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论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到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段，则更加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尤其是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毛泽东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过渡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把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部联系推进到内部联系，从而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国内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烂滩子百废待兴的历史局面，毛泽东未雨绸缪，深入思考，谋划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出路问题。在认真分析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基础上，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不能一步到位，必须通过和平赎买，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引导他们进入社会主义。同时，毛泽东还学习借鉴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列宁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没收”和“赎买”两种策略，这些做法为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1949年3月毛泽东在广泛听取调研与讨论意见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人民的智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在接下来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又通过《共同纲领》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提法,并对其概念和内涵作了解释，即：“一是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二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方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转变为新式的资本主义。这个所谓“新式的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中南局又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进行了“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结合全面的实际调研情况，毛泽东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1953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再次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至此，毛泽东关于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总方针的理论，已逐步成熟并完善起来。
第二节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内容与实践
毛泽东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形成的认识，构成较为系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首先，毛泽东总结了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地位，肯定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已成为新式的国家资主义经济，并含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根据就在于接受政府管理和工人监督，与国营经济相联系，有利于国家和工人阶级。其次，毛泽东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改造私人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不仅为国家供给商品，满足城乡工业品的需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货源，还为国家积累资金，以上交税金的形式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还能够为国家训练经济管理干部发挥了作用。第三，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需要，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他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还指出，“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在具体的矛盾处理方面，毛泽东赞同李维汉的报告《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中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将“利用、限制和改造”定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总方针。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走的是合作的路线，合作的事业，既然是合作就不能强迫。为此，“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并开导他们，“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
毛泽东善于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时间节点，他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在1956年12月7日，他进一步指出，“定息拿多长的时间?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 “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当然，中小资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顾”。毛泽东指出，“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毛泽东认为，如果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至少也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即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则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在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根据《共同纲领》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和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原则，国家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商业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双方实行外部合作，用签订合同等办法与国营经济建立联系，引导私营企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私营工业中，1950年，国家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产值占私营企业产值的27%，1952年增至56%，1955年达到81.69%。在私营商业中，1955年全国共有私营零售商295.4万户，其中为国家经销代销的有70万户，占总户数的23.7%，占资本总额的35.9%。在1950年至1956年期间，国民经济有了显著恢复和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586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农业、基本建设、文化教育事业也都发展很快。至此，新中国终于有效地将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实现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解放生产力、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述巨大成就的取得，原因在于毛泽东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国新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由于时代的限制未能变成现实。列宁力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乃至发动武装暴乱，也未能变成现实。直到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继承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赎买理论和政策，并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于取得消灭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方面体现在毛泽东准确把握了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征，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还指出，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他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
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精神。毛泽东在1953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毛泽东也承认，“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事实上，通过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个创举。诚如毛泽东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也正是得益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顺利解决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符合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又避免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并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节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结论与若干启示
综上所述，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融时代性、开明性、科学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虽然受当时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局限，毛泽东的某些理论观点，还带有时代的痕迹。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价值光辉。当前重新学习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要实事求是，准确理解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和处理经济问题时，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灵活把握，争取最大最好的政治经济效果。这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均有明显体现。
第二，要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善于独立思考，善于把握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深刻分析和有益借鉴，他认为不顾实际国情的区别，简单复制别国模式，无疑是取乱之道。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一生坚定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他全心全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中国人民。他深深地认识到，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集中人民的智慧，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各项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四，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思维，全面准确地指导宏观现实问题的解构。毛泽东深谙中华传统哲学文化，是胸怀世界、深具战略眼光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新中国社会的历史过渡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过程中，他慎思明辩，正视本质矛盾并细密地剖析事物的两面性，指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才能快速而有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
五是勇于创新、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毛泽东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发挥，更重视对其运用，他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拘泥，不僵化，能够及时地作出有价值的理论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人们，如今同样应该以更延展的历史眼光和更宽广的世界眼光透视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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