防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
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
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司放号炮。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群众生活
一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7]，又有些木油[8]。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八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内，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中农过去、现在无甚改变。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
九雇农的生活改良了
雇农全乡约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了，因为分了东西。本乡地主只二家，没收了富农的(十二家)不少，从城市又分了好些来。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
十中农尚留在原地位
一般说来，中农生活与过去差不多。(苏维埃应该注意中农生活的改良。)
十一市价
(甲)农产:
谷——暴动前秋收后每担(九十斤)三元，暴动后一元，去年秋后一元，今春九元，今秋后三元，十一月四元七角。
花生——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三元，暴动后三元，去秋后三元，今秋后三元五角。
番薯一—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一千文，去秋后一千三百文，今秋后一千二百文。
豆子——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七元，去秋后十元五角，今秋后十二元。
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去秋后九百文，今春七百五十文，今秋后八百六十文。
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去年九百文，今年一千二百文。
鸭——暴动前每斤五百文，去年七百文，今年七百五十文。
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去年及今年均四十文。
鸭蛋——暴动前每个三十文，去年及今年均五十文。
柴——暴动前片柴每斤八文，去年十文，今年十二文。
木油——暴动前每斤六百文(每元五斤半)，去年九百二十文(每元三斤半)，今春至秋每三斤一元，十一月二斤十二两一元，因能出口。
花生油——暴动前每七斤一元，去年三斤半一元，今年十一月三斤一元。
小柑子——暴动前每二十八斤一元，去年十九斤一元，今年十五斤一元。
(乙)外货:
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布——暴动前中等蓝布每尺一百五十文，去年二百五十文，今春三百文，十一月三百八十文。
洋火——暴动前每盒四十文，去年七十文，今夏一百八十文，十一月九十文。
洋油——暴动前每斤五百三十文，去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今年一千六百文。
十二群众的休息与劳动
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因出外的多，乡间劳动力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还是同于暴动前，但劳动的意义不同了。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
一模范耕田队
四村各一队，共约七十人，红军家属有劳动力者组织之，每队一个队长。队下分小队，比如长冈村模范队二十多人，分三小队，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队管其附近几家或十几家，经常注意使这些人家的生产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时组织的，作用是调剂劳动力。
办法:劳动互助社帮红军家属耕田(不要工钱)，模范队则帮群众耕田(要工钱)。比如某个互助社社员正要帮红属耕田，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又正待耕，模范队便派人帮他耕，或者代替他帮红属耕田，由他出工钱与模范队员，这样来调剂劳动力。因此模范队须与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劳动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个，除红属外，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乡社员三百多。
全乡人口中:
全劳动的百分之十(在全乡总人口中约占一百五十人)。
半劳动的百分之二十(约三百人)。
附带劳动的百分之三十五(约五百二十五人)。
无劳动的百分之三十(约四百五十人)。
前二项共约四百五十人，大部分加入互助社。
全乡出外的三百二十人(内二百二十六人当红军，九十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几个人属于半劳动外，全部都是全劳动的，此数对于现留的全劳动一百五十人，为百分之六十八对三十二之比。劳动力的有组织的调剂，成为生产上的中心问题，因此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均完全达到目的，红属的田一般耕得好。其办法如下:
优待红属:本乡红军家属，紧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十个工。群众劳力多的多帮助，少的少帮助，无的不帮，女人带了小孩子的也少帮。大概紧时全家有两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十三四个工，一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六七个工，半个劳动力的帮一工两工做轻便工作。应该帮这多而少帮了，则须算给工钱于多帮了的。比如紧时甲家每月本应帮红属七工但只帮了五工，乙家应帮七工而帮了九工，则甲家应算两个工的工钱给乙家。
社员互助:工数对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钱于多做了的。
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
以村为单位全盘计划生产，调剂人工。
每个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钱(拿钱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价: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百文(如打禾)，其次六百四十文(如割禾、挑秆)，最低三百二十文(如拿禾、点豆)，七月间全乡社员大会议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价，开头八百文，紧张时一千四百文为最高工价。
减低工资:雇农工会是赞成的，他们因为分了田更欠人工。劳动力多的也不反对，他们因为优待红属须帮工多。
互助社，委员五人，内主任、组织、宣传各一，受乡的秋收秋耕委员会指导。
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三犁牛合作社
九月间开始组织的，每村一个，刚在进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个人的委员会。
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头，全乡共有牛百一十头。
一家二牛的无。
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占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几元一头的)。
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乡四百三十七家，无牛的约一百零九家。犁牛合作社尚未讨论如何解决。
办到了禁止杀牛，牛老牛病应杀的，报告乡苏派人去看，准杀才杀，无敢故意弄死者。
在现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经过社员大会同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例如，长冈乡每人分田六担二斗，无牛的一百零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百三十六人，分田共二千七百零三担，每担三升得谷八十一担，每担五元得钱四百零五元，以二十元买一牛计，得二十头。每牛耕田八十担，共可耕田一千六百担，对于二千七百零三担，已解决了一大半，明年再出两升，即可完全解决。而租牛每年每担谷田即须出牛租五升。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他们已在实行。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这不但解决贫苦农民一大困难，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更有大的意义。
公债的推销
公债发行委员会五人，每村另有一个主任。
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五千元，后又加认四百五十六元，共五千四百五十六元。
乡主席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承认本村的销数。
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众开大会。事先各代表及宣传队向群众做个别的宣传，届时领导群众来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团体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众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
没有销完。
各代表及宣传队，对那些未买的及买得太少的，按家按户作宣传。“今年这样多”，有些群众不了解，便把去年谷价(买两元公债要拿出谷子两担半)、今年公债(买十元公债还只要拿出两担)比给他们听，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两次红就过了股金的头，不曾集股的无份)讲给他们听，把敌人封锁与经济建设的意义讲给他们听。
再开全村大会，加销一部，尚未销完。
再做宣传。
开第三次全村大会，又加销一部，仍未销完，但所余不多了。
再做宣传。
开第四次全村大会，全部销完。
共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买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买了四十五元(一家)。买三十元的五十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极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无。孤老等不买的也有十几家。“群众完全满意。”从开始至销完为时十五天。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合作社运动
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战争[9]结束后榔木乡(长冈乡那时属于榔木)的顾岭村。本村群众以每股五角为单位，集了八十多元，开始做生意，有成绩。一九三二年一月，改为榔木乡合作社，没有增股，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块钱生意，赚了钱。去年九月，区社成立，全区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乡社归并于区。
职员:村社时代，社长(李奎应，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社长)、采办(李其尚，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采办)、会计兼营业(王仁森，后任乡社、区社的会计)各一人，吃社内饭，无工钱。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
货从茅店、直下办来。
村社、乡社时，社员及红属买货，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员不减，但照市价实际上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区社今年十一月改为盐布每串钱减二十(因盐布贵，赚钱少)，他货仍减五十，非社员照市价，此时一百元生意约赚二元。
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
管理委员会十一人，审查委员会七人。
现定乡设支社。长冈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开始营业中。
县总社八月成立，也在开始营业中。
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
本乡粮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谷子抵交的多(每担五元)，集中在长冈村一个仓里。还未开始营业，组织了管理委员会。
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
文化运动
一小学
列宁小学，四个，每村一个，各有校长、教员。
学生:长冈五十五，塘背五十三，新溪三十三，泗网四十六，共一百八十七，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余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们去，他们自己好玩不肯去，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那是“又大又蛮”的。学生之间自己发动斗争，“精神很好”。那些顽皮小孩来读的时间少，不来读的时间多，父母送他们出门，“他们溜到山上打仗去了”。(惩罚的方法有些是不适当的。)
均分甲乙丙三班。
学生年龄，七岁至十三岁。也有十四岁十五岁的，则因生产忙，只读半天。
远的带中饭，近的回家吃。
书纸笔墨，学生自备。
教员尽义务，但劳动互助社帮他耕田，等于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教员自己不肯说，代表会议决定优待。(乡苏常驻人有优待，代表及群众团体负责人不脱离生产的无优待。)合富、秀水两乡，则由学生斗米(斗，集合之意)给老师吃，月斗两斗米。杨澄乡又是一个办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学，乡苏准许群众中推出两个人(要是五十以上不能当长夫的)，去开长担(开担即挑担，开长担即经常挑担)做小生意，赚了钱供给老师伙食，其数照乡苏办事人例(乡苏每日九分，老师也九分)。乡苏则对此两人不派一切勤务，由这两人自愿承认。
教员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夜学
全乡九个:长冈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网三。
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
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灯火，少数是自己带去，四人五人共一盏灯。多数就夜学设备的一盏木油灯，十多二十人共在这盏灯下读，每月每人出二个或三个铜片。
书纸笔墨自备。
教材:
甲班，读报，算术。
乙班，成年读本。
丙班，儿童读本。
每校一校长，一教员。校长可不识字，只要热心，学生没有来时，“请校长来指示”。校长也来读书。校长“老同志”多。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教员无女子。九个夜学教员，七个是乡苏代表。都是尽义务的。
三识字班
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
编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举一组长——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生。
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老师。
用此办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
此办法今夏开始实行，识字班的组织则去年就有了。
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一天一换或四天五天一换间或也有的。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没有不绘图的。日学老师负责。此法效大。
四俱乐部
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
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
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
俱乐部都有新戏。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卫生运动
一办法
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
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督促，“不督促记不到，工夫又多”。
二工作
(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三成绩
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松懈下去，五六两月全没做。乡苏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五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四舆论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但也有少数人说:“开窗户，没有病死要吹死!”还需要做深入的宣传。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社会救济
互济会乡委员会五人(内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会员六百一十一。全乡只有约二十家没有加入互济会，这些多属孤老。
月费一铜片，无不交的。
工作:
(一)慰劳红军。
(二)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
(五)救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无饿饭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钱。又四月间，由合作社借出本钱，给群众中自愿的几个人，拿去办米，挑往桥头、江背洞发卖，赚了百多串钱，接济红属中病困者。经手的群众，除赚食外，一点多的不要。
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妇女
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全乡代表四十三人，长冈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网十一。去年十一月开始组织的，今年三月改选一次，九月第三次选举。各村七天一次会，都按期开，每次仅个把人缺席(小孩累赘等原因)。代表分开负责，每个管五家至十家，六七家的最多。
第一次成立时的选举，是由乡苏代表负责，村为单位，召集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劳动妇女开会。此次到会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几家(不等)选一代表。这次各村选的代表数，较现时略少。这时，妇女们还不了解妇女代表会的作用，不十分踊跃，代表选出后，少数亦不大积极。代表会无主席团，只一主任，村则主任亦无。
今年三月，第二次选举。办法同前，但由妇女主任主持，各村的乡苏代表只参加帮助。规定了各妇女代表负责管辖的家数。规定乡组织主席团，村设主任。
九月，第三次选举。改变办法，不开全村妇女大会，由各妇女代表召集所属各家妇女开会选举，全村的乡苏代表仍然参加帮助。
第一第二两次选举会，仅选举代表，未讨论问题。第三次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七天一次的代表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在今年选举运动时，讨论了妇女的候选名单。但其他妇女切身问题，如“妇女病问题”、“小孩子问题”、“妇女教育问题”等，没有讨论。
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
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彼此都不骂。)
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现在还没有，但打的时候少了。(应该完全不打。)
小孩子现在也聪明得多了，如父母打骂，过去反口的少，现在多起来了。(父母不打骂，小孩子也不会反口。)
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秘密恋爱的，暴动前约占百分之五十，暴动后减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减少了。这是因为，一分了田，二离婚结婚自由，三则革命工作忙。
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老妇未剪的约占女子百分之二十。
群众中，过去(暴动前)互相打骂的事，时有发生，讲口的更不少。现在，相打绝迹，讲口也减少了。过去，讲口无人解释，即使有人劝解，“心里总不易散”。现在一讲口，便有代表出来解释，“心里即刻散了”。现在讲口，多是那些年纪较老的同志们，他们开会较少，对革命工作不大明了，要他们去优待红军家属，间或讲起口来，但明了的积极的占多数(百分之七十)，少数不明了的，老婆太为多，“她们总是不肯去开会”。
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儿童
童团委员会，乡五人，一个书记。村的，一个主任。
七岁至十五岁的入儿童团，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岁(因小)及十五岁的(因入了少队，本应十六岁才入少队，但有些“肯长”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较多。
工作:(一)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宣传(宣传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乡历来无耻笑队)。(二)竞赛捡狗粪入“肥料所”，铲草皮入“肥料屋”。(三)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四)节省运动——少吃果子，多买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买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儿童买了公债。(五)做游戏，下操，到操场上练习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订立了课目。(六)最大多数入了列宁学校。儿童团的纪律严得很，有些顽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师，只服儿童团的纪律，罚扫地，罚禁闭，总是“服理服输”。(应该多用说服，少用惩罚。)
过去九岁十岁的小孩，为地主富农看牛，现在没有了。过去，儿童不论在家、帮人，每天劳动时间总在十小时以上，同于一个大人，可说全无休息与受教育的时间。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戏，只早晨约一点半钟看牛或做别事。农忙时，则劳动时间较多些——向老师请假，助父母作工。过去受父母打骂，现在受打骂的很少了。
反帝
反帝拥苏同盟，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全乡盟员五百五十八人。
月费一铜片，完全收齐，无不交的。
经常地做宣传，晓得“反帝”“拥苏”大意的百分之三十(七岁以上)
有些慰劳品送给红军。
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工作人员以为，反帝即是反国民党、反土豪，拥苏即是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帝拥苏同盟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去做深入的切实的宣传解释工作。长冈乡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但也还要更进一步。
工人
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
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蔑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
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零工:工资平时每天四百(二毛)，紧时八百(四毛)。
贫农团
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村的委员会，五人。今年七月，会员二百七十一，十一月，增至三百八十六。
过去，“有事就唤贫农团”，但没有注意健全其组织。
今年查田运动中(七月)，把组织整理了，村设了委员会，发展了会员。
七月前，甚至两个月不开一次会，七月后，村贫农团五天、十天或半月开一次会，看工作需要。乡的每月一次。讨论的问题:“查阶级”，“会员每人节省一毛二”，“发展会员”，“健全组织”，“发展生产”，“罚款捐款”。关于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则只向会员作报告，乡代表会对这些工作有决议时，提到贫农团会上来“发表”，没有什么特别讨论。(应该讨论。)
不收月费。
村下分小组。
在一切查田运动没有深入的地方，贫农团特别重要，乡苏维埃要负领导之责。贫农团，村应有委员会，应以村为单位开会，乡为单位的会可减少。长冈乡的办法是对的。
宣传队
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
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做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做宣传。
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全乡队长、队员二十三人，女的占十分之六。均“较会讲的”，不一定要识字。
不更换，调动工作时才补人。专门研究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乌吗(怎样)能使群众更了解”。
今年二月起组织的。
突击队
乡苏下五人，一队长。村则长冈、塘背、新溪有突击队，泗网没有。红军老婆组织的。
哪一村工作做不动，别一村的突击队就去检查帮助，把别村如何做动的方法告诉他们。乡的也一样，看哪一村做不动，就去检查帮助。
比宣传队工作少，不显大作用。
乡苏召集他们开了三四次会。
八月起组织的。
宣传队与突击队的办法是好的，各乡都可以组织。
革命竞赛
竞赛的办法，从今年春耕运动做起的，比赛“较早”、“较好”、“无荒田”三项。这次是全区各乡竞赛，各乡主席在区苏开会决定的。本乡则各村竞赛，召集各村值日代表开会订定。每村由各个代表竞赛，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订定。没有要各家订立竞赛(也可订立)。条约上写明如下各项:竞赛项目的最高标准，某村与某村竞赛，奖品的种类及数目(分为第一等，红旗;第二等，信纸百张;第三等，信纸五十张)，竞赛的时间，负责人与公证人。竞赛期内，乡代表会开了检阅会议，由值日代表报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么程度。会后主席等(即公证人)到各村去巡视，看值日代表的报告是否“打花”(扯谎)。
四月间，另外还有一次竞赛，目标是“军事动员”，分“扩大红军”、“慰劳工作”、“优待红属”三项。(无“归队运动”，因其时无开小差的，五月间加入此项。)
五月二十日，乡代表会开“春耕”、“军事”两项竞赛的总结会，新溪夺得红旗，长冈得信纸百张，塘背得五十，泗网无所得。
七月订立“军事”、“经济”两项竞赛，现还未做总结，但已知长冈村最好。
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次竞赛，对于这些都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毛泽东在1965年，为《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这是他在那一年重读这篇调查时写的一段话，《毛泽东年谱》将其记载在这一年之末，现在读来仍是认识论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应该说它是《实践论》的续篇。它对我们正确认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对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史及其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现实生活所碰到那么多问题的认识，同样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克服取得重大胜利之前的急躁情绪和胜利之后容易产生的那些骄傲自满情绪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不再重犯过去曾经有过的错误有重要的意义，正视并直面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错误，并思考如何认真地去改正它，这正是我们党光荣伟大之处。这不仅没有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反而更能加强党的领导，能够促使我们党不断校正方向，从而沿着正确的航向奋勇前进。只有不断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最有希望的党，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个失败并且会从历史中消亡的党。现将年谱中这一段毛泽东的批文也全录之：
“本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读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们(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长冈乡调查》的现实意义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作的《长冈乡调查》，是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生动体现。在调查后他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些重要思想及时纠正了当时部分县、乡苏维埃干部唯上、唯任务的片面做法。他说：“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就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毛泽东还强调注意解决关心群众生活的方法问题：“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农村还有不少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在城镇也有不少居民在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困难。所有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实际问题确实不是小事，都需要党和政府认真对待。解决好了这些问题，群众就会更加紧密地跟着党走。这样，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同心同德、一心一意谋发展，勤勤恳恳、艰苦奋斗搞建设。
第七节 才溪乡调查
1933年，才溪乡因在乡苏维埃选举、扩大红军及发展经济方面的突出表现，得到中央苏区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嘉奖，被誉为“第一个模范区”。当年11月下旬，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任上正好两年的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从红都瑞金出发，沿着汀江，步行数日，来到才溪，调查“乡苏”(乡苏维埃)工作，写出了《才溪乡调查》。从这个具体生动的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和领会到，农民一旦组织起来，立即显现强大的革命力量、红色政权的强有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旺盛的萌芽和创新发展的新型强劲的社会生产力。唯有毛泽东十分了解和重视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公开称赞才溪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模范”在哪里呢?“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地方”。
1933年，才溪乡(上才溪和下才溪)共1026户，4928人。才溪乡是“扩红”(扩大红军)的先进乡，全乡16至55岁男子共1310人，出外参加红军的多达1011人。这样，才溪乡的常住人口只剩下3817人，几乎全为老弱病残和妇孺。但乡苏维埃还是下设了多达17个的常设委员会，分别为：扩大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慰劳红军委员会、查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山林委员会、逃兵归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备荒委员会、户口委员会、教育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委员10至20人不等，有的乡委员会还下设村委员会。此外，还有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可以说，在当时的才溪乡，找一个与“组织”无关联的漏“网”之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80多岁的老红军林攀阶曾回忆说：“当时白天搞生产，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经常是扩大会议，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为大家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以才溪乡的模范事迹，为全苏区树立了具体榜样，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重要问题，从而用铁的事实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污蔑革命根据地不可能进行建设的瞎说，并有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在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仍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才溪乡 1933年11月26日
卓兴华 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纪光 上才溪文书
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才溪乡调查》共分7个部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其基本内容是：
关于行政区划，“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8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其中，上才溪523家，2318人，分为4村;下才溪503家，2610人，也分为4村。
关于上下才溪两乡的乡苏代表会议，是从代表数、代表团(代表主任)、代表与居民的关系、代表的政治表现、代表的调动与补选、女代表6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的，“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10多人的，20多人的，30多人的，40多人的，以50多人的为最多。”“去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个代表中，女的16个，占30%。下才溪73个代表中，女的21个，也是30%。补选以后，至今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个代表中，女的33个，差不多占了60%。下才溪73个代表中，女的43个，也是60%。”“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关于此次选举，主要有如下情形：由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在候选名单上，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以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选举大会，选民到80%，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20%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选举期间，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在选举大会上还鼓动买公债，动员当红军等。“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
关于乡苏下的委员会，有10多个，如拥护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查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山林委员会、逃兵归队委员会等，各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等，或上下才溪均5人，4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5人;或两乡均为数人，村无。“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20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予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关于扩大红军，“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即“(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70%。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关于经济生活，《才溪乡调查》一文从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7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劳动力问题：大数量的青壮年男子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因此，耕种主要依靠女子。“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相互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5人，主任筹划一乡。4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本乡劳动合作社，1931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消费合作社：全区8乡有14个消费合作社，上才溪2个，下才溪3个。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60%，下才溪90%。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合作社第一好”是当时的普遍舆论。这样，“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粮食合作社：才溪粮食合作社原名粮食调剂局，1930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8个局，共有股金1810元。“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3月莳田时与5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犁牛合作社：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两乡约20%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才溪人民的日常生活，“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以前多了。”暴动前和暴动后比，“吃饭改善了100%(3个月米饭与6个月米饭之比)。”“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200%。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年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不断施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暴动前5个人的家庭月吃盐5斤者，今年11月只吃1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才溪乡的物价情况，谷、猪肉、鸡、鸭、鸡蛋、鸭蛋、猪油、石灰、豆子、烟、茶叶、菜油等，暴动前和暴动后比，前后略同;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纸、木因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铁、布、盐、洋油等，现均比暴动前贵一倍或数倍;“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现洋，“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才溪乡销售经济公债的情形，“新划的才溪区，8个乡，2188家，8782人，共承销公债13600元。”上才溪销4000元，下才溪销4146元。“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以及在两乡全人口4928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女子出去工作的有29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就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关于文化教育，上下才溪均设有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俱乐部、墙报、识字牌等多个或多处，且有详细的内容及具体的办法规定等。
以上就是《才溪乡调查》一文的全部主要内容。由于文中所述相当具体和琐细，体现了毛泽东对底层群众生活的细致关心和细致调查，以及对苏区生产的周密安排。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凡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的方法，就能动员人民的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就能在革命运动乃至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性地解决一切问题。《才溪乡调查》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前的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在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发生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而“左”倾领导人则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接着便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已经被解除了党权和军权，仅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从前线调回了后方。毛泽东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因此得不到发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付出了失败的沉重代价。“左”倾冒险主义者还积极推行“过左”的经济政策，对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际的工作和内容却是不管不问，对政府任务与计划的执行也无好的措施和办法，只知道一味地发布脱离实际的命令和决议。毛泽东的“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对当时“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尤其振聋发聩;在当前深入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或许是久违了的新思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毛泽东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出发，第一次阐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向全党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
有人说，毛泽东是历史力量的化身。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广泛久远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并给整个世界以强烈的震撼。可以说，历史老人选择了他，劳动人民选择了他，他领导劳动人民创造了新的历史。
当年，才溪区曾有30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占当地青壮年总数的80%。后来，才溪就有了“九军十八师”的美誉。“九军十八师”是一个英雄群体，是3000多名革命志士的杰出代表。据统计，才溪有少将以上的军级干部是1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有4名，地师级干部为17名，人们把才溪誉为“将军之乡”。
才溪，是很著名的革命老区。毛泽东曾经3次深入到才溪乡，写下了光辉的《才溪乡调查》，其意义重大，内涵丰富而深刻。值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才溪乡调查精神，创新工作思路，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做时代的尖兵和闯将。
第八节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1940年12月4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错误问题，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为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提高到党性高度来认识，切实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一是1941年，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1934年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写了序言和跋。二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理论研究有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全文如下：
序言一
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问题;(十一)才溪乡调查。前后两部分，曾在中共苏区的《斗争》报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经过长征，尚未损失。此外的东西，就都损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不见其一般。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
序言二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跋
(1941年4月19日)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第九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941年8月1日)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调查研究问题，并相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有效途径。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1日，该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一起公布。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决策意见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执行，中央和地方都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促进了经常性调查的开展，全党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全文如下：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第十节 关于农村调查
(1941年9月13日)
这是毛泽东1941年 9月在延安对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是继《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之后对农村社会调查工作的进一步论述。1978年12月《中国妇女》杂志首次公开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82年收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该讲话中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调查要全面地详细地占有材料，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加以研究，先分析而后综合，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获得对事物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讲话还对怎样开调查会，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样使对方说真话等问题作了说明，同时指出调查研究工作要长期地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功夫的。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二、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第十一节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2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由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经过充分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理论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讲话摘编如下：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几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抵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学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个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句话讲的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因为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那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3月底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4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编短基本建设战线，编短工业战线，编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设的或需建的项目;还在建设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瘌痢头就让他瘌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了，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办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太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第十二节 关于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调查
刘、周、陈、邓、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邓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今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公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到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唐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爸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1961年3月13日上午八时，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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