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对《哲学的贫困》的解读
[摘 要]《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第一次公开问世。正确把握《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矢”与“的”的关系;新世界观的“创立”与“公开问世”的辩证关系;以及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贫困》新世界观的核心,对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本质上也是对西方整个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要害是对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和科学规定。采取论战形式将新世界观公开问世,是由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老祖宗不能丢,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掌握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的一本重要著作,至今对它的认识仍然不够到位。本文将就解读这本经典的三个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一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指出:“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同样认为:“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他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这些论述都表明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与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相比较,人们对《哲学的贫困》研究之现状,却是不相称地显得比较“贫困”。在20世纪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如图赫舍雷尔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巴加图利亚与维戈茨基合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等书中,大都是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对新“世界观”的完整性(特别是唯物史观)缺乏应有重视。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全文在1932年的公开发表,出现了一个研究的热潮,他们把《手稿》看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尽管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等著作中,都提到过《哲学的贫困》,但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重视《手稿》而忽视《哲学的贫困》,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认为《手稿》是根据辩证法来论证共产主义,而不是依据马克思在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倒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在《卢梭和马克思》中,对《哲学的贫困》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侧重的仍然是“科学的分析辩证法的产生”,对唯物史观同样不够重视。在我国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也存在重视不够的情况。故此,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公开问世,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开展这一研究,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正确把握《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为什么要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第一次将新世界观公开问世,这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历史变化之研究。在我国关于蒲鲁东的两本著作,都出现在解放以前。一本是上海自由书店于1929年出版的由芾甘(即巴金)翻译的《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原不详),该书主要介绍蒲鲁东的伦理思想。另一本是重庆学术研究社1941年翻译的麦利荪的《蒲鲁东学说》,通俗介绍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全译本的翻译出版更是滞后。1961年在《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的同一年,商务印书馆才出版过由徐公肃、任起莘翻译的《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直到1998年,在我国才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我们认为,《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两本书之间存在着“矢”与“的”的对象性关系,如果脱离对批判对象的考察,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批判的意义,以及新世界观第一次公开问世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因此,研究《哲学的贫困》,不能缺失对蒲鲁东及其所著《贫困的哲学》这个研究视阈。
第二,正确把握新世界观的“创立”与“公开问世”的关系。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世界观转变,此后,他们就进入新世界观的创立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845年合著的《神圣家族》,初步制定了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官方和出版社商的联手阻挠,它未能出版。恩格斯在1847年3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理由是虽然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但仍然不为世人所知,一些错误的思潮(如蒲鲁东主义)却在工人运动中泛滥成灾。为了扭转这种现实的局面,《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就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因此不能将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与“创立”相分离,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至于说什么恩格斯的言论表明,他轻视《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完全是一种误读。认识《哲学的贫困》的重要意义,应当联系在这本著作的背后和周围,存在着的以新世界观为中心的“著作群”,这样才能防止孤立地进行解读。
第三,正确把握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的思想进程。此时是1847年,他已经经历了从《手稿》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从中结出丰硕成果——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催生了唯物史观这个哲学之果,那么,《哲学的贫困》则是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催生出新的政治经济学之果,其成熟于《资本论》。马克思为什么选择批判蒲鲁东来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新的结合呢?这与蒲鲁东思想的特点有关,他想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一个内在的理论结构;他不满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所做出的实证性的解读,想透过纷繁的经济现象,发现现象之后的本质。这样一种诉求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和可能。企图将黑格尔与李嘉图的思想结合起来,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当时只有蒲鲁东。但是由于他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特别是由于其非科学的历史观,蒲鲁东不可能完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更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马克思才能胜任这一任务。《哲学的贫困》出版之后,蒲鲁东认为“实际上,马克思怨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这种自嘲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解。
二
什么是《哲学的贫困》公开问世“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
这里所言的新世界观,指的就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与马克思的新贡献紧密联系。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唯物史观的创立,如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它使得“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就《哲学的贫困》而言,唯物史观已经以成熟的形态出现,剩余价值理论则还没有以完备的形态出现,只是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哲学的贫困》作为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这可以从同时期的《共产党宣言》得到佐证。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序言中都强调:“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贫困》新世界观的核心。这是因为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宣扬的是一套唯心历史哲学。它一开始就声称:“社会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命运的过程”。在他看来“普遍理性”就是上帝,就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著作家安年科夫的信,大体确定了《哲学的贫困》的大纲。信的开始就提纲挈领地提出:“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一方面颠倒现实和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观念的体现。他认为:“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另一方面他仿效黑格尔,把各种经济范畴一一纳入他主观臆造的发展序列之中,并根据这种序列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和人口等等。在他看来,每个经济范畴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后一个范畴是历史理性为消除前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而创造出来的。蒲鲁东宣称:“让我们设想世界万物是从智慧的上界倾泻到时间与空间这两个下界的大堆观念;它们在倾泻的过程中,开始是纯粹的,后来才获得使其现实化的和表面化的形体或实体(Substratum)。从这个观点出发,一切已创造的事物、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人类的一切表现,在我们看来都将是非物质的和静止的精神在一个时而固定和垂直的、时而流动和倾斜的背景上,即空间和时间上的反映。”卷本建立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其哲学基础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虽然蒲鲁东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但他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研究,即要从哲学的根基对蒲鲁东、进而对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形而上学者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无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遮蔽在历史中运动的现实的人。就此而言,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特别应当重视的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本质上也是对西方整个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核心就是对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和科学规定。
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些“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生产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其阶级利益和世界观决定的。他们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时,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最合理性的制度,是人类生存所应当达到的天然形态,是永恒不变的制度。对此,马克思揭露说:“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们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从两个重要维度,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摧毁其哲学形而上学前提和基础。
第一个维度是经济范畴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关系。马克思深刻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蒲鲁东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进行生产,但他们都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对于什么是“抽象”,从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主张。马克思反对将抽象当作本原,主张认识活动所进行的科学抽象。这种抽象是在对感性具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舍弃其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出一般的和本质的东西的思维活动,旨在揭示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是抽象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蒲鲁东那里,“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
第二个维度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蒲鲁东虽然企图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然而他却从范畴的永恒性出发,却只能走在肯定和维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道路上。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如同历史上其它社会关系一样,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变化并最终遭到破坏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不可能是永恒的、普遍的。
结合以上两个维度,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如同产生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都是具体的、社会的、阶级的、暂时的,不可能是抽象的、自然的、超阶级的、永恒的东西。如果“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
马克思对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这是对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科学解决。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哲学的贫困》将对蒲鲁东和整个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范畴和范畴史决定社会这一唯心史观的批判,集中到对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从而将马克思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观点公诸于世,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历史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开端。
三
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为什么要采取批判蒲鲁东的论战形式?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主义思潮,除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影响比较大的当数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名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潮。蒲鲁东的成名之作,是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也译作《什么是财产》),贯穿全书的主题是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即“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维护财产私有权的人因此把蒲鲁东划入了革命者的行列当作危险分子;但是,此书却受到无产者阶层的热烈欢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思想成为影响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主流思想。正如梅林所说:“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财产》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本书给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留下深刻印象。马克思后来回忆说:“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指《什么是所有权》——引者)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他解释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相比较,蒲鲁东是贫乏的;但是蒲鲁东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却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
所有权问题构成蒲鲁东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都建立在乌托邦的基础之上”不同,“蒲鲁东成为将学说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第一人”。蒲鲁东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相矛盾,他对“所有权的来源是劳动”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对商品交换是自由人之间在自愿基础上的平等交换进行质疑。针对“所有权的制定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制度”,蒲鲁东反讽道,“是的,像君主政体是人类最光彩的制度一样”;针对所有权是“正义的应用”,蒲鲁东说,“离开了财富平等的正义只能是一种使用假砝码的天平”;针对所有权“完全是合乎道德的”,蒲鲁东说,“挨饿的肚子是不知道什么叫道德的”;针对“所有权是永恒的原则”的说教,蒲鲁东指出“一切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制度和法律都将消亡”。蒲鲁东认为,所有权乃是造成社会中诸多灾难的根源,“竞争、利害关系的孤立状态、垄断、特权、资本的积累、独占的享受、职能的居于从属地位、个体生产、利润或收益的权利、人剥削人,或者把这种种情况汇总在一个名称之下,就是所有权,乃是苦难和罪恶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所有权是对劳动平等的侵害。蒲鲁东的批判不仅流露出真实的激愤,而且切中了所有权这个关键性维度。可惜他没有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什么是所有权》被马克思称为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蒲鲁东不像“青年黑格尔”分子那样,热衷于追求“抽象的科学目的”,而是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不是追求抽象的利益,而是追求“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又将蒲鲁东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加以比较,认为《什么是所有权》对私有制度,做出了“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批判性的考察。首先,“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其次,蒲鲁东不仅是从私有制的某种个别形式出发,“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进行无情的批判,足以表明“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从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来看,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不仅对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世界观的转变产生过积极影响,而且对于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产生过促进作用。马克思在《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一方面对蒲鲁东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又严肃指出其消极部分并加以批评,希望他能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和帮助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历史哲学,即主张观念决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其二是他的社会改良主张,即主张通过实现“工资平等”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1845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合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结性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通过对以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明确反映了对蒲鲁东评价的质的变化。蒲鲁东与格律恩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赫斯称“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格律恩则称“蒲鲁东是法国的费尔巴哈”。马克思一直提醒蒲鲁东要同格律恩保持距离,却遭到拒绝。马克思在批判“真正社会主义”滥用黑格尔辩证法时,提到蒲鲁东的观念史观和所谓“系列辩证法”,认为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于《哲学的贫困》中所作的判断。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旨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尽管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和蒲鲁东在理论上的分歧,还是希望将他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5月5日,马克思给蒲鲁东写信,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于5月17日从里昂回信,提出原则问题上的不同主张。马克思希望借助通讯来克服工人运动在观念上的混乱状况,建立一种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蒲鲁东则号称他“公开信奉经济学上的绝对反教条主义”,要求马克思“接受并鼓励任何抗议”,并且比喻暗示,要马克思不要成为马丁·路德的重蹈覆辙者,不要“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马克思在信中明确要求在条件成熟时,以革命的行动来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蒲鲁东认为这样的行动是“乱动”,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他主张用“文火”“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蒲鲁东在信中还对格律恩百般辩护。他明确告诉马克思,自己正在构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即将出版的《贫困的哲学》),并且提议就此在理论上进行论战。
1846年10月,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出版,次年格律恩迅即将它翻译成德文,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恩格斯指出,写作《哲学的贫困》一书时,“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正面“答复”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使马克思“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马克思“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蒲鲁东。马克思总结性清算蒲鲁东的著作,就是1847年年初以法文写就的《哲学的贫困》。它与年底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一起,以透彻而鲜明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这两本经典的出版,标志着同时将新世界观第一次公开问世。
:余源培、付畅一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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